毛澤東與長子毛岸英（資料圖）
本文摘自《毛岸英在朝鮮戰場》，武立金 著，作家出版社，2006.9
一九五一年元旦，中華大地沉浸在歡慶我志願軍勇士連續取得兩次戰役勝利的喜悅之中。每逢佳節倍思親，張文秋的家人和志願軍所有家屬一樣卻「遍插茱萸少一人」。他們思念著「出差」在外的親人毛岸英，大女兒更是思夫心切，常常是獨看簾月到三更。
少華見思齊沉悶不語，知道她又想岸英了，於是關切地問:「姐，是不是又想大哥了？大哥這次出差時間也太長啦！」
「哥也真是，走了幾個月，連個信兒都不捎來，爸爸惦記他，張媽媽念叨他，讓全家人都為他擔心。」平時寡言少語的毛岸青也嘟噥道。
「聽說大哥去了蘇聯，蘇聯人過不過年？他們吃餃子嗎？」不滿八歲的小少林瞪著眼睛問。
「你就知道吃！」劉思齊用手指輕輕颳了一下小少林的鼻子，笑著說，“你們都放心吧！蘇聯是友好國家，不會有事的。他一干起工作來，恐怕把我們都忘到腦勺後去了。”
張文秋趕忙出來打圓場:「岸英去了這麼長時間不回來，肯定擔負著重要任務。他在蘇聯一定很忙，想省點寫信的時間，抓緊把工作幹完，好快點回來和我們團聚！」張文秋說完，遞給毛岸青一個信封，裏面裝著四十元錢。
自從毛岸英「出差」走後，張文秋嚴守承諾。看到大女兒尊重孝敬公公，公公關心指導兒媳長進，她由衷地高興；而毛岸青每周必到張家，還不客氣地把待洗的衣被等不善自理的活兒帶過來，張文秋照單全收，洗凈、晾乾、疊好，樂此不疲。
張文秋問享受供給制的毛岸青:「岸青，我問你，你的零用錢一個月得多少？」
「三十多塊吧！」毛岸青性子直不見外，實話實說。
「這樣吧，每月給你四十塊!」慈祥的老人毫不吝嗇，說話乾脆。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四十塊錢可不是個小數目，幾十元的月薪可讓一個幹部養活幾口之家。為了給毛岸青這四十元零花錢，張文秋各方面都要緊縮開支，會客或外出活動，粗布列寧裝一穿多年，捨不得花錢置辦新衣。
新的一年來臨了，中南海里張燈結綵，到處是一派喜氣洋洋的氣氛。周恩來看完彭德懷發來的關於準備打過三八線解放漢城的好消息，認為現在是向毛澤東通報岸英犧牲的一個最好時機，於是同劉少奇商量:「岸英犧牲的事不要再瞞了，總瞞著也不是辦法，等老彭回國了再通報就被動了。」“那就報告給主席吧！”於是周恩來心情沉重地給毛澤東和江青寫了一封信，說明毛岸英已經犧牲和當時未將電報呈送給他的原因。
報和周恩來的信來到新六所，他沒敢直接去見江青，而是先找衛士長李銀橋。李銀橋聽說毛岸英犧牲了，一時驚怔得目瞪口呆，兩腿一軟，癱坐在水泥地上。過了好一會兒葉子龍才把李銀橋扶起來，擦乾眼淚一起走進毛澤東居住的一號樓。
新六所是為改善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居住條件而在京西萬壽路建造的六棟小樓，中央五大書記每家一棟，工作人員住一棟。毛澤東在工作稍微緩解一些時，便到這裏小住幾天，換換環境，休息一下，把過度緊張的精神鬆弛鬆弛。
在一號樓客廳里，習慣於晚上辦公的毛澤東，此時剛起床不久。他坐在沙發上一邊翻閱當天的《人民日報》，一邊聽著留聲機里放出的京劇《武家坡》:「一馬離了西涼界，不由人一陣陣淚灑胸懷，青是山綠是水花花世界，薛平貴好一似孤雁歸來……」他突然扭過頭來問江青，“娃娃們都回來嗎？”
「學校放假了，今天兩個女兒都回來，思齊也過來，只有岸青來不了，他還在住院。」江青在地毯上踱著方步回答。
「好像有幾個星期沒見到娃娃嘍！岸青的病可有好轉？」毛岸青在上海流浪期間被巡捕、特務打成腦震蕩，落下了後遺症，時常犯病，毛澤東為此非常著急，“這個韓戰，把人都拖垮了，任弼時同志也被拖病了，結果一命嗚呼……”
「今天是禮拜天，你別講那些敗興的事好不好？」江青的臉上露出不悅的神色，“時間不早了，孩子們快到了，我到大門口去迎一迎。”
「你去吧！」毛澤東吸完一口煙，邊咳嗽邊說，“娃娃們來了，讓他們先來見見我。”
江青在樓道里碰到了葉子龍和李銀橋，問葉子龍:「你怎麼到這邊來了？」
「總理讓我送一封信。」葉子龍把信遞給江青。
江青看完信，眼圈潮紅，嘆息了一聲，然後振作精神說:「我看這樣吧，你們先別去見主席，等一會兒李敏、李訥回來了，咱們再找機會。」
恰在這時，李敏和李訥一前一後走進了客廳。這一對小姐妹都繫着紅領巾，李敏束著兩條粗而黑的長辮子，李訥扎著兩個細而短的小辮子。毛澤東放下報紙，立刻向她們招手:「都快到爸爸這兒來！」
李訥張開兩隻小胳膊像個小蝴蝶似的撲向毛澤東跟前:「爸爸，和你親個臉！」
李訥和毛澤東碰了一下臉，就勢坐在父親的大腿上；李敏也走到毛澤東身邊，拉著父親的手在沙發上坐下來，高興得兩隻秀眼彎成了一雙月牙兒。暫時放下工作，放下思考，和女兒小聚，這是毛澤東最愜意的時刻。
李訥笑著說:「爸爸，我是你的女兒，我想改姓毛，好嗎？」
毛澤東一隻手被大女兒拉著，用另一隻手撫摸著小女兒的頭說:「為么事又想姓爸爸的姓啊？」
「叔叔們笑我，說我不姓毛，就不是毛主席的女兒。」李訥晃了一下小腦袋撒起嬌來，“我要姓毛，我要姓毛……”
「嬌嬌，你沒得姓賀，也沒得姓毛，你也有意見嗎？」毛澤東笑問李敏。
李敏甜甜地一笑:「我姓賀當然不合適，姓毛又怕惹事，只好跟妹妹一樣姓李了。」
「到底是大幾歲，很懂事呢！」
李訥見姐姐受到了父親的表揚，再也不喊著鬧著要姓毛了。
「都別鬧了，讓爸爸歇一會兒！」江青對李敏說，“嬌嬌，你帶妹妹先到花園去玩，過會兒一塊回來吃晚飯。”
江青送走兩個寶貝女兒，順便叫來了葉子龍和李銀橋。正在看文件的毛澤東聽說葉子龍來了，頭不抬眼不動地說:「子龍，我正要找你呢！把岸英調回來吧，你看他把材料寫成這個樣子，不但沒有進步，反而退步了！」
沒有聽到回應，毛澤東抬頭一看，只見葉子龍滿臉悲情，淚涌眼眶，於是敏感地問:「子龍，出什麼事了？」
江青掉下淚珠哽咽著說:「主席，你一定要挺住。」
毛澤東已有很長時間沒接到毛岸英的信了，以為是軍務繁忙，現在他似乎預感到了不幸，忙問:「是不是……」
葉子龍雙手遞上文件夾，放在最前面的一頁是周恩來的信:
主席、江青同志:
毛岸英同志的犧牲是光榮的，當時我因你們都在感冒中，未將此電送閱，但已送少奇同志閱過。在此事發生前後，我曾連電志司黨委及彭，請他們嚴重注意指揮機關安全問題，前方回來的人亦常提及此事。高瑞欣亦是一個很好的機要參謀。勝利之後，當在大榆洞及其他許多戰場多立些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墓碑。
江青看到毛澤東臉色蠟黃，目光遲鈍，僵硬著一句話也不說，就勸慰道:「岸英是為了朝鮮人民犧牲的，是為了祖國的安全犧牲的，犧牲得光榮。主席，你不要太傷感。我們得到消息有一段時間了，只是今天才告訴你，就是怕你難過……」
毛澤東的嘴唇抖索著，但是沒有哭，沒有眼淚。他眨了一下充滿血絲的眼睛，目光開始慢慢移動，望著茶几上的煙盒。李銀橋幫他抽出一支煙，再幫他點燃，隨之便聽到像陝北老農民吸煙時發出的噝噝聲，他想用辛辣的煙味來壓住那份痛苦的心潮。屋裏靜默了很長時間，沒有人說話，沒有人走動，但大家都感受到了毛澤東對長子的眷念和痛惜之情。
毛澤東吸完第二支煙，把煙頭擰滅在煙灰缸里後，沙啞地發出一聲催人淚下的嘆息:「唉，戰爭嘛，總要有傷亡，沒得關係，誰讓他是毛澤東的兒子呢……岸英是個苦孩子，從小沒了娘，後來參加戰爭，沒過上幾天好日子。」
毛岸英的不幸犧牲，強烈地震撼著毛澤東的心靈。白髮人送黑髮人，岸英走得太早了，他只有二十八歲，結婚才剛滿一年。回想起來也非常湊巧，當年毛澤東去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時，也是岸英這個年齡——二十八歲，也是剛結婚一年。父子兩代同樣在這種狀況下身臨險境，父親則死裏逃生，而他的兒子卻壯烈犧牲了。
毛澤東是人民愛戴的領袖，同時也是一位慈祥的父親，有著同常人一樣的舐犢之情。他年近花甲，那正是含飴弄孫的年紀。毛澤東凝望著窗外那早已蕭條的柳枝，輕輕苦吟著《枯樹賦》:昔年種柳，依依江南。今看搖落，凄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這件事先不要對思齊講，晚點，盡量晚點……唉，新婚不久就失去了丈夫，她怎能經得住這沉痛的悲傷喲！」毛澤東眼圈又紅了起來，他要獨自承擔生離死別的喪子之痛。
毛澤東洗完臉，剛剛恢復平常公開場合所表現的那種莊嚴神態，劉思齊就到了。她一進門，便興奮地講起了志願軍就要打過三八線，漢城很快就要解放了。講著講著，劉思齊忽然發覺毛澤東聽得心不在焉，再仔細一瞧，毛澤東的眼圈有點紅，於是擔心地問:「爸爸，您不舒服？您要保重身體啊！」
「我的娃，我很好呢！」毛澤東按住心頭的傷痛，含混地說，“你也要注意身體，岸英不在，以後就要靠你自己了。”
劉思齊沒有聽出也不可能聽出毛澤東的弦外之音，佯裝生氣地說:「岸英去了這麼長時間，也不來個信，真把人給急死了！」
「你不是說他來過信嗎？」
「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想必他這次出差任務很重，工作太忙，或是事情太保密，或是別的什麼原因……」毛澤東幾乎以懇求的口吻對自己的兒媳說，“思齊，你答應我，岸英不來信，爸爸不著急，你也別著急，行嗎？”
「我聽爸爸的！」懂事的兒媳輕輕點了點頭。
「娃呀，我也是這麼過來的啊！」毛澤東那已經變得稀疏的眉毛有點顫抖，“早年鬧革命，我和你開慧媽媽也經常分別，我還寫過一首詞表達我當時的離情別緒，詞中有這樣幾句——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憑割斷愁絲恨縷,要似崑崙崩絕壁，又恰似颱風掃寰宇。重比翼，和雲翥。”
毛澤東停頓了一會兒，接著回憶道:「一九二七年秋天，我們最後一次分別時的情景仍歷歷在目。那是在板倉的一個早晨，岸英和岸青還在睡覺，太陽還沒出山，田壟里有霧。她送了我一程又一程，我說很快就會見面的，要她回去，可她就是不肯。最後她站在田埂上兩眼盯著我一步一步地走開，直到濃霧遮住了她的視線。此後我們誰也沒有收到過對方的來信，互不了解情況，三年後卻傳來了她不幸的消息……」
劉思齊畢竟是個二十歲的孩子，她不可能完全領悟到公公的深意:幹革命就會有犧牲。「爸爸，我們還年輕，分別幾個月沒關係，志願軍戰士離家別子，有的還在戰場上犧牲了，我們夫妻分別一段時間算得了什麼呢！」
「哦，正是，正是，你真是我的好孩子。」
開飯了，毛澤東一家五口圍坐一桌。今天是曹師傅做菜，湖南口味。除了兩個天真爛漫的孩子又說又笑大吃大喝外，其他人都在默不作聲地細嚼慢咽。這時電話鈴響了起來，毛澤東放下筷子，抓起電話:「喂，我是毛澤東……」
電話里傳來周恩來的聲音:「主席，志司來電，說前天發起的第三次戰役，如果進展順利的話，預計這兩天就可以越過三八線，佔領漢城。」
毛澤東頃刻之間又變成另外一個人，他激動地說:「這就是新年最好的獻禮！讓《人民日報》總編鄧拓同志準備社論，到時要慶祝一下漢城解放。我們有這樣好的指戰員，凱旋之日，當舉杯相慶！」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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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資料圖）
１９７３年４月１２日，「文革」中被打倒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派”、在中國政壇消失數年之久的鄧小平，緊隨周恩來在一次重大外事活動中公開亮相。鄧小平再次復出，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正義之士無不拍手稱快，但江青卻看在眼裏，恨在心頭。她十分清楚，無論是名望、資歷、能力，自己都根本無法和鄧小平相比。當時，一直被她視為篡黨奪權最大障礙的周恩來身患癌症，鄧小平在她還沉浸在幸災樂禍的狂喜中突然復出，怎不令她驚恐萬分？更令她感到害怕的是，在黨的“十大”上僅當選為中央委員的鄧小平，兩個月後在毛澤東的親自提議下進入政治局和中央軍委，開始參與中央和軍隊的領導，顯示出強勁的上升勢頭。毫無疑問，身體健康、性格剛毅、敢於碰硬的鄧小平將成為繼周恩來之後江青一夥實現野心的最大障礙。於是，從１９７４年春到１９７５年秋，江青夥同「四人幫」其他成員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連續四次喪心病狂地對鄧小平惡意發難，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胡攪蠻纏阻止鄧小平登上聯合國講壇
１９７４年４月１０日，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將在美國舉行。這是第四次中東戰爭後石油輸出國組織為支持阿拉伯國家，準備採取石油提價措施而專門提請召開的。它是第三世界國家在完成政治獨立後，爭取經濟獨立和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各參加國都非常重視，紛紛派出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與會。中國政府也決定派團參加。這是中國１９７２年恢復在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後首次派遣高級代表團出席聯合國的重要會議，中國政府在本次會上除了將表明支持第三世界國家關於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各項主張外，還要向國際社會傳達我國對國際形勢的新看法，也就是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的理論。因此，必須派出一位在外交和國際經驗上享有聲望的人率團前往。到底派誰出任代表團團長，世人矚目。
當時，周恩來身患重病，不宜遠行。毛澤東權衡再三，對外交部負責人提議讓鄧小平當代表團團長，並要外交部給中央寫請示報告，還特別叮囑不要說這是他的意思。毛澤東的這一提議，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一是因為鄧小平「文革」前多次代表中國黨和政府參加與蘇聯等共產黨國家的談判和鬥爭，具有豐富的外交鬥爭經驗；二是因為這是一個重要的國際會議，應該讓一個未來將在中國政治舞台和世界政治舞台上擔任重要角色的人代表中國發言。在毛澤東看來，鄧小平是最合適的人選。
周恩來看到外交部的報告後表示完全同意。３月，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就出席聯合國大會人選進行討論，絕大多數政治局成員表示同意外交部的提議，由鄧小平率團前往。江青則表示強烈反對。江青心裏十分清楚，剛剛復出的鄧小平在國內正保持著強勁的上升勢頭，現在又要代表中國政府到聯合國「露臉」，必將進一步擴大他的國際影響，增加他的政治資本。她以鄧小平剛剛恢復工作、不熟悉國際形勢、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內工作忙、不安全等等為由，極力阻止鄧小平率團前往。由於江青的胡攪蠻纏，再加上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等人不表態，實際上持反對態度，鄧小平出任代表團團長一事沒能確定下來。
得到消息的毛澤東對周恩來說：「鄧小平出席聯大，是我的意見，如果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就算了。」周恩來將毛澤東的意見轉告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在第二次討論出席聯合國大會會議人選的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在絕大多數政治局委員的支持下，拍板、批准了外交部的議案。事已至此，惱羞成怒的江青仍不肯罷休，竟“勒令”外交部必須撤回其原報告，還口口聲聲地威脅說自己“保留意見”。
毛澤東得知江青仍然反對鄧小平出席聯大，大鬧政治局會議，十分氣憤。３月２７日，毛澤東致信江青：「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不要反對我的意見。」毛澤東還通過別人轉告江青等人：到聯合國開會還是小平去，我的意見就是這樣，你們不同意就拉倒！在這種情況下，江青才收斂了氣焰。
４月６日清晨，鄧小平率領中國代表團離京赴紐約。鄧小平一行在機場享受了「超規格」送行儀式。周恩來扶病親率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員和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及各界群眾四千餘人到機場送行，周恩來對外交部的人說，這是特意為鄧小平“壯行色”。周恩來自知來日不多，深知江青非常忌恨鄧小平，今後肯定會經常向鄧小平發難，所以他要在自己生命結束之前既保護鄧小平，又爭取讓鄧小平多出頭，多露面，千方百計擴大他的影響，以便鄧小平能在他百年之後順利繼承總理之位。
４月１０日，在全世界關注和期待的目光中，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團長、中國副總理鄧小平健步走上聯合國大會的講台。他以穩健的颱風、簡潔有力的語言，全面闡述了毛澤東「三個世界」的理論和中國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張，聲明中國永遠站在第三世界國家一邊，永遠不稱霸。鄧小平長達數小時的發言，震動了整個會場，贏得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廣泛讚譽。發言結束後，各國代表紛紛與鄧小平握手表示敬意。在會議期間，鄧小平還與各國政要進行了廣泛接觸。他幹練沉穩的性格，對世界事務的精闢見解，不卑不亢的大國政治家風度贏得了世界輿論的一致好評。外國輿論紛紛評論道：站在聯合國講台上的小個子中國人不僅代表了新中國的形象，還是周恩來總理的一個“最好的代理人”。
挑起「風慶輪事件」反對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四屆人大的籌備事宜。
會上，江青節外生枝，突然提起了一個所謂「風慶輪事件」，並逼著鄧小平當場表態。
如獲至寶，立即寫了一封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她寫道：
引起我滿腔的無產階級義憤。試問，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部？國務院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但是交通部卻有少數人崇洋媚外，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政治局對這問題應該有個表態，而且應該採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發難，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心照不宣地積極響應，紛紛在江青的信上寫下了「完全同意」的批語。
原來，１０月４日，王洪文向江青透露了毛澤東的建議：「誰當第一副總理，鄧。」這個“第一”明白無誤地表明，一旦周恩來病故，鄧小平將繼任總理之職！在黨內，「四人幫」已攫取了高位，王洪文是中央副主席，張春橋是政治局常委，江青和姚文元是政治局委員。但他們野心勃勃，還想利用召開四屆人大之機，進一步佔據國家、政府和軍隊的要職，尤其是“總理”之位，他們更是勢在必得。毛澤東這個安排，是江青等人最不情願看到的。所以，她要借「風慶輪事件」給國務院扣上“崇洋媚外”，搞“洋奴哲學”的帽子，來攻擊代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的鄧小平。
在政治局會上，江青一面拿著有關「風慶輪」的材料在鄧小平面前晃動，一面以咄咄逼人的口氣質問道：“你對批判崇洋媚外，洋奴哲學，究竟抱什麼態度，是贊成還是反對？”
鄧小平強壓著怒火，說：「這件事我還要調查。」可江青卻不依不饒，繼續逼問：“你到底是什麼態度？”
面對江青歇斯底里的咆哮，鄧小平實在忍無可忍，回敬道：「你這種態度，政治局還能合作嗎？你這是強加於人，難道一定要贊成你的意見嗎？」說罷拂袖而去。已被「四人幫」內定為“總理”的張春橋望著鄧小平的背影，惡狠狠地說：“你終於跳出來了！”政治局會議不歡而散。
當夜，江青召集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密謀，決定派王洪文到長沙見毛澤東。由於鄧小平也要陪外賓到長沙見毛澤東，江青指示王洪文一定要趕在鄧小平之前，來個惡人先告狀，對鄧小平進行誣陷，使毛澤東讓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的動議胎死腹中。１９８０年王洪文接受審判時交代說，他的長沙之行「實際上是阻撓鄧小平出來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次日，王洪文背著政治局和周恩來，乘飛機到長沙見到了毛澤東。王洪文首先歪曲事實，顛倒是非，誣陷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人在政治局會上圍攻江青，導致政治局會議不歡而散。接著煞有介事地說，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周恩來雖然有病，但在醫院裡經常與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人搞秘密串聯，可能和四屆人大的人事任命有關。同時，他還沒忘掉吹捧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一番。毛澤東聽後不僅沒有表示支持江青，反而警告王洪文“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不要跟江青搞四人小宗派”，對總理、小平有意見“要當面提，不要背後提”。毛澤東還要王洪文轉告張春橋和姚文元，叫他們不要跟在江青後面批東批西。
江青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於１１月１２日、１９日兩次給毛澤東寫信，推薦王洪文當副委員長，並附上了自己起草的一份人事任免名單。她還抱怨道：「自九大以來，我基本是個閑人，沒有分配什麼工作，目前更甚。」公然向毛澤東要官要權，仍然做著她的「組閣」夢。
江青如此官迷心竅，執迷不悟，令毛澤東十分氣憤。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自己作黨的主席！」１２日、２０日，毛澤東兩次複信，嚴厲警告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板）。你積怨甚多，人貴有自知之明。”“你的職務就是研究國內外動態，這已經是大任務了。”
與對「四人幫」厭惡的態度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毛澤東對鄧小平表示了充分的信任。１０月２０日，毛澤東指示身邊的工作人員回京轉告周恩來和王洪文：“總理還是總理。建議鄧小平任黨的副主席、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１１月１２日，鄧小平來到長沙面見毛澤東。毛澤東對鄧小平在１０月１７日政治局會議上的舉動非常讚賞，稱讚他開了“一個鋼鐵公司”。鄧小平認為自己的責任太重了一點。毛澤東說：“沒辦法，只好擔起來。”１９７５年１月，中共中央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１月８日，十屆二中全會追認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１月１３日至１７日召開的四屆人大上，鄧小平當選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而２２人的人大副委員長名單中沒有王洪文的名字，「四人幫」成員中只有張春橋當選副總理，江青所薦之人也多未如願，江青的「組閣」計劃徹底破產。
江青怎麼也沒想到，阻止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的企圖不僅沒有得逞，鄧小平反而職務越升越高，權力越來越大；其同夥王洪文不聽勸告繼續搞幫派活動，已失去了毛澤東的信任，接班人地位有名無實。江青以倒鄧小平開始，害己告終，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發動批判「經驗主義」影射攻擊周恩來鄧小平
江青「組閣」失敗，以她為首的「四人幫」遭到重創，而鄧小平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下開始主持黨政軍全面工作，如日中天。江青豈肯善罷甘休！
１９７５年初，一個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運動在毛澤東的倡議下在全國興起，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覺得有機可乘，他們利用毛澤東要張春橋、姚文元寫文章配合理論學習的機會，別有用心地把運動的重點引到所謂「反經驗主義」上去，來影射攻擊久經考驗、治國安邦經驗豐富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
３月１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文中斷章取義，把毛澤東１９５９年８月針對黨內一些同志不懂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光靠經驗辦事的特定環境下說的「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引伸造謠說“這十幾年來，毛主席多次重複這個意見”，為他們影射現實找依據。同一天，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與姚文元遙相呼應，提出“對經驗主義的危險，恐怕還是要警惕”，說毛澤東當年的反對經驗主義的話“現在仍然有效”，要把反對經驗主義“當作綱”。４月１日，張春橋在他發表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文中，更是露骨地喊出了“打土圍子”的口號，把反對他們那一套“左”傾錯誤的老幹部比作民主革命時期躲在“土圍子”里的敵人，叫嚷要把他們“全部地打掉”，對他們實行“全面專政”。４月４日，江青順著姚文元和張春橋的調子，對清華、北大兩校大批判組說：“黨現在最大的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對經驗主義的危險性，要擦亮眼睛，認識清楚，保持高度警惕。”從４月中旬開始，江青便在政治局會上反覆提出「反經驗主義」的問題，危言聳聽地宣稱“經驗主義是當前的大敵”。
江青等人要「實行全面專政」、“全部打掉”的“大敵”到底是誰呢？他們所控制的輿論工具———４月７日的《解放日報》發表的《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文這樣寫道：“恰恰是這些同志，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成了王明教條主義的合作者。”這就明白無誤地告訴讀者，當前主要危險的經驗主義的代表人物，就是歷史上犯過所謂經驗主義錯誤的人。４０年代延安整風主要是反對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及其宗派集團，同時也反對經驗主義。當時周恩來曾被認為是“犯經驗主義錯誤的代表”，是“經驗派”。當時黨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作了“以王明為首的左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分子，得到當時中央一部分犯經驗主義錯誤的同志對他們‘實行妥協和支持’”的結論。周恩來向來嚴以律己，建國後曾多次檢討過歷史上這次錯誤，江青等人是十分清楚的，他們這時把經驗主義當作“大敵”，矛頭所指一是周恩來，二是“周恩來第二”———鄧小平。
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由姚文元送毛澤東審閱，企圖騙取毛澤東的支持。
鄧小平對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反經驗主義」的居心早就洞若觀火、高度警覺。當江青等人在政治局委員中大談“經驗主義是當前的大敵”時，鄧小平就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在政治局內一個個動員反總理！
４月１８日，鄧小平利用陪同毛澤東會見外賓的機會，反映了江青等人在當前學習理論運動中強調「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並要在政治局討論、要交鋒的情況。鄧小平明確向毛澤東表示他不同意「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說法。２３日，毛澤東看到了姚文元的送審報告，知道了江青等人借學習理論大搞「反經驗主義」的經過和企圖，頓時警覺起來。他在送審報告上寫下這樣一段批語：
提法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太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在這裏，毛澤東不僅沒有同意「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提法，而且對「四人幫」平日裏裝腔作勢、飛揚跋扈的霸道作風提高到不懂馬列主義的原則上來批評。毛澤東還特意要“政治局一議”。
４月２７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毛澤東４月２３日批示精神。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等嚴厲批評了江青、張春橋等人大反經驗主義的錯誤，同時對他們繼續搞「四人幫」宗派活動等問題提出了質問。但主持會議的王洪文後來在向毛澤東彙報４月２７日政治局會議時，誣告說葉劍英、鄧小平等人想把江青一棍子打死，總把形勢說得漆黑一團，給文化大革命抹黑等等。毛澤東立即意識到周恩來鄧小平和「四人幫」鬥爭的嚴重性，王洪文把他的話當作了耳邊風，還在和江青等人搞「四人幫」。於是，毛澤東於５月３日親自主持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會議（這是毛澤東生前最後一次出席政治局會議），批評「四人幫」。
會上，毛澤東首先對自己忽略「反經驗主義」的問題作了自我批評。然後批評江青等人，說：“我看批判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馬列主義不多，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你們只恨經驗主義，不恨教條主義，二十八個半統治了四年之久（即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３５年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筆者注），打著共產國際的旗幟，嚇唬中國黨，凡不贊成的就要打，俘虜了一大批經驗主義者。”毛澤東在這裏強調“不要小看教條主義”。說到這裏，毛澤東有些憤怒地指著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四人嚴厲地說：“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還要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幾次強調了“三要三不要原則”，即“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最後，毛澤東指示周恩來，對“一部分同志犯了錯誤要批評”。
此時，周恩來病勢沉重，力不能支。毛澤東在和周恩來商量後決定由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對「一部分同志」———「四人幫」進行批評。５月２７日、６月３日鄧小平兩次主持政治局會議，對「四人幫」自黨的十大以來攻擊周恩來，拉幫結派爭權奪利，“批林批孔”另搞一套，別有用心「反經驗主義」等所作所為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會上，江青、王洪文被迫作了檢討。
不久，毛澤東召見了鄧小平，對他主持的批評「四人幫」的兩次政治局會議表示非常滿意，連說“我看有成績，把問題擺開了”，並一再鼓勵鄧小平“要把工作幹起來，不要怕有人反對”。在談到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時，毛澤東說“他們過去有功勞，現在不行了，反總理，反鄧小平”，表示已徹底失去了對他們的信任。還說王洪文“威望不高”，決定他不再主持黨中央工作，實際上毛澤東已經將他從“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了下來。從此，鄧小平一身二任，同時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的工作。
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遭受了「文革」以來最嚴重的挫折。
借評《水滸》攻擊鄧小平「架空」毛澤東
江青像輸紅了眼的賭徒，無時不在尋找向鄧小平「扳本」發難的機會。１９７５年８月，“機會”終於來了。
毛澤東一生嗜書如命，尤其是對中國古典文學更是偏愛有加，造詣精深。到了晚年由於身患眼疾，已難獨立閱讀，只能「聽」報，「聽」文件。讀報、念文件一般秘書都能勝任，但要他們幫助毛澤東「聽」懂中國古典文學，便勉為其難。於是，５月２６日中央辦公廳根據毛澤東的意思，從北京大學選調了一位中國古典文學教師蘆荻，專為毛澤東侍讀。毛澤東常與她談古論今，有時一談就是兩三個小時。８月１４日凌晨，毛澤東向蘆荻談起了《紅樓夢》，談起了《三國演義》，最後在談到《水滸》時，毛澤東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於一百零八將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成忠義堂，讓人招安了。”談話結束後，蘆荻立即將毛澤東有關《水滸》的評論意見整理出來，交給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分管宣傳的姚文元看到這個談話後，立即致信毛澤東，稱“這個問題很重要，在現在，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著重大的、深刻的意義”。在徵得毛澤東同意後，立即轉發政治局全體成員。江青看到這個談話記錄後，眼睛一亮！
江青對他的幾個親信則直截了當地說：「主席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意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宋江是投降派，現在要批判投降派。」８月下旬和９月上旬，「四人幫」控制下的輿論工具連篇累牘地發表了對《水滸》的評論文章，煞有介事地把評論《水滸》看作是“我國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重大鬥爭”。其影射攻擊鄧小平之心昭然若揭，至９月達到了瘋狂露骨、登峰造極的地步。
９月１５日，中央在山西昔陽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有各省、市、自治區，各地縣和國營農牧場的負責人，國務院各部門、解放軍有關單位的代表等總計３７００多人。毛澤東對這次會議十分重視，他提議，凡能去的政治局委員都要去。鄧小平、華國鋒、江青、姚文元、陳永貴等先後來到大寨虎頭山下。當時，鄧小平主持黨政軍工作，正在進行全面整頓，工作十分繁忙，在會議開幕的當天才趕到大寨，而不懷好意的江青提前一星期就到了大寨。
９月１２日，江青在大寨禮堂接見了大寨全體幹部群眾，並作了長達兩個多小時的評《水滸》的報告，她在報告中反反覆復地蠱惑說，「《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中央就是有人架空主席」，要求大家“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後來的大寨黨支部書記郭鳳蓮回憶說：“我們當時聽了，心都要跳出來了，這不是明明把矛頭對準中央一部分領導同志嗎？”
９月１５日上午，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在大寨禮堂開幕。就在這天，遠在北京已卧床不起的周恩來對前來探望的一位中央領導說：“他們那些人（指「四人幫」）有些事情做得太過分了！最近評《水滸》是怎麼一回事，批投降派，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對鄧小平的處境十分擔憂。果然，就在會議開幕式上，江青不顧體統，當著全體與會代表的面，喪心病狂地向鄧小平發難，給鄧小平難堪。
當鄧小平走上講台，代表黨中央國務院講話時，整個會場爆發出熱烈的掌聲。鄧小平幾次擺手示意大家停止掌聲，掌聲反而更加熱烈。鄧小平在說起這次會議對農業的作用時，希望它能像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會」那樣，在糾“左”的錯誤上起到好的作用。隨後，他用了很長時間講整頓。他鼓勵大家為四個現代化努力奮鬥。他特彆強調，只有農業這個基礎的發展，才能推動另外三個現代化的前進。如果農業搞不好，會拖國家建設的後腿。當他說到“全國還有部分縣、地區，糧食產量還不如解放初期”時，江青突然插話說：“不能那麼說，那只是個別的！”江青的插話，在會場引起一陣議論。鄧小平當即嚴肅地指出：“就是個別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接著，他進一步擺事實，講道理，向大家分析了我國農業落後的現狀，提出了改變農業現狀的努力方向。期間，江青還幾次突然插話，和鄧小平唱對台戲。當時，對聽慣了“大好形勢”的人們來說，鄧小平的話使他們大受震動，深受感動。鄧小平講話結束時，全場又一次爆發出經久不息的掌聲。
正在這個時候，本來就有備而來的江青不顧一切地要求在大會上「講幾句」（會議沒安排江青講話），而且擺出了非講不可的架勢。為了不使大家難堪，開幕式主持者華國鋒只好應允。江青先東拉西扯、胡亂說了幾句農業問題，然後，話鋒一轉，就慷慨激昂地“評”起《水滸》來。她一開始就別有用心地說：“不要簡單地以為評《水滸》是文藝理論問題，它不是歷史問題，對當代有現實意義。”接著，她露骨地影射起“現實”來。她說：“宋江上了梁山，篡奪了領導權。他上山後，馬上就把晁蓋架空了，把一些大官、大的將軍、武官、文吏統統弄到梁山上去，都佔據了領導崗位。在北京我和他們鬥爭了半年多！”江青越說越激動，嗓門一聲比一聲高，語言一句比一句刻毒，最後竟高聲叫喊：“現在，中央就有人架空毛主席！”人們心裏都明白，江青說的“大官、大的將軍、武官、文吏”指的是「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重新回到領導崗位的黨政軍高級幹部；而要“架空毛主席的人”，就是現在坐在主席台上，代替毛澤東和周恩來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工作的鄧小平！江青喪心病狂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與會人員聽得心驚肉跳，目瞪口呆，會場出現了陣陣騷動。然而，江青還嫌不過癮，不解恨，開幕式一結束，她便找到會議主席華國鋒，要求印發她的講話，播放她的評《水滸》錄音，以便在全國迅速展開一場聲勢浩大的評《水滸》、批“投降派”運動。華國鋒感到問題嚴重，立即報告了黨中央、毛澤東。
開幕式結束的當天，鄧小平不動聲色地回到了北京。在接著召開的省市委書記座談會上，他提醒大家說：「評論《水滸》是怎麼回事？有人是借這做文章，搞陰謀。」毛澤東接到華國鋒的報告後，十分憤怒，怒斥江青的講話是“放屁，文不對題！”他指示華國鋒：“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
江青喪心病狂的表演使她篡黨奪權的狼子野心再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唾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