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左起陳毅、劉伯承、林彪、賀龍、羅榮桓（資料圖）
林彪一生重要歷史瞬間
1966年7月27日，身居「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康生在北京師範大學群眾大會上煞有介事地說：“今年2月底、3月初，彭真他們策劃政變，策劃把無產階級專政打倒，變成他們的資產階級專政。他們的計劃之一是把北京大學、人民大學每一個學校駐上一營部隊。這件事是千真萬確的。”他又造謠說：“賀龍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在北京郊區修碉堡”，“在體育口陰謀組織政變隊伍”，想以此陷害賀龍和彭真。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1966年初，根據中共中央軍委的指示，北京軍區為衛戍區組建了一個團，擔負民兵訓練任務。一時找不到營房，恰好北京各大學有部分師生在農村搞「四清」，有些空房。為應急，衛戍區派人到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去聯繫借房。當時正是2月。在“懷疑一切”的思潮泛濫下，北京大學團委一個幹部，便以《觸目驚心的二月兵變》為題貼出大字報，提出借房是要搞兵變的“假說”。
康生於是藉此大做文章。
不久，林彪親自出馬了。1966年8月28日，林彪把空軍政委吳法憲叫到毛家灣，對他說：「賀龍是有野心的，到處插手，總參、海軍、空軍、政治學院都插了手。」“你們空軍是塊肥肉，誰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奪你的權。”並讓吳法憲對此寫個材料送給他。
吳法憲答應下來，便回西郊做文章去了。
話給海軍副司令員李作鵬說：「你要注意賀龍。賀龍實際上是羅瑞卿的後台，拉了一批人來反對我。軍委很快要開會解決他的問題。你就這個問題儘快寫個材料。」
李作鵬立即照辦。
林彪之所以交代這兩個人寫材料，是因為二人都懷恨賀龍。
早在1959年，林彪接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以後，便在海、空軍拉攏了一批人，打擊一些不願跟他走的幹部，因此，羅瑞卿被罷官以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這兩個單位內部的鬥爭十分激烈。在海軍，李作鵬在林彪支持下大搞地下活動，偽造假材料，想把海軍的一批領導幹部打成“羅瑞卿分子”，以便把海軍的權力抓在手裏。在空軍，吳法憲因種種派別活動，一直處於被動地位。為了擺脫困境，他採取了不正當手段，妄圖把不跟他走的幹部打成“反黨集團”。這些問題，反映到了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處。他們指示中央軍委解決這兩個單位的問題。
7月7日，中共中央軍委舉行常委會討論海軍問題。這時，賀已不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但他看不慣李作鵬的不正當的地下活動，仍然仗義執言。在傳達劉少奇、鄧小平指示的「李作鵬等搞地下活動是不對的」時，賀龍插話說：
「搞地下活動是第一位的錯誤。有問題擺到桌面上來，要搞陽謀，不要搞陰謀嘛！」
這話使專搞陰謀活動的林彪十分不悅。
7月11日，中央軍委常委又討論空軍問題。賀龍在發言中嚴厲批評了吳法憲。指出他在空軍工作中「只報喜，不報憂」，“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許多東西是假的”。
會議對這兩個單位的問題展開了討論，與會的老帥們集中批評了李作鵬和吳法憲。林彪知道情況不妙。為了穩住陣腳，便匆忙提出：「海空軍的問題要解決，海空軍現在的班子不要動。」
這時，賀龍突然針鋒相對地說：「根據劉少奇、鄧小平同志的指示，個別的可做調整嘛！」
林彪又陷入了被動，很是惱怒。
話給李作鵬：「你要注意賀龍，賀龍實際上是羅瑞卿的後台。他……拉了一大批人來反我。軍委很快要開會解決他的問題。你就這個問題儘快寫個材料。」
不僅如此，林彪還通過葉群，策動一個叫宋治國的人來誣告賀龍。
人民大會堂西大廳一側，一個身著軍裝的中年人獨自伏在一張小長桌上書寫。不遠處，一個同樣是軍人裝束，體態略微臃腫的女人用餘光瞟了一眼那個正伏案疾書的身影，嘴角露出奸詐的微笑。這便是中央軍委辦公廳警衛處長宋治國和妄圖謀害賀龍的葉群。
9月初的一天傍晚，宋治國向警衛人員交代完公務，正準備離去，林彪的老婆、「林辦」主任葉群站到了他面前：“宋處長，別急著回去，我們聊聊好嗎？”
宋被這突如其來的事情驚呆了，機械地被葉群挽著手臂，拉到了西大廳一側。
過了幾天，又一次神秘的談話後，宋治國匆匆忙忙地找到林彪辦公室的張秘書，索要紙與毛筆。
「宋處長要練毛筆字嗎？」
「不。葉主任交給我一個重要任務。」宋治國表情十分嚴肅。
宋治國忙了兩天寫好四封揭發信，親自送到了葉群辦公室。
葉群當著辦公室一些秘書的面故意問宋治國：「你寫的這些材料是否都是事實？是，我們送走；不是，我們就不送了。」
宋治國馬上領會，忙說：「完全是事實，我負責。」
葉群還不放心，又讓辦公室的秘書寫個證明，即《關於宋治國寫材料情況的證明》，證明宋治國寫的材料完全出自「自己的主動和自願」。
宋治國的誣告信，在198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對林彪、江青等10名主犯起訴時，公佈了以下部分內容：
「羅瑞卿的家裏辦公桌玻璃板底下壓著一張照片，其中有賀（龍）、薛明、羅（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沒有主席的照片。」
「我覺得賀（龍）與羅（瑞卿）、彭（真）、楊（尚昆）反黨分子來往很為密切。他們經常密談」，“常去他（指賀龍）家的人神態不正常。”
「賀（龍）本人自己房間裏保管著一支精緻進口小手槍，夜間睡覺時常壓在自己的枕頭底下，外出帶上，不知為了什麼？」“這支槍最近兩個月又每天放在枕頭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帶在身上。”
「他對警衛人員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帥，而是業務挂帥，如教育人家如何將槍法練好，並要求每個警衛人員要練得百發百中。」
後來，又有人告密說：賀龍把手槍放在家住中南海的國家副主席董必武的女兒那裏，以便賀龍「借到懷仁堂開會時，暗殺毛主席。」
對此事，董必武的女兒董楚青在《我的爸爸董必武》一文中有詳細的敘述：
1967年春末夏初的一個中午，爸爸剛剛從中央開會回來，走到後院來叫我，我聞聲趕忙跑過去。爸爸的精神有些不安。……
爸爸微微地皺著眉，看著窗外的藍天，慢慢地問我說：「是不是賀老總給了你一把手槍？」爸爸的情緒感染了我，我“嗯”了一聲承認著。爸爸轉過臉看著我，兩隻手都扶在後腰間，又問我說：“這槍是不是葉向真在文化大革命初交給你的？說是替賀老總收藏的？”
我聽了這話，簡直莫名其妙，但也聽出些不對頭的味道。我於是先回答了一句：「不是。」就趕快搜攏那逝去了十多年的記憶……
那是我們搬入中南海前的一個夏末的星期日，哥哥約了葉劍英叔叔的兒子選寧和女兒向真等一大幫孩子——大部分是男孩子，我實在記不清都有誰了，那時我也跟在哥哥的後面。我們一起去看望賀老總。賀老總在他的客廳里愉快地接待了我們，他手裏拿著已和他渾然一體了的煙斗。賀老總豪爽的氣質鼓勵了所有在座的年輕人，男孩子們紛紛向賀老總要鳥槍，賀老總一口答應了，並立即讓他們自己去挑選。……
男孩子們一涌而出，只有我還坐在那裏，儘管心裏也想要一支槍，但我有點膽怯，不是怕槍。心裏正盤算著怎麼說明白女孩子也可以玩槍，也應該玩槍。也許賀老總看出了我的猶豫，他走了過來，站在我的面前，把煙斗從嘴裏拿出來，微微地彎了腰，背過手去，問：「給你什麼呢？也是槍，好不好？」我高興得站起來，連連說：“好，好，好！”賀老總笑了，回頭叫著一個什麼人，說：“去把那支小手槍給女娃娃拿來。”拿來了，那是一支小巧的手槍和四粒子彈。槍完全像一個玩具。……
回到家裏，我們送給媽媽看了……媽媽又教我擦槍，她是打過仗、帶過兵的人，槍對她來講並不陌生。擦好槍，統一由媽媽收藏起來了……
爸爸聽了我的敘述，精神明顯地鬆快了，說：「今天開完會，總理留住我，說：‘你女兒在北京嗎？’我說：‘在呀！’總理小聲地說：‘有人說，你女兒最近從葉向真手裏接收了一支小手槍，槍是賀龍同志的。那人還說，賀龍同志借到懷仁堂開會之機，到你女兒那裏拿槍來暗殺主席的。」我聽了這個類似《天方夜譚》的話，感到無限惶悚和憤懣！……
爸爸說：「你去把槍找出來，交到中南海警衛局。現在就去找。」
……
當天下午，在媽媽的幫助下翻箱倒櫃地找到了我闊別了十多年的小手槍。那可愛而又可憐的珍品，被幾層布包著，因為多年沒有人動它，它鏽蝕了，槍栓都拉不開了。……
第二天早飯後，爸爸要我立即把手槍送到警衛局。……警衛局出來了一位三四十歲的男同志。他聽了我關於槍的全部敘述後，查看了槍，先輕輕地拉了拉槍栓，拉不動，才又鼓起很大的勁去拉，這樣，才動了一點，他笑了笑，說：「這支槍根本沒法用了。」他收了槍，走了。
董楚青在文章中十分感慨地說：「現在想起來仍然感到對不起賀老總！不過，我想，正因為它的鏽蝕，恰恰倒說明賀老總不可能用它去謀殺主席了！在陷害賀老總的千萬個假罪中，該少掉了一樁吧？」
林彪經過一番策劃，將吳法憲、李作鵬、宋治國和其他一些誣告，陸陸續續地送給了毛澤東。
林彪之所以要整垮賀龍的原因有二：
一是賀龍在林彪「休養」期間主持軍委日常工作，與葉劍英、羅瑞卿一道，通過推廣“郭興福教學法”，搞“大比武”，颳起了一股強勁的軍事訓練的旋風，並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使林彪感到一種威脅，既怕他那套“突出政治”失效，又怕毛澤東重用賀龍而把他擠掉。
二是1943年，賀龍到延安擔任聯防軍司令員，與毛澤東接觸很多。有一次，毛澤東和他談起林彪。說遵義會議期間，林彪表面上承認毛澤東的領導，背地裏卻經常散佈不滿，甚至罵娘，到了會理，又給中革軍委寫信，要求更換中央領導人；還說，洛川會議時，林彪不顧大局，對是否留兵保衛陝甘寧邊區默不表態，等等。這次談話，被林彪知道後，十分緊張。長期以來，林彪對此耿耿於懷。還有一次是1937年1月，八路軍幾位師長陪朱德、彭德懷去洛陽出席蔣介石召集的第二戰區軍官會議。在返回山西的路上，林彪寫了一張紙條給賀龍。說，蔣介石是有抗戰到底的決心的。我們回部隊可吹吹風。這件事，成了林彪長期難以為安的一塊心病。
林彪很怕知道他很多底細的賀龍成為他奪權的障礙。
賀龍當場打開了吳法憲的誣告信。吳法憲在信中說，空軍有一條以賀龍為代表的黑線，要篡黨奪權。賀龍看了心裏很難過。他沒想到吳法憲竟然會無中生有。心裏很生氣，把信疊起來，問毛澤東：
「主席，我要不要找吳法憲他們談談？」
毛澤東淡淡地說：「有什麼好談的？你不用怕，我當你的保皇派。」
賀龍沉默無語，陷入痛苦之中。毛澤東看了看他，說：「你不要緊張，我對你是了解的。我對你還是過去的三條：忠於黨，忠於人民；對敵鬥爭狠；能聯繫群眾。」
接著，毛澤東同賀龍扯起了民國之初的護國戰爭、護法運動中的一些歷史問題。
處在痛苦與惱怒中的賀龍元帥，實在想不到，在毛澤東同他談話後的第三天，即9月8日，林彪召開了一個沒有賀龍這位軍委常委參加的常委擴大會，即「小型打招呼會」。向出席會議的人說：賀龍的問題很嚴重，他擔心毛澤東百年之後，賀龍會鬧事，對賀龍的“奪權陰謀”要“提高警惕”。
話說：「經過與林彪還有幾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結了，你可以登門拜訪，徵求一下有關同志的意見。」
賀龍放下電話，自言自語地說：「有什麼能耐擺到桌面上來嘛！背後嘀咕算什麼本事呢？」
他對林彪等人暗地活動十分氣憤。他坐在沙發上，抽著煙，半晌才冒出一句：
「哼，告我的陰狀，我不怕！」
不過，賀龍是遵守紀律的，他還是聽了毛澤東的話，到毛家灣徵求意見去了。
1966年9月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把林彪送來的誣告信，當面交給了賀龍。
本文摘自《紅牆見證錄：共和國風雲人物留給後世的真相（二）》，尹家民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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