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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毅對毛澤東獨斷專行不滿:我不敢保證將來不反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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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毅對毛澤東獨斷專行不滿:我不敢保證將來不反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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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毅對毛澤東獨斷專行不滿:我不敢保證將來不反對他

2020年05月15日 18:34

毛澤東在陳毅追悼會上(資料圖)

本文摘自《陳毅的非常之路》,羅英才 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到了1966年7月中旬,關於工作組問題的爭論,在中央領導層日趨表面化,焦點是「文化大革命」運動要不要黨的領導。

爭論雙方的陣容日益明朗:以劉少奇、鄧小平一方是支持派工作組的,認為任何時候都不能離開黨的領導;以陳伯達、康生一方是反對工作組的,主張天下大亂,造反有理,踢開黨委鬧革命。

彼此互不相讓,各說各的理,甚至發展到在政治局會議上拍桌子的地步。

「我怎麼是偏聽偏信、包庇工作組呢?」

劉少奇拍著桌上一大摞信件說,「我有大批群眾來信為證,工作組做了不少工作,否則真要天下大亂,損失不可估量!工作組有好的,有壞的,他們在第一線,有他們的辛苦,要求不能過高,多數工作組是好的,還是要教育幫助,讓他們改正錯誤。」

鄧小平補充說:「有的機關學校,不派工作組可以;有的要奪權的,就要派工作組。工作組主要起行政和黨委的作用,因此是否統盤考慮。對工作組要正確估計。我們對這樣的運動沒有經驗,他們也沒有經驗。壞的工作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組可以留,代替黨委工作。」

康生針鋒相對,寸步不讓:「我們也有材料,工作組就是鎮壓群眾運動!」

陳伯達更對工作組提出非議:「工作組不會比學生高明。工作組都自稱是黨中央、毛主席派的,有的整學生。」

陳毅支持劉少奇、鄧小平的見解,肯定工作組的作用,對他們的缺點錯誤認為應該抱著與人為善的態度,應該盡量幫助他們,而不能嫌棄他們。

未等陳毅把話說完,陳伯達就打斷了他的話,大聲指責對外文委工作組是全國最壞的工作組,說這個工作組裏沒有一個好人。

鄧小平騰地從座位上站起來,拍著桌子說:「好!我們都撤,你去搞搞看!」

陳伯達、康生等人的強詞奪理引起多數與會者的不滿,他們扼殺工作組的圖謀沒能得逞。

散會時,陳伯達撂下一句話:「走著瞧!」

在幾天後舉行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一次小組會上,江青在發言中也曾談到工作組問題。

她說有人彙報工作組已經走上正軌了,這種說法有很大的說服力,使得反對工作組的意見沒有分量。

「我們的組長、顧問沒有發言權,講一句話就被打斷。」

這從反面印證了陳伯達、康生一方在這次較量中遭到了慘敗。

劉少奇在這次十一中全會上說:陳伯達早就提了不派工作組或者撤出工作組,提了三次。

第三次提出這個問題時,又討論了一次,多數人還是不主張撤。

“我仍是以前的觀點,我認為這一方法較機動,沒有下決心撤,要看一看。

同時,主席快回來了,回來再請示決定。”

7月18日,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

他對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學生運動受到壓制,極其不滿。

一連幾天,他召集陳伯達、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情況,又聽劉少奇等政治局常委的情況彙報,還同各中央局書記、江青等人多次談話,對工作組表現出明顯不滿。

他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工作組一不會斗二不會改,只會起阻礙運動的作用。」

「許多工作組(當然不是一切工作組),都是阻礙運動的,都要把它撤出來。」

「把工作組一撤,把黑幫停職反省就完了,這樣可以搞得快一點。」

在8月1日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滿臉不高興的毛澤東有一段插話說得更明白,暗示工作組犯了不可饒恕的方向性、路線性錯誤。

他說:「工作組不管怎麼樣是做了壞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個鎮壓群眾、阻礙群眾的作用,起了個壞作用。一般說,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組干盡了壞事。」

由於這時的政治天平發生了明顯傾斜,立刻使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處於不利地位,而陳伯達、康生等風派人物得意忘形。

許多工作組眨眼之間成了眾矢之的,有的被解散,有的被驅逐,有的被批鬥。

就這樣,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極端混亂的情況下,曾經對穩定局勢、領導運動起過不小作用的工作組風捲殘雲般地被撤了,許多工作組成員成了被批鬥的對象,從此在劫難逃。

中央宣佈撤銷工作組,引起全國震驚。

外交部副部長姬鵬飛也一時思想不通,帶著疑惑與驚異去問陳毅:工作組怎麼說撤就撤了?陳毅滿臉無奈地說:「哎!我也不清楚是怎麼回事!說怎麼樣搞,就怎麼樣搞。現在我們是乾綱獨斷羅!」

這表明,陳毅不隱諱對這時毛澤東個人說了算的獨斷專行作風的不滿。

8月7日,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印發了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更使陳毅憂心忡忡。

他一眼看出,這張大字報攻擊的矛頭顯然是直指中央第一線主要領導人劉少奇、鄧小平的,使他困惑不解的是黨內出現不同看法本來是正常現象,完全可以通過黨內討論,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求得解決,為什麼硬要把它上升到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呢?這張大字報對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讚美有加,把它稱之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對劉少奇、鄧小平等“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的措辭則是極其嚴厲的,已經完全把他們推到無產階級的對立面去了。

這張大字報說: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

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陳毅對黨內這種不正常現象,感到吃驚、不解,預感到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將面臨更加困難的處境。

更使他吃驚的是,政治局改選時把黨內一向德高望重、長期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劉少奇晾在一邊。

因全會沒有選舉中央副主席這個項目,實際無形中撤銷了劉少奇黨中央副主席的職務。

但會後不久,林彪被宣佈為中央副主席,而且有了一個毛澤東「最親密戰友」的特殊稱謂,使他成了名列第二位的人物,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

陳伯達、康生等在這次政治局改選中,都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黨內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陳毅感到中國革命的航船已經偏離正確航道,前頭密佈急流險灘,而個人的力量實在渺小,難以糾正航向的偏差。

但是,作為一個早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共產黨員,他要堅守自己的領導崗位,要盡最大努力保持外事口的穩定。

在一次外交部全體工作人員出席的大會上,他不怕壓,不信邪,旗幟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態度:「只要中央一天不撤我的外交部長的職務,我就要頑強地表現自己,並企圖影響這個運動!」

陳毅果然說到做到,不管多大的壓力他都不改初衷。

外事口許多單位批鬥工作組,陳毅總是挺身而出,主動為工作組承擔責任,好讓他們下台。

對外文委的造反派要批判他們那裏的工作組,陳毅聞訊後趕緊前去解圍。

當他來到批鬥會場,一看到那些造反派給工作組成員掛牌子、戴高帽子的過火行為,就禁不住登台仗義執言:「派工作組的錯誤是當時局面造成的。我是支持工作組的。……張彥有錯誤,應該進行批判。但我們無權把他整死——要幫他改正錯誤!」台下有人高聲指責:“陳老總你包庇工作組!你又在和稀泥!”

陳毅沒有被這樣的指責嚇倒,立即針鋒相對地作了回答:「哦,你說對了!我硬是要和稀泥嘞!人民內部不和稀泥怎麼行嘛!把少數派壓下去,我不贊成!把多數派壓下去,我也不贊成!把工作組整死,我更不贊成!」

他越說越生氣,禁不住衝著台下近乎喊叫地說:「你們把他們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幫,你們不如把我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幫。拿來高帽子,我馬上就戴!」台下頓時響起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陳毅揚起手擺了幾擺。

掌聲戛然而止。

他停了停,隨後降低調門,語重心長地說:「總之,要成為一個革命者,就要隨時準備挨斗或斗人家。毛主席過去也挨過斗,大家斗他,他受了委屈不報復,不急於澄清。遵義會議前批鬥毛主席,那時鬼都不上門,到遵義會議後,他照樣團結大家一道工作,他沒有這樣寬闊的胸懷,就不可能勝利!」

全場鴉雀無聲。

忽然不知哪個角落響起噪音,有人竟惡狠狠地叫喊:「陳毅!我問你!你到底跟不跟毛主席走?」

陳毅毫不示弱,衝著台下丁是丁、卯是卯地說:“有人向我提了一個問題,問我到底跟不跟毛主席走?我可以當眾回答:過去我是一向跟毛主席走的。

我決定今後還繼續跟毛主席走!但是,”說到這裏,為了讓所有的人聽清,他有意放慢速度,一板一眼地說,「我不敢保證將來就不反對毛主席的一些意見!」

會場上頓時出現了騷動與不安。

有的瞪大了驚愕的眼睛,似乎懷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

有的狂叫狂喊,指名道姓地罵人,惟恐天下不亂。

有的懷著各自不同的目的拚命做記錄,不肯漏掉一個字。

這一切,陳毅全都看在眼裏,但他全然不為所動,依然按照自己的思路講下去,講得更緩慢更清楚,幾乎使用了記錄速度,說得極為懇切。

他說:「我陳毅,是維吾爾族姑娘——辮子多,不用費事,一抓一把。但是,我這個人有一個好處,就是情願犯錯誤,不怕犯錯誤,非把問題講透不可!你讓我吞吞吐吐,模稜兩可,鈍刀子割肉,講那種長不像瓠瓜、短不像葫蘆的話,只求明哲保身,恐怕這輩子也不會了!」

陳毅的所作所為,當然得罪了那些造反派,某些人把他視為眼中釘、肉中刺,說他是前進道路上的石頭,只有搬掉他,「文化大革命」才能順利朝前發展。

有人開始處心積慮地搜集陳毅的材料,伺機向他發起圍攻。

對於造反派的種種高壓和威脅,陳毅置若罔聞,依然是該講的就講,毫無懼色。

一次出席第一外國語學院的批判大會,剛在大會主席台上坐定,只見一伙人抬一頂近乎一人高的高帽衝進會場,許多人都驚呆了。

隨行秘書、警衛員警覺到會出什麼問題,趕緊向陳毅身邊靠攏,以防不測。

那伙人果真直奔台上而來。

陳毅看到來者不善,從容地起身怒斥:「看你們誰給我戴,看你們哪個敢給我戴!」

這威嚴的一聲吼,把已經衝上台來的幾個人鎮住了。

他們進退失據,不知所措,頗顯出幾分狼狽。

陳毅對那伙人不屑一顧,凜然不可犯地直抒胸臆:「你們說我是黑幫頭子、是修正主義、機會主義,你們懂什麼叫機會主義?!什麼是修正主義?!如果敵人今天來了,我們每個人發一支槍,我陳毅打得決不會比你們差!也決不會開小差!告訴你們,我是外交部長,沒有罷官之前,我就要掌握這個領導權!你們要我交權,辦不到!老實說,我對你們不放心!我就是交,也不交給你們!」

全場響起一陣高過一陣的歡呼聲。

那幾個造反派威風掃地,像泄了氣的皮球。

正當他們僵持在那裏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幾個工作人員機智地簇擁著陳毅離開了鬧嚷嚷的會場。

打這以後,北京城裏有關中傷陳毅的流言蜚語逐漸多了起來。

什麼「陳毅歷史上一貫反對毛主席」哪,什麼“陳毅反對文化大革命,死保工作組,與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唱對台戲”哪等等。

使人奇怪的是,許多說法都引自內部材料,有些是中央核心機密檔案的歪曲篡改,或別有用心的斷章取義,有的是不該隨意公佈的內部講話,甚至還有在政治局討論「文化大革命」情況時的發言。

顯然中央高層內部有人懷著險惡的用心,為了達到打倒陳毅的目的故意向造反派提供材料。

陳毅看出有些人心中有鬼,千方百計地要置他於死地。

但這沒能嚇住他。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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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與賀龍因何結怨?

 

賀龍與薛明

賀龍一家人

賀龍對林彪婚戀的態度

1942年初,賀龍到延安不久,因感情不和,與蹇先任離婚了。許多熱心的老同志對他的生活很關心,紛紛給他當紅娘。有一天,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聯防軍的幾位領導在一起開會議事完畢後,大家一起聊家常,有人談到了林彪同女子大學的葉群談戀愛的事。賀龍對林彪與葉群談戀愛的事早有耳聞,還聽說葉群把林彪寫給她表達愛情的信給別人看,以抬高自己的身份。賀龍很為林彪打抱不平,認為葉群這樣做,有損林彪的威信和聲譽。現在又聽到大家議論此事,就很不高興地說:「這些小知識分子不像話,輕浮,用損害別人的威信和聲譽來抬高自己,應該好好地訓她一頓!」

西北局組織部長陳正人是個熱心人,有意要為賀龍當月老。於是,他就靈機一動,趁機向賀龍介紹說:「老總啊!我給你介紹一個人,她認識葉群。此人叫薛明,天津的女學生。參加‘一二·九’運動,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開始後,一直從事抗日群眾工作。她帶了一支青年女子抗日宣傳隊,從北平、天津經山東、南京,一路作抗日宣傳工作到江西。1938年,經新四軍江西辦事處介紹來到延安,先後在中央黨校和女子大學學習,後來去清澗工作,成績突出,曾被選為縣參議員,後調到中共延安縣任組織部部長,是咱們西北局重點培養的婦女幹部,據說她對葉群比較熟悉和了解,老總是不是和她見一見?」

賀龍聽他們一說,想了想,認為能動員薛明去批評批評葉群,幫林彪一把也是件好事,於是就默認了。

1942年春的一個星期天,賀龍在高崗和延安縣委書記王丕年的陪同下,來到薛明的住地。王丕年說:「賀龍司令員來看望我們來了!」高崗趁機向賀龍介紹說:“這就是薛明同志。”

薛明不明白賀龍的來意,有點拘束,輕聲地叫了一聲「賀司令員!」賀龍點點頭與薛明握手,說道:“今天是星期天,我同高書記到這兒來轉轉,問點情況。”

高崗說:「薛明,賀老總問什麼情況,你就如實彙報!」

賀龍問:「聽說你和葉群是朋友?」薛明點頭答道:“是朋友,但現在來往不多了!”

賀龍從薛明回答中證實了她與葉群「是朋友」,便提高聲音說:“要是真正的朋友,你就應該拿出做朋友的樣子來。”薛明不知原由,便疑惑地問:“怎麼了?”賀龍說:“林彪喜歡葉群,給葉群寫信,這本來是正常的。”“葉群的態度可是不好啊!她把林彪的信拿去給同學、同事們看,還這麼一散,說我不在乎,你們看吧!這是林彪給我寫的情書,你說這樣做對不對?”薛明肯定地說:“不對!”賀龍接著說:“那麼你是不是可以去告訴她,喜歡林彪,就和林彪結婚,不喜歡就不要寫信,不要張揚,明確表態拒絕。你告訴她,這是我說的。老革命,南征北戰,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想討個老婆,又遭取笑戲弄,不道德么!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好就是好,不好就拉倒,你認為怎麼樣?”

薛明很認真地說:「我同意賀老總的意見,這件事我可以辦。」

薛明遵照賀龍的意見,專門找葉群談了一次,轉達了賀龍的看法。

賀龍同薛明認識後,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和了解,8月1日正式結婚。任弼時、林伯渠、高崗、陳正人、張幫英等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領導,以及王震、李井泉等老部下前來祝賀。幾天後,毛澤東在賀龍的陪同下,來到賀龍駐地接見「戰鬥籃球隊」隊員時,也向賀龍和薛明表示熱烈祝賀。

1942年2月中國共產黨開始開展「整風運動」。在運動期間,薛明和葉群發生了矛盾與激烈的衝突。

台當播音員;後來參加青年戰地服務訓練班,與青訓班的國民黨軍官關係曖昧;她還參加了「三青團」舉辦的“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講演比賽,並不斷向國民黨CC系特務組織辦的名為“戰鬥”的壁報投稿等等。因此,黨組織派薛明同葉群作了一次談話,對她上述表現提出了嚴肅的批評。在薛明和其他同志的幫助下,1938年她們一起從江西南昌來到延安。到延安後,葉瑾改名為葉群。1942年與從前蘇聯養病回延安的林彪相識,他們就談起了戀愛。

林彪原先有兩次婚姻:1927年,由父母包辦娶了一房妻室,舉行婚禮後的第三天,林彪就離家了;林彪在長徵到延安後,出任抗日軍政大學校長時,認識一個女學員叫劉新民(後改名劉梅),他們結婚後,1938年冬林彪去前蘇聯養病,劉梅陪同前往,他們生有一女叫林小琳。後來因感情不和離婚了。林彪1942年初從前蘇聯回到延安,認識了當時在延安女子大學的葉群,同年7月1日兩人結婚,這是林彪的第三次婚姻。

1943年春,延安整風運動進入對照檢查,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階段。薛明因對葉群比較了解,她出於一名共產黨員的責任感,有一天,把葉群約到家中,誠懇地對她說:「我是共產黨員,你也是共產黨員,現在正是整風的審干時期,我希望你主動地把履行沒履行入黨手續,介紹人是誰,在南京時的種種表現,以及同國民黨教官等人的關係,如實地向組織講清楚……」

葉群一聽,立即翻了臉,尖聲大叫道:「你要幹什麼?你們趁林彪不在家,你們把我打死好了!」接著又哭又鬧,甚至滿地打滾撒潑。

薛明本來想好好勸說葉群主動把自己的歷史問題向組織講清楚,一看她這個樣子,也就來了氣,說道:「好,你不願意談,那就到組織部談,黨員對黨組織該談吧!」於是,就把葉群拉到了中組部,王鶴壽出來接待。

葉群一見王鶴壽,裝得更傷心,哭得更厲害了,大聲嚷道:「她說我好多壞話,造謠。」

薛明理直氣壯地說:「不是造謠,我這裏寫了揭發材料,都有哪些問題,請組織上看。」說罷把材料交給了王鶴壽。

由於葉群是林彪的妻子,王鶴壽不便輕易表態。他接過信,慎重地對薛明說:「我看過信後,還要向上級報告,你先回去吧!」

這件事驚動了賀龍和林彪。賀龍從前線匆匆趕回,衝著薛明發火道:「你搞什麼名堂?誰叫你抓了葉群?」薛明很冷靜,向賀龍詳細地彙報了葉群歷史上的問題。過了一會兒,賀龍的氣也消了,對薛明說:“這麼大的運動,有懷疑,揭發出來也是對的。已經這樣了,光明正大,沒啥大不了的,讓組織去調查吧!”

林彪對這件事則看得很重,十分惱火,也從前方急忙趕回延安。葉群一見林彪,裝得非常委屈,添枝加葉地向他哭訴了一番。一貫內向的林彪也動了肝火,高聲罵道:「他媽的,老子在前線流血打仗,你們在後方搞我的老婆……」他把這件事遷怒於賀龍,與老婆葉群記下了賀龍和薛明這筆賬。

此外,賀龍到延安出任聯防軍司令員後,毛澤東曾同他談起林彪歷史上的一些事,包括抗戰初期不願意留兵延安的事,林彪在洛陽被蔣介石接見時的表現等。這件事,後來不知怎樣被林彪知道了,成了他的一塊去不掉的心病。從此,林彪與賀龍兩家結下了解不開的疙瘩。這也成了林彪後來利用「文化大革命」運動,要把賀龍置於死地的主要歷史原因。

 賀龍夜見林彪

1966年9月10日上午,賀龍從家中坐車直奔人民大會堂,在東門下得車來,來到浙江廳。他是根據毛澤東關於「你可以登門拜訪,徵求一下有關同志意見」的指示,來拜訪林彪,徵求意見的。

由於毛家灣的房子要進行整修,林彪於8月上旬搬到人民大會堂浙江廳暫住。浙江廳是一個有半個籃球場大小的方形大廳,顧名思義,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時浙江省代表團開會的地方。林彪住進來後,由於他怕風、怕光、怕水、怕出汗,對大廳重新作了佈置:地毯是淺綠色的,沙發是淺綠色的,房間四周的帷幕也是淺綠色的,整個大廳全是淺綠色的。平時只開幾盞小燈,廳內光線暗淡。

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賀龍走進浙江廳,由於裏面光線晦暗,一時不太適應。林彪走上前去同賀龍握手,賀龍見林彪由於怕見陽光,整天在陰暗的地方生活,臉色蒼白得嚇人,不由得吃了一驚。他過去對林彪怕光、怕水、怕風早有耳聞,今日親眼所見,想不到他竟怕到這種地步。

兩人在沙發上坐下,工作人員給賀龍送上一杯茶水立即退了出去,會客廳只有林彪同賀龍兩人。寒暄過後,賀龍把來意說明,他誠懇地說:「林總,我今天來想聽聽你對我有什麼意見?」

林彪假惺惺地說:「賀老總,我對你沒有意見。」

「不,林總,總會有一點吧!」賀龍堅持想聽聽林彪的意見。

沉默了一會兒,林彪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裝著不經意的樣子卻有明顯的威脅性,說:「要說有吧,也只那麼一點點,就是,你的問題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後要注意一個問題,支持誰,反對誰。」

寥寥數語,林彪把自己的狼子野心暴露得一清二楚:你賀龍如果支持我,跟我走,你的問題就可以變小;如果反對我,你的問題就可以變大。一句話,你的問題大小,全在你對我林彪的態度。

林彪既然已把問題挑明,亮出了他的底牌,賀龍自然要給予明確的回答。他想起過去毛澤東同他談起對林彪的看法,想起他用卑鄙的手段搞倒了羅瑞卿,現在又指使吳法憲等人搞陰謀,搞到了自己的頭上,我豈能同你這種搞陰謀詭計的卑鄙之徒同流合污!賀龍笑了笑,坦然地說:「林總,我革命這麼多年,支持誰,反對誰,你還不清楚?誰反對黨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對誰;誰擁護黨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誰!」

同樣短短數語,但把賀龍一貫忠於黨,忠於革命事業,忠於人民,擁護毛澤東那種光明磊落,坦蕩無私的胸懷,表達得淋漓盡致。

賀龍的話,正氣凜然,字字千鈞,擊中了林彪一直諱莫如深的心病:他在紅軍困難的時候,曾對紅軍的前途表示悲觀。為此,毛澤東給林彪寫了一封信,後改題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評了他;在遵義會議後,林彪又提出毛澤東不會指揮軍隊,要別人代替;抗日戰爭開始,他又不表態支持毛澤東留兵保衛陝甘寧的主張……每到革命轉折關頭,總是同毛澤東不合拍。所以,賀龍的話雖然沒有點破,但使林彪不寒而慄。

由於兩人沒有共同語言,話不投機,再也無話可講,賀龍便從容起身告辭。

這次談話,表面氣氛相當平靜,沒有激烈的爭論,但賀龍同林彪終於面對面地最後攤了牌。林彪本想通過他精心導演對賀龍的誣告,在得到毛澤東的支持下,迫使賀龍就範。豈知賀龍軟硬不吃,有一股凜然不可侵犯之正氣。此刻,林彪終於明白,要想讓賀龍支持自己,跟他走是絕對不可能的,就變本加厲地策劃種種迫害賀龍的陰謀活動。最後,賀龍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魔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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