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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毅對毛澤東獨斷專行不滿:我不敢保證將來不反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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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毅對毛澤東獨斷專行不滿:我不敢保證將來不反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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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毅對毛澤東獨斷專行不滿:我不敢保證將來不反對他

2020年05月15日 18:34

毛澤東在陳毅追悼會上(資料圖)

本文摘自《陳毅的非常之路》,羅英才 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到了1966年7月中旬,關於工作組問題的爭論,在中央領導層日趨表面化,焦點是「文化大革命」運動要不要黨的領導。

爭論雙方的陣容日益明朗:以劉少奇、鄧小平一方是支持派工作組的,認為任何時候都不能離開黨的領導;以陳伯達、康生一方是反對工作組的,主張天下大亂,造反有理,踢開黨委鬧革命。

彼此互不相讓,各說各的理,甚至發展到在政治局會議上拍桌子的地步。

「我怎麼是偏聽偏信、包庇工作組呢?」

劉少奇拍著桌上一大摞信件說,「我有大批群眾來信為證,工作組做了不少工作,否則真要天下大亂,損失不可估量!工作組有好的,有壞的,他們在第一線,有他們的辛苦,要求不能過高,多數工作組是好的,還是要教育幫助,讓他們改正錯誤。」

鄧小平補充說:「有的機關學校,不派工作組可以;有的要奪權的,就要派工作組。工作組主要起行政和黨委的作用,因此是否統盤考慮。對工作組要正確估計。我們對這樣的運動沒有經驗,他們也沒有經驗。壞的工作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組可以留,代替黨委工作。」

康生針鋒相對,寸步不讓:「我們也有材料,工作組就是鎮壓群眾運動!」

陳伯達更對工作組提出非議:「工作組不會比學生高明。工作組都自稱是黨中央、毛主席派的,有的整學生。」

陳毅支持劉少奇、鄧小平的見解,肯定工作組的作用,對他們的缺點錯誤認為應該抱著與人為善的態度,應該盡量幫助他們,而不能嫌棄他們。

未等陳毅把話說完,陳伯達就打斷了他的話,大聲指責對外文委工作組是全國最壞的工作組,說這個工作組裏沒有一個好人。

鄧小平騰地從座位上站起來,拍著桌子說:「好!我們都撤,你去搞搞看!」

陳伯達、康生等人的強詞奪理引起多數與會者的不滿,他們扼殺工作組的圖謀沒能得逞。

散會時,陳伯達撂下一句話:「走著瞧!」

在幾天後舉行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一次小組會上,江青在發言中也曾談到工作組問題。

她說有人彙報工作組已經走上正軌了,這種說法有很大的說服力,使得反對工作組的意見沒有分量。

「我們的組長、顧問沒有發言權,講一句話就被打斷。」

這從反面印證了陳伯達、康生一方在這次較量中遭到了慘敗。

劉少奇在這次十一中全會上說:陳伯達早就提了不派工作組或者撤出工作組,提了三次。

第三次提出這個問題時,又討論了一次,多數人還是不主張撤。

“我仍是以前的觀點,我認為這一方法較機動,沒有下決心撤,要看一看。

同時,主席快回來了,回來再請示決定。”

7月18日,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

他對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學生運動受到壓制,極其不滿。

一連幾天,他召集陳伯達、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情況,又聽劉少奇等政治局常委的情況彙報,還同各中央局書記、江青等人多次談話,對工作組表現出明顯不滿。

他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工作組一不會斗二不會改,只會起阻礙運動的作用。」

「許多工作組(當然不是一切工作組),都是阻礙運動的,都要把它撤出來。」

「把工作組一撤,把黑幫停職反省就完了,這樣可以搞得快一點。」

在8月1日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滿臉不高興的毛澤東有一段插話說得更明白,暗示工作組犯了不可饒恕的方向性、路線性錯誤。

他說:「工作組不管怎麼樣是做了壞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個鎮壓群眾、阻礙群眾的作用,起了個壞作用。一般說,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組干盡了壞事。」

由於這時的政治天平發生了明顯傾斜,立刻使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處於不利地位,而陳伯達、康生等風派人物得意忘形。

許多工作組眨眼之間成了眾矢之的,有的被解散,有的被驅逐,有的被批鬥。

就這樣,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極端混亂的情況下,曾經對穩定局勢、領導運動起過不小作用的工作組風捲殘雲般地被撤了,許多工作組成員成了被批鬥的對象,從此在劫難逃。

中央宣佈撤銷工作組,引起全國震驚。

外交部副部長姬鵬飛也一時思想不通,帶著疑惑與驚異去問陳毅:工作組怎麼說撤就撤了?陳毅滿臉無奈地說:「哎!我也不清楚是怎麼回事!說怎麼樣搞,就怎麼樣搞。現在我們是乾綱獨斷羅!」

這表明,陳毅不隱諱對這時毛澤東個人說了算的獨斷專行作風的不滿。

8月7日,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印發了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更使陳毅憂心忡忡。

他一眼看出,這張大字報攻擊的矛頭顯然是直指中央第一線主要領導人劉少奇、鄧小平的,使他困惑不解的是黨內出現不同看法本來是正常現象,完全可以通過黨內討論,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求得解決,為什麼硬要把它上升到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呢?這張大字報對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讚美有加,把它稱之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對劉少奇、鄧小平等“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的措辭則是極其嚴厲的,已經完全把他們推到無產階級的對立面去了。

這張大字報說: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

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陳毅對黨內這種不正常現象,感到吃驚、不解,預感到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將面臨更加困難的處境。

更使他吃驚的是,政治局改選時把黨內一向德高望重、長期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劉少奇晾在一邊。

因全會沒有選舉中央副主席這個項目,實際無形中撤銷了劉少奇黨中央副主席的職務。

但會後不久,林彪被宣佈為中央副主席,而且有了一個毛澤東「最親密戰友」的特殊稱謂,使他成了名列第二位的人物,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

陳伯達、康生等在這次政治局改選中,都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黨內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陳毅感到中國革命的航船已經偏離正確航道,前頭密佈急流險灘,而個人的力量實在渺小,難以糾正航向的偏差。

但是,作為一個早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共產黨員,他要堅守自己的領導崗位,要盡最大努力保持外事口的穩定。

在一次外交部全體工作人員出席的大會上,他不怕壓,不信邪,旗幟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態度:「只要中央一天不撤我的外交部長的職務,我就要頑強地表現自己,並企圖影響這個運動!」

陳毅果然說到做到,不管多大的壓力他都不改初衷。

外事口許多單位批鬥工作組,陳毅總是挺身而出,主動為工作組承擔責任,好讓他們下台。

對外文委的造反派要批判他們那裏的工作組,陳毅聞訊後趕緊前去解圍。

當他來到批鬥會場,一看到那些造反派給工作組成員掛牌子、戴高帽子的過火行為,就禁不住登台仗義執言:「派工作組的錯誤是當時局面造成的。我是支持工作組的。……張彥有錯誤,應該進行批判。但我們無權把他整死——要幫他改正錯誤!」台下有人高聲指責:“陳老總你包庇工作組!你又在和稀泥!”

陳毅沒有被這樣的指責嚇倒,立即針鋒相對地作了回答:「哦,你說對了!我硬是要和稀泥嘞!人民內部不和稀泥怎麼行嘛!把少數派壓下去,我不贊成!把多數派壓下去,我也不贊成!把工作組整死,我更不贊成!」

他越說越生氣,禁不住衝著台下近乎喊叫地說:「你們把他們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幫,你們不如把我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幫。拿來高帽子,我馬上就戴!」台下頓時響起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陳毅揚起手擺了幾擺。

掌聲戛然而止。

他停了停,隨後降低調門,語重心長地說:「總之,要成為一個革命者,就要隨時準備挨斗或斗人家。毛主席過去也挨過斗,大家斗他,他受了委屈不報復,不急於澄清。遵義會議前批鬥毛主席,那時鬼都不上門,到遵義會議後,他照樣團結大家一道工作,他沒有這樣寬闊的胸懷,就不可能勝利!」

全場鴉雀無聲。

忽然不知哪個角落響起噪音,有人竟惡狠狠地叫喊:「陳毅!我問你!你到底跟不跟毛主席走?」

陳毅毫不示弱,衝著台下丁是丁、卯是卯地說:“有人向我提了一個問題,問我到底跟不跟毛主席走?我可以當眾回答:過去我是一向跟毛主席走的。

我決定今後還繼續跟毛主席走!但是,”說到這裏,為了讓所有的人聽清,他有意放慢速度,一板一眼地說,「我不敢保證將來就不反對毛主席的一些意見!」

會場上頓時出現了騷動與不安。

有的瞪大了驚愕的眼睛,似乎懷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

有的狂叫狂喊,指名道姓地罵人,惟恐天下不亂。

有的懷著各自不同的目的拚命做記錄,不肯漏掉一個字。

這一切,陳毅全都看在眼裏,但他全然不為所動,依然按照自己的思路講下去,講得更緩慢更清楚,幾乎使用了記錄速度,說得極為懇切。

他說:「我陳毅,是維吾爾族姑娘——辮子多,不用費事,一抓一把。但是,我這個人有一個好處,就是情願犯錯誤,不怕犯錯誤,非把問題講透不可!你讓我吞吞吐吐,模稜兩可,鈍刀子割肉,講那種長不像瓠瓜、短不像葫蘆的話,只求明哲保身,恐怕這輩子也不會了!」

陳毅的所作所為,當然得罪了那些造反派,某些人把他視為眼中釘、肉中刺,說他是前進道路上的石頭,只有搬掉他,「文化大革命」才能順利朝前發展。

有人開始處心積慮地搜集陳毅的材料,伺機向他發起圍攻。

對於造反派的種種高壓和威脅,陳毅置若罔聞,依然是該講的就講,毫無懼色。

一次出席第一外國語學院的批判大會,剛在大會主席台上坐定,只見一伙人抬一頂近乎一人高的高帽衝進會場,許多人都驚呆了。

隨行秘書、警衛員警覺到會出什麼問題,趕緊向陳毅身邊靠攏,以防不測。

那伙人果真直奔台上而來。

陳毅看到來者不善,從容地起身怒斥:「看你們誰給我戴,看你們哪個敢給我戴!」

這威嚴的一聲吼,把已經衝上台來的幾個人鎮住了。

他們進退失據,不知所措,頗顯出幾分狼狽。

陳毅對那伙人不屑一顧,凜然不可犯地直抒胸臆:「你們說我是黑幫頭子、是修正主義、機會主義,你們懂什麼叫機會主義?!什麼是修正主義?!如果敵人今天來了,我們每個人發一支槍,我陳毅打得決不會比你們差!也決不會開小差!告訴你們,我是外交部長,沒有罷官之前,我就要掌握這個領導權!你們要我交權,辦不到!老實說,我對你們不放心!我就是交,也不交給你們!」

全場響起一陣高過一陣的歡呼聲。

那幾個造反派威風掃地,像泄了氣的皮球。

正當他們僵持在那裏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幾個工作人員機智地簇擁著陳毅離開了鬧嚷嚷的會場。

打這以後,北京城裏有關中傷陳毅的流言蜚語逐漸多了起來。

什麼「陳毅歷史上一貫反對毛主席」哪,什麼“陳毅反對文化大革命,死保工作組,與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唱對台戲”哪等等。

使人奇怪的是,許多說法都引自內部材料,有些是中央核心機密檔案的歪曲篡改,或別有用心的斷章取義,有的是不該隨意公佈的內部講話,甚至還有在政治局討論「文化大革命」情況時的發言。

顯然中央高層內部有人懷著險惡的用心,為了達到打倒陳毅的目的故意向造反派提供材料。

陳毅看出有些人心中有鬼,千方百計地要置他於死地。

但這沒能嚇住他。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毛澤東與長子毛岸英(資料圖)

本文摘自《毛岸英在朝鮮戰場》,武立金 著,作家出版社,2006.9

一九五一年元旦,中華大地沉浸在歡慶我志願軍勇士連續取得兩次戰役勝利的喜悅之中。每逢佳節倍思親,張文秋的家人和志願軍所有家屬一樣卻「遍插茱萸少一人」。他們思念著「出差」在外的親人毛岸英,大女兒更是思夫心切,常常是獨看簾月到三更。

少華見思齊沉悶不語,知道她又想岸英了,於是關切地問:「姐,是不是又想大哥了?大哥這次出差時間也太長啦!」

「哥也真是,走了幾個月,連個信兒都不捎來,爸爸惦記他,張媽媽念叨他,讓全家人都為他擔心。」平時寡言少語的毛岸青也嘟噥道。

「聽說大哥去了蘇聯,蘇聯人過不過年?他們吃餃子嗎?」不滿八歲的小少林瞪著眼睛問。

「你就知道吃!」劉思齊用手指輕輕颳了一下小少林的鼻子,笑著說,“你們都放心吧!蘇聯是友好國家,不會有事的。他一干起工作來,恐怕把我們都忘到腦勺後去了。”

張文秋趕忙出來打圓場:「岸英去了這麼長時間不回來,肯定擔負著重要任務。他在蘇聯一定很忙,想省點寫信的時間,抓緊把工作幹完,好快點回來和我們團聚!」張文秋說完,遞給毛岸青一個信封,裏面裝著四十元錢。

自從毛岸英「出差」走後,張文秋嚴守承諾。看到大女兒尊重孝敬公公,公公關心指導兒媳長進,她由衷地高興;而毛岸青每周必到張家,還不客氣地把待洗的衣被等不善自理的活兒帶過來,張文秋照單全收,洗凈、晾乾、疊好,樂此不疲。

張文秋問享受供給制的毛岸青:「岸青,我問你,你的零用錢一個月得多少?」

「三十多塊吧!」毛岸青性子直不見外,實話實說。

「這樣吧,每月給你四十塊!」慈祥的老人毫不吝嗇,說話乾脆。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四十塊錢可不是個小數目,幾十元的月薪可讓一個幹部養活幾口之家。為了給毛岸青這四十元零花錢,張文秋各方面都要緊縮開支,會客或外出活動,粗布列寧裝一穿多年,捨不得花錢置辦新衣。

新的一年來臨了,中南海里張燈結綵,到處是一派喜氣洋洋的氣氛。周恩來看完彭德懷發來的關於準備打過三八線解放漢城的好消息,認為現在是向毛澤東通報岸英犧牲的一個最好時機,於是同劉少奇商量:「岸英犧牲的事不要再瞞了,總瞞著也不是辦法,等老彭回國了再通報就被動了。」“那就報告給主席吧!”於是周恩來心情沉重地給毛澤東和江青寫了一封信,說明毛岸英已經犧牲和當時未將電報呈送給他的原因。

報和周恩來的信來到新六所,他沒敢直接去見江青,而是先找衛士長李銀橋。李銀橋聽說毛岸英犧牲了,一時驚怔得目瞪口呆,兩腿一軟,癱坐在水泥地上。過了好一會兒葉子龍才把李銀橋扶起來,擦乾眼淚一起走進毛澤東居住的一號樓。

新六所是為改善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居住條件而在京西萬壽路建造的六棟小樓,中央五大書記每家一棟,工作人員住一棟。毛澤東在工作稍微緩解一些時,便到這裏小住幾天,換換環境,休息一下,把過度緊張的精神鬆弛鬆弛。

在一號樓客廳里,習慣於晚上辦公的毛澤東,此時剛起床不久。他坐在沙發上一邊翻閱當天的《人民日報》,一邊聽著留聲機里放出的京劇《武家坡》:「一馬離了西涼界,不由人一陣陣淚灑胸懷,青是山綠是水花花世界,薛平貴好一似孤雁歸來……」他突然扭過頭來問江青,“娃娃們都回來嗎?”

「學校放假了,今天兩個女兒都回來,思齊也過來,只有岸青來不了,他還在住院。」江青在地毯上踱著方步回答。

「好像有幾個星期沒見到娃娃嘍!岸青的病可有好轉?」毛岸青在上海流浪期間被巡捕、特務打成腦震蕩,落下了後遺症,時常犯病,毛澤東為此非常著急,“這個韓戰,把人都拖垮了,任弼時同志也被拖病了,結果一命嗚呼……”

「今天是禮拜天,你別講那些敗興的事好不好?」江青的臉上露出不悅的神色,“時間不早了,孩子們快到了,我到大門口去迎一迎。”

「你去吧!」毛澤東吸完一口煙,邊咳嗽邊說,“娃娃們來了,讓他們先來見見我。”

江青在樓道里碰到了葉子龍和李銀橋,問葉子龍:「你怎麼到這邊來了?」

「總理讓我送一封信。」葉子龍把信遞給江青。

江青看完信,眼圈潮紅,嘆息了一聲,然後振作精神說:「我看這樣吧,你們先別去見主席,等一會兒李敏、李訥回來了,咱們再找機會。」

恰在這時,李敏和李訥一前一後走進了客廳。這一對小姐妹都繫着紅領巾,李敏束著兩條粗而黑的長辮子,李訥扎著兩個細而短的小辮子。毛澤東放下報紙,立刻向她們招手:「都快到爸爸這兒來!」

李訥張開兩隻小胳膊像個小蝴蝶似的撲向毛澤東跟前:「爸爸,和你親個臉!」

李訥和毛澤東碰了一下臉,就勢坐在父親的大腿上;李敏也走到毛澤東身邊,拉著父親的手在沙發上坐下來,高興得兩隻秀眼彎成了一雙月牙兒。暫時放下工作,放下思考,和女兒小聚,這是毛澤東最愜意的時刻。

李訥笑著說:「爸爸,我是你的女兒,我想改姓毛,好嗎?」

毛澤東一隻手被大女兒拉著,用另一隻手撫摸著小女兒的頭說:「為么事又想姓爸爸的姓啊?」

「叔叔們笑我,說我不姓毛,就不是毛主席的女兒。」李訥晃了一下小腦袋撒起嬌來,“我要姓毛,我要姓毛……”

「嬌嬌,你沒得姓賀,也沒得姓毛,你也有意見嗎?」毛澤東笑問李敏。

李敏甜甜地一笑:「我姓賀當然不合適,姓毛又怕惹事,只好跟妹妹一樣姓李了。」

「到底是大幾歲,很懂事呢!」

李訥見姐姐受到了父親的表揚,再也不喊著鬧著要姓毛了。

「都別鬧了,讓爸爸歇一會兒!」江青對李敏說,“嬌嬌,你帶妹妹先到花園去玩,過會兒一塊回來吃晚飯。”

江青送走兩個寶貝女兒,順便叫來了葉子龍和李銀橋。正在看文件的毛澤東聽說葉子龍來了,頭不抬眼不動地說:「子龍,我正要找你呢!把岸英調回來吧,你看他把材料寫成這個樣子,不但沒有進步,反而退步了!」

沒有聽到回應,毛澤東抬頭一看,只見葉子龍滿臉悲情,淚涌眼眶,於是敏感地問:「子龍,出什麼事了?」

江青掉下淚珠哽咽著說:「主席,你一定要挺住。」

毛澤東已有很長時間沒接到毛岸英的信了,以為是軍務繁忙,現在他似乎預感到了不幸,忙問:「是不是……」

葉子龍雙手遞上文件夾,放在最前面的一頁是周恩來的信:

主席、江青同志:

毛岸英同志的犧牲是光榮的,當時我因你們都在感冒中,未將此電送閱,但已送少奇同志閱過。在此事發生前後,我曾連電志司黨委及彭,請他們嚴重注意指揮機關安全問題,前方回來的人亦常提及此事。高瑞欣亦是一個很好的機要參謀。勝利之後,當在大榆洞及其他許多戰場多立些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墓碑。

江青看到毛澤東臉色蠟黃,目光遲鈍,僵硬著一句話也不說,就勸慰道:「岸英是為了朝鮮人民犧牲的,是為了祖國的安全犧牲的,犧牲得光榮。主席,你不要太傷感。我們得到消息有一段時間了,只是今天才告訴你,就是怕你難過……」

毛澤東的嘴唇抖索著,但是沒有哭,沒有眼淚。他眨了一下充滿血絲的眼睛,目光開始慢慢移動,望著茶几上的煙盒。李銀橋幫他抽出一支煙,再幫他點燃,隨之便聽到像陝北老農民吸煙時發出的噝噝聲,他想用辛辣的煙味來壓住那份痛苦的心潮。屋裏靜默了很長時間,沒有人說話,沒有人走動,但大家都感受到了毛澤東對長子的眷念和痛惜之情。

毛澤東吸完第二支煙,把煙頭擰滅在煙灰缸里後,沙啞地發出一聲催人淚下的嘆息:「唉,戰爭嘛,總要有傷亡,沒得關係,誰讓他是毛澤東的兒子呢……岸英是個苦孩子,從小沒了娘,後來參加戰爭,沒過上幾天好日子。」

毛岸英的不幸犧牲,強烈地震撼著毛澤東的心靈。白髮人送黑髮人,岸英走得太早了,他只有二十八歲,結婚才剛滿一年。回想起來也非常湊巧,當年毛澤東去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時,也是岸英這個年齡——二十八歲,也是剛結婚一年。父子兩代同樣在這種狀況下身臨險境,父親則死裏逃生,而他的兒子卻壯烈犧牲了。

毛澤東是人民愛戴的領袖,同時也是一位慈祥的父親,有著同常人一樣的舐犢之情。他年近花甲,那正是含飴弄孫的年紀。毛澤東凝望著窗外那早已蕭條的柳枝,輕輕苦吟著《枯樹賦》:昔年種柳,依依江南。今看搖落,凄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這件事先不要對思齊講,晚點,盡量晚點……唉,新婚不久就失去了丈夫,她怎能經得住這沉痛的悲傷喲!」毛澤東眼圈又紅了起來,他要獨自承擔生離死別的喪子之痛。

毛澤東洗完臉,剛剛恢復平常公開場合所表現的那種莊嚴神態,劉思齊就到了。她一進門,便興奮地講起了志願軍就要打過三八線,漢城很快就要解放了。講著講著,劉思齊忽然發覺毛澤東聽得心不在焉,再仔細一瞧,毛澤東的眼圈有點紅,於是擔心地問:「爸爸,您不舒服?您要保重身體啊!」

「我的娃,我很好呢!」毛澤東按住心頭的傷痛,含混地說,“你也要注意身體,岸英不在,以後就要靠你自己了。”

劉思齊沒有聽出也不可能聽出毛澤東的弦外之音,佯裝生氣地說:「岸英去了這麼長時間,也不來個信,真把人給急死了!」

「你不是說他來過信嗎?」

「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想必他這次出差任務很重,工作太忙,或是事情太保密,或是別的什麼原因……」毛澤東幾乎以懇求的口吻對自己的兒媳說,“思齊,你答應我,岸英不來信,爸爸不著急,你也別著急,行嗎?”

「我聽爸爸的!」懂事的兒媳輕輕點了點頭。

「娃呀,我也是這麼過來的啊!」毛澤東那已經變得稀疏的眉毛有點顫抖,“早年鬧革命,我和你開慧媽媽也經常分別,我還寫過一首詞表達我當時的離情別緒,詞中有這樣幾句——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憑割斷愁絲恨縷,要似崑崙崩絕壁,又恰似颱風掃寰宇。重比翼,和雲翥。”

毛澤東停頓了一會兒,接著回憶道:「一九二七年秋天,我們最後一次分別時的情景仍歷歷在目。那是在板倉的一個早晨,岸英和岸青還在睡覺,太陽還沒出山,田壟里有霧。她送了我一程又一程,我說很快就會見面的,要她回去,可她就是不肯。最後她站在田埂上兩眼盯著我一步一步地走開,直到濃霧遮住了她的視線。此後我們誰也沒有收到過對方的來信,互不了解情況,三年後卻傳來了她不幸的消息……」

劉思齊畢竟是個二十歲的孩子,她不可能完全領悟到公公的深意:幹革命就會有犧牲。「爸爸,我們還年輕,分別幾個月沒關係,志願軍戰士離家別子,有的還在戰場上犧牲了,我們夫妻分別一段時間算得了什麼呢!」

「哦,正是,正是,你真是我的好孩子。」

開飯了,毛澤東一家五口圍坐一桌。今天是曹師傅做菜,湖南口味。除了兩個天真爛漫的孩子又說又笑大吃大喝外,其他人都在默不作聲地細嚼慢咽。這時電話鈴響了起來,毛澤東放下筷子,抓起電話:「喂,我是毛澤東……」

電話里傳來周恩來的聲音:「主席,志司來電,說前天發起的第三次戰役,如果進展順利的話,預計這兩天就可以越過三八線,佔領漢城。」

毛澤東頃刻之間又變成另外一個人,他激動地說:「這就是新年最好的獻禮!讓《人民日報》總編鄧拓同志準備社論,到時要慶祝一下漢城解放。我們有這樣好的指戰員,凱旋之日,當舉杯相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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