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接見陳永貴。（1964年12月26日於北京）1964年12月底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毛主席拿自己的稿費，請陳永貴、王進喜、錢學森、天津下鄉知識青年邢燕子，江蘇下鄉知識青年董加耕吃飯。（資料圖）
本文摘自《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和失敗：歷史不再徘徊》，凌志軍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然而陳永貴是否真的相信這些政治的遊戲，還是一個疑問。他和他的大寨這時候已經完全成為政治偶像。但是即使對他持有最強烈的批評態度的人，也不會否認他是一個耕作的行家裏手。這樣看來，他應當最能體會農業本是一個徹底務實的行業。有時候他自己也不能明白，為什麼要沒完沒了地舉行那些「天天讀」的儀式？難道將書本上的話背得爛熟之後，就真能產生無往不勝的奇效？他本人自幼與文字無緣，文人理論和行政文牘的令人厭惡，他一定會比別人感受得更為強烈。比如一個年輕人一口氣將毛澤東的《愚公移山》背誦完畢，然後就向他邀功，而他卻不以為然。他用一個一字不識的老人教訓青年，此人名叫賈進財，一生開山採石，一雙長滿老繭的手為世人知曉。「不要看賈進財背條文背不過你們，」陳永貴對得意洋洋的小夥子說，「可是他每天一錘一錘打的都是石頭。」這樣的情節似乎更加符合一個農民的邏輯。但是，為什麼陳永貴還要一味對政治抱以狂熱的眷戀，並且煞費苦心營造他的政治形象？這原因又要到當日農村的制度中去尋找。
我們的國家以人民公社的制度來治理鄉下農民，其經濟上的失敗已如前述。但是，那個時候國家之施政原則，首先在於意識形態的不可侵犯而不在於物質利益的欣欣向榮，因為前者為政權的根本，後者只是一時的盈虧。用當時農村中廣泛流傳的一句話，就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所以，公社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以政治原則凌駕於實際問題，或者說是將實際問題政治化。例如1962年行於鄉下的自留田和包產到戶，沒有人能夠否認這些辦法可以令土地上結出更多的果實，可是經過意識形態的解釋，決定其取捨的要點就不是土地上的果實而是它所包含的反人民公社傾向。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任何農民想要向社會證明自己的存在，進而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者立身名利場上，就必須以政治標準取代經濟意識，越是不相信就越是要表現得忠貞不貳。這一點當陳永貴在1964年剛剛崛起的時候，便經歷了一次刻骨銘心的教訓。
那一年的冬季，大寨大隊被上級派駐的「四清」工作隊查出，糧食的實際畝產量少於陳永貴的報告。此事等於宣佈大寨的先進乃是一種欺騙，其所引起的震動可以想見。結果上達中央政府，導致周恩來總理親自追究，如能坐實，則陳永貴定然一蹶不振，中國農村的歷史也當改寫。但是陳永貴似乎是一個天助神佑的人物，毛澤東恰在這時將他請到自己的生日宴會上，大寨的問題也在這一夜之間不再是糧食產量的多少，而是對毛澤東的態度如何。這一來，陳永貴便擁有了巨大的政治資源來渡過危機。大約一個月後，山西省委的幾位領導人親赴大寨，名為“核實產量”，實則已有成見在先。於是，在1965年2月8日下午，大寨大隊的隊部裏面就出現了下面一段對話：
「經過丈量，耕地面積定為七百九十六畝六分九厘……除了經濟作物，1964年糧田面積是七百五十畝。」
「永貴呀，現在七百五十畝，正合報上說的。糧食畝產還不到七百五十斤怎麼辦？」
「山地和平地不一樣，地塊多啦，過去習慣不能上耕牛的地不能算地畝。」
「糧田達不到七百五十畝吧……地畝也變，產量也變。扣一厘以下地，扣了四捨五入，糧田可能就是七百二十畝……我已經給總理說，大寨的產量還在八百斤以上。」
「在七百五十畝中扣去四十五畝……」
「給參觀人員說，糧田七百零五畝，糧食總產五十六萬八千斤，畝產八百零五斤。」
陳永貴就這樣安然地渡過了他的第一個危機。可以肯定他從這個戲劇性的事件當中得到了教訓。經濟問題一旦化為政治問題，也就無所謂眼前的公正，農民以至整個農村的追隨政治也就成為必然。
1967年2月9日，陳永貴在昔陽縣第一次以一個政治家而不是勞動模範的身份出現。雖然他在這時還只是一個大隊的負責人，但是他的聲望已經足以號令全縣。他在縣城中心的廣場主持了群眾集會，他原來的上級中至少有七人也被叫到台前，這些人現在統統成為「被告」，罪行是“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在一片憤怒的叫罵中紛紛表示認罪。然後陳永貴起身發表演說，號召他的革命同志聯合起來向舊的權力機構“造反奪權”。台下群情激奮，聚眾已逾萬人，其聲勢的浩大，為本縣史無先例。幾個寄居小城不甘寂寞的文人激動地寫道，“他那真理的聲音，震動了整個昔陽，整個晉中，整個山西，整個中國”。兩天以後，全縣32個農民造反組織一致推舉陳永貴為領袖。這些人成立了總指揮部，宣佈奪取舊縣委的一切權力，是為“二一一奪權”，陳永貴則在數萬人的歡呼聲中成為總指揮。兩個月後，這個臨時性的指揮中心為一種新的權力機構取代，陳永貴成為縣革命委員會主任和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他曾經野心勃勃地說過“打倒皇帝做皇帝”，現在，僅僅兩個月里，他便在這個內陸省份擁有了無上權威。
這整個事件猶如戲劇舞台上一個高潮迭起的片段。高潮中的陳永貴被稱為「救世主」，“是統一千萬群眾意志的無形的力量”。但是若干年後的論者卻以“得意洋洋”、“躊躇滿志”來貶損這位風雲人物當日的氣概，說這一事件其實只是“顯示了陳永貴等人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無限上綱，捏造罪名的才能”，文人墨客對於他的種種讚頌則屬於“肉麻”和“狂妄”。所有這些評論不能不使人感到褊狹。因為，一般來說，這種類型的野心家和投機者如果敢於將自己的行徑公之於世，在百姓們中間就會失去受仰慕的基礎，甚至會引起萬民的唾棄。但是這樣的情況不曾在陳永貴奪取權力的那些日子裡見到。陳永貴的奮鬥精神和率領一方赤貧自給自足的經歷，雖為官方所張揚，但應當承認仰慕他的人中主要是渴望富裕的農民，而非政治投機中的幫凶。人們認為他是農民當中非凡的英雄，可以帶領他們進入一個新的樂園。這個樂園，那些官員們已經信誓旦旦地對他們說了十幾年，卻始終只是水中之月。所以，當日對陳永貴的種種頌揚雖屬阿諛不實，卻不能不說乃是出於某種真誠。類似的情形在我國歷史上屢見不鮮。陳永貴最後的失敗，也並不在於他到目前為止的政治投機行徑如何卑劣，而在於他在今後的歲月里，沒有能夠在歷史上開拓出一條新路，甚至還使現實的發展距離農民所希望的一切日益遙遠。農民在日後終於無法忍耐對他的厭惡，正如現在抑制不住對他的崇敬，是出於同樣的理由。
但是，陳永貴和他的大寨在中國農村具有極為愚蠢、卑劣甚至是野蠻的影響，則屬無疑。這些東西不僅屬於這個小小的村莊，也屬於把它推向社會潮頭的那個時代。這種背景充其量只是激發了一個農民傳統精神世界裡陰暗的一面，而不是憑空地造就出一個現代的陰謀家。
陳永貴在奪取權力之後採取了兩個重大步驟，仍然不外乎生產問題和政治問題。農村的生產問題乃是一件因地而異、因人而異的事，直到這時他也沒有試圖在這個領域裡佔有至尊無上的位置，而且還能承認要向其他地方學習新的耕作技術。但是政治問題就大不一樣，按照列寧的理論，小生產在每日每時地、大量地產生著資產階級，所以反對資產階級的戰鬥便需隨時隨處地進行，沒有什麼可以例外。這個目標使得「一地之經驗號令全國」成為合乎邏輯的施政要則。具體說來，大寨是以自己的行動，把共產黨「全面專政」的理論變得具有實行操作的可能。
陳永貴的施政原則是，專政的力量必須涵蓋所有農民，始終不能有絲毫懈怠。他認為資本主義是極端頑固而又奸詐狡猾的東西，即使在大寨這樣充滿著革命精神的村莊，一不小心也會讓這一危險東山再起。堵死了自由市場，它就會鑽到山溝里開自留地，堵死了自留地，它又會鑽到村子裡來化公為私。這是因為人之本性中的私慾冥頑不化，只要這充滿私慾的混沌世界還沒有獲得完全凈化，專政手段也就永遠不能放鬆。基於這樣的信念，陳永貴訂立了一整套驅除人們內心私慾的方法。其要點是嚴密注視每個人的一言一行，從中找出違反政治標準或者道德準繩之處，將之消滅於萌芽狀態。這種關注的包羅萬象和細緻入微，在今人看來一定不可想像。勞動吃飯說話行路辦事讀報睡覺做夢自在其列，甚而嘴裏一聲嘆息、腳上一雙襪子、腕上一塊手錶，以及內心深處所埋藏的鄰里恩怨兒女戀情之類私隱，也會進入他人視野之內。農民最隱秘的世界通常是在家中，夫妻及其子女間的親情似乎很難為外人離間。但是在大寨，對個人的關注可以勢如破竹地進入家庭。比如兩個年輕的女孩子李田環和賈愛民，便因為擔負起監視她們的富農父親的責任，被譽為家庭內部的「社會主義釘子」。然而最具威懾意味的是，很多事情乃是見之於無形，用陳永貴本人的話說，是“思想動向”。“動向”雖然不是現實，但卻有可能發展成為現實的危害，所以任何人不得企圖隱瞞。每天晚上，黨的支部委員們要在會議上將每個社員之思想動向公之於眾，以供分析並研究對策之需。至於對策，則會由於不同的人而採取嚴厲程度大不相同的辦法。倘若屬於自己陣營里的人，雖然決不姑息，但方式較為緩和。有些事無傷大雅，只需當場嚴加管束。比如陳永貴的長子陳明珠在地里勞作的時候沒有脫去鞋襪，陳永貴由此認定這是資產階級思想的一個表現，於是強令其赤足，以致兒子的腳底在烈日下燙起水泡，走路也不能如常。但是也會有一些事情相當嚴重，非一個命令可以根治。一旦這種局面出現，辦法就是連續不斷地把會議開下去，不徹底解決問題不使會議停止。這樣的會議開得最長的一次是在1966年，一直持續三個夜晚。事情的起因是以郭鳳蓮為首的23名“鐵姑娘隊”隊員，差不多在同一天裏提出了離開大寨的要求。因為她們各自的戀人都住在大寨以外的城裏，她們想要去與他們結合。按照農村傳統的習俗，婚後理應女到男家。這在陳永貴看來無異於是對大寨的背叛。全國都在學習大寨，大寨的這麼一大批姑娘卻“不願在大寨找對象，眼睛盯著工人和幹部”，這便證實了他的判斷，“大寨有新的資產階級思想，有新的階級鬥爭”。而問題居然牽涉到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郭鳳蓮，這就更加嚴重。他決定以郭鳳蓮為首次攻擊的對象。於是，支部委員們共同來討論郭鳳蓮的婚姻，一致決定她必須終止初戀的感情。年僅19歲的郭鳳蓮這時淚如雨下，憑著少女的純真和任性拒絕支部干涉她的私事。雙方相持三個夜晚之後，陳永貴忍無可忍地拋出致命一擊：“如不答應，開除黨籍。”這令少女終於屈服。據說她說服自己的理由是她在黨旗下的誓言，那中間有一句是“不怕犧牲，為黨獻身”。這樣，無產階級思想終於佔了上風，其餘的“鐵姑娘”們，也紛紛做出斬斷情緣的決定，並且宣佈“死了也不出大寨”。這是郭鳳蓮在她一生中經受的第一次考驗，也是最嚴厲的一次。她日後果真接替陳永貴成為大寨的黨支部書記，聞名全國，與陳永貴這一次對她的改造和她所作出的犧牲不無關聯。
但是，把親生兒子弄得一瘸一拐和把自己最信任的接班人逼成一個淚人，都不能說明「全面專政」的違反理性和不近人情的程度。事實上，「全面專政」殘忍地剝奪人的思想、信念、尊嚴、自由以至生命，令人至今回想起來還要不寒而慄。陳永貴雖然對於逐字背誦毛澤東的話不以為然，但是，毛澤東有一句話卻讓他刻骨銘心：“八億人民，不鬥行嗎？”他和他的大寨的不少創造，其實就是這八個字的延伸。他坦然承認自己，“沒有上過學，理論水平也很低”，主要的辦法“就是斗，我們鬥了這二十多年，不批不鬥什麼事情也干不起來”。某些具有想像力的文人便和大寨的社員一起，編造出許多令人瞠目的警世名言。比如"斗’字是萬好之源”、“不鬥則退，不鬥則修，不鬥則亡”、“斗得私字掃地出門，斗得修字挖根斷苗”，云云。有一首詩寫道：“虎頭山下風雷吼，大寨社員敢於斗，大寨人的脾氣就愛斗，七斗八斗不停休。”另外一首不是詩，但卻傳播得更為廣泛：“不怕‘犯上作亂’，不怕‘過分過激’，全面斗，及時斗，事事斗，處處斗，斗絕做絕，鬥爭不息，才能演好社會主義的新戲。”這些說法的集大成者，叫做“紅色恐怖”。當然這主要是針對那些被視為“階級敵人”的人們。但是，影響也毫無疑問地深入到所有農民心中。甚至老弱婦孺亦不能避免。比如大寨人在那些年月里經常引以自豪的是村子裡的一個嬰兒，剛剛一周歲，不會說話，卻能表現出鮮明的愛憎：只要他的父親一喊“親親毛主席”，他就舉起手做出笑的樣子，如果父親喊出“恨恨劉少奇”，他就會做出咬緊牙關的痛恨之狀。這個孩子的表現被當時的報紙廣為傳播，作為大寨的鬥爭精神能夠深入人心的一個明證。
對於人的精神和肉體施以打擊，一向都是一種統治的力量，是使人心驚膽戰謹小慎微而又瘋狂痴迷膽大妄為的根源。「中國人個個都是與人奮鬥的天才」，一位記者在90年代開始的時候這樣說。他這個有點玩世不恭的比喻是靠了引用毛澤東的半句名言，才顯得格外尖刻。那句話可以說影響了整整三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中國人由此將自己的智慧應用於人事的算計與攻防。這種力量即使到今天也還是死而不僵蠢蠢欲動，大多數中國人是在60年代中期誕生的“大學校”里學會這種本領的。大寨在這個大學校里成為第一個傑出的榜樣。然後就是昔陽。這有下面的事實為證：在1966—1978年的12年間，在這個小縣死於「全面專政」力量之下的人命共計141條。傷者則不計其數。這是一連串恣意謾罵凌辱，甚至嚴刑相逼的直接後果，其中兩人於亂棒濫鞭之下當場斃命，14人致傷而死，余者全部因為不堪忍受酷刑的慘烈自己了結生命，其自盡方式極為簡單，再一次表明這是一群一無所有的窮光蛋：62人使用絞繩上吊、36人投水自溺、6人跳崖，還有兩人一頭栽進自家水瓮窒息而亡。這些事實在1980年8月公佈出來，令聞者難以置信。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本文摘自《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張素華 著，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6
七千人大會之前，因為沒有集中地、系統地總結工作，毛劉之間即使有了分歧，也還沒有那麼明顯地表露出來。七千人大會則不同了，中央要如此大規模地在全國縣委第一書記以上的幹部中進行系統的總結，就必須對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犯錯誤的原因，對過去幾年工作的估量，包括對形勢的判斷、對「三面紅旗」的評價等，要做出一系列的回答。如何解說，解說到什麼程度，毛劉之間的分歧自然因七千人大會的召開而凸現出來。當然，會議中的絕大多數人並沒有察覺到這一點，但是毛澤東感受到了。
5年後，1967年2月，毛澤東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的一段談話，讓人們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在七千人大會。以後，每當人們談到毛劉之間的分歧，都要引用毛澤東的這段話：「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很顯然，這個所謂的“修正主義”指的是劉少奇。
不過筆者發現，毛澤東的這段話是經過人們簡化和加工的。他到底是怎麼講的？是這麼具體直接嗎？通過仔細查閱毛澤東與巴盧庫的談話記錄，發現毛澤東其實是這麼說的：「1962年1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這篇講演沒有公開發表，在內部發表了。以後還要看一看，裏面也許有些話還要修改。不過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
這裏還涉及一個問題，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是不是真講了這麼一段話呢？經過再查閱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講話的原始記錄，結果並沒有這樣的內容，即使1962年4月下發的毛澤東講話記錄整理稿，也仍然沒有這段話。相反，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通篇講話給人感覺既幽默風趣，又謙虛誠懇，洋溢著比較濃烈的民主氣息，流露出他和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和諧的親密氣氛！
難道是毛澤東空穴來風？這不太可能！如果考慮1967年2月正處在「文化大革命」的顛狂階段，劉少奇已被認為是中國的“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毛澤東用1967年的感受來追溯1962年初的事情，顯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毛澤東為什麼偏偏把反思的目光鎖在了七千人大會？為什麼把劉少奇要“推翻”他這樣一件大事，偏偏追溯到七千人大會，而不是別的什麼時候？1967年4月12日，江青說的一句話，應該是解開這個謎團的一把鑰匙。江青說，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時憋了一口氣。這至少表明，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確曾使毛澤東很不高興。那麼，這憋的一口氣，是什麼氣呢？
檢討七千人大會前前後後的情況，有以下幾個問題可以探討。
先從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報告初稿來看，這中間似存在著毛劉之間溝通不夠的情況。理由是：報告除了講三大塊之外，其中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講到什麼程度，如何表述，兩人之間事先缺乏很好地協調。如對當時的形勢如何估計？這是毛澤東十分看重的問題。1961年9月，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提出，經濟形勢已經退到谷底，現在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也就是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此後他一直堅持這樣的看法。但劉少奇有著自己的不同看法，所以他主持起草的報告初稿，沒有把毛的這句「定調」的話寫進報告。毛澤東看後不滿意，也就可想而知了。後來經過討論修改後的報告稿，還是加進了“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的判斷，顯然，這是按毛澤東的意見在估計形勢了。
再如：報告初稿在講成績和錯誤方面，將建國以來12年的成績一起混著講了，對「大躍進」以來的成績沒有突出出來單獨講，相反報告講的缺點錯誤幾乎都是「大躍進」以來的。當然，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問題是，會上有人抓住這一點說缺點錯誤講得過分了，說報告漆黑一團，越看越沒勁。從毛澤東最初想拿出三天時間對稿子進行修改，以及後來將稿子直接發給大會討論的情況判斷，他顯然也存在著同樣的看法—缺點錯誤講得嚴重了一些，「大躍進」的成績講得不夠，使人鼓不起勁來。後來經過大會討論修改的稿子，開始突出「大躍進」以來的成績，一共講了12條，缺點錯誤講了4條，顯然是在努力把成績講夠方面下了工夫。
還有報告初稿對「三面紅旗」的評價是：“站得住的”、“正確的”、“基本上正確的”。大會在討論時，有些人認為評價低了，應統統改為“完全正確的”。後來二十一人報告起草委員會接受了部分意見，將“站得住的”改為“正確的”，其他沒有改動。「三面紅旗」對毛澤東而言，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劉少奇的態度是否也會引起毛澤東心中的不快呢？
這些情況表明，毛澤東期望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報告，對「大躍進」要給予充分的肯定，劉少奇雖然也肯定了，但在毛澤東看來，肯定的不充分，不那麼理直氣壯，甚至給人一種「大躍進」是“漆黑一團”的感覺，這使毛澤東感到劉少奇對「大躍進」的估量，對當前形勢的判斷，對「三面紅旗」的評價等，並沒有按照他的想法解說。但事情還不止於此。毛澤東本來對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報告初稿就有意見，豈料劉少奇在1月27日做大會口頭報告時，更講了一些讓毛澤東心中不快的話。劉少奇在向大會解說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時，提出了天災、人禍哪一個是主要原因的問題，並做出了兩個“三七開”的判斷。他說：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
我們至今還能感受劉少奇說這番話的坦率與真誠，熱烈與激昂！這些話在當時聽起來是十分尖銳，很帶刺激性的，因為很少有人敢於這樣講話。
這裏有人要問，早在1960年底和1961年初，毛澤東就把工作中的錯誤稱作為「人禍」，劉少奇這樣講毛澤東怎麼會不高興呢？ 問題是，毛澤東自1961年4月以後，幾乎沒有再用「人禍」的提法，也從未做出過幾分人禍幾分天災的判斷；此外，用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比喻缺點、錯誤與成績之間的關係，是毛澤東第一個提出來的，而且他經常講，尤其是在工作出現失誤遇到困難的時候。再者，毛澤東雖然在估量地方工作時，曾突破“一個和九個”的框框，但是並沒有對全國的工作做出三分缺點錯誤、七分成績的估量。因此劉少奇的這番話就顯得十分大膽，作為第二把手，他做出了毛澤東從未做出過的判斷，而這些敏感問題恰恰是毛澤東本人不願意多說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毛澤東幾次談到「人禍」，是在小範圍的內部談話時講的，而劉少奇卻是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向七千黨的領導幹部，也就等於向全黨提出這樣尖銳的問題，對工作做出了這樣的估量，毛澤東聽起來自然不那麼愉快了。所以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是缺點錯誤講得過於嚴重了。1964年8月20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同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等談話時說：“七千人大會有綱，也有目，把一些缺點錯誤講得嚴重了一些，以後在4、5月更講得嚴重。”可見劉少奇的這一估量，給毛澤東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還有敏感的「三面紅旗」問題。劉少奇在二十一人報告起草委員會上說“比較難說的三面紅旗問題”。難說在什麼地方？為什麼難說？劉少奇沒有講。「三面紅旗」作為過去幾年中國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造成三年嚴重經濟困難的後果是客觀存在的。一般說來，如果是個別錯誤，就要考慮具體政策是不是有問題；如果是全局性的錯誤，就要看指導思想是否正確。「大躍進」的失敗，明顯屬於全局性的錯誤，對「三面紅旗」為什麼還要堅持？甚至還要高舉？這個問題很複雜，既有全黨認識上的問題，也有毛澤東的問題。毛澤東在「三面紅旗」問題上始終沒有讓步，一直認為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是在“一個相當時間內，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
劉少奇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在七千人面前如果講「三面紅旗」是正確的，自然如其所說變得“難說”起來。劉少奇在大會的口頭報告中講「三面紅旗」時，是這樣說的：“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只是在執行中有偏差，注意了多快，忽略了好省；對「大躍進」的解釋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說，產量每年翻一番，要從一個歷史時期來看，「大躍進」還應該繼續作為我們全國人民努力奮鬥的目標，我們應該堅持下去；“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還是應該辦的，只是搞得太急，未經過典型試驗就全面推開了。然後，他總結說：「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從這裏可以看出，劉少奇對每一面“紅旗”都做了論述，他的方法是總體上肯定，具體上指出問題，事實也等於檢討了指導思想存在的問題。應該說，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意見並不是很大，有的問題他自己也做過檢討。關鍵是劉少奇的結論，即“現在都不取消”，難道將來就要取消？毛澤東似乎覺得劉少奇對「三面紅旗」肯定得不夠，尤其同林彪相比，更顯得劉少奇堅持「三面紅旗」不那麼理直氣壯，即使同周恩來相比，劉少奇的態度也顯得有所保留。這也是毛澤東對劉少奇產生不滿的另一個因素。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期間，確實對劉少奇產生了不滿。這個不滿主要表現在劉少奇「大講」缺點錯誤，講「人禍」，把過去幾年的工作講得“漆黑一團”，不積極維護「三面紅旗」，不和他保持一致，換句話說，毛澤東感覺劉少奇不但沒有積極維護他的領導，還有點“施壓”的味道。從這個意義上說來，毛劉之間在七千人大會的分歧雖然沒有公開，卻是比較深刻的。不過，此時的毛澤東雖然憋了一口氣，但因為他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誤確實有著不可推卸的重要責任，當時的國民經濟還在一片蕭條當中，有些問題還要靠實踐來檢驗，所以毛澤東的憋氣並沒有表現出來。而劉少奇呢，受大會民主氣氛的鼓舞，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使他工作起來更加大膽、更加潑辣，思想也越來越解放，講話越來越尖銳。
七千人大會閉幕後，劉少奇在整理他的口頭報告時，情緒很激動地說：「大躍進」錯誤嚴重，這次總結經驗是第一次。以後每年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總結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後做到這個總結符合實際，真正接受經驗教訓，不再犯「大躍進」的錯誤為止。他還說，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劉少奇這些感受很深的話脫口而出，令當時在場的人十分震動。
不久，劉少奇在「西樓會議」上自喻是“非常時期大總統”，說：“國民經濟到了這種狀況，在國外總統就要宣佈廢除憲法所賦予的權利。”劉少奇在這裏追究的是他自己的責任，但不少人都知道，最大的責任者是毛澤東。
1962年3月，劉少奇在要求公安部總結幾年來打死人命，傷害無辜群眾的教訓時，對公安部長謝富治等說：「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揭。」事後，他覺得不妥，堅決不同意公安部黨組印發他的這番講話，因為他覺得“將來會出毛病的”。這些話都觸及了毛澤東的敏感之處。毛澤東聽了會是怎樣的感受？至少，憋氣是肯定的。
還有，劉少奇在「西樓會議」上，批評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他針對七千人大會對形勢的判斷提出，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現在是“非常時期”，此後，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強調：“現在的主要危險還是對困難估計不夠”，“分明有困難，卻說沒有困難，這樣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對困難估計不夠，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年5月劉少奇主持下發的中央文件也說：“不願意承認困難，或者困難本來有十分只願意承認幾分，總怕把困難講夠了會使幹部和群眾喪失信心，以為迴避困難，問題就容易解決，對於困難不是認真對待，而是掉以輕心，很明顯，這決不是真正的勇敢，決不是革命家的氣概，決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應該有的態度。”
儘管劉少奇講的都是事實，或者可能講的嚴重了一些；儘管民主革命時期的毛澤東也強調要充分估計困難，反對盲目樂觀，在中共七大上他就曾一下子講過17條困難，但現在，毛澤東雖然也講困難，卻並不願意總是強調困難，他更願意把形勢估計得樂觀一些，在某種程度上，他恰恰是劉少奇所說的對困難估計不夠的代表者。照此說下去，毛澤東是不是連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夠資格了呢？毛澤東對劉少奇不滿的加劇，也有這種因素吧？
在劉少奇強調困難形勢的同時，如何調整方方面面的政策，迅速恢復國民經濟，毛劉之間又發生了思想路線上的分歧。七千人大會之後，也就是1962年上半年發生的幾件事，從毛澤東看來，都是「右傾」的表現。最突出的一件，便是各地出現的有關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的做法，這些做法還受到了中央第一線領導人的積極支持。毛澤東認為，這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搞集體化的重大原則問題。他批評分田到戶、包產到戶的主張，是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的表現，是刮“單幹風”，而且越到上層風颳得越大。再有一件，就是王稼祥在外交政策上提出：對外鬥爭要小心謹慎，注意策略，而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對外援助應當實事求是，量力而行。這都被他認為是修正主義的“三和一少”。1962年7月，中國代表團出席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召開的世界裁軍大會時，強調和平、裁軍比較多，反帝調門比較低，曾引起幾個亞非國家代表團的不滿。事後，毛澤東對此多次提起批評，說是“脫離了左派，加強了右派，增加了中間派的動搖”，並向有關國家道歉。還有，就是在平反問題上，毛澤東認為形成了一股平反之風，無論什麼都要平反。他針對國家機關黨委準備對幾個比較有名的右派進行平反的事提出嚴厲批評，責問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此事是誰佈置的？是組織部，中直黨委，還是國家機關黨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機關內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別，而上級硬要‘試點’，以便取得經驗，加以推廣。事件出在6、7月。其性質可謂猖狂之至。”這類事情，還可以舉出一些，如在統戰工作問題上，在知識分子問題上，都出現了一些在毛澤東看來帶有右傾性質的方針政策。事後，毛澤東曾多次批評1962年上半年，說那時候是一股風，可猖狂了。1965年8月11日，毛澤東在一次中央小範圍會議上說，1962年刮歪風，在國際上、外交上主張“三和一少”，在國內主張“三自一包”，如果當時我們幾個常委不頂住，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會變顏色。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其實，在毛澤東看來多數常委並沒有“頂住”。可見1962年的上半年給毛澤東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那麼這些所謂「右傾」的表現，又和劉少奇有什麼關係呢？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主持第一線工作，是那些問題的支持者，或是那些問題的始作俑者。具體的工作和任務是從分析形勢中提出來的。既然形勢是一片黑暗，就證明社會主義不行，因此才導致了黨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的右傾。所以，毛澤東對劉少奇又多了一層政治上的不信任。
換言之，七千人大會之前，毛澤東與劉少奇存在的分歧主要是工作上的分歧。七千人大會使毛對劉憋了一口氣，產生恩怨，問題開始變得複雜起來。七千人大會之後，毛劉之間的矛盾不但沒有化解，而且還在不斷積累，同時在估量國內形勢，在對外政策和農村政策，以及不少重大決策上，出現一系列彼此相左的意見分歧，而這個分歧的產生則關係到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問題，在毛澤東眼裏是出現了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重大分歧。他認為，劉少奇是被困難嚇倒了，對社會主義失去了信心，要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至此，兩人之間的分歧便具有了雙重意義：既有個人的恩怨情結，又有思想路線上的分歧。這種矛盾糾葛，隨著以後「社教運動」的進行，以及一些國際事務的開展等等，變得越加難以調和，最終使毛澤東產生一種黨內存在“兩個司令部”和兩條戰線鬥爭的錯覺……
作者簡介：張素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主要從事毛澤東生平和思想研究。參與編輯過《毛澤東軍事文集》(6卷本)，撰寫過《毛澤東年譜》，出版過《毛澤東畫傳1893-1976》、《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