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座機是如何被「逼」走的(圖)

 

九一三事件之後，圍繞著「禁空令」的問題有 些離奇的傳說，其中最主要的有林彪座機是被「禁空令」逼走的一說。分析這些傳說的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對當時的具體情況不了解;其二，不了解飛行行業的人們說出的外行話;其三，缺乏科學依據的個人想像。

何謂「禁空令」或“凈空令”

1971年9月13日零時32分，林彪座機從山海關 機場強行起飛，一個多小時以後，於1點55分左右，從414號界樁進入蒙古國境的時候，中央下令：「從 現在起，凡沒有偉大領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黃總長(黃永勝)、吳司令員(吳法憲)聯名簽署 的命令，一架飛機都不准起飛。」這就是九一三事件中的「禁空令」，有人叫它“凈空令”，還有的叫“禁航令”。

從命令下達之時開始，禁止任何飛機起飛。也就是說，從那一刻起，除了已經飛越出境的林彪座機之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空上不應該出現任何飛機，如果有，就視為非法，視為違背中央的命令，所以叫「禁空令」。既然，禁止地面任何飛機起飛，空中就不會有任何飛機飛行;既然，空中沒有任何飛機飛行，作為空間，應該是清凈的，或者是安靜的。從這個角度理解，把它叫做“凈空令”也未嘗不可。

此外，在每個國家地圖上，都規定有不准任 何飛機在其上空飛行的地方，這些地方叫做「空 中禁區」。一般都是國家的大城市或特殊的軍事 要地，雖然叫做“空中”禁區，但都是以地面範圍 的大小為依據劃分的。空中禁區的存在，是為了 大城市居民生活安全與安靜的需要，或者是某種 重要地面設施保密的需要。這種規定通常是長期 的。例如，北京市區機關與居民居住密集的地面 上空，就是“空中禁區”中的一個。凡是從空中進 出北京市各機場的飛行員都知道我國首都的飛 行管制辦法。屬於全國性的「禁空令」對一個國家 來說是很少的，類似九一三事件時的「禁空令」恐 怕也是絕無僅有的一次。所以，了解一下“空中禁區”的知識對於進一步理解「禁空令」或“凈空令” 有一定的幫助。

 

「禁空令」與禁止林彪座機起飛的命令

在九二三事件中，中央高層關於飛行的命令有兩條：一是禁止林彪座機起飛的命令;一是「禁空令」。

先是禁止林彪座機起飛的命令，經過是這樣的：

話，進一步了解情況。

平時，林彪專機的行動都是逐級上報，層層把關，各有關保證部門為專機飛行忙而不亂，緊張有序，為什麼這次飛行卻不聲不響悄悄進行、連空軍司令員也被瞞丁過去呢？

話打進西郊機場專機師師長的家裏，追問三叉戟飛機是怎麼到山海關的。因為山海關機場隸屬海軍管轄，周總理讓吳法憲追查飛機的同時，也命令海軍政委李作鵬追查三叉戟256號飛機。

深夜，離北京只有300公里之遙的山海關海軍機場上，三叉戟256號飛機靜靜地停放著，負責飛機警衛的指戰員們在飛機周圍巡邏。對於林彪專機悄然到達山海關的反常行動，周總理直接向山海關機場發出指令：

沒有周總理、黃永勝(總參謀長)、吳法憲、李作鵬(海軍政委)四個 人共同簽署的命令，飛機不准起飛。

當周恩來以及空、海軍司令部等領導機關，為 了追查林彪專機一事正在緊張忙碌的時候，在山 海關林彪專機組除了機長潘景寅之外，筆者與機 組其他8名人員已處在睡夢之中，對外面發生的情 況一無所知。

9月13日零時許，山海關機場的佟參謀長從調度室直奔停機坪，就要向機長傳達周總理不准起飛的命令時，看到飛機已經啟動強行滑出。佟參謀長調動油車堵截飛機，遺憾的是沒有將飛機攔截住。

周恩來4人聯合命令未及生效，林彪座機在黑暗中吼叫著強行起飛了，很快消失在西南方的夜空中。停機坪上那麼多雙驚恐的眼睛，都在死死地盯著256號飛機，直到飛機的聲音已經聽不到了，人們還沒有從那觸目驚心的場面中清醒過來。

1點55分左右，當雷達屏幕上顯示256號飛機飛越國境已成定局的時候，中央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但因為當時對林彪乘機叛逃的意圖還不清楚，對林彪的全部陰謀還不了解，於是，中央從大局出發，除了採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外，還向全國下達了「禁空令」。

禁止256號飛機起飛的命令與「禁空令」是不同的兩回事情。前者是針對256號飛機異常行動，在9月12日午夜發出的，沒有周總理等4個人的聯合簽署意見，256號飛機不能起飛的命令;而「禁空令」是面對全國的飛機、在林彪座機逃出國境之後發佈的，命令中的領導人除周恩來、吳法憲、黃永勝以外，還增加了毛澤東、林彪，去掉了李作鵬。

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在西郊機場傳達「禁空令」的時候，沒有提到林彪，這可能是他已經知道林彪就在飛機上。當時為何還要寫上林彪的名字?中央從國家及黨的全局考慮，林彪出逃是國家的絕密，命令下達後要涉及到很多方面、很多人，平時的中央文件上都是毛、林不分，如果突然不提林彪，會引起許多猜疑和麻煩。

 

林彪座機是要重返山海關嗎

九一三事件後，在國內甚至在國外曾有這樣的說法，林彪座機之所以北逃，是被中央下達的 「禁空令」逼走的。其理由是，林彪座機在山海關起 飛後不久又折返飛回山海關機場，就是因為「禁空令」，山海關機場處於封閉狀態，跑道燈沒有打開，256號飛機在沒有辦法降落的情況下，被迫向西北 境外飛走的。

以上說法，對那些不了解具體情況的人，尤其 是不具備飛行常識的人，聽起來似乎有幾分道理。 其實，持這種說法的人，犯了兩個最基本的錯誤。 其一，飛機起飛後，並沒有返回山海關機場;其二，「禁空令」是在林彪座機飛出國境後才發佈的。

從起飛之前林立果們的行為表現看，飛機一 旦起飛，就不會在國內降落，林彪等人是在南飛廣州的計劃敗露後，破釜沉舟北逃叛國的。他們的倉 皇舉動，把以往副統帥專機行動的氣氛弄得蕩然無存，平時轟轟烈烈的專機迎送場面，被槍聲及載 滿荷槍實彈軍人的軍車所代替。在林彪的陰謀行 動已經開始暴露時，機組以及警衛戰士這些善良人們的心目中，還把林彪當做領袖，還不能從這些 反常的現象中反應過來。實際上若不是林立果拉 大旗做虎皮、處處把老子擺在面前，僅憑他自己是寸步難行的，機組的潘景寅機長等4人也決不會冒那麼大的危險將飛機快速升空。

可想而知，林立果為了達到將飛機升空的目的，在地面上絞盡了腦汁，費盡了心機，一旦起飛升空之後，他比誰都清楚，只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上的任何一個機場落地，都會落個被扣留審 查的下場。別說是一架專機，就是一架普通訓練的飛機，如果沒有得到允許私自起飛也要受到嚴厲 的懲罰。所以不難得出結論，如果沒有出人意料的 特殊因素，256號飛機是不會在強行起飛之後又重 新回到山海關機場落地的。

飛機起飛後曾有一段極不正常的轉彎，從分析其軌跡表明他們也不是要返回山海關機場的。 有一些人認為那就是返回山海關機場的意思，那 是誤解。

林彪座機強行起飛之後，筆者與機組其他4人 不約而同登上了山海關機場調度室的塔樓，5雙眼 睛緊盯著雷達標圖員手中的畫筆，以焦急的心情 觀察著飛機飛行動向。通過對不正常的轉彎進行的詳細分析，說明這一切是潘景寅與林立果們在空中鬥爭的結果。由於飛機上沒有打開電台，無法從通話中得知空中的具體情況，單從雷達屏幕上飛機航跡的反常變化中就可見一斑。

 

林彪座機起飛後在空中劃問號嗎

這種想像出來的東西存在著一定的原因，這就是256號飛機在山海關機場起飛之後，北戴河林彪住處中的人們聽到了飛機的聲音，認為飛機又返回山海關機場。由於機場被關閉無法降落而向北戴河飛來，在空中久久盤旋之後，划了一個問號向北飛走了。在一本暢銷書中如是說。

由於256號飛機向西南方向強行起飛後，沒有在正常的時間與高度上進行一轉彎，而是向西南方向持續飛行了4分鐘之後才勉強小角度向右轉的。飛機爬高的速度為每小時約500多公里，每分鐘前進近10公里，北戴河位於山海關機場的西南方向40公里處，飛機在上升的過程中經過北戴河附近上空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如果說聽到飛機聲音的說法還有可能，那麼看到飛機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因為9月13日午夜基本上是暗夜，沒有月光，如果飛機不是從頭頂上空經過、高度又是比較低的話，是很難看到一掠而過的飛機。再說，256號飛機由於倉皇出逃，起飛前沒有按規定打開燈光。正常情況下位於飛機兩翼端部及尾翼上的航行燈應該是打開的，它們分別是左紅右綠後白。當時，右機翼上的航行燈已經在飛機強行滑出時被油車頂端的把手掛壞了。除航行燈外，機身外部上下還有比航行燈更亮更明顯而且不停閃動著的閃光燈。閃光燈的作用是便於空中的飛機發現對方，也便於地面指揮員及時找到飛機的位置，但256號飛機同樣也沒有打開閃光燈。256號飛機經過北戴河上空時的高度大約1500米，林辦的人清楚地觀察到256飛機飛行情況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更離奇的是還發現飛機在空中划了一個近似問號的軌跡後飛走了。

從飛機飛行的角度出發，一個站在地面某一點不動的人，即使站在問號的中心，在他的視野范 圍內也沒有辦法看到1500米的夜空10多公里範圍 內飛機的全部軌跡，更不要說有樓房及樹木的遮擋了。退一步設想，如果大白天一個人站在晴空萬 里的開闊地帶，倒是可以看到高空飛機在一定範圍內的飛行情況，如果把飛機盤旋的一部分想像 成問號，也未嘗不可。問題是從三叉戟256號飛機 當晚不正常轉彎軌跡中任何一段拿出來，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不能構成一個差不多的問號。

山海關機場當晚的確沒有打開跑道燈光等一切夜間飛行設施，因為在正常情況下，機場調度部門只有在接到上級有關指令，才能打開起飛降落設備並實施指揮，反之任何部門都不能隨意將這些設備打開。三叉戟256號飛機雖屬於重要專機，但是沒有上級的命令仍然是不能放飛的，跑道燈光設施當然也不能打開。當晚256號飛機是依靠飛機上的燈光照明進入跑道起飛的，因為起飛時對燈光設備的要求不高，只要將飛機對正跑道的起飛方向加大油門就可以了。

相反，如果跑道燈光在沒有打開的情況下，夜間安全降落是不可能的。由於256號飛機根本不存在起飛後重新返回山海關機場的事實，當然也就不存在機場封閉、將256號飛機逼走的事情。

「逼走」一說是荒謬的

飛機在河北遷安上空完成艱難的一轉彎，最後將航向調整到325度之後就再也沒有較大的變化，出境時間是1點55分。在256號飛機向邊界飛行的過程中，在空軍指揮所進行監控但還不明真相的人，曾多次建議將其用武力擊落，毛澤東主席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吧!」根據這一精神，在沒有真正確定林彪叛逃出境之前，如果提前向全國下達了「禁空令」，最後飛機沒有出境怎麼辦?因為當時誰也沒有真正掌握林彪等人的叛逃企圖。

林彪座機從山海關起飛在前，中央下達「禁空令」在後，前後相差1小時20分鐘，把「禁空令」傳達到基層部隊的時間還要更長。由此看來，把林彪叛逃的理由歸結到「禁空令」上是很荒謬的。

實際證明，中央下達的「禁空令」是非常英明的。就在「禁空令」落實的過程中，林彪死黨周宇馳等3人持林彪手令，於13日凌晨3點15分，從專機師的沙河機場騙走一架直五型3685號直升飛機。

256號飛機自始至終都沒有打開飛機上的通話設備，拒絕與地面對話，說明其叛逃決心頑固不化。如果256號飛機提出到祖國的任何機場著陸，中央都會開綠燈的。

事後獲悉，林彪乘機起飛後，周總理還通過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在西郊機場準備一架伊爾—18飛機，隨時處於起飛待命狀態。這架飛機一直等到天亮都沒有派上用場。可以看出，如果256號飛機將電台打開，只要提出願意落地，就近機場就馬上會提供所有便利於著陸的條件。

還有一種更離奇的說法來自非法出版物，說林彪在空中用電話與廣州聯繫，得知廣州已去不成時才決定改航北逃的。

稍有一些飛行常識的人都知道，當時飛機上的通訊設備除了短波、超短波電台通過機組通訊員與地面飛機指揮調度人員進行聯絡外，不存在乘客與地面直接通話的事情，就是專機也沒有這種設備。使用流動電話是近幾年才有的事，而且，為保證飛行安全，規定空中不准使用移動通訊工具。可見林彪與廣州直接進行空地聯繫的說法有多麼可笑。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毛澤東接見陳永貴。（1964年12月26日於北京）1964年12月底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毛主席拿自己的稿費，請陳永貴、王進喜、錢學森、天津下鄉知識青年邢燕子，江蘇下鄉知識青年董加耕吃飯。（資料圖）

本文摘自《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和失敗：歷史不再徘徊》，凌志軍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然而陳永貴是否真的相信這些政治的遊戲，還是一個疑問。他和他的大寨這時候已經完全成為政治偶像。但是即使對他持有最強烈的批評態度的人，也不會否認他是一個耕作的行家裏手。這樣看來，他應當最能體會農業本是一個徹底務實的行業。有時候他自己也不能明白，為什麼要沒完沒了地舉行那些「天天讀」的儀式？難道將書本上的話背得爛熟之後，就真能產生無往不勝的奇效？他本人自幼與文字無緣，文人理論和行政文牘的令人厭惡，他一定會比別人感受得更為強烈。比如一個年輕人一口氣將毛澤東的《愚公移山》背誦完畢，然後就向他邀功，而他卻不以為然。他用一個一字不識的老人教訓青年，此人名叫賈進財，一生開山採石，一雙長滿老繭的手為世人知曉。「不要看賈進財背條文背不過你們，」陳永貴對得意洋洋的小夥子說，「可是他每天一錘一錘打的都是石頭。」這樣的情節似乎更加符合一個農民的邏輯。但是，為什麼陳永貴還要一味對政治抱以狂熱的眷戀，並且煞費苦心營造他的政治形象？這原因又要到當日農村的制度中去尋找。

我們的國家以人民公社的制度來治理鄉下農民，其經濟上的失敗已如前述。但是，那個時候國家之施政原則，首先在於意識形態的不可侵犯而不在於物質利益的欣欣向榮，因為前者為政權的根本，後者只是一時的盈虧。用當時農村中廣泛流傳的一句話，就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所以，公社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以政治原則凌駕於實際問題，或者說是將實際問題政治化。例如1962年行於鄉下的自留田和包產到戶，沒有人能夠否認這些辦法可以令土地上結出更多的果實，可是經過意識形態的解釋，決定其取捨的要點就不是土地上的果實而是它所包含的反人民公社傾向。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任何農民想要向社會證明自己的存在，進而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者立身名利場上，就必須以政治標準取代經濟意識，越是不相信就越是要表現得忠貞不貳。這一點當陳永貴在1964年剛剛崛起的時候，便經歷了一次刻骨銘心的教訓。

那一年的冬季，大寨大隊被上級派駐的「四清」工作隊查出，糧食的實際畝產量少於陳永貴的報告。此事等於宣佈大寨的先進乃是一種欺騙，其所引起的震動可以想見。結果上達中央政府，導致周恩來總理親自追究，如能坐實，則陳永貴定然一蹶不振，中國農村的歷史也當改寫。但是陳永貴似乎是一個天助神佑的人物，毛澤東恰在這時將他請到自己的生日宴會上，大寨的問題也在這一夜之間不再是糧食產量的多少，而是對毛澤東的態度如何。這一來，陳永貴便擁有了巨大的政治資源來渡過危機。大約一個月後，山西省委的幾位領導人親赴大寨，名為“核實產量”，實則已有成見在先。於是，在1965年2月8日下午，大寨大隊的隊部裏面就出現了下面一段對話：

「經過丈量，耕地面積定為七百九十六畝六分九厘……除了經濟作物，1964年糧田面積是七百五十畝。」

「永貴呀，現在七百五十畝，正合報上說的。糧食畝產還不到七百五十斤怎麼辦？」

「山地和平地不一樣，地塊多啦，過去習慣不能上耕牛的地不能算地畝。」

「糧田達不到七百五十畝吧……地畝也變，產量也變。扣一厘以下地，扣了四捨五入，糧田可能就是七百二十畝……我已經給總理說，大寨的產量還在八百斤以上。」

「在七百五十畝中扣去四十五畝……」

「給參觀人員說，糧田七百零五畝，糧食總產五十六萬八千斤，畝產八百零五斤。」

陳永貴就這樣安然地渡過了他的第一個危機。可以肯定他從這個戲劇性的事件當中得到了教訓。經濟問題一旦化為政治問題，也就無所謂眼前的公正，農民以至整個農村的追隨政治也就成為必然。

1967年2月9日，陳永貴在昔陽縣第一次以一個政治家而不是勞動模範的身份出現。雖然他在這時還只是一個大隊的負責人，但是他的聲望已經足以號令全縣。他在縣城中心的廣場主持了群眾集會，他原來的上級中至少有七人也被叫到台前，這些人現在統統成為「被告」，罪行是“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在一片憤怒的叫罵中紛紛表示認罪。然後陳永貴起身發表演說，號召他的革命同志聯合起來向舊的權力機構“造反奪權”。台下群情激奮，聚眾已逾萬人，其聲勢的浩大，為本縣史無先例。幾個寄居小城不甘寂寞的文人激動地寫道，“他那真理的聲音，震動了整個昔陽，整個晉中，整個山西，整個中國”。兩天以後，全縣32個農民造反組織一致推舉陳永貴為領袖。這些人成立了總指揮部，宣佈奪取舊縣委的一切權力，是為“二一一奪權”，陳永貴則在數萬人的歡呼聲中成為總指揮。兩個月後，這個臨時性的指揮中心為一種新的權力機構取代，陳永貴成為縣革命委員會主任和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他曾經野心勃勃地說過“打倒皇帝做皇帝”，現在，僅僅兩個月里，他便在這個內陸省份擁有了無上權威。

這整個事件猶如戲劇舞台上一個高潮迭起的片段。高潮中的陳永貴被稱為「救世主」，“是統一千萬群眾意志的無形的力量”。但是若干年後的論者卻以“得意洋洋”、“躊躇滿志”來貶損這位風雲人物當日的氣概，說這一事件其實只是“顯示了陳永貴等人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無限上綱，捏造罪名的才能”，文人墨客對於他的種種讚頌則屬於“肉麻”和“狂妄”。所有這些評論不能不使人感到褊狹。因為，一般來說，這種類型的野心家和投機者如果敢於將自己的行徑公之於世，在百姓們中間就會失去受仰慕的基礎，甚至會引起萬民的唾棄。但是這樣的情況不曾在陳永貴奪取權力的那些日子裡見到。陳永貴的奮鬥精神和率領一方赤貧自給自足的經歷，雖為官方所張揚，但應當承認仰慕他的人中主要是渴望富裕的農民，而非政治投機中的幫凶。人們認為他是農民當中非凡的英雄，可以帶領他們進入一個新的樂園。這個樂園，那些官員們已經信誓旦旦地對他們說了十幾年，卻始終只是水中之月。所以，當日對陳永貴的種種頌揚雖屬阿諛不實，卻不能不說乃是出於某種真誠。類似的情形在我國歷史上屢見不鮮。陳永貴最後的失敗，也並不在於他到目前為止的政治投機行徑如何卑劣，而在於他在今後的歲月里，沒有能夠在歷史上開拓出一條新路，甚至還使現實的發展距離農民所希望的一切日益遙遠。農民在日後終於無法忍耐對他的厭惡，正如現在抑制不住對他的崇敬，是出於同樣的理由。

但是，陳永貴和他的大寨在中國農村具有極為愚蠢、卑劣甚至是野蠻的影響，則屬無疑。這些東西不僅屬於這個小小的村莊，也屬於把它推向社會潮頭的那個時代。這種背景充其量只是激發了一個農民傳統精神世界裡陰暗的一面，而不是憑空地造就出一個現代的陰謀家。

陳永貴在奪取權力之後採取了兩個重大步驟，仍然不外乎生產問題和政治問題。農村的生產問題乃是一件因地而異、因人而異的事，直到這時他也沒有試圖在這個領域裡佔有至尊無上的位置，而且還能承認要向其他地方學習新的耕作技術。但是政治問題就大不一樣，按照列寧的理論，小生產在每日每時地、大量地產生著資產階級，所以反對資產階級的戰鬥便需隨時隨處地進行，沒有什麼可以例外。這個目標使得「一地之經驗號令全國」成為合乎邏輯的施政要則。具體說來，大寨是以自己的行動，把共產黨「全面專政」的理論變得具有實行操作的可能。

陳永貴的施政原則是，專政的力量必須涵蓋所有農民，始終不能有絲毫懈怠。他認為資本主義是極端頑固而又奸詐狡猾的東西，即使在大寨這樣充滿著革命精神的村莊，一不小心也會讓這一危險東山再起。堵死了自由市場，它就會鑽到山溝里開自留地，堵死了自留地，它又會鑽到村子裡來化公為私。這是因為人之本性中的私慾冥頑不化，只要這充滿私慾的混沌世界還沒有獲得完全凈化，專政手段也就永遠不能放鬆。基於這樣的信念，陳永貴訂立了一整套驅除人們內心私慾的方法。其要點是嚴密注視每個人的一言一行，從中找出違反政治標準或者道德準繩之處，將之消滅於萌芽狀態。這種關注的包羅萬象和細緻入微，在今人看來一定不可想像。勞動吃飯說話行路辦事讀報睡覺做夢自在其列，甚而嘴裏一聲嘆息、腳上一雙襪子、腕上一塊手錶，以及內心深處所埋藏的鄰里恩怨兒女戀情之類私隱，也會進入他人視野之內。農民最隱秘的世界通常是在家中，夫妻及其子女間的親情似乎很難為外人離間。但是在大寨，對個人的關注可以勢如破竹地進入家庭。比如兩個年輕的女孩子李田環和賈愛民，便因為擔負起監視她們的富農父親的責任，被譽為家庭內部的「社會主義釘子」。然而最具威懾意味的是，很多事情乃是見之於無形，用陳永貴本人的話說，是“思想動向”。“動向”雖然不是現實，但卻有可能發展成為現實的危害，所以任何人不得企圖隱瞞。每天晚上，黨的支部委員們要在會議上將每個社員之思想動向公之於眾，以供分析並研究對策之需。至於對策，則會由於不同的人而採取嚴厲程度大不相同的辦法。倘若屬於自己陣營里的人，雖然決不姑息，但方式較為緩和。有些事無傷大雅，只需當場嚴加管束。比如陳永貴的長子陳明珠在地里勞作的時候沒有脫去鞋襪，陳永貴由此認定這是資產階級思想的一個表現，於是強令其赤足，以致兒子的腳底在烈日下燙起水泡，走路也不能如常。但是也會有一些事情相當嚴重，非一個命令可以根治。一旦這種局面出現，辦法就是連續不斷地把會議開下去，不徹底解決問題不使會議停止。這樣的會議開得最長的一次是在1966年，一直持續三個夜晚。事情的起因是以郭鳳蓮為首的23名“鐵姑娘隊”隊員，差不多在同一天裏提出了離開大寨的要求。因為她們各自的戀人都住在大寨以外的城裏，她們想要去與他們結合。按照農村傳統的習俗，婚後理應女到男家。這在陳永貴看來無異於是對大寨的背叛。全國都在學習大寨，大寨的這麼一大批姑娘卻“不願在大寨找對象，眼睛盯著工人和幹部”，這便證實了他的判斷，“大寨有新的資產階級思想，有新的階級鬥爭”。而問題居然牽涉到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郭鳳蓮，這就更加嚴重。他決定以郭鳳蓮為首次攻擊的對象。於是，支部委員們共同來討論郭鳳蓮的婚姻，一致決定她必須終止初戀的感情。年僅19歲的郭鳳蓮這時淚如雨下，憑著少女的純真和任性拒絕支部干涉她的私事。雙方相持三個夜晚之後，陳永貴忍無可忍地拋出致命一擊：“如不答應，開除黨籍。”這令少女終於屈服。據說她說服自己的理由是她在黨旗下的誓言，那中間有一句是“不怕犧牲，為黨獻身”。這樣，無產階級思想終於佔了上風，其餘的“鐵姑娘”們，也紛紛做出斬斷情緣的決定，並且宣佈“死了也不出大寨”。這是郭鳳蓮在她一生中經受的第一次考驗，也是最嚴厲的一次。她日後果真接替陳永貴成為大寨的黨支部書記，聞名全國，與陳永貴這一次對她的改造和她所作出的犧牲不無關聯。

但是，把親生兒子弄得一瘸一拐和把自己最信任的接班人逼成一個淚人，都不能說明「全面專政」的違反理性和不近人情的程度。事實上，「全面專政」殘忍地剝奪人的思想、信念、尊嚴、自由以至生命，令人至今回想起來還要不寒而慄。陳永貴雖然對於逐字背誦毛澤東的話不以為然，但是，毛澤東有一句話卻讓他刻骨銘心：“八億人民，不鬥行嗎？”他和他的大寨的不少創造，其實就是這八個字的延伸。他坦然承認自己，“沒有上過學，理論水平也很低”，主要的辦法“就是斗，我們鬥了這二十多年，不批不鬥什麼事情也干不起來”。某些具有想像力的文人便和大寨的社員一起，編造出許多令人瞠目的警世名言。比如"斗’字是萬好之源”、“不鬥則退，不鬥則修，不鬥則亡”、“斗得私字掃地出門，斗得修字挖根斷苗”，云云。有一首詩寫道：“虎頭山下風雷吼，大寨社員敢於斗，大寨人的脾氣就愛斗，七斗八斗不停休。”另外一首不是詩，但卻傳播得更為廣泛：“不怕‘犯上作亂’，不怕‘過分過激’，全面斗，及時斗，事事斗，處處斗，斗絕做絕，鬥爭不息，才能演好社會主義的新戲。”這些說法的集大成者，叫做“紅色恐怖”。當然這主要是針對那些被視為“階級敵人”的人們。但是，影響也毫無疑問地深入到所有農民心中。甚至老弱婦孺亦不能避免。比如大寨人在那些年月里經常引以自豪的是村子裡的一個嬰兒，剛剛一周歲，不會說話，卻能表現出鮮明的愛憎：只要他的父親一喊“親親毛主席”，他就舉起手做出笑的樣子，如果父親喊出“恨恨劉少奇”，他就會做出咬緊牙關的痛恨之狀。這個孩子的表現被當時的報紙廣為傳播，作為大寨的鬥爭精神能夠深入人心的一個明證。

對於人的精神和肉體施以打擊，一向都是一種統治的力量，是使人心驚膽戰謹小慎微而又瘋狂痴迷膽大妄為的根源。「中國人個個都是與人奮鬥的天才」，一位記者在90年代開始的時候這樣說。他這個有點玩世不恭的比喻是靠了引用毛澤東的半句名言，才顯得格外尖刻。那句話可以說影響了整整三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中國人由此將自己的智慧應用於人事的算計與攻防。這種力量即使到今天也還是死而不僵蠢蠢欲動，大多數中國人是在60年代中期誕生的“大學校”里學會這種本領的。大寨在這個大學校里成為第一個傑出的榜樣。然後就是昔陽。這有下面的事實為證：在1966—1978年的12年間，在這個小縣死於「全面專政」力量之下的人命共計141條。傷者則不計其數。這是一連串恣意謾罵凌辱，甚至嚴刑相逼的直接後果，其中兩人於亂棒濫鞭之下當場斃命，14人致傷而死，余者全部因為不堪忍受酷刑的慘烈自己了結生命，其自盡方式極為簡單，再一次表明這是一群一無所有的窮光蛋：62人使用絞繩上吊、36人投水自溺、6人跳崖，還有兩人一頭栽進自家水瓮窒息而亡。這些事實在1980年8月公佈出來，令聞者難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