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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前農村有多窮:1.2億人每天掙1.1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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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前農村有多窮:1.2億人每天掙1.1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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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前農村有多窮:1.2億人每天掙1.1分錢

2020年06月01日 17:53

核心提示:1978年,全國有4000萬戶農民的糧食只能吃半年,還有幾百萬戶農家,地凈場光就是斷糧之時,從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濟,靠借糧或外出討飯度日。同是這一年,約有2億人每天掙的現金不超過2角,有2.716億人每天掙1.64角,有1.9億人每天掙約0.14角,有1.2億人每人每天掙0.11角,山西省平魯縣每人每天大約掙6分錢。

本文摘自《大轉折的瞬間:目擊中國農村改革》

今天,你是否相信20多年前會有人過著這樣的生活:一家三口擠在一張床上,床對面拴著山羊;90歲的老人一個冬天都睡在床上,因為沒有衣服穿;病在床上的人,飯後不讓洗碗,為的是餓極時能聞一聞碗裏的香味。這是真的,這是一個記者1978年在沂蒙山一個普通村莊的見聞。

1978年,全國受災,農民生活更為困難。這一年農村人口為8.032億,全國農民人均年度純收入僅有133元,其中90%以上為實物,貨幣收入不足10%。

1978年,全國有4000萬戶農民的糧食只能吃半年,還有幾百萬戶農家,地凈場光就是斷糧之時,從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濟,靠借糧或外出討飯度日。同是這一年,約有2億人每天掙的現金不超過2角,有2.716億人每天掙1.64角,有1.9億人每天掙約0.14角,有1.2億人每人每天掙0.11角,山西省平魯縣每人每天大約掙6分錢。

每天1角錢的收入,是包括糧食、柴草、棉花等等全部收入折算出來的。實際上,不少社隊農民除了口糧外,再沒有1分錢現金分配。如果社員有點家庭副業、自留地收入,還可以補充虧空,但在那個年代,連門前屋後的樹都入了公,農民沒有其他任何收入,僅有那1角錢的分配,窮困窘迫之況當不難想像。

統計數字是有說服力的,但生活中的事實更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個春節,我從農曆臘月二十二到正月初二在一個村住了整整10天,親眼看到在貧困中掙扎的農民生活的悲愴。在這10天裏,目睹那凄慘場面,心靈在一次次巨大的衝擊中顫抖。儘管報紙一時還不能刊登這些,但我還是一次次按動快門,記下那些使人看了心酸的場面。

正月初一,走進一個姓鮑的現役軍人的家。這間大概有十二三平方的小屋,四壁空空,屋角支著一張鍋,因為煙熏火燎,牆壁黑得發亮。靠牆是石頭壘起來的床,一家3口人擠在這張慶上,床對面拴著山羊。實在因為太窮了,只好人畜同居。我一進屋就明顯聞到家裏一股羊糞的膻臭味。做父親的不無慶幸地說,老大到西安參軍去了,比過去住得寬敞些了。

來到「老支前」王大爺家,是正月初一上午10點。這是一座斜依在半山坡上的低矮草房,牆是碎石片堆起來的,裏面用泥巴糊著。老人在過年前兩天沒面吃了,嫁到山下的女兒送來一碗用豆腐白菜包的水餃。老伴90歲了,已病了很久,癱在床上,聽說閨女送水餃來了,嘴裏直嚷嚷「水餃、水餃」,要起來吃。王大爺掀開被子,老伴竟一絲不掛,原來老人沒有衣服穿,成天躺在這破被子裏。只見大娘灰暗的皮包著骨頭,肋骨清晰可辨,兩條腿像是鐵杴把一樣細瘦。裹在她身上的棉被也已40多年了,硬邦邦的。帶我來的幹部說:「沒衣服穿,躺在床上兩年了,也沒好吃的,可老媽媽命硬,今年90歲,就是不肯走。」

屋裏有種說不清的味道,像是霉味,又像是臭味,幹部趕快把我拉到門外。幹部向王大爺介紹我是新華社記者,北京來的。老人伸出雙臂抱住我,雙眼緊瞅住,連聲喊「領導,領導」。我打量一下,大爺臉上已佈滿老年斑,鼻涕流到鬍鬚上也不擦,一根麻繩扎著黑棉襖,裏面沒有襯衣。鄉幹部一把把他拉開,說把領導衣服弄髒了。大爺很不好意思,忙伸出手想替我撣,可又不敢,抬起手順便擦了一下自己的鼻涕。

幹部說,領導來看你日子過得咋樣?大爺說:「好啊,有吃有穿,托共產黨的福。」明明已經斷糧,連過年也不能吃上一頓飽飯,老伴衣服也沒有,還在掩飾貧窮生活。大爺聽幹部介紹我是北京的記者,大著膽問:「劉司令還好吧」我感到詫異。老人說,他與兒子一起參加過打孟良崮,打雙堆集,又打過長江。兒子當兵,他是支前的民工。到南京他就回來了,兒子為劉伯承司令站崗,當了警衛員。辭行時,還與劉司令一起拍了照片。後來獨生兒因沒有文化,老是頭疼,便主動要求回家。

聽了大爺的訴說,剎那間我有一種負疚感湧上心頭,感到眼角發熱。為了中國革命,沂蒙老區人民做出多大的犧牲和奉獻啊!沒有他們,哪有新中國,哪有社會主義政權。可是,他們的日子過得還是這麼艱難!

沿著「老支前」家門前的路下山,到了抗日戰爭中老婦救會員王正英的家。老婦救會員病倒了,臉色蠟黃,呻吟不止,躺在一張床上,見來客了,想撐著起來,可欠欠身又倒下了,沒有力氣。掀開她家的鍋,從沒洗的鍋底能看得出來,煮過玉米糊糊,還有野菜。揭開麵缸蓋,大約有三四斤玉米面,地上籃子裏是野菜,這家人因為缺糧食,一天只吃一頓飯,要到下午3點才做飯。老婦救會員約60歲,頭髮蓬亂,倒在沒有墊被的席子上。胃病發起來了,又沒錢到醫院去,就在家熬著。問她1947年帶村裡婦女去孟良崮支前的事,她兩隻眼看著我,獃獃地,不講話。男人替她回答:頭暈,記不清過去的事。枕邊有3個碗,碗底還有沒有吃盡的野菜糊糊,老婦救會員不讓洗,餓了就用舌頭舔一舔,說能聞到玉米糊糊的香味。

接著,我們又找到支部書記老張的家,這個58歲的乾瘦老頭已當了21年幹部。問群眾為什麼這麼窮,他說「人懶」;問有沒有辦法,他說「一點辦法也沒有」。這個村處在半山腰,土地荒薄,小麥產量只有50公斤,人均口糧39公斤,老百姓靠借錢買返銷糧。全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9元,每天平均收入只有七分九厘錢,而且這還是實物折算出來的。也就是說,全年沒有一分錢現金收入。家產在30元以下的有13戶,這就意味著除去一張木床、一張破席、一床爛被和鍋碗筷便一無所有了。村裏有30多個光棍漢,有的娶過媳婦,可媳婦跟人家跑了。他家算混得好的,有一堆地瓜干,從地上堆滿東邊半個山牆,還有三四個「山東白乾」酒瓶。與別人家不同的,他家有一扇門,很簡陋的門,木條釘的。他說,村子就是有一條好的,從沒出過賊,因為沒有可偷的東西,所以也用不著關門。他的50多歲的老伴一直在旁邊,手插袖筒里,聽我們拉呱。出了他家,幹部在路上介紹,這支部書記還是新郎官,剛成親才3個月。他當了20多年幹部,可也當了30多年光棍。不久前,看這女人的老伴過世了,才把她接過來,這女人在人家那邊已當奶奶了。幹部還介紹,聽說這支書年輕時就愛上過這女人,因為他家太窮了,就跟了別人。沒想到30多年村裡一直窮,老張也說不上媳婦。有人說是老張有真情,在一直等候她。也有人說是女人看上老張家堆半牆的地瓜干,能吃幾年。不管咋說,最後,老張還是得到了這女人,現在日子過得還是蠻和睦的。鄉幹部說,城裏文化人知道了這事,說不定能編出個梁山伯祝英台一樣的戲文哩。聽了這曲折又令人心酸的故事,我特地又轉身回去,為他們在地瓜干堆前拍了一張「結婚照」,拍照時他們都笑不起來,臉上流露出憂愁。臨出門時,這對夫婦直把我們送出來,連聲囑咐「領導,好走」。

一個當了20多年幹部的人到50多歲才娶上媳婦,這個村有那麼多光棍漢,過不了多少年,這個村子不就會自生自滅么?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66年毛澤東到宋慶齡的北京寓所去看望她

彼此很少交往

1966年5月,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從此一發而難以收拾。

周恩來制止了紅衛兵企圖衝擊宋慶齡住所的行為之後,宋慶齡家裏來了一位熟悉而又陌生的客人——江青。毛澤東派江青來看望宋慶齡,向她解釋「文化大革命」。

17年前,宋慶齡第一次見到江青。那是在她參加開國大典之後回上海時,毛澤東讓江青代表他到前門火車站為宋慶齡送行。兩人在一起交談了不到20分鐘,江青給宋慶齡留下的印象是衣著樸素,善解人意。她後來不止一次地對別人講過江青「有禮貌,討人喜歡」。

上世紀50年代,宋慶齡在上海家中宴請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及其夫人,江青曾應邀作陪。當時宋慶齡對江青的舉止文雅、服飾得體,表示十分讚賞。但是,今天已經走上政治舞台的江青顯露崢嶸,即使在宋慶齡面前,也掩飾不住地顯示出一種不可一世的神情。

「聽說宋副主席近來身體不太好,」江青用關切的語氣道,“主席很挂念,特意讓我來看看你!”

接著,江青滔滔不絕地講起「文化大革命」的興起和所謂的“偉大意義”。她的聲音又尖又細,聽上去有些裝腔作勢,讓人感覺到一種歇斯底里般的神經質。

宋慶齡靜靜地坐在沙發上聽著。當江青自命不凡地一個勁吹捧紅衛兵時,宋慶齡忍不住打斷了她的話,說道:「對紅衛兵的行動應有所控制,不應傷害無辜。」

江青的臉立刻沉了下來,態度一下子變得冷冰冰的。宋慶齡的秘書事後回憶說:「江青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紅衛兵與她關係重大,她簡直不能想像有人會認為整個運動是錯誤的。而宋慶齡和其他人一樣,當發現江青熱衷於權力之爭時,她便開始討厭江青了。」

從此,宋慶齡有意識地避開了同江青的關係,彼此很少交往。到了「文革」後期,她對江青極少稱呼其名,在親近的人當中,多以“潑婦”代之。有一次在給友人的信中,竟然使用了“那個無恥江青”這樣的字眼。

江青腳踩《宋慶齡選集》

1966年,人民出版社為了紀念孫中山這位一代巨人的華誕,重印了1956年初版、宋慶齡題籤書名的兩卷本《孫中山選集》,同時出版新編選的周恩來題寫書名的一卷本《宋慶齡選集》。出版社將這兩部書送「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每人一套。11月初的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組」在釣魚台16樓開會,辦公室趁機發書。秘書剛把《宋慶齡選集》放在江青面前的桌子上,她便像瘋了一樣伸手把書扔到地板上,然後抬起雙腳踐踏。江青一邊用勁踩,一邊呶呶不休地說:“總理真是!還給她題字,哼!”同時咬牙切齒地咒罵宋慶齡。

11月12日,人民大會堂。萬人集會隆重紀念孫中山誕辰一百周年。除毛澤東之外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幾乎全部蒞會。在「文革」初期極度混亂的日子裡,能夠如期舉行這樣規格的大會,顯得格外引人注目。同樣引人注目的是,江青拒絕出席這次大會。

危難時刻向劉少奇子女伸出援手

不久,1967年的新年鐘聲敲響了。宋慶齡像往常一樣,準備給劉少奇的幾個孩子送賀年片、日記本和糖果,並親自簽上「宋媽媽」的名字。一位工作人員好心地提醒她:“現在送這個合適嗎?”言外之意,劉少奇已是身處逆境。

多年來,宋慶齡和劉少奇一家人私交很深。宋慶齡的政治經驗,使她看出了這場運動的目標之一是徹底整垮劉少奇,這使她感到難以理解。前幾天,她還對羅叔章說:「你要是拿到什麼紅衛兵傳單,給我看一看。我在收集這些傳單,好了解形勢的發展。我很納悶,劉少奇在黨內那麼長時間了,他如果真是一個反黨的內奸,怎麼從來就沒有一個人懷疑過呢?」

此刻,面對工作人員並無惡意的提醒,宋慶齡很不以為然。她說:「有什麼不合適?越是這種時候我越是要送。」

沒過幾天,江青躥到清華大學說,劉少奇問題的性質早就定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此後,劉少奇、王光美開始受到殘酷的批鬥。劉少奇的子女們包括曾是早期紅衛兵的平平,都被趕出中南海,回各自學校接受審查批判。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劉少奇以「叛徒、內奸、工賊」等莫須有的罪名,被“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宋慶齡愛莫能助,她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少奇同志很好嘛,對革命有功勞。他不是壞人,為什麼要打倒他?”義憤之情,溢於言表。

劉少奇的子女天各一方,孤立無援之中,他們想到了敬愛的宋媽媽,立刻給宋慶齡寫信請她幫助尋找父母。宋慶齡立刻將這封信連同自己的親筆信寄給了毛澤東。她又親自給劉少奇的孩子們寫了回信,勉勵他們振作精神,好好工作和學習,並讓秘書帶上慰問品和幾份新出版的《中國建設》去看望他們。1969年10月17日,劉少奇被秘密用飛機押送到河南省開封,單獨監禁在一座與外界隔絕的院子裏。四個星期之後,11月12日,這位共和國元首在陰冷的早晨6時45分去世了。臨終時,只有看守他的人在旁邊。1972年,也就是劉少奇被折磨至死的兩年之後,孩子們才終於獲准到監獄探望他們的母親王光美。悲喜交集的王光美聲音顫抖地說:「沒想到你們能活下來!」孩子們悄悄告訴母親:“媽,我們生活在人民之中。宋媽媽最近還給我們回了信,送了雜誌和糖果,鼓勵我們好好學習。”王光美熱淚縱橫。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這對於她和子女們來說,實在是難得的巨大支持和慰藉。

(據《宋慶齡畫傳》廖玉元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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