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無條件投降簽字儀式（資料圖）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份付給戰勝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這相當於當時清朝國庫3年的財政收入。靠這筆錢日本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飽受侵略戰爭蹂躪的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回顧這段歷史，不能不引起世人的深刻思考和感嘆！
美國違背諾言，從中作梗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按照有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本理應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
需要指出的是，在處理歐洲戰事賠款問題上，英美聯合起來與蘇聯分庭抗禮，而在太平洋戰場和處理日本問題上，美國認為其在對日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儘管蘇聯憑藉自己的實力和當時的地位與美國採取抗衡的態度，但美國採取有關措施和步驟，使之握有對佔領日本和處置問題的實權，操縱和包攬了日本賠償等事宜。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雖然表面上躋身四強，但在賠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佈的《波茨坦公告》中，第一次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日本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可以用來賠償。
戰後初期，美國對於日本賠償的態度還相當積極，後來稍有動搖，但還是於1947年4月4日採取單獨行動，發動了「先期拆遷」。可是隨著美蘇對立日益尖銳，再加上中國人民解放戰爭順利進展，美國的外交政策就有了根本性的轉變。在遠東方面，美國亟盼建立一個反蘇反共的基地，而環顧全球，只有在它控制下的日本最符合這個條件。於是扶持日本抵賴賠償，就成為美國的基本方針。
本來，按照1946年3月美國政府所制定的「臨時賠償方案」，「先期拆遷」計劃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是，隨著時局的變化，美國為自己狹隘的戰略所考慮，對這個30%的賠償範圍一減再減。最後中國只得到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這期間國民黨政府派出的中國首席代表吳半農多次嚴正交涉。但美國一意孤行，不予理會。
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國民黨為己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1949年下半年，美英協調策劃單獨對日媾和。此時，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台灣。至1950年4月，印度英國印尼等國家承認了新中國。韓戰爆發，美國加緊了單獨對日媾和的工作。
在抗日戰爭結束之初，作為當時國民黨政府首腦的蔣介石，也曾有過對日索賠的打算。此時，台灣當局為得到美國的支持和幫助，在日本賠償問題上一改原來的積極立場，轉而專看美國的臉色行事，對美國對日和約七原則和備忘錄採取「無可奈何」的態度關於賠償問題，台灣當局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
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簽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簽訂雙邊條約。其實，這是外交家出身的日本老官僚吉田茂玩的一個陰謀，目的是迫使台灣當局在談判中作出讓步，放棄戰爭賠償，與日本媾和。
1952年2月17日，台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台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綜觀整個簽約過程，台灣當局為求得一個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處處委曲求全，步步退讓，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令每個正直的華夏子孫羞愧。
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放棄戰爭賠償
1952年4月27日，台灣當局與日本簽訂所謂的「日華條約」，雙方宣佈“結束戰爭狀態”，建立所謂的“外交關係”，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給予了強烈的譴責。而此時，中國大陸與隔海相望的日本的關係還處於冰凍期。日本政府追隨美國採取敵視新中國的政策，為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設置了不少障礙。
隨著民間貿易與文化交流的不斷發展，到60年代前期，中日交往實際上進入了半官半民階段，恢復日中邦交已為期不遠。但恢復邦交，必然要對戰後日本賠償問題作出決定。在這一問題上，我國領導人表示了向前看的姿態。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的政策出台，美國人事先卻沒有打個招呼，而是以一種突然襲擊的方式，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準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台，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佈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隨著邦交正常化時機的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又一次擺在中日兩國政府的面前。
在田中訪華之前，他曾表示，如果對方提出賠償，只要數額適當，他打算賠！
1972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準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台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台灣斷交。中央關於日本與台灣的關係，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周總理的態度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博大襟懷，也代表了一個泱泱大國的寬容大度和長遠眼光。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簽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二戰結束後，蘇聯從德國獲得120億美元的戰爭賠償；猶太人從德國獲得600億美元的賠償。而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賠償要求。
必須指出的是，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即放棄了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佈予以放棄。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核心提示：抗戰期間及日寇投降時，蔣介石趁著中國在反法西斯陣線中地位增強的機會，先後三次提出收回香港，然因中國是大國而非強國，或遭英國無理拒絕，或美、英狼狽為奸施加壓力，使公理難敵強權，香港回歸夢未圓。
本文摘自《當年那些事》，
廢除舊約簽訂新約談判中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不過半月，日軍從英國人手中奪取了香港。
美、英與日本進入戰爭狀態。中國發佈《宣戰訓令》，公開對日本、德國、義大利宣戰，並宣佈：所有一切條約、約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中德、中意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
近代以來，東西方列強強加給了中國多個不平等條約，一代接一代的中國人企盼將此類條約早日廢除，還我領土與主權完整。而今國民政府公開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得到各界一致擁護，在全國掀起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熱潮。
1942年三四月間，在美國訪問的中國外交部部長宋子文和宋美齡，向美國總統羅斯福表示，希望儘早廢除先前強加於中國的舊約，另簽平等互利的新約。其時的中國，已與美、英建立了反法西斯的盟國關係，又是領銜簽署《聯合國家宣言》的四大國之一，國際地位大大提高；又因為堅持抗日六個年頭的中國軍民，緊緊拖住了百萬日軍，顯示了無盡偉力。
羅斯福把美國政府的意向通報給了英國，英國首相丘吉爾聲稱只能部分廢除。保留的部分，就包括了香港。
1942年10月9日，美、英兩國同時通知中國，準備馬上就廢約問題與中國談判。次日下午，蔣介石在雙十紀念大會上公佈了這一喜訊，內有語云：「我國百年來所受各國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至此可以根除。」他還在日記中寫道：“心中快慰，實為平生唯一之幸事。”
中國與美、英廢除舊約簽訂新約的談判展開，無論在朝在野都以為，隨著中英間不平等條約的廢除，只等打敗日本，香港可以回歸祖國懷抱了。事與願違，雖然與美國的談判頗為順利，但中英之間的談判卻在香港問題上陷入困境。
英國首席代表、駐華大使薛穆，根據首相丘吉爾與外交大臣艾登的指令，在向中國政府遞交的《備忘錄》中，對於歸還香港隻字未提，且公開宣稱：英國在香港問題上決不會發生絲毫動搖與妥協。
英國首相丘吉爾更說：「我當國王的首席大臣，並非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國，決不會放棄大英帝國的任何一塊土地。」
蔣介石慮及英國的態度，從維護盟國友誼以利反法西斯大局出發，作出了讓步，只要求廢止1898年訂立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即歸還九龍租借地，至於被割佔的香港本島及尖沙嘴一線，且待以後另行談判收回。九龍租借地又稱新界。1898年4月，英國趁著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以法國佔據廣州灣對香港構成威脅為託詞，照會清政府提出擴界要求。談判中，已成驚弓之鳥的清廷有求必應，答應從深圳灣至大鵬灣畫一直線，直線以南所有地區全部租給英國。這就是新界，較之割讓的港島與尖沙嘴一線擴大了近11倍，水面擴大了近50倍。1898年6月9日，李鴻章代表清政府，在《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上簽字，規定自當年7月1日起，英國開始使用新界，租期以99年為限，即至1997年6月30日為止。
英國連新界也不願歸還，遠東司司長克拉克申述其所謂理由：「租借地的大部分地區在對香港的經濟上和戰略上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們必須堅決抵制中國的這一建議，毫無疑問，中國的計劃是要把我們一步一步地擠出香港。」
11月20日，英國外交大臣艾登指示薛穆：「中英之間要討論的條約，與包括九龍租借地在內的香港任何部分毫無關係。」
中國政府針鋒相對，外交部處長吳國楨批駁說：「租借地與租界本屬同一範疇，既然中英新約將取消在華租界，理所當然應在談判之列。」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也曾一再強調收回新界的要求。蔣介石甚至表示，如果中英新約內不包括收回新界，他就不同意簽字。
令薛穆告訴中國方面：新界問題不在此次談判範圍之內。他甚至揚言，即使因此使談判破裂也在所不惜。
蔣介石再作讓步，放棄在新約中載入收回九龍租借地的條文，但要求英方聲明，承諾在戰爭結束後歸還新界。
英國政府又拒絕了，內閣會議決議同意丘吉爾與艾登的主張：不能接受中國要英國作出戰後承諾的要求。艾登指示薛穆：英國不准備再作任何讓步，如果中國堅持，我們只好不簽訂條約。
12月30日，薛穆將英國政府的這一決定通知了宋子文。
由於英國的頑固執守，中英間的談判進入了死胡同。
要麼談判告吹，要麼簽約而不提收回新界，左右為難的蔣介石最終聽從了宋子文與駐英大使顧維鈞、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的建議：新約是英國人送上門來的厚禮，先收下了再說，不能錯過，中國政府在簽訂新約的同時，公開聲明要求英國在戰後歸還香港。
1943年1月11日，《中英新約》在重慶正式簽訂。簽約典禮上，宋子文向英國代表薛穆遞交了一份照會，單方面聲明對新界問題保留日後討論之權。蔣介石的日記本里，記載了此事：「對英外交頗費心神，以九龍租借地交還問題英堅持不願在新約內同時解決，余暫忍之。待我簽字以後，另用書面對彼說明，交還九龍租借地問題仍作保留，以待將來繼續談判，為日後交涉之根據。」
美、中、英三國首腦開羅會議上
1943年夏秋季節，反法西斯陣線在歐洲、太平洋與中國戰場節節勝利，9月8日，義大利無條件投降，盟軍開始向德國首都柏林進擊，敗績接踵的日軍則退守「絕對國防圈」。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曙光顯現，在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建議下，11月22日起，美、中、英三國首腦聚集開羅會議，商討戰後重建世界秩序事。蔣介石視此次會議，是再一次爭取英國歸還香港的良機，於是行動在先，一到開羅，趕緊與夫人宋美齡會晤美國總統羅斯福，請求美國的支持。羅斯福作了令人鼓舞的表態：英國是不應再在香港享有帝國主義的特權了，戰後可由中國先行收回香港，然後宣佈香港為全世界的自由港。蔣介石作進一步的要求，希望羅斯福出面斡旋，勸說英國首相丘吉爾同意戰後歸還香港。羅斯福也答應了。
羅斯福言行一致，真的向丘吉爾提出了香港問題，轉達了蔣介石的要求，他說：「香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是中國人，又十分靠近中國的廣州，應該還給中國。」
但丘吉爾拒絕與羅斯福討論香港問題：「只要我還在首相任上，就不想使大英帝國解體。」
開羅會議討論對日作戰計劃時，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蔣介石，向參謀長、美籍將軍史迪威提出，由中美聯軍收復廣州、香港等中國沿海地區。丘吉爾極力反對，主張應有英軍參與，並振振有詞說：「香港是大英帝國的領土，英國軍隊必須參加廣州灣登陸作戰，從日本人手中奪回香港。」
蔣介石反駁道：「香港原本是中國領土，被英國強加不平等條約所割佔。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國人被日軍從香港趕走，而今，中國正在為獨立自由而戰，正在以鮮血和生命為收復香港而戰，所以香港必須歸還中國。」
應蔣介石夫婦一再請求，羅斯福再次勸說丘吉爾：「香港遠離英國，而與中國很近，理應交還中國治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可考慮變香港為國際上的自由港。」
丘吉爾口氣強硬地拒絕：「英國不想獲得新的領土，但只想保持自己已有的領土，除非通過戰爭，否則別想從英國奪取任何東西。英國曾與清政0府簽有《江寧條約》，香港是英國領土的一部分。」
見丘吉爾如此的蠻橫無理，蔣介石氣憤之至：「《江寧條約》本就是英國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香港自古就是中國領土，是被你們強佔去的，理應歸還。」
丘吉爾惱羞成怒：「除非從我的屍體上踏過去，否則休想把香港從大英帝國分離出去！」
談判不歡而散，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上收回香港的努力，又是以丘吉爾的霸道而失敗。
抗戰勝利香港日軍投降時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盟軍統帥部公佈了各盟國接受日軍投降的地區，香港被規定在中國受降區內。這樣，理所當然由中國接受香港的日軍投降了，蔣介石決定乘此機會，恢復在香港行使主權。
但英國一心重佔香港。8月16日，英國政府公告：「香港不應被包括在中國境內，英國在香港擁有主權。」同時，命令其太平洋艦隊司令哈克爾少將，率所部從駐地菲律賓趕駛香港。其用意是捷足先登接收並佔領之，造成既成事實。也在這一天，英國駐華大使薛穆，向國民政府提交了一項照會，告知英國政府正在安排派遣必要的軍隊，去重新佔領香港，恢復香港行政。國民政府外交部處長吳國楨，遵照蔣介石的旨意復照薛穆：英國的要求與盟軍統帥部關於受降的命令不符，英國政府及任何國家不得在中國戰區擅自接收。
18日，蔣介石任命張發奎為第二方面軍受降主官，接受廣州、香港、雷州半島及海南島地區的日軍投降。張發奎命令第13軍集結於寶安，待命進入香港執行受降接收任務。
19日，薛穆又向國民政府外交部遞交了一份備忘錄，自說其道：盟軍統帥部規定蔣委員長將接受中國境內之日軍投降，此不能解釋為包括香港。英國當初被迫棄守香港，而今由英軍接受日軍投降，事關英國的榮譽。圍繞由誰接收香港的問題，中英兩國針鋒相對，且都已指派了接收部隊。蔣介石又寄希望於美國，挽請處於霸主地位的美國出面斡旋，阻止英國重佔香港。
又是一廂情願，「山姆大叔」已變卦了。
其時，支持中國收回香港的原美國總統羅斯福已病逝，由杜魯門接任總統。杜魯門違背了美國政府的原有立場，接受了英國新任首相艾德禮的請求，讓英國接受香港日軍投降，並重新管理之。原因是，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東西方矛盾上升，在未來與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對抗中，他確信英國這個盟友較之中國重要且有用得多。
對於美國政府的出爾反爾，蔣介石失望、不滿又無奈，在致杜魯門的電報中改變了收回香港的初衷，僅要求由中國受降：「如果美國確已同意英軍在香港受降，中國政府可稍為調整既定之方針，即先讓日軍向中國投降，然後再由中國政府授權英國重新管理香港。」
蔣介石的讓步是夠大的了，連收回香港也不再堅持了。但杜魯門認為沒有達到英國的要求，他支持英國、犧牲中國的主意已定，複電蔣介石，堅持香港日軍只能向英國投降：英國在香港的主權並無疑問，駐港日軍向英軍投降亦屬合理。
蔣介石雖然氣惱怨恨，但不敢不聽其「忠告」，他有他的難處。那是因為，中央軍的主力還都在大後方，一時來不及趕去東北、華北、東南淪陷區“摘桃子”，須藉助美國的飛機、兵艦搶運部隊；以後還須依靠美援，達最終消滅中共而一統天下。權衡利害，“剿滅”共產黨事大，香港主權事小，於是不無惋惜地徹底放棄了在香港受降、恢復香港主權的原定方針。
可是完全按英國的要求操作，不只顏面喪盡，更恐激起各界聲討。為了挽回面子，減輕輿論壓力，蔣介石提出了「授權受降」法：即由他以中國戰區統帥的名義，授予英國軍官接受香港日軍投降之權。
又是大失所望，英國首相艾德禮並不領情，通過駐華大使薛穆轉告蔣介石：「英國政府不能接受‘授權受降’，接受香港日軍投降之權只在英國。」英國人連這點面子都不給，令蔣介石難堪之餘，大為光火，他強硬地說：“余委託英國軍官接收香港之主張必須貫徹，特委任英國哈克爾將軍代表余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接受香港日軍之投降。請大使先生轉達英國政府，如其不接受委託而擅自受降，則破壞聯合協定之責任在英國，余決不能放棄應有之職權，且必反抗強權之行為。”
他還致電美國總統杜魯門，通報了這一決定：不管英國方面接受與否，余均以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身份，任命哈克爾為余之受降代表。
這時，第13軍已奉蔣介石之命，浩浩蕩蕩開進了九龍。蔣介石如此強硬，為英、美所始料不及。
美國總統杜魯門眼看中、英雙方的軍隊都已接近香港，極有可能發生衝突，如果打起來，會讓蘇聯集團坐收漁利，於是急電艾德禮曉以得失，要求他適可而止。
艾德禮不得不三思而後行了，經反覆推敲，提出了一個有所退步的折中方案「雙重身份受降」。就是同意蔣介石的委託方式受降，但哈克爾少將不但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而且代表英國政府。
蔣介石認為終於迫使英國接受了自己的「授權受降」方案，總算有了一點面子。於是複電艾德禮，對英國“雙重授權受降”表示准允。他在日記中頗為得意地自我安慰云：英國對余委派軍官接受香港日軍投降之指令，最後仍承認接受，是公義必獲勝利之又一證明。
不日，蔣介石指派的一個軍事代表團到達香港，與哈克爾商量接受日軍投降典禮事宜。
9月16日，香港日軍投降儀式舉行，日本守備司令岡田梅吉及華南艦隊司令藤田平太郎在降書上簽字，哈克爾以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及英國政府代表的雙重身份，接受了日軍投降。國民政府代表羅卓英出席了受降典禮。
「米」字旗重又在香港升起，英國再度霸佔了香港。
蔣介石戰後收回香港又未能如願。歷史的重任，落在了四年後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肩上。1997年，香港終於實現回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