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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為什麼放棄日本的戰爭賠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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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為什麼放棄日本的戰爭賠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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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為什麼放棄日本的戰爭賠償?(圖)

2020年06月03日 17:48

日本無條件投降簽字儀式(資料圖)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份付給戰勝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這相當於當時清朝國庫3年的財政收入。靠這筆錢日本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飽受侵略戰爭蹂躪的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回顧這段歷史,不能不引起世人的深刻思考和感嘆!

美國違背諾言,從中作梗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按照有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本理應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

需要指出的是,在處理歐洲戰事賠款問題上,英美聯合起來與蘇聯分庭抗禮,而在太平洋戰場和處理日本問題上,美國認為其在對日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儘管蘇聯憑藉自己的實力和當時的地位與美國採取抗衡的態度,但美國採取有關措施和步驟,使之握有對佔領日本和處置問題的實權,操縱和包攬了日本賠償等事宜。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雖然表面上躋身四強,但在賠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佈的《波茨坦公告》中,第一次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日本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可以用來賠償。

戰後初期,美國對於日本賠償的態度還相當積極,後來稍有動搖,但還是於1947年4月4日採取單獨行動,發動了「先期拆遷」。可是隨著美蘇對立日益尖銳,再加上中國人民解放戰爭順利進展,美國的外交政策就有了根本性的轉變。在遠東方面,美國亟盼建立一個反蘇反共的基地,而環顧全球,只有在它控制下的日本最符合這個條件。於是扶持日本抵賴賠償,就成為美國的基本方針。

本來,按照1946年3月美國政府所制定的「臨時賠償方案」,「先期拆遷」計劃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是,隨著時局的變化,美國為自己狹隘的戰略所考慮,對這個30%的賠償範圍一減再減。最後中國只得到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這期間國民黨政府派出的中國首席代表吳半農多次嚴正交涉。但美國一意孤行,不予理會。

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國民黨為己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1949年下半年,美英協調策劃單獨對日媾和。此時,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台灣。至1950年4月,印度英國印尼等國家承認了新中國。韓戰爆發,美國加緊了單獨對日媾和的工作。

在抗日戰爭結束之初,作為當時國民黨政府首腦的蔣介石,也曾有過對日索賠的打算。此時,台灣當局為得到美國的支持和幫助,在日本賠償問題上一改原來的積極立場,轉而專看美國的臉色行事,對美國對日和約七原則和備忘錄採取「無可奈何」的態度關於賠償問題,台灣當局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

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簽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簽訂雙邊條約。其實,這是外交家出身的日本老官僚吉田茂玩的一個陰謀,目的是迫使台灣當局在談判中作出讓步,放棄戰爭賠償,與日本媾和。

1952年2月17日,台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台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綜觀整個簽約過程,台灣當局為求得一個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處處委曲求全,步步退讓,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令每個正直的華夏子孫羞愧。

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放棄戰爭賠償

1952年4月27日,台灣當局與日本簽訂所謂的「日華條約」,雙方宣佈“結束戰爭狀態”,建立所謂的“外交關係”,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給予了強烈的譴責。而此時,中國大陸與隔海相望的日本的關係還處於冰凍期。日本政府追隨美國採取敵視新中國的政策,為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設置了不少障礙。

隨著民間貿易與文化交流的不斷發展,到60年代前期,中日交往實際上進入了半官半民階段,恢復日中邦交已為期不遠。但恢復邦交,必然要對戰後日本賠償問題作出決定。在這一問題上,我國領導人表示了向前看的姿態。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的政策出台,美國人事先卻沒有打個招呼,而是以一種突然襲擊的方式,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準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台,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佈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隨著邦交正常化時機的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又一次擺在中日兩國政府的面前。

在田中訪華之前,他曾表示,如果對方提出賠償,只要數額適當,他打算賠!

1972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準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台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台灣斷交。中央關於日本與台灣的關係,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周總理的態度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博大襟懷,也代表了一個泱泱大國的寬容大度和長遠眼光。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簽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二戰結束後,蘇聯從德國獲得120億美元的戰爭賠償;猶太人從德國獲得600億美元的賠償。而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賠償要求。

必須指出的是,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即放棄了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佈予以放棄。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文革」前的江青(左)和張春橋(資料圖)

本文摘自《大往事:歷史解密檔案》,葉匡政主編,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

1975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通知。2月9日《人民日報》社論《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中說,毛主席指出: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毛澤東在談到關於學習理論問題時,還要「張春橋寫文章」。

1975年4月1日,張春橋寫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文,經毛澤東主席同意,在全國的報刊上全文刊登或轉載,並印成單行本全國發行。張春橋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個很奇怪、後又被一些人在講話或者寫文章時所反覆引用的「觀點」,那就是所謂的“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張春橋在這篇文章中的許多觀點都很片面,他“只講專政”而“不講民主”。與此同時,姚文元也搖動筆桿,寫了《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張、姚的文章都極力地鼓吹“經驗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提出反對經驗主義。

本來文章發表了,全國上下都學習也就算完了。可是惟有鄧小平明察秋毫,看出了張春橋文章中的問題。鄧小平於是找到毛澤東,就張春橋在文章中所提出的「反對經驗主義」請教毛澤東主席,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鄧小平的看法得到了毛澤東的重視和支持。於是,毛澤東指示對於反對經驗主義的問題,請政治局議一議。隨後,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批評江青一夥「反經驗主義」的問題。

1975年5月3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政治局會議這也是毛澤東的政治生涯中最後一次親自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心憂國家而又身患重病的周恩來也從醫院趕來參加。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特彆強調「要安定團結」,“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會上,毛澤東再次對江青一夥反經驗主義、搞宗派主義等行為進行了批評。同時他還作了自我批評。他說:我犯了錯誤,春橋的文章,我沒有看出來,只看了一遍,講經驗主義的問題,被我放過了。此外,毛澤東還說對於張春橋我們過去不認識不了解之類的話。

此時,張春橋竟然打斷毛澤東主席的話,說「我們認識……在北戴河開會柯(慶施)介紹認識的。」

這是過去所有會議上從未有過的。

過去開會,除彭德懷之外,沒有一個人敢從中打斷毛澤東的講話,張春橋之所以敢這麼做,一來說明他心中對於毛澤東對自己的看法是有數的,二來也可以看出此時張春橋的狂妄程度。

就在張春橋打斷毛澤東的講話之後,毛澤東接著就批評了江青一夥:「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位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我看批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馬列主義不多……我看江青就是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毛澤東還告誡江青:“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的同志討論,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的名義,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義。”

然後,毛澤東談到了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他說:“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

毛澤東主席還說了「對江青一分為二」,“他們四個人搞小宗派”而已,沒有什麼了不起之類的話。

會後,江青等人雖然作了檢討,但在1975年秋天開始,「四人幫」更是有恃無恐地越來越猖狂了。

5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以後,經毛澤東與周恩來商定,由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並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會議批評了「四人幫」。

會後,王洪文看到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受到了動搖,就跑到上海的東湖賓館,與小兄弟們吃喝玩樂。王洪文在這裏住了幾個月。由於東湖賓館東面是襄陽公園,怕妨礙王洪文的“休息”,連公園早晨做廣播體操放的喇叭也被勒令禁止了。我家那時距離此地只有幾百米,我到公園去時常聽到有人在議論這件事情。

我在參加秦城監獄預審的時候看了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記錄,認為這次會議基本上是毛澤東一個人講的,其他的人很少說話或未說話,更沒有展開過討論。會上,毛澤東雖然批評了江青等人,但沒有下定決心從根本上徹底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他將這個問題一拖再拖,以至於在他生前都未能解決。

我在預審的時候看到這份記錄後,對沒有看到的同志說要抓緊時間看一下,對於今後在法庭上和合議時區分罪和錯大有好處。不幾天,有人去調這份記錄看時,保管材料的同志說,已被胡耀邦同志調去了,並說這事知道就行了,不要看了。

由於毛澤東主席的這種態度,以及開始時對張春橋的某種信任,使張春橋認為文化大革命真是「改朝換代」的時候來到了。1967年至1975年,張春橋又多次地宣稱,“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

1975年中共中央發了一個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1976年,中共中央又下達了一個一號文件,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四人幫」對此極為不滿。

張春橋在1976年2月3日針對這兩個中央文件寫道:「又是一個一號文件。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張春橋在此還引用了一首古詩,來表達自己的不滿:“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人屠蘇。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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