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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批判彭德懷:罵下級和罵兒子一樣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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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批判彭德懷:罵下級和罵兒子一樣隨便

2020年06月05日 17:48

核心提示:林彪在批判彭的講話中說:「這個人非常英雄主義,非常驕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對人沒有平等態度。不但對他的下級像兒子一樣隨便罵,就是對上級,也很不尊重,可以說是傲上慢下。他野心很大,想大幹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權,居大位,聲名顯赫,死後流芳百世。他非常囂張,頭昂得很高,想當英雄,總想做一個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個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這是事情的規律。」

本文節選自「廬山會議前後的毛澤東與彭德懷」

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視察,看到牆上《軍人誓詞》第1條是「我們要在毛主席領導下……」,他說:「這個寫法有毛病,現在的軍隊是國家的,不能只說在哪一個人領導之下。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毛主席死了誰領導?今後要修改。」

1959年的廬山會議,毛澤東錯誤地發起了對彭德懷的批判,造成了一個歷史悲劇。彭德懷平反後,所有關於彭的傳記,都把彭塑造為一個剛直不阿的形象,似乎歷史已成定論。毛澤東和彭德懷作為井岡山時期的老戰友,為何最終分手,其中的原因卻少有論述。1998年,原彭總身邊的工作人員、軍事科學院前院長鄭文翰中將以及王焰、王亞志、王承光同志終於打破沉默,出版了《秘書日記里的彭老總》一書,使我們了解到當年黨內鬥爭的錯綜複雜,也使讀者了解了廬山會議前後毛彭鬥爭的歷史真相。

上海會議上,衝突公開化

在長達幾十年的革命戰爭中,彭德懷一直是毛澤東最為倚重的戰將。新中國成立之初,彭德懷臨危受命,指揮抗美援朝作戰,打敗了現代化的聯合國軍,立下了赫赫戰功。回國之後,他又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但此時,他與毛澤東的關係卻出現了微妙的變化。俗話說「功高震主」,毛澤東最重視軍隊,但彭德懷在一些重大決策上,對毛請示不夠或不及時,使毛感到彭權重位高,越來越難以駕馭。毛後來批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指的就是這一段時期。1958年5月6日,毛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話,提出「要準備對付黨的分裂」,就是針對彭說的。25日,中共中央八屆五中全會上,毛澤東提議養病幾年的林彪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居彭之上。彭處於一個尷尬地位,他向中央提出不再擔任國防部長的請求。6月9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召開常委會,當年1月在南寧會議上因「反冒進」受到毛嚴厲批評的周恩來提出辭去總理職務,彭提出辭去國防部長職務。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後,決定「他們應當繼續擔任現在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情況不同的是,周是被迫提出的,彭是主動提出的。這使毛感到彭是在以辭職對他表示不滿。1959年3月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當彭再次向毛提出不再擔任下一屆國防部長時,毛嚴厲地說:「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還不夠嗎?」彭「噤然無語」。

此後,毛與彭的關係驟然緊張,衝突也公開化。就在上海會議上,毛在批評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工作時,突然話題一轉,對在場的彭說:「彭德懷同志,你是恨死我了的,因為我批評過你。批評你是為你好,我沒有偏心。」還說:“你彭德懷是一貫反對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紀大了,要辦後事,也是為了挽救你。”

這種警告在黨內高級幹部中,是極為少見的。說明毛對彭的成見已經非常嚴重,彭應該感覺到政治上的危險。但彭卻是莫名其妙,還問別人主席為什麼敲打他。知情人其實看得很清楚。當時任總參謀長的黃克誠大將回憶:「早有一次,主席對彭開玩笑似地說:‘老總,咱們定個協議,我死以後,你別造反,行不行?’可見主席對彭顧忌之深。而彭並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說就說。」事實也是如此。

彭在幾次公眾場合,說了針對毛的話。秘書們記載: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視察,看到牆上《軍人誓詞》第1條是「我們要在毛主席領導下……」,他說:「這個寫法有毛病,現在的軍隊是國家的,不能只說在哪一個人領導之下。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毛主席死了誰領導?今後要修改。」1959年1月30日他在後勤學院學員畢業大會上講話說:“軀殼都是要死的,人家說萬歲,那是捧的,是個假話。沒有哪個人真正活一萬歲。”這些話都是大實話,但在那個個人崇拜的年代,這些話都是很“犯忌”的。

這些矛盾和成見,兩人一直沒有機會當面交心,來緩解和消除。到了1959年的廬山會議,終於發展為政治鬥爭。當然,大前提是毛錯批了彭。但從秘書的記載看,這個事件絕非偶然,更不是毛的一時衝動,其中有多種因素的促成。

軍委擴大會議專門批判彭德懷

廬山會議由討論經濟工作的工作會議轉為八屆八中全會,專門解決彭德懷等人的「反黨集團」問題。雖然作出了決議,但彭本人並未認罪。於是中央決定在北京召開軍委擴大會議,到會的軍隊師以上幹部1061人,列席幹部508人。主要對彭德懷和黃克誠進行批判。

這次軍委擴大會議,始終是秘密進行的。至今很難看到有關的材料。從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錄中描述的場面,會議過程中,只有北京軍區參謀長鍾偉少將主持正義,在會場上公開為彭總澄清事實,當場被拉出會場,打成「反革命」。其餘眾多高級將領,眾口一詞地猛批彭德懷。彭既然是堅持真理的人,為什麼會落到這種地步?從大家的發言來看,大多數都是抓住了彭的工作作風粗暴這個缺點。

在軍隊幹部中,彭的嚴厲和喜歡罵人是眾所周知的。秘書們在陪同他到基層視察過程中,多次目睹彭怒斥下邊的幹部。1957年8月在山西某地視察彈藥庫區建設時,看到庫區過於暴露,庫間距離過密,樹木很少時,大發脾氣,要追究庫區建設的領導者、設計者和審批者的責任。他越看火氣越大,秘書和陪同的領導都很緊張,誰也說不清這件事的原委。1958年9月到東北白城子靶場視察,看到蘇聯專家設計的鋼筋水泥橫樑和立柱,又怒氣沖沖,大發脾氣,指責這是典型的浪費工程,說我們的幹部不動腦筋,聽任蘇聯專家擺佈。其實這樣設計是為了防止彈片彈射的,也不是一點道理沒有,在場幹部一個個嚇的不敢吭聲。就是高級將領,也免不了挨訓。一次接見志願軍代表團,按規定應穿元帥服。彭覺得穿便衣顯得隨和,軍委辦公廳主任肖向榮中將勸他穿軍裝,被大罵一頓,彭甚至表示不去接見了。肖立正靜聽,不予表態。彭罵過之後又覺得自己不對,最後還是著軍裝去接見。這樣的例子並非偶然,而是經常。所以彭與同事和下級的關係都很緊張。

林彪在批判彭的講話中說:「這個人非常英雄主義,非常驕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對人沒有平等態度。不但對他的下級像兒子一樣隨便罵,就是對上級,也很不尊重,可以說是傲上慢下。他野心很大,想大幹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權,居大位,聲名顯赫,死後流芳百世。他非常囂張,頭昂得很高,想當英雄,總想做一個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個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這是事情的規律。」這些話抓住了彭的致命弱點,也說出了毛內心想說的話。

所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將帥們群起而攻之,彭顯得非常孤立。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貓論」在中國恐怕無人不知,它早已成為“中國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務實精神的概括。

1992年春天,88歲的鄧小平南巡武昌、深圳和珠海。也就在那一年,「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成為坊間最流行的話語。

1992年春天,88歲的鄧小平南巡深圳

誰改了貓的顏色

「貓論」並非鄧小平原創或發明,甚至鄧小平本人從來就沒有說過「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這樣的話。鄧小平「貓論」的原文如下: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這都是些初步意見,還沒有作最後決定,以後可能不算數。劉伯承同志經常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說的打仗。我們之所以能夠打敗蔣介石,就是不講老規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打贏算數。

鄧小平的原話中,用的是「黃貓、黑貓」,而非“白貓、黑貓”,這是為什麼?

答案是1976年3月3日以《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為題的中央四號文件。文件談及「貓論」的原文如下: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國務院也不商量,也不報告我,就那麼講。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說教育有危機,學生不讀書,他自己就不讀書,他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從不談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講話,也不聽群眾的意見。

四號文件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指導文件,一個月後的4月7日,因天安門事件,中共中央發佈了《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全國大規模批鄧,“白貓黑貓”由此全國知名。

1976年的四號文件是根據毛澤東多次講話整理成文,當時毛澤東已口齒不清,但頭腦依然清晰。「黃貓黑貓」因為毛澤東的記憶出錯或記錄者的失誤變成“白貓黑貓”?毛遠新的回憶給出了清楚準確的答案:1976年四號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說百分之百,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寫的文字根據,我加的只不過是一些“因此”“所以”之類的連接詞而已,整理好後送主席審閱,他只改了一個字,即把鄧小平說的「黃貓黑貓」中的「黃貓」改成“白貓”——我為什麼整理成「黃貓」呢?因為我查了鄧的原話是「黃貓」。

「貓論」的時代背景

這一字的修改,意味迥然不同。「黃貓」“黑貓”都是中性修飾,不會有人認為兩種貓有好壞或優劣之別,而“黑貓”“白貓”則不然,在聽者潛意識裏,它很容易就先有了好貓、壞貓之別,再加上後面的“都是好貓”,憑空有了不問手段是非只問結果的意思。如果不管其完整原話和語境,特意只拎出這句話來批,更會強化這種認知。

為何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貓論」如此反感?得先從鄧小平為什麼提出「貓論」說起。

1958年,中共為實現「大躍進」,在農村實施大規模的集體化,將20~30戶的農業合作社合併為鄉級規模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制分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分別對應今天的鄉、村、村民小組),實現生產、生活上的高度集體化,同時全國各地大鍊鋼鐵,力圖實現15年超英趕美。

毛澤東和鄧小平

中國的集體化迅速重複了與蘇聯集體化遭遇的悲劇:1958年下半年全國轟轟烈烈推進人民公社化,1959年就爆發了持續三年的大饑荒。推行人民公社最積極的地方,後來都成為重災區。

1961年6月,象徵生活集體化的公共食堂被迫解散。年末,部分饑荒最嚴重的地區為了活下去開始悄悄走「回頭路」:改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為包產到戶,各級黨委默許了這種“反動”潮流,活下去比什麼都重要,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強行集體化的災難性後果逐漸讓劉少奇、鄧小平等在一線推進人民公社的工程師們頭腦降溫。雖然他們依然相信集體化和公有制,但開始認為,當時進入「先進」的人民公社的條件還不成熟,不如暫時搞包產到戶、責任田,陳雲甚至認為,包產到戶不如分田到戶。

但搞包產到戶、責任田,恢復農村自由集市,顯然與通過集體化走向共產主義的方向背道而馳,「大躍進」期間的嚴酷的階級鬥爭,讓基層普遍負有破壞人民公社制度的擔心和恐懼。鄧小平的「貓論」就是為了打消這種心理。

領袖的公社情結

不過,毛澤東可不這麼看,鄧小平發表「貓論」幾天後,已宣佈“退居二線”的毛澤東對劉少奇支持包產到戶大為光火:“你急什麼?為什麼不頂住?叫我回來,你壓不住陣腳了?我死了以後怎麼辦?”

毛澤東當然會對包產到戶、責任田的「歷史倒退」大為惱怒。集體化、公有制是祖師爺馬克思那裏就有的主張,中共奪取政權後,先“土改”平分土地,接著動員農民加入各種合作社,最後又上交土地、牲畜,完成集體化,這是中共必然的社會改造程序,但相比其他戰友,毛澤東對人民公社有特殊的情結。

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對「三自一包」(即自負盈虧、自由市場、自留地和包產到戶)的默許態度,等於否定了毛澤東的人民公社。

但1962年以後,全國各地恢復和擴大自留地和家庭副業,人民公社被迫調整為「(生產資料)三級所有,隊為(核算)基礎」的制度,獨立核算的基層單位由公社縮小為生產隊一級,大集體變成小集體。雖然還是幹部指揮勞動,但規模的縮小,意味著瞎指揮的破壞性被大幅降低。

這種有限的休養生息政策延續到1965年時,中國的糧食、豬肉、食糖生產基本恢復到公社化運動前1957年的水平。

集體化導致的大饑荒嚴重損害了領袖的威望,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對人民公社、「大躍進」的反思,明顯指向領袖個人。會後,毛澤東宣佈“退居二線”。

毛澤東和鄧小平

還是黑貓、白貓那一套

人民公社的名稱雖得以保留,但在偉大領袖看來,它離真正的政社合一目標尚有相當距離。「一大二公」理想未能如願始終是毛澤東的一塊心病。

1966年5月,「文革」爆發,不久劉少奇、鄧小平被打倒,支持「三自一包」成為其罪狀之一。1966年8月,毛澤東正式號召“農業學大寨”。1975年8月,已升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向毛澤東提出要在全國推廣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毛澤東當然對此動心,但有百萬人喪生的教訓在前,他謹慎地將之交給農村工作座談會討論,會上遭趙紫陽、譚啟龍等人激烈反對,毛澤東決定暫時擱置此議。

不過,「文革」後高層換上大批新人,他們大多缺少大饑荒時支付人命學費的教訓,對推進集體化頗為狂熱。鄧小平被毛澤東重新啟用代替病重的周恩來後,恢復了不少被打倒官員的工作。鄧小平自然成為“革命派”的最大阻力和障礙。

1975年,鄧小平對江青等人的攻擊毫不妥協:搞「唯生產力論」,誰還敢抓生產?現在把什麼都說成是資產階級法權,多勞多得是應該的嘛,也叫資產階級法權嗎?搞生產究竟應當用什麼東西作為動力?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貓論」成為了中國將社會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發展上的一個理論標誌。

上世紀80年代初,有位領導曾問鄧小平,對「黑貓白貓」這個說法現在怎麼看?鄧小平回答:“第一,我現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針對當時的情況說的。”(黃章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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