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路深 毛澤東故意把鄧小平的「黃貓」改成「白貓」

「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貓論」在中國恐怕無人不知，它早已成為“中國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務實精神的概括。

1992年春天，88歲的鄧小平南巡武昌、深圳和珠海。也就在那一年，「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成為坊間最流行的話語。

1992年春天，88歲的鄧小平南巡深圳

誰改了貓的顏色

「貓論」並非鄧小平原創或發明，甚至鄧小平本人從來就沒有說過「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這樣的話。鄧小平「貓論」的原文如下：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這都是些初步意見，還沒有作最後決定，以後可能不算數。劉伯承同志經常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說的打仗。我們之所以能夠打敗蔣介石，就是不講老規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打贏算數。

鄧小平的原話中，用的是「黃貓、黑貓」，而非“白貓、黑貓”，這是為什麼？

答案是1976年3月3日以《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為題的中央四號文件。文件談及「貓論」的原文如下：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國務院也不商量，也不報告我，就那麼講。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說教育有危機，學生不讀書，他自己就不讀書，他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從不談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講話，也不聽群眾的意見。

四號文件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指導文件，一個月後的4月7日，因天安門事件，中共中央發佈了《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全國大規模批鄧，“白貓黑貓”由此全國知名。

1976年的四號文件是根據毛澤東多次講話整理成文，當時毛澤東已口齒不清，但頭腦依然清晰。「黃貓黑貓」因為毛澤東的記憶出錯或記錄者的失誤變成“白貓黑貓”？毛遠新的回憶給出了清楚準確的答案：1976年四號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說百分之百，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寫的文字根據，我加的只不過是一些“因此”“所以”之類的連接詞而已，整理好後送主席審閱，他只改了一個字，即把鄧小平說的「黃貓黑貓」中的「黃貓」改成“白貓”——我為什麼整理成「黃貓」呢？因為我查了鄧的原話是「黃貓」。

「貓論」的時代背景

這一字的修改，意味迥然不同。「黃貓」“黑貓”都是中性修飾，不會有人認為兩種貓有好壞或優劣之別，而“黑貓”“白貓”則不然，在聽者潛意識裏，它很容易就先有了好貓、壞貓之別，再加上後面的“都是好貓”，憑空有了不問手段是非只問結果的意思。如果不管其完整原話和語境，特意只拎出這句話來批，更會強化這種認知。

為何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貓論」如此反感？得先從鄧小平為什麼提出「貓論」說起。

1958年，中共為實現「大躍進」，在農村實施大規模的集體化，將20~30戶的農業合作社合併為鄉級規模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制分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分別對應今天的鄉、村、村民小組），實現生產、生活上的高度集體化，同時全國各地大鍊鋼鐵，力圖實現15年超英趕美。

毛澤東和鄧小平

中國的集體化迅速重複了與蘇聯集體化遭遇的悲劇：1958年下半年全國轟轟烈烈推進人民公社化，1959年就爆發了持續三年的大饑荒。推行人民公社最積極的地方，後來都成為重災區。

1961年6月，象徵生活集體化的公共食堂被迫解散。年末，部分饑荒最嚴重的地區為了活下去開始悄悄走「回頭路」：改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為包產到戶，各級黨委默許了這種“反動”潮流，活下去比什麼都重要，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強行集體化的災難性後果逐漸讓劉少奇、鄧小平等在一線推進人民公社的工程師們頭腦降溫。雖然他們依然相信集體化和公有制，但開始認為，當時進入「先進」的人民公社的條件還不成熟，不如暫時搞包產到戶、責任田，陳雲甚至認為，包產到戶不如分田到戶。

但搞包產到戶、責任田，恢復農村自由集市，顯然與通過集體化走向共產主義的方向背道而馳，「大躍進」期間的嚴酷的階級鬥爭，讓基層普遍負有破壞人民公社制度的擔心和恐懼。鄧小平的「貓論」就是為了打消這種心理。

領袖的公社情結

不過，毛澤東可不這麼看，鄧小平發表「貓論」幾天後，已宣佈“退居二線”的毛澤東對劉少奇支持包產到戶大為光火：“你急什麼？為什麼不頂住？叫我回來，你壓不住陣腳了？我死了以後怎麼辦？”

毛澤東當然會對包產到戶、責任田的「歷史倒退」大為惱怒。集體化、公有制是祖師爺馬克思那裏就有的主張，中共奪取政權後，先“土改”平分土地，接著動員農民加入各種合作社，最後又上交土地、牲畜，完成集體化，這是中共必然的社會改造程序，但相比其他戰友，毛澤東對人民公社有特殊的情結。

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對「三自一包」（即自負盈虧、自由市場、自留地和包產到戶）的默許態度，等於否定了毛澤東的人民公社。

但1962年以後，全國各地恢復和擴大自留地和家庭副業，人民公社被迫調整為「（生產資料）三級所有，隊為（核算）基礎」的制度，獨立核算的基層單位由公社縮小為生產隊一級，大集體變成小集體。雖然還是幹部指揮勞動，但規模的縮小，意味著瞎指揮的破壞性被大幅降低。

這種有限的休養生息政策延續到1965年時，中國的糧食、豬肉、食糖生產基本恢復到公社化運動前1957年的水平。

集體化導致的大饑荒嚴重損害了領袖的威望，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對人民公社、「大躍進」的反思，明顯指向領袖個人。會後，毛澤東宣佈“退居二線”。

毛澤東和鄧小平

還是黑貓、白貓那一套

人民公社的名稱雖得以保留，但在偉大領袖看來，它離真正的政社合一目標尚有相當距離。「一大二公」理想未能如願始終是毛澤東的一塊心病。

1966年5月，「文革」爆發，不久劉少奇、鄧小平被打倒，支持「三自一包」成為其罪狀之一。1966年8月，毛澤東正式號召“農業學大寨”。1975年8月，已升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向毛澤東提出要在全國推廣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毛澤東當然對此動心，但有百萬人喪生的教訓在前，他謹慎地將之交給農村工作座談會討論，會上遭趙紫陽、譚啟龍等人激烈反對，毛澤東決定暫時擱置此議。

不過，「文革」後高層換上大批新人，他們大多缺少大饑荒時支付人命學費的教訓，對推進集體化頗為狂熱。鄧小平被毛澤東重新啟用代替病重的周恩來後，恢復了不少被打倒官員的工作。鄧小平自然成為“革命派”的最大阻力和障礙。

1975年，鄧小平對江青等人的攻擊毫不妥協：搞「唯生產力論」，誰還敢抓生產？現在把什麼都說成是資產階級法權，多勞多得是應該的嘛，也叫資產階級法權嗎？搞生產究竟應當用什麼東西作為動力？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貓論」成為了中國將社會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發展上的一個理論標誌。

上世紀80年代初，有位領導曾問鄧小平，對「黑貓白貓」這個說法現在怎麼看？鄧小平回答：“第一，我現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針對當時的情況說的。”（黃章晉）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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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無條件投降簽字儀式（資料圖）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份付給戰勝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這相當於當時清朝國庫3年的財政收入。靠這筆錢日本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飽受侵略戰爭蹂躪的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回顧這段歷史，不能不引起世人的深刻思考和感嘆！

美國違背諾言，從中作梗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按照有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本理應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

需要指出的是，在處理歐洲戰事賠款問題上，英美聯合起來與蘇聯分庭抗禮，而在太平洋戰場和處理日本問題上，美國認為其在對日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儘管蘇聯憑藉自己的實力和當時的地位與美國採取抗衡的態度，但美國採取有關措施和步驟，使之握有對佔領日本和處置問題的實權，操縱和包攬了日本賠償等事宜。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雖然表面上躋身四強，但在賠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佈的《波茨坦公告》中，第一次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日本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可以用來賠償。

戰後初期，美國對於日本賠償的態度還相當積極，後來稍有動搖，但還是於1947年4月4日採取單獨行動，發動了「先期拆遷」。可是隨著美蘇對立日益尖銳，再加上中國人民解放戰爭順利進展，美國的外交政策就有了根本性的轉變。在遠東方面，美國亟盼建立一個反蘇反共的基地，而環顧全球，只有在它控制下的日本最符合這個條件。於是扶持日本抵賴賠償，就成為美國的基本方針。

本來，按照1946年3月美國政府所制定的「臨時賠償方案」，「先期拆遷」計劃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是，隨著時局的變化，美國為自己狹隘的戰略所考慮，對這個30%的賠償範圍一減再減。最後中國只得到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這期間國民黨政府派出的中國首席代表吳半農多次嚴正交涉。但美國一意孤行，不予理會。

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國民黨為己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1949年下半年，美英協調策劃單獨對日媾和。此時，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台灣。至1950年4月，印度英國印尼等國家承認了新中國。韓戰爆發，美國加緊了單獨對日媾和的工作。

在抗日戰爭結束之初，作為當時國民黨政府首腦的蔣介石，也曾有過對日索賠的打算。此時，台灣當局為得到美國的支持和幫助，在日本賠償問題上一改原來的積極立場，轉而專看美國的臉色行事，對美國對日和約七原則和備忘錄採取「無可奈何」的態度關於賠償問題，台灣當局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

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簽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簽訂雙邊條約。其實，這是外交家出身的日本老官僚吉田茂玩的一個陰謀，目的是迫使台灣當局在談判中作出讓步，放棄戰爭賠償，與日本媾和。

1952年2月17日，台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台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綜觀整個簽約過程，台灣當局為求得一個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處處委曲求全，步步退讓，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令每個正直的華夏子孫羞愧。

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放棄戰爭賠償

1952年4月27日，台灣當局與日本簽訂所謂的「日華條約」，雙方宣佈“結束戰爭狀態”，建立所謂的“外交關係”，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給予了強烈的譴責。而此時，中國大陸與隔海相望的日本的關係還處於冰凍期。日本政府追隨美國採取敵視新中國的政策，為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設置了不少障礙。

隨著民間貿易與文化交流的不斷發展，到60年代前期，中日交往實際上進入了半官半民階段，恢復日中邦交已為期不遠。但恢復邦交，必然要對戰後日本賠償問題作出決定。在這一問題上，我國領導人表示了向前看的姿態。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的政策出台，美國人事先卻沒有打個招呼，而是以一種突然襲擊的方式，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準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台，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佈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隨著邦交正常化時機的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又一次擺在中日兩國政府的面前。

在田中訪華之前，他曾表示，如果對方提出賠償，只要數額適當，他打算賠！

1972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準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台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台灣斷交。中央關於日本與台灣的關係，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周總理的態度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博大襟懷，也代表了一個泱泱大國的寬容大度和長遠眼光。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簽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二戰結束後，蘇聯從德國獲得120億美元的戰爭賠償；猶太人從德國獲得600億美元的賠償。而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賠償要求。

必須指出的是，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即放棄了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佈予以放棄。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