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也成了被批判的主要對象。蕭克說，就像我好意給彭總寫信，卻成了「挑刺」和「反黨」的把柄一樣，彭總好意上書毛主席，也被說成「下戰書」，招致了沉痛的打擊和磨難……
蕭克是在井岡山鬥爭中認識彭德懷的，當時他為有彭德懷這樣的好軍長率紅五軍來井岡山而高興。在革命戰爭年代，蕭克雖然與彭德懷直接交往不多，但一直對他非常敬重。
蕭克與彭德懷接觸最多的，還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在軍訓部部長和訓練總監部部長任上。1950年6月，蕭克任軍訓部部長。1952年彭德懷回國就醫後留在中央，開始主持軍委日常工作。1954年9月，彭德懷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11月蕭克任國防部副部長；次年4月訓練總監部成立，蕭克兼任副部長，1957年11月任部長。在彭德懷的直接領導下，蕭克感到他工作中魄力大，要求嚴，建章立制，強調效率。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推動全軍學習借鑒蘇軍經驗，加強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在他的主持下，根據部隊建設的實踐和發展，修訂軍隊建設計劃，探索在現代戰爭條件下訓練和作戰的經驗，逐步建立和完善軍隊院校初、中、高級培訓體系，還於1953年、1957年兩次重新修訂和頒佈三大條令。然而，就在蕭克任訓練總監部部長不久，那場突如其來的反教條主義運動，把他一下搞懵了。雖然其中有著複雜的背景，但他認為也與他給彭德懷寫的那封信有關。
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我國當時的處境，政治上採取「一邊倒」的政策，在全黨、全軍掀起學習蘇聯的熱潮中，出現了一些脫離實際、照搬照套的偏差。如對蘇軍條令、制度中某些不適合我軍實際的東西，不加選擇地套用。在南京軍事學院，部分學員對當時實行的「六小時一貫制」的課業制度和近似「三堂會審」的考試形式，反映強烈，認為不符合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太緊張、太嚴格等。對於這些，他們也逐漸察覺了，並已在開始糾正中。但由於當時黨在指導思想上的「左」傾，又在整風反右的背景下，影響了軍隊對學習蘇聯問題的看法。特別是在機關和院校中爭論很大，以至反映到中央、軍委，有人說「軍事學院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訓練總監部是教條主義司令部」。
在這種情況下，軍委對此非常重視。1957年2月，彭德懷親自帶工作組到南京軍事學院作調查，並向中央和軍委作了書面報告。其中指出：「在過去幾年的教學中，存在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在教學中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的表現是教學內容與我國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不相適應。」「從學院方面來說，在成立六年多之後，對於結合我國我軍的實際情況進行教學，仍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在參加軍委秘書長主持討論這個報告的會議上，蕭克表示不同意上述評價。後來雖在措辭上作了一些改動，但認識上並沒有統一。
1958年2月，彭德懷將一篇為紀念蘇聯紅軍建軍40周年大會而準備的講話稿，送給蕭克徵求意見。文中說：「把正規化現代化同我們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建立起來的黨的領導和政治工作對立起來看，當作全面的建軍方針，這顯然是不夠全面的錯誤的，因為正規化現代化這兩個口號沒有聯繫政治內容，所以在軍隊中曾引起了一些認識上的偏差」。聯繫到對軍事學院的評價，蕭克感到有必要同彭總交換一下意見，就給他寫了一封信，闡述這兩個口號的正確性，並引證了《共同綱領》總綱及毛澤東等和彭總本人過去對這兩個口號的論述。蕭克提出在執行這一口號中，有若干同志產生錯誤認識和偏差，這是必須批判和堅決糾正的，但建議將批判的火力集中在這些傾向方面，而不要批評口號本身。
當時黨內軍內的民主風氣比較好，蕭克給彭總寫信開始並沒有什麼顧慮，並一直在等待迴音，但彭德懷沒有找他。因此他也擔心這樣直率地提意見，會不會引起彭總的反感。不久，他得到的是意想不到的回應。先是在訓練總監部召開的貫徹中央「雙反」（反右傾保守，反貪污浪費）決定的機關四級幹部會議上，總政突然派來的工作組表態說，訓練總監部是搞教條主義的，反對彭總就是反黨反中央。5月下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反教條主義發展成為會議的中心議題，蕭克受到嚴厲的指責和被點名批評。蕭克的這封信也成了他向彭老總進攻的罪證，說他是「挑刺挑到國防部來了」。7月19日，彭德懷在會議總結中點名批評蕭克「一貫堅持資產階級的軍事路線」，「從極端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出發，進行反黨反領導的宗派活動，企圖改變我們人民軍隊的面貌。」軍委決定撤銷蕭克在國防部和訓練總監部的一切職務。
然而，就在這次軍委擴大會議後一年，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也成了被批判的主要對象。蕭克說，就像我好意給彭總寫信，卻成了「挑刺」和「反黨」的把柄一樣，彭總好意上書毛主席，也被說成「下戰書」，招致了沉痛的打擊和磨難。也許是因為相同的遭遇，使彭德懷對「左」的錯誤有了痛切的認識。他在被「罷官」之後，曾囑託他的侄兒彭起超，有機會一定要代他向蕭克道歉。「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彭起超經總政聯繫找到蕭克說，「伯伯早就要我向您轉達幾句話：‘1958年的事，讓你們受苦了，對不起同志們啊！’」蕭克聽了非常激動。蕭克說，其實我早就對他老人家沒有怨氣了。通過「文化大革命」，我對黨內鬥爭也有了更多的認識，當時彭總的所作所為，是一定歷史背景下的產物，歷史終將會恢復其本來面目的。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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