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是「扶不起來的阿斗」 鄧小平戲劇性復出

王洪文（資料圖）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和必須弄清的問題。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來，毛澤東之所以在1974年12月下決心重新重用鄧小平，是由當時中國政治經濟局勢和黨內狀況的客觀需要所決定的，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由諸多因素促成的。用中國人的一句老話來解說，根本的原因，是「時勢造英雄」。

具體說來，可從如下幾個方面論析：

第一，當時的客觀形勢迫切需要一個德高望重、能治國安邦的人出來支撐局面。

當時「批林批孔」已搞了整整一年。由於江青等人到處“放火燒荒”，批判“復辟回潮”，樹立“反潮流”典型，社會上出現了許多聯絡站、上訪團、彙報團之類的山頭組織，一些剛落實政策的領導幹部又被當作“孔老二”打倒在地，許多地方和單位的領導班子又陷於癱瘓狀態，一些反潮流組織又提出“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的口號。這樣，就使林彪事件後經過艱苦努力剛剛趨向穩定的政治局勢和有所發展的國民經濟，重新遭到嚴重破壞。

為此，毛澤東在1974年10月決定籌備召開全國四屆人大時，就提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11月6日，李先念副總理陪同外賓到長沙拜晤毛澤東時，在會見後，就向毛澤東彙報了全國工交戰線和國家財政方面的情況，談到由於1974年初開始的批林批孔運動的影響，整個國民經濟呈現出下降的態勢，全國財政收入也比去年同期下降，而財政支出卻比去年同期大大增長。

毛澤東聽完彙報後，感到形勢嚴峻，沉默不語。最後，只作了一句指示：「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因此，要實現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就要有一個強有力的、能治國安邦的、德高望重而為全國人民公認的“帥才”來承擔這一重任。這個“帥才”，非鄧莫屬，這就是“時勢”，即客觀形勢的迫切需要。

第二，周恩來病重，需要有人接替。

周恩來是建國以來的老總理、好總理，傑出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可是，他在1972年5月經北京醫院、協和醫院、三一醫院和腫瘤醫院共同檢查鑒定，已確診為膀胱癌。11月間，保健醫生向中央作出正式報告，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儘管如此，周恩來還是抱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心態，承擔著極為繁重的國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他在江青一夥“批周公”、“批宰相”、“批黨內大儒”、“批現代大儒”的氛圍中，以超乎尋常的毅力，繼續頂著壓力，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但畢竟心力交瘁，病體難支，不得不於6月1日住院，躺在病床上辦公、開會。

12月的長沙之行，沉痾在身的周恩來是不得已而為之。行前，醫務人員已再次發現總理便中潛血，需要馬上進行治療。周恩來自己也明白，這樣遠途來回奔波會使病情惡化。但他以國事為重，堅定地向醫生吳階平等表示：「既然把我推上歷史舞台，我就得完成歷史任務。」負責周恩來醫療工作的葉劍英再三叮囑隨周恩來前往的醫護人員：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不能改變計劃，但要想盡一切辦法，絕對保證周總理的安全。周恩來登機時，「走得很慢，很費勁，而且還有點晃」。

周恩來登機時，「走得很慢，很費勁，而且還有點晃」。毛澤東在長沙看到周恩來的憔悴模樣，關切地詢問他的病情，深情地囑咐說：“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以後，你安心養病吧！”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不得不考慮由鄧小平來接替周恩來的重任了。

第三，毛澤東對王洪文已感到失望。

王洪文自1972年9月調中央學習後不久，毛澤東就安排他列席政治局會議並參加工作，經過幾個月的「政治實習」後，毛澤東又破例安排他擔任“十大”的準備委員會主任（名列周恩來等人之前），隨後又在“十大”上代表中央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十大”時青雲直上，晉陞為中共中央副主席，雖然名列周恩來之後，但毛澤東指定他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可以說是對他寄予了莫大的厚望。但是，王洪文卻是一個扶不起來的“阿斗”。經過一年多的觀察，毛澤東發現他不僅才能平庸，底氣不足，而且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結成幫派，積极參与江青“組閣”的陰謀活動，銜江青之命到長沙告總理和小平的狀，幾次批評、警告他，竟屢教不改，還是與江青等人搞在一起，興風作浪。這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於是，毛澤東責令他寫出書面檢查。王在檢查中寫道：“兩天來我認真地回憶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錯誤。主席發現以後曾多次指示：’你們不要幾個人搞在一起‘，’你們不要搞上海幫‘。我沒有堅決地按主席的指示辦事。”“雖然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覺悟，脫離不開小圈子”，“十月十七日來長沙向主席彙報關於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為’風雷（慶）號‘的批示發生爭吵一事我是犯了嚴重錯誤的”。“在這個問題上的是（事）實是：小平同志並沒錯，而我是犯了嚴重錯誤，因為總理身體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地聽取各方不同意見，而是只聽少數同志意見，又不加分析就錯誤地向主席報告，干擾主席。我的錯誤是嚴重的。”王洪文的地位從此急轉直下，他辜負了毛澤東的厚望。毛澤東不得不另擇他人。

第四，黨內健康力量的薦舉。

據鄧榕回憶，1972年「五一」節前，王震從江西紅星墾殖場回京後，在太平庄住地約見鄧榕，“鬍子叔叔詳細地詢問了我父親及全家人的情況，他讓我回江西轉告我父親，毛主席對我父親是有區別的，並說他自己要向主席及中央上書，讓我父親出來工作”。

葉劍英在主持中央軍委工作時，於1973年12月向毛澤東建議，讓鄧小平參加軍委，擔任軍隊的領導工作，所以毛澤東在12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和葉劍英同志請鄧小平同志當軍委委員。」

周恩來對鄧小平的復出更是嘔心瀝血，煞費苦心，排除萬難，狠抓落實。當毛澤東在陳毅追悼會講到「鄧小平是人民內部矛盾」時，周恩來就示意陳毅子女將這個信息透露出去；當毛澤東在鄧小平的信上作出批示後，周恩來立即抓住這一良機，印發文件，在全黨造成輿論影響；當毛澤東的“8·14”批示被擱置四個月後，周恩來又舊事重提，給中央有關領導人寫信提示；當鄧小平從江西回京後，周恩來連續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鄧小平問題，作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國務院副總理的決定；當毛澤東決定讓鄧小平擔任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參加中央和軍委的領導工作時，周恩來抱病親擬文件下發全黨、全軍；當毛澤東提議讓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時，周恩來表示“積極支持”，與毛澤東一道作出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長沙決策”。

有了周恩來、葉劍英、王震等老同志的鼎力薦舉、支持，毛澤東重用鄧小平的決心就更堅定了。

本文摘自《偉人之間：毛澤東與鄧小平》，

來源：人民網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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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勵後人的不朽教材

——李碩勛烈士紀念亭碑文敬讀

毛志華

1931年9月5日，我黨早期傑出的革命家，著名的學生運動領袖和卓越的軍事指揮員李碩勛，在28歲的青春年華，英勇就義于海口東校場刑場，用自己滿腔熱血寫下一個革命者永不泯滅的厚重人生。65年後，人們在烈士殉難處豎像建亭，並特意將亭前道路更名為「勛亭路」，以永懷先烈，訓育後進。亭前豎立著花崗岩雕刻的李碩勛烈士半身塑像，正面鐫刻鄧小平題寫的「李碩勛烈士永垂不朽」，基座刻有李碩勛烈士寫給妻子趙君陶的絕筆信。全文如下：

陶：

余在瓊已直認不諱，日內恐即將判決，余亦即將與你們長別。在前方，在後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後勿為我過悲，惟望善育吾兒。你宜設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謀自立為要。死後屍總會收的，絕不許來，千囑萬囑。

勛九.四

寥寥數語，李碩勛烈士從容就義、慷慨臨刑的畫面躍然而出，這泣血文字承載著他對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忡忡憂心，對人民革命事業的摯摯追求，對愛妻愛子的深深眷戀，讀之不禁潸然淚下，亦肅然起敬。

1903年2月23日，李碩勛出生在四川慶符縣（今高縣）一個清貧的商人家庭。他自幼稟賦聰慧，勤敏好學。先後在成都省立一中、上海大學學習，積極投入各項鬥爭。1924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五卅運動這一反帝愛國鬥爭的推動者之一。北伐戰爭中，擔任國民革命軍第4軍第25師政治部主任的李碩勛率部在河南上蔡擊敗奉軍，後回師武漢，東下討蔣。1927年8月1日參加南昌起義，被任命為第11軍第25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30年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中共江南省委（江蘇、安徽、浙江和上海）軍委書記。

1931年春，李碩勛奉命到粵贛邊區擔任紅7軍政委，因身患疾病，被迫留在香港治療。其間李碩勛改任廣東省委軍委書記。8月，他赴海南島指導軍事工作，由於叛徒出賣，不幸被捕入獄。在獄中，他忠貞不屈，在寫下碑文所刻「與妻書」後，壯烈犧牲！

李碩勛以赤子之心鑄就鋼鐵城牆，以泰山之力撐起民族脊樑，他短暫而光榮的一生所表現的思想品德和精神風範，猶如一座燈塔，永遠照耀我們在逐夢路上奮勇前行。

學習李碩勛烈士堅如磐石、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李碩勛生活的時代，中國處於內憂外患之中，社會危機空前深重，人民命運十分悲慘。面對國家危難和人民困苦，他苦苦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和道路。17歲時，他第一次接觸《共產黨宣言》，無產階級先進理論猶如清新的春風，使他那早已萌芽的反帝反封建思想歸宗到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上來。在給家兄的信中，他講道：「我們認清只有徹底的用革命手段，堅決地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才是我們死裏求生的唯一出路！弟近來對於一切均已置之度外，將本此偉大的使命作終身之奮鬥！」從那時起，無論面對什麼樣的艱難險阻和重大挫折，他始終沒有動搖，越是危難關頭，越是信念堅定。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李碩勛的革命引路人，妻子的五兄，也是中共江蘇省委代理書記趙世炎被殺害，他堅定表示，要向五兄一樣戰鬥和生活。即使「日內恐即將判決」，他依然毫不動搖地對獄友們說，「你們放心，要繼續戰鬥，前途是光明的！」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我們要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忠實實踐者，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英勇奮鬥。

學習李碩勛烈士鐵骨錚錚、無限忠誠的堅強黨性。李碩勛的一生，時時刻刻以黨和人民利益為先，以革命事業大局為重。他常說，「共產黨人的一切都是屬於黨的」。1931年在港期間，因工作一時未落實，他誠懇致信中央，「我去留如何，速複電，即遵行」，是他忠誠於黨的生動註腳；1928年，中共浙江省委提名他擔任省委代理書記，受當時中央複雜鬥爭影響，未獲批准，他毫不計較個人地位和得失，積極協助工人出身的徐英做好各項工作，是他忠誠於黨的鮮活詮釋；在獄中，敵人打斷他的雙腿，用鐵絲吊在半空，「余在瓊已直認不諱」，坦然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而對黨的秘密絕不吐露半句，是他忠誠於黨的生命絕唱。黨性說到底就是立場問題。身為黨員，就必須把對黨忠誠牢記心中，任何時候都同黨同心同德，把對黨忠誠、為黨分憂、為黨盡職、為民造福作為根本政治擔當，永葆共產黨人政治本色。

學習李碩勛烈士擔當任事、鞠躬盡瘁的精神意志。李碩勛一生擔任過很多職務。黨調他一地他熟悉一地，調他一處他深入一處，始終躬親盡責，無私無畏，千方百計把工作做得有聲有色。從事學生運動，他為喚起同胞自強覺醒、引導青年投身反帝鬥爭積極奔走。軍內任職，他因地制宜加強官兵思想政治教育，讓25師這支曾沾染舊軍閥習氣的隊伍脫胎換骨，成為黨領導下的革命武裝。白區鬥爭，他機智果敢、鎮定自若，數次挽救同志安危，讓組織免遭重大損失。主持浙江省委日常工作，他忘我工作，迅速恢復20多個縣的黨組織。任職江蘇省委軍委書記，他以極大熱情和膽量，發動和領導了蘇北的農民起義，並先後籌建中國工農紅軍第十四軍、第十五軍、第十七軍。「在前方，在後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是共產黨員視死如歸的精神寫照，更體現出他為革命事業鞠躬盡瘁、九死不悔的堅強意志。有多大擔當才能幹多大事業。進入新時代，我們要敢於擔當責任，勇於直面矛盾，善於解決問題，對工作任勞任怨、盡心竭力，善始善終、善作善成，努力創造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

學習李碩勛烈士理想崇高、真摯濃烈的家國情懷。李碩勛是堅貞不屈的革命者，更是一個有情有愛、有血有肉的人。當他的人生選擇一次次與內心情感逆向而行，絕不是因為不眷顧家園親情，而在於這熾熱的情懷早已從鄉土走向家國。南昌起義前，他看望懷有身孕的妻子，因軍情緊急，只能是匆匆一瞥；白區鬥爭，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的他，每每出行都要特意讓妻子給自己化裝，只為減輕她的擔憂；香港團聚，幾天的天倫之樂竟成永遠的訣別。在獄中，他將寫好的「與妻書」捧讀良久，斟酌下把「前線」改為「前方」，把「善視吾兒」改為「善育吾兒」。「余亦即將與你們長別」「死後勿為我過悲」「你亦努力謀自立為要」，流淌著他對愛妻愛子的愧疚與不舍，更加堅定地表達出他為之追求真理的可貴，為之鬥爭理想的崇高，為之獻身事業的偉大。精神有了歸屬，生命才有意義，家國情懷就是永不衰竭的精神涌流。只要我們把遠大理想與個人抱負、家國情懷與人生追求融為一體，常懷愛民之心、常思興國之道、常念復興之志，必能描繪大寫人生、成就非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