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之前的五任總書記(組圖)

總書記一職，在中共早期歷史上也是黨內的最高領導職務。在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成為的公認的領袖之前，中共歷史上有過五位總書記。由於受時代所限和各自不同的處世風格，這五位總書記在黨史上演繹了各不相同的人生篇章。

 

教授、「旗手」陳獨秀

陳獨秀，原名陳乾生，字仲甫。1879年生於安徽懷寧。

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一年後改為《新青年》），舉起民主與科學的旗幟。1917年初，他應北大校長蔡元培的邀請擔任北京大學教授，併兼任北大文科學長，成為引導新思想潮流的領頭人之一。1918年，和李大釗創辦了《每周評論》，提倡新文化，宣傳馬克思主義。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陳獨秀大力鼓動，被師生視為「旗手」和“總司令”。1920年，在共產國際幫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進行建黨活動。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陳獨秀被選為中央局書記。後被選為中共第二屆、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屆、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為中國共產黨初期的發展壯大和工人運動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陳放棄了對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犯了嚴重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使革命遭到慘重的失敗。1927年，在八七會議上被撤銷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

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並在黨內進行分裂活動，組織托派組織。1929年11月，陳獨秀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

1932年，陳獨秀在上海淞滬會戰中支持抗戰，譴責蔣介石賣國獨裁，被國民黨政府逮捕。1937年抗戰開始，陳獨秀出獄後曾一度想去延安，毛澤東表示歡迎。但是黨畢竟要講政治原則，中共中央向他提出了恢復黨籍的兩項條件，即承認當年分裂黨和組織托派的錯誤，並擁護黨的路線。陳獨秀則帶著傲氣回答：「回黨工作，固我所願；承認錯誤，則礙難從命。」隨後又加上王明、康生等人阻撓，陳獨秀最終還是未能回黨。1938年，陳被王明、康生誣陷為日本間諜，從此與中共徹底決裂。

晚年的陳獨秀蟄居四川，在貧病交迫中鑽研文字學，撰寫《小學識字教本》。1942年5月，陳獨秀於四川江津病逝。

 

「書生領袖」瞿秋白

瞿秋白，原名瞿霜，1899年1月29日出生於江蘇常州一個官宦之家。1916年，瞿秋白離開常州，先是進了武昌外國語學校學習，後又於1917年在北京俄文專修館學習。1919年，翟秋白參加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並在北京《晨報》上發表文章，用簡潔的語言提出了政府、國民、學生各自應當速辦的事情和恪守的信條。

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告別送行的親朋好友，登上了火車，經過3個月的艱辛，於1921年1月25日到達莫斯科。瞿秋白在那裏度過了整整兩個年頭。他以《晨報》記者身份訪問各地，寫了大量通訊，向國內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後的真實情況。他寫的大量文章真實和全面地反映了蘇俄當時的狀況，熱情地歌頌了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他用大量不可辯駁的事實表明俄國正在發生深刻的偉大變革，在當時的中國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讓中國讀者見到了人類的曙光，從而激勵無數有志之士嚮往俄國，信仰馬克思主義。其間，他於1922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後，中共中央於8月7日召開緊急會議，會後，瞿秋白任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主席，主持中央工作，然而，這期他卻犯了嚴重的「左」傾盲動錯誤，不顧革命形勢的低潮局面，要求各地紅軍和工人進行起義和罷工，使革命力量遭受進一步的損失。此後，他為恢復黨的戰鬥力，開創革命新時期而建立了巨大功勛。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瞿秋白當選為執委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並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1930年從蘇聯回國，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黨內的「左」傾冒險錯誤。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受到王明等人的打擊，被解除中央領導職務。此後在上海同魯迅一起領導左翼文化運動，為中國革命文化事業作了大量奠基性工作。

1934年1月，瞿秋白遵照中央指示，抱病離開上海前往中央蘇區首府瑞金，擔任中央教育委員，並擔任紅色中華報社社長兼主編。他還創辦了國立蘇維埃大學，並擔任校長。他還創辦了蘇區工農劇社與高爾基戲劇學院，並大力開展文化教育普及和掃盲運動，為根據地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嘔心瀝血。

1935年2月14日，瞿秋白一行從瑞金九堡附近啟程前往福建，準備轉道廣東到香港或去上海。2月24日他們到達福建長汀縣，被國民黨軍隊包圍，瞿秋白不幸被捕。6月18日，國民黨宣佈槍決令，他視死如歸，說：「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他高唱自己翻譯的《國際歌》走向刑場，慷慨就義，年僅36歲。

 

工人總書記向忠發

向忠發，又名仲發，化名楊特生，湖北漢川人，1880年生於上海，出身貧寒。自幼隨父駕船謀生，在漢水、長江流域漂泊。14歲時到漢陽兵工廠當學徒，16歲轉入漢陽造幣廠當學徒。以後幾經波折，在當時國內規模較大的漢冶萍公司屬下的輪船上做事，因其識字較多、活動能力較強和熱心助人而被吸收參加當時的漢冶萍工會工作。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隨著當時北伐戰爭的順利開展，兩湖地區的工農運動不斷高漲。向忠發作為當時漢口共產黨和工會系統的負責人，成功地領導了漢口此起彼伏的罷工鬥爭，並成立了湖北省總工會，把武漢地區的工人運動迅速統一起來，支援了北伐軍的戰爭。向忠發領導的湖北總工會一度成為武漢地區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

中共五大上，向忠發入選中共中央。由於黨內高層領導人多數對向忠發並不熟悉，所以進入中央後很長一段時間，向忠發在黨內的實際地位仍然是很低的。1927年10月初，共產國際要求中共中央組織一個工農代表團秘密前往蘇聯參加十月革命10周年大型慶祝活動。這時，由於各地暴動剛剛失敗，一時難有合適的中央一級人選抽調。因此，共產國際通知向忠發為此進行必要的準備。11月初，代表團達到莫斯科。向忠發代表中國共產黨就中國革命和中國工人運動的狀況做了多場報告和演講，極大提高了知名度，也給共產國際領導人留下了較好的印象，迅速奠定了他在共產國際領導人心目中的地位。1928年6月17日，在共產國際審定的會議日程安排上，向忠發被指定為大會開幕式和閉幕式的主持人。在隨後召開的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委員們幾乎不約而同地推舉向忠發擔任會議主席。

緊接著，向忠發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

回國後，他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並做了幾項頗有成效的工作。他首先解決了順直黨盲動主義問題，接著指示秘書起草和發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告全體同志書》，闡述了自已的施政綱領。但與此同時，向忠發卻錯誤地支持「立三路線」，贊同李立三“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冒險計劃。雖經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多次爭取，向忠發卻仍舊頑固地堅持自已的意見，迫使共產國際下決心派瞿秋白和周恩來回國貫徹有關指示。

11月中旬以後，情況全然改變了。由於王明等留蘇學生預先得到俄國人的消息，又得到米夫的支持，開始公開反對李立三，要求撤銷他們因批評李立三的主張而受到的處分，這種情況使向忠發極為尷尬。這之後，向忠發被迫開始承認自已負有主要責任，在把工作全部交給王明後，消極起來。每次開會，他只是點頭稱是而已，生活上也不再顧及總書記形象，用黨的經費住洋房，養小老婆，雙棲雙宿，徹底墮落了。

暫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於邀功的國民黨上海當局還是於23日晚將他槍決了，這前後只有兩天時間。向忠發也終於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了代價，成為黨史上最受唾棄的人物之一。

 

「博古」秦邦憲

秦邦憲，江蘇無錫人。1907年6月出生於浙江杭州。他9歲喪父，家境貧寒，免費入秦氏公學讀書，後進無錫第三師範附小就讀。他性格沉靜，喜讀古文，故自取別名博古。

1925年秋，秦邦憲考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並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二年，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5月回國。1931年9月至1934年1月，秦邦憲任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1931年4月至10月任共青團中央書記。

1931年9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後，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擔任常委，博古負總責。1933年1月，博古隨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出上海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5月起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34年1月至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34年2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執委會主席團成員。在這期間，他積極支持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政策。

1933年10月，蔣介石政府集結了100萬軍隊，發動了空前規模的第五次反革命「圍剿」。而以博古為首的黨中央卻不顧客觀形勢的變化，先是採取“禦敵於國門之外”的堡壘戰術，在遭遇挫折後，又採取“分兵把守，節節抵禦”的消極抵抗政策，導致了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巨大損失。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而以博古為首的中央既沒有下達明確的行動指令，又採取“逃跑”式的搬家政策，導致撤離行動的遲緩。最後，紅軍突破國民黨的四道封鎖線後，8萬多人只剩下3萬多人，損失了一大半，引起了紅軍上下極大的不滿。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糾正了博古、李德的「左」傾錯誤，由張聞天代替秦邦憲的中共中央最高領導職務。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秦邦憲與周恩來等人趕赴西安，促使了西安事變順利和平解決。1937年1月，秦邦憲被任命為新華通訊社社長，1941年3月，秦邦憲任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社社長，為建立一支新型的新聞隊伍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秦邦憲等人到達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擔任憲草小組委員會中共委員。王若飛、秦邦憲等於4月8日乘美國運輸機回延安向中央彙報請示。飛機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同機包括葉挺將軍等17人全部遇難，史稱「四八烈士」。

 

「開明君主」張聞天

1900年8月30日，張聞天出生於上海浦東的一個小村莊北張家宅。其名為長輩所取《詩經?小雅?鶴》中詩句「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之意。這飽含深意的名字寄予了長輩的希望：要改變中國這種貧窮、屈辱的局面。

1912年8月1日，張聞天離家來到南匯縣城，進入縣立第一高等小學，接受了當時最新的教育。從1920年起，張聞天三次出國留學，為他以後的革命生涯打下良好的基礎。1924年回國，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張聞天又來到專門為國共培育政治骨幹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從此開始了他留學莫斯科的生涯。

1931年，張聞天從莫斯科秘密回國。由於受到共產國際的重用而被迅速推上了中央的領導崗位，先後任中央宣傳部部長、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20世紀30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盛行一時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傾向，以及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統治，使得身在其中的張聞天不可避免地犯了「左」傾錯誤。

在長征中，張聞天堅決支持毛澤東的軍事主張，在黨和紅軍的危急關頭挺身出來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徹底掘棄「左」的路線。1935年遵義會議召開，毛澤東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張聞天被推舉為黨的總書記。

抗戰勝利後，張聞天到東北做地方工作，先後擔任中共合江省委書記、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兼組織部部長等職。1950年以後，張聞天轉到外交戰線，先後擔任駐蘇大使和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參加了當時我國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動，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做出了顯著的成績。1976年7月1日，張聞天病逝於江蘇無錫。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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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作為一幅反映重大歷史事件主題的政治繪畫作品，人們欣賞《開國大典》，正是因為它形象地揭示了光輝燦爛的中華民族新世紀。隨著政治風向的變化，《開國大典》這幅畫被迫數次修改，這在繪畫史上是少見的。其作者董希文因這幅作品而聲名鵲起、名揚全國，也因這幅作品而在「文革」中遭到打擊迫害，飽受政治磨難。

 

油畫《開國大典》（資料圖）

曾經受到毛澤東主席大加稱讚的油畫《開國大典》，作為現代油畫的經典作品，一直被譽為「共和國成立的藝術見證」。它是表現新中國成立這一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藝術作品，它將毛澤東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這一歷史瞬間定格在畫布上。

《開國大典》這幅凝結了人民熱愛新中國情感的具有紀念碑式意義的精品畫作，其命運卻異常坎坷。它與共和國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在一次次的運動中，它數次被迫修改，其作者董希文也因種種政治原因而飽受磨難。

　受命創作

1951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30周年紀念日。作為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重要的黨慶節日，中央決定舉辦一系列隆重的紀念活動，其中之一就是舉辦黨慶畫展。這為歷史巨作《開國大典》油畫的誕生埋下了伏筆。

1951年初，中國革命博物館遵照中宣部、文化部的指示，開始籌備建黨30周年繪畫展覽。經過幾個月的徵集準備，畫家們為這次展覽拿出了近百件繪畫作品，但結果並不令人滿意，體現共和國成立的氣氛不夠。於是，1952年，中國革命博物館決定委託中央美術學院組織完成一批表現新中國的油畫，其中有巨幅油畫《開國大典》。中央美院把這項艱巨的任務交給了37歲的青年畫家、知名教授董希文。

董希文生於浙江紹興，曾在蘇州藝專、杭州藝專等地學習過，後又到西南、西北地區學習創作。他在敦煌莫高窟臨摹壁畫達3年之久，畫作多次得到徐悲鴻等眾多著名畫家的好評。他擅長革命題材創作、人物畫的本領是行內知名的。1949年初北平解放，他創作水粉畫《北平入城式》。他幾次為領袖、英雄畫像，並參加過開國大典。由他執筆創作這幅作品，應該說是一個公正的選擇，更是一個歷史的選擇。

董希文接到任務後，通過對開國大典的電影、攝影、圖片資料的研究，認為資料里的領導人和廣場上的群眾不在一個圖景中，不合乎自己的想法。在他的想像中，這幅畫應該是新中國開國領導集體與廣場群眾同在一個畫面的構圖。他決定打破寫實的限制，採用一種表現派和現實派相結合的大膽的藝術處理手法，按自己的理解去選擇畫面構圖。

董希文先畫了一張草圖，並經常揣著這張畫稿，虛懷若谷、不恥下問地徵求美術界及文藝界人士的意見。草圖上，董希文創造性的突破有兩個：一個是除毛主席側身站在靠近中間位置外，其他領導人都站在左邊三分之一的畫面里，而右邊是廣場群眾，這樣左實右虛相差懸殊的佈局按一般構圖規律來看有失平衡，但卻能更好地突出節日氣氛；另外一個是按正常規律，在毛主席的右前側應有一根大紅柱子，但草圖中被抽掉了，廣場顯得更為開闊。為了慎重起見，董希文請教了幾位建築學家。梁思成這樣評價：「畫面右方有一個柱子沒有畫上去……這在建築學上是一個大錯誤，但在繪畫藝術上卻是一個大成功。」

董希文當時曾對著名油畫家艾中信說：「能有機會創作這樣重大的革命歷史畫，是千年難逢的好運氣。可是照片和電影資料不符合我的構思理想，只能用作參考。這幅草圖試圖把天安門廣場的群眾場面和城樓上的國家領導人聯繫在一起，我認為不這樣不足以表現新中國成立這一歷史事件的宏偉氣概……這件作品必須集思廣益，否則難以畫好，限期又緊，我真有點著急呢！」

在《開國大典》的創作過程中，董希文嘔心瀝血、夜以繼日地辛勤工作。為了節省時間，他常在畫室的椅子上過夜。由於房間太小，畫幅上接房頂，下貼地板，作畫時他得一會兒爬上房頂，一會兒躺在地上。他的女兒董一沙說：「《開國大典》動筆以後，父親常常是沒日沒夜地畫。那時，他抽煙抽得很多，沒半天工夫，煙灰缸就滿滿的了。在他畫得入神的時候，喊他吃飯，都聽不見，家裏人都知道，這時候絕不能打擾他，只好先把飯留起來。」

1952年，董希文在北京西總布衚衕一間普通的房間裏，以高昂的熱情、精湛的藝術技巧，只用了兩個月時間就獨立創作出了革命歷史油畫《開國大典》。他在談到這幅畫的創作時說：「在帶有裝飾性處理的這幅畫裏，儘力表現出富麗堂皇，把風和日麗的日子裡的一個莊嚴而熱烈的場面描繪出來。」

為了藝術性地反映這個有著重大歷史意義的莊嚴慶典，他沒有局限於人眼所看到的實際場面，而是採取了從天安門城樓向南看的角度，使得天安門廣場和大片碧藍的天空展現在觀眾面前。為了開闊視野，他把按一般透視規律應該看到的一根廊柱抽去，使畫面頓覺敞亮起來，展現出一個真正的泱泱大國的氣象。

畫面上，毛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的中央，正在咪高峰前莊嚴地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背後站著劉少奇、朱德、周恩來、董必武、宋慶齡、李濟深、張瀾、林伯渠、郭沫若等各界代表，他們胸前佩帶著代表的紅簽，臉上呈現出聆聽著《公報》的激動心情。廣場上紅旗如林、絢麗多彩，整齊的隊伍和嚴肅的標兵顯得莊嚴、隆重、熱烈。城樓上左面的一排大紅柱子及大紅宮燈，嶄新的紫紅地毯、盛開的菊花，朵朵的白雲和天空中翱翔的白鴿，無不象徵著我們偉大祖國的獨立、自由、繁榮、昌盛與和平。遠處升起的五星紅旗，標誌著中華民族數千年封建制度的結束，也是我們古老民族的新生。

《開國大典》在色彩的構思和運用上大膽地運用碧藍、大紅、金黃組成基調，用藍、棕、綠調和。董希文談到：「畫天空，不論面積多大，最好一次塗好，為了將天空畫得乾淨統一，或上下有意識的變化，天色最好用大碗預先調成上、中、下三層顏色，免得在調色板上拼拼湊湊調得很亂。而調上、中、下三層天色，又應先調上空色，中層色再加白粉或添點什麼顏色就成下層天際色。《開國大典》的天空畫得乾淨利落，明朗美麗之極。」他的女兒董一沙介紹說：“父親畫天安門城樓上的地毯時，為了增強地毯的質感，在顏料中摻上鋸木的木屑和沙子，增強了地毯的質感。畫中張瀾長袍上的褶皺看上去是特意熨平折好，專等到慶典才穿上去的。還有漢白玉的欄杆故意沒有畫得很白，而是偏黃，是為了體現中國是有幾千年歷史的古國……”

《開國大典》的成功，無疑首先在於題材的重大和思想的深刻。但要表現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性場面，如果畫家沒有深刻的感受，沒有多方面的藝術修養，沒有非表現不可的大決心和巨大的毅力，簡直是不可能的。董希文創造性地吸收了中國畫的表現技巧，對各種不同的對象，採用不同的表現手法，在繪畫語言的處理上有獨到之處。正如他自己說：「在《開國大典》的繪畫語言上，有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畫家拉斐爾的一些畫法，以及中國古代工筆畫的畫法。這幅畫的題材，需要嚴肅單純的風格，用冷靜精細的態度，從下面去一部分一部分畫開去。同時讓一切細節服從大的東西、大的要求和總的精神。碧藍的天空，大紅的柱子、宮燈，金黃色的菊花、瓦片，嶄新的紫紅地毯，既相融合又成對比，使人感到單純明朗而有力量。」這體現了他自己一貫提倡的“遠看驚心動魄，近看奧妙無窮的境界。”

　廣泛影響

《開國大典》作為表現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作品，作為歌頌新中國成立的世紀傑作，從它誕生那天起就備受人們的關注。它問世後，《人民日報》在頭版重要位置發表了油畫《開國大典》。人民美術出版社立即把它印成年畫和各種美術圖片大量發行，印數達100多萬張，並收入當時的中小學課本。

《開國大典》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肯定和稱讚。一天，周揚等領導帶董希文去中南海彙報，見到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董必武等國家領導人。當他們一起看到《開國大典》時，幾位國家領導人都很興奮。毛澤東點頭贊道：「是大國，是中國。」他還自豪地說：“我們的畫拿到國際上去，別人是比不了我們的，因為我們有獨特的民族形式。”

《開國大典》被收藏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展覽廳。這幅畫展出後，在藝術界和社會上都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徐悲鴻作出了很高的評價，他說：「董希文圓滿地完成了任務，應得一百分。」但他同時也以西洋油畫的傳統標準做了後半句評價：“也應扣掉五分，因為缺少一點油畫特色。”這裏所說的“缺少一點油畫特色”，是指這幅畫在很大程度上運用了中國傳統畫的手法和風格。但這恰恰被很多畫家認為正是《開國大典》的成功之處。如果按傳統油畫用光和設色的手法去創作，這幅畫就不會有這種熱烈的氣氛。艾中信說：“《開國大典》在油畫藝術上的主要成就是創造了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中國油畫新風貌。這是一個新型的油畫，成功地繼承了盛唐時期裝飾壁畫的風采，體現了民族繪畫特色，使油畫朝著民族化的方向發展。”至此，繪畫界掀起了董希文所一直倡導的“油畫中國風”。《開國大典》無疑成為這一理論的典範之作，而這種思潮一直影響至今……

《開國大典》是新中國成立不久隨即和廣大群眾見面並博得廣泛稱譽的革命歷史畫。董希文精心設計的這件新穎的油畫被藝術界人士所普遍推崇，成為他生平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使他在國際上也獲得了聲譽。自從《開國大典》問世，這幅洋溢神州風采的油畫，揭開了新中國美術史冊的第一篇章。

　多次修改

作為一幅反映重大歷史事件主題的政治繪畫作品，人們欣賞《開國大典》，正是因為它形象地揭示了光輝燦爛的中華民族新世紀。它不僅鼓舞了中國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時也震撼著世界人民的心坎，為新中國從此屹立於東方而同心歡慶。但在後來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畫中人物的命運就決定了此畫的命運，同時又牽涉到畫家的命運。隨著政治風向的變化，《開國大典》這幅畫被迫數次修改，這在繪畫史上是少見的。其作者董希文因這幅作品而聲名鵲起、名揚全國，也因這幅作品而在「文革」中遭到打擊迫害，飽受政治磨難。

《開國大典》完成後才三年，就發生了「高饒事件」。作為國家副主席、政治局委員的高崗於1954年初被撤銷職務，8月自殺身亡，此後又被開除出黨。中國革命博物館要求董希文修改《開國大典》，將畫面上的高崗形象抹掉。《開國大典》中的第一排領導人全是國家副主席，從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因為高崗站在前排最邊上，為了不使畫面損壞，董希文在其它油畫上做了多次實驗後才動筆，刪掉了高崗的畫像。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劉少奇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被打倒。革命博物館通知董希文在畫面上去掉劉少奇。這個修改工程就更難了，因為不是簡單地去掉一個人，而且要另外補上一個人，還要牽動旁邊的人。更為難的是，董希文此時已得了癌症，手術後雖然情況尚好，但體力衰弱，實在難以負擔這樣繁重的精神和體力勞動。然而他仍然抱病奉命到博物館親自進行修改，在劉少奇的位置上改畫了董必武。很遺憾，等到劉少奇得到平反昭雪之日，董希文已不幸逝世，他再也不能親自在《開國大典》上恢復劉少奇的形象了。

1972年，當時中央文革小組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30周年而籌辦紀念美展，把董希文從幹校調回北京，要求他重畫此畫，而此時董的癌症已到了晚期。「文革」後期，又有人想抹掉畫面中的林伯渠（1945年以來的政治局委員），因為他在延安時曾反對毛澤東和江青結婚。這時董希文已去世，就找到了靳尚誼，靳尚誼不忍修改原作，就重新複製了一幅，這是此畫的第四稿。

粉碎「四人幫」後，隨著劉少奇的平反，本著實事求是、還歷史本來面目的原則，中國革命博物館徵得上級同意，決定將《開國大典》恢復原貌。但董希文的原作因在「文革」中蒙受不實之詞的連累，作了很大的改動，難以恢復原貌，董希文家屬也不同意在原作上再改動。博物館只好委託著名畫家靳尚誼修改，當時靳尚誼忙於其他事情，便推薦了北京青年畫家閻振鐸、葉武林。他們在《開國大典》的複製品上畫上了劉少奇和高崗。至此，《開國大典》終於恢復原貌——這就是我們今天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展覽廳里所見到的《開國大典》（複製品），而原作則存放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的畫庫里。

《開國大典》歷經風風雨雨的磨難，在不同的政治氣候下顯現出不同的面貌，它是特殊時期被扭曲的藝術和政治關係的最有力的證明，是共和國歷史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