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鄧小平想拉攏這位老幹部 不料卻被出賣

1976年四人幫死黨馬天水曾給鄧小平致命一擊《黨史文苑》

頗有聲望的「識途老馬」，反戈一擊，站到了“正確革命路線”上。

馬天水，1911年出生，河北唐縣人，早年當過小學教員，從青年時代就參加了抗日游擊戰爭，1931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以後在晉察冀解放區從事地方工作。全國解放以後，馬天水調到安徽省任省委副書記，分管工業生產和經濟工作。50年代以後，他被調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專管工業。

馬天水高高的身軀，微駝的背，很早就謝了頂，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大得多．所以不到50歲就被毛澤東稱為「馬老」。馬天水穿著很樸素，一身灰藍布中山裝，腳穿長統紗襪和圓口布鞋，不嗜煙酒，是個“工作狂”。那時上海的一萬多家工廠他去過的少說也有五六幹家。張春橋的資格沒有馬夭水老，原來在黨內的地位也沒有馬天水高。「文革」開始後，張春橋憑藉江青的推薦和毛澤東的提攜，當上了“中央文革”的副組長。馬天水一度對運動影響生產有所不滿，在1966年全國工交會議上發過牢騷，當場受到主持會議的林彪的批評。事後，張春橋找馬天水做工作，希望這匹「識途老馬」及早轉彎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

1967年初，林彪、江青、張春橋、陳伯達、姚文元等人勾結在一起，乘天下大亂之際，首先在上海進行篡權活動，颳起了所謂的「一月風暴」。6日，在張春橋、姚文元策劃指揮下，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造反派”組織召開“打倒市委大會”，把由他們一手造成的生產癱瘓、交通阻塞、財經大亂的罪責，栽贓在上海市委和主要負責人身上，從而逐步篡奪了上海市黨政大權。上海奪權後，張春橋、姚文元多次做備派群眾組織頭頭的工作，力主早日解放馬天水，以輔佐張、姚這兩個“秀才”出身的人抓好上海的經濟工作和工業生產。

馬天水

在張春橋的策動下，馬天水終於站了出來，在全市電視鬥爭大會上「義憤填腐」地發言，“反戈一擊”，賣力地揭發、批判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和市長曹荻秋。馬天水此舉獲得了張春橋、姚文元的讚賞和造反派的諒解。於是，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建立以後，馬天水被委以主管全市工業生產和經濟工作的重任。

投之以桃，報之以李。當1968年4月12日上海掀起「炮打」張春橋的熱潮，要把張春橋趕下台時，馬天水“挺身而出”為張春橋說話。當天晚上，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大廳里，召開了一次各群眾組織負責人的會議，馬天水在會上鄭重宣佈：“春橋同志的歷史我是了解的。春橋同志沒有被捕過，沒有坐過牢，一天也沒有!誰‘炮打’春橋，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就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1972年，王洪文從上海調到中央，馬天水受命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

1973年3月，毛澤東作出了讓鄧小平復出工作的指示，黨中央為此專門發了文件，決定恢復鄧小平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並附發了鄧小平向中央寫的一份《我的自述》。上海市委收到了中央文件，決定向中央發一份屯報表示擁護。在討論中央文件時，馬天水說：「鄧小平出來工作我可沒有想到，他是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里搖鵝毛扇的人物，是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這個人我可了解啦，他過去到外地視察，在專列上打橋牌，到了目的地也不下車，讓別人在牌桌上向他彙報工作……」

毛澤東重新啟用鄧小平

不滿歸不滿，擁護中央決定的電報還是要發。市委辦公室起草的電報稿由馬天水最後修定，他把自己的語言曲折地塞了進去。電報中寫道：「……鄧小平同志原是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里搖鵝毛扇的人物，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他決心改正錯誤並作了自我檢查。現在毛主席、黨中央對他十分寬大，決定恢復他的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我們表示堅決擁護……」

鄧小平對馬關水與「四人幫」之間的關係估計不足。他想趁著陪外賓到上海的機會，對這個在「文革」以前就熟悉的老幹部做做工作，把其從「四人幫」的營壘里分化出來，爭取過去。但是，鄧小平萬萬沒有想到，這次行動給他帶來了很大麻煩。

話響了。電話是王洪文從北京打來的。王洪文說：「馬老嗎?明天鄧小平要陪外賓到上海，他可能會找你談話，你要有所準備。」

「他要找我談什麼呀?你看我怎麼準備?」馬天水有些著慌，因為他對鄧小平此行的目的確實不了解，中央政治局發生過什麼事他也不知道，所以想從王洪文那摸些底細，以便確定自己的態度。

「反正你準備一下學習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材料，著重介紹上海的經驗，向他作口頭彙報就是了，其他的事不要多談。」王洪文避開馬天水所要打聽的敏感問題，只給他出了這麼一個主意。

6月l2日．鄧小平到達上海。傍晚時分，剛把陪同了一天的外賓送走，鄧小平就叫秘書通知馬天水，要他到瑞金花園鄧的住處。

鄧小平問馬天水最近在抓什麼，馬天水將準備好的材料一五一十地彙報起來。內容是說重點抓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學習，把它提到綱上來，樹了幾個典型等等。鄧小平對此沒有多少興趣，聽了片刻，就打斷馬天水的話：「我們都是老同志了，有些情況應該跟你通通氣。最近，毛主席對有人批經驗主義很生氣，專門有一個批示，你知道嗎?」

馬天水說：「我知道。」

「噢，知道啦，是什麼人告訴你的?」鄧小平問。

馬天水猝不及防，來不及編造，只好如實奉告，說是新華社上海分社的同志去北京開會時傳回來的。

「你想過沒有?他們要批的經驗主義，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誰？省市的代表人物又是誰？再發展下去他們就要揪人啰!」鄧小平的四川口音把“揪”字說得很重，馬天水嚇了一跳。

馬天水只好故意裝傻說不知道。

「我把這件事告訴你，是因為你在上海主持工作，對這種大事要注意。」鄧小平進一步交底，“他們搞批林批孔，‘三箭齊發’。有的人還講，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線鬥爭的開始，這是什麼意思呀?你聽說過沒有?是毛主席撥正了批林批孔的方向噢!”

馬天水意識到這是講江青。因為他清楚地記得，江青在批林批孔初期說過關於十一次路線鬥爭的話。現在情況越來越複雜了，鄧小平不但直接點張、姚，而且把江青也牽出來了。馬天水下定決心，緊閉嘴巴，絕不表態。

鄧小平轉了一個話題，問馬天水在北京有沒有老熟人。馬天水一時摸不著頭腦，說熟人很多。鄧小平又問他與李先念、余秋里熟不熟。馬天水說與他們很熟。

鄧小平最後說：「以後你到北京，可以找他們，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談嘛!」

馬天水是有著長期政治鬥爭經歷的人，他立即明白了鄧小平的意思。可是他心裏想著，口裏就是不表態。他含含糊糊地說跟先念同志很熟，過去在經濟工作方面有事也經常找他的。他把最核心的問題迴避過去了。

過了十幾天，也就是1975年7月上旬，姚文元到上海，住在興國路招待所。馬天水馬上趕去，密報了鄧小平和他個別談話的詳細情況。姚文元聽罷沉吟半晌，一字一頓地說：「我早就講過今年下半年要出點事情。老馬，你頂得對!對錯誤的東西就得頂!」姚文元一回到北京，馬上把情況告訴了張春橋和王洪文。

揭發鄧小平「策反陰謀」，老馬又立“新功”；陞官在即，可惜是一枕黃梁。

鄧小平在各條戰線上的整頓效果是顯著的。然而，這一切並沒有贏得毛澤東的肯定和讚賞。因為鄧小平領導的全面整頓，實際上是對「文革」的否定，是從根本上對「文革」的錯誤進行系統的糾正，毛澤東當然不能容忍。l975年底，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政治局開會把鄧小平“右傾翻案”的問題提出來了。馬天水接受王洪文的佈置，把鄧小平和他個別談話的內容，作了詳細的整理，直送王洪文。

1976年2月，中央把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找到北京，召開批鄧打招呼會議。會議由華國鋒主持，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批判黨內資產階級」的十二條指示。

會議開始的第二天晚上，張春橋就專程來到京西賓館馬天水住的套間裏，給馬天水等人打氣。

經張春橋的鼓勵，馬天水就像一個打足了氣的皮球，在當晚的會議上就跳起來發言，「義憤填膺」，連揭帶批，端出了鄧小平對他進行“策反”的全過程，痛罵鄧小平搞非組織活動，“挖牆腳”，分裂黨。

馬天水的這次發言使張春橋感到很滿意。批鄧打招呼會議結束以前的一個下午，張春橋把馬天水叫到釣魚台，在他住處的二樓會客室里作了一次談話。張春橋情緒很好，一反平時嚴肅的樣子．輕鬆地抽著煙，微笑著說：「上次洪文到上海大概已經給你吹過風了，中央考慮把你調到北京，負責國家計委的工作。」

1976年4月，「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被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而馬天水因為揭發鄧小平有功，眼看就要戴上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的“桂冠”了。可是，6月毛澤東病重，9月毛澤東逝世，10月「四人幫」被隔離審查，馬天水的“榮升”之夢破滅了。很快，揭批「四人幫」揭到了馬天水頭上。1977年初，馬天水被停職審查。

在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大政治報告中。馬天水被宣佈為「四人幫」死黨。

1978年，馬天水被開除黨籍，並以反革命罪遭到正式逮捕。

這一下馬天水怎麼也想不通，他精神失常了。

1982年，上海市司法部門宣佈：「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馬天水，在關押期間，於1978年患反應性精神病，喪失供述、申辯能力，經司法醫學鑒定屬實，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預審．待病癒後再予追究。」

馬天水被送到了精神病醫院。在神智清醒的時刻，他一再要求分配工作，要求回到工業戰線。他說：「讓我出出主意，做做顧問也好。」1988年11月15曰，馬天水死於精神病院，時年77歲。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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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2月，鄧小平和王震在廈門接見駐軍領導幹部和戰鬥英雄代表

一個時期以來，我國南海、東海頻起波瀾。如何處理這些問題，「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被不時提起並引發了諸多爭論。早在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就系統提出了解決海洋爭端的戰略思想。

「主權屬我」不可忽略

許多人一講起解決海洋爭端，就脫口而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甚至將其歸結為八字方針，這是一大認識誤區。鄧小平曾明確指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國家的主權和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鄧小平關於南海、東海的多次講話，都明確講到主權問題，認為在這些問題上“中國最有發言權”，因而其完整的思想是“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忽略了「主權屬我」這一基本前提，將這一戰略思想僅僅理解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也就偏離了鄧小平解決海洋爭端戰略思想的本質。

當前，處理海洋爭端仍然必須堅持「主權屬我」這一根本立場，重點應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一是加強海洋立法。我國雖在1996年宣佈了大陸領海的部分基線和西沙群島的領海基線，但考慮到與周邊鄰國的關係，尚未宣佈釣魚島、南沙群島等爭議海域的領海基線。有些國家恰恰是以無法識別領海基線為借口，肆意侵犯我領海領空，掠奪我海洋資源。為此，我國應進一步公佈領海基線，以明確管轄海域的範圍，便於海上執法。同時，要儘快明確「九段線」的法律地位，為南海維權提供法律支撐。

二是加強海上執法。由於我國一貫奉行睦鄰友好政策及和平解決海上權益爭端的方針，軍隊儘可能避免與周圍國家在解決海上權益爭端中直接接觸，因此海上執法力量必須擔負起和平時期在一線維護海洋權益的職能。東海、南海維權形勢的日益嚴峻，對海上執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須將海監、漁政、海事、海關和邊防海警等部門整合成一支對外統一的海上維權隊伍，逐步實現統一、多功能、准軍事化，並以國家不斷完善的相關海洋法律為依據，提高海上執法力度，維護我國的海洋權益。

三是充分宣傳「主權屬我」。要充分利用國內外媒體，以豐富的歷史事實宣傳釣魚島、南海諸島主權屬於中國的歷史依據、法理依據，使國內民眾形成「主權屬我」的共識，積極營造國際輿論對我有利的態勢。針對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曲解和違反國際法，援引發現和佔領、時效等作為主要的所謂法理依據的行徑，必須在國際政治、外交中各種合適的場合，對其法律借口進行反駁，澄清歷史和法理事實。

力爭和平解決但不排除武力方式

長期以來存在的另一個認識誤區，即是將鄧小平解決海洋爭端的戰略思想誤讀為只有和平解決方式之一種，這種理解是片面的，不完整的。早在1984年，鄧小平就釣魚島、南沙問題明確指出：「一個辦法是我們用武力統統把這些島嶼收回來；一個辦法是把主權問題擱置起來，共同開發」。其內涵是力爭以和平方式解決海洋爭端，但沒有、也決不會放棄武力自衛的正當權利。新的歷史條件下，一旦和平方式無法實現，或者侵犯我海洋權益的國家企圖以武力擴大事端，武力自衛將是我國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必然選擇。

在當前局勢日趨複雜的形勢下，我們必須在力爭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的同時，有武力自衛的充分準備，慎戰而不懼戰。一是樹立敢打必勝的信心。1974年鄧小平同葉劍英一起指揮的西沙自衛反擊作戰的勝利，是在我國海軍依靠我軍官兵的犧牲精神和「小艇打大艦」的靈活戰術而取得的，有效捍衛了我國主權和領土完整。1988年2月29日，鄧小平批准同意了劉華清等呈報的關於南沙鬥爭的建議，從決策上保證了赤瓜礁保衛戰的勝利。無論是釣魚島問題，還是南海問題，都始終面臨著美軍的威懾和可能介入，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我軍敢打必勝信心的堅定性和持久性。因此，必須著眼應對島礁被占之害，強敵介入之危，引導我軍官兵樹立敢打必勝的信心，為我軍捍衛海洋權益提供強大的精神支柱。二是深化軍事鬥爭準備。敢戰方能言和，備戰才能免戰。要加強快速反應力量建設，重點建設遠程航空兵和兩棲突擊群，以提高應對危機的時效性；加強海軍建設，重點建造航母、新型核潛艇，以提高遠海防衛作戰能力；加強二炮部隊在東海、南海戰略方向的部署，以提高威懾能力；加強戰場體系建設，以提高生存能力和持續作戰能力。三是做好使用武力的輿論和法律準備。未來可能進行的海洋武力自衛反擊作戰，是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而戰，為捍衛民族尊嚴而戰，為中華民族根本利益而戰，這一正義之舉必將喚起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兒女眾志成城、同仇敵愾。但也必須看到，海洋武力自衛反擊作戰國際影響大，牽扯因素多。因此，必須加強武力使用的輿論、法律準備，論證和宣傳我方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正義性，揭露和攻擊敵對一方使用武力的非法性、非正義性，力爭使我方“得道多助”。

「擱置爭議」需要各方共同遵守

多年來，我們一直奉行「擱置爭議」的原則，傾向於把爭議問題先擱置一下，不急於解決，為的是使這些問題不妨礙我國同有關國家友好關係的發展，以平心靜氣地商討一個可為各方接受的方式。但某些國家卻並不領情，或一口咬定“沒有爭議”，或不斷製造事端。這一局面必須改變。須知，「擱置爭議」並不是一方擱置，更不等於一味忍讓，而是需要相關各方以發展的大局為重，共同堅持，共同遵守。中國決不會吞下單方面「擱置爭議」，而對方卻步步緊逼、得寸進尺的苦果。

當前，我們要做的，一是攜手他方擱置爭議。要充分利用金融危機後美國經濟復甦依賴於我國經濟的時機，進一步密切兩國經貿關係，要求美國在釣魚島以及南海問題上保持中立，避免威懾和直接介入。要敦促日本嚴格遵循《中日聯合聲明》等四個政治文件，落實1997年11月簽署並於2000年生效的《中日兩國漁業協定》，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的原則和戰略互惠的精神，從維護兩國友好大局出發，求同存異，妥善處理東海劃界和釣魚島爭端。 要堅持互信、互利、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安全觀，攜手東盟國家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共同構建南海區域安全機制，維護南海國際航道的安全暢通，確保南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二是應對他方挑起爭議。事實已經證明，我方擱置爭議並不必定能換來他方擱置爭議。一旦有關爭議國家不理會我國擱置爭議的善意之舉，主動挑起爭議，擴大爭端，我方完全有必要採取有力的反制措施，實施適度的防禦性攻勢行動。2010年，針對日本在釣魚島海域非法抓扣我國漁民漁船並按國內法判決，其外相又表示從未承認釣魚島「擱置論」，造成釣魚島撞船事件不斷升級，我國果斷採取暫停雙邊省部級以上交往、推遲第二次東海問題原則共識政府間談判等反制措施，同時派遣漁政船在釣魚島附近海域進行常態化巡航，迫使日本放人放船，妥善解決了釣魚島撞船事件，捍衛了我國釣魚島主權。

「共同開發」必須落到實處

在「主權屬我，擱置爭議」的原則下，鄧小平以高度的靈活性提出了「共同開發」的方法。他提出，共同開發的無非是那個島嶼附近的海底石油之類，可以合資經營，共同得利嘛。但由於種種原因，共同開發始終難以真正實現，甚至在南海形成了“我方擱置開發，他方競相開發”的被動局面。

在當前東海海域劃界、共同開發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情況下，必須以南海為突破口，採取切實有效措施，推動共同開發落到實處。一是加快我對南海的資源開發。要逐步加大對南海油氣資源的勘探力度，掌握南海油氣資源分佈情況，儘快在南沙海域油氣資源開採上取得突破。要選擇合適島礁建立南海漁業基地，加強對海上漁業活動的組織領導，使我在南海漁業資源的開發利用上從民間無序捕撈層次上升到政府經濟開發層次。要充分發揮西沙、南沙的區位和資源優勢，加快西沙、南沙有關島礁的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建設，開發適合南海特點的旅遊模式、項目和線路，逐步發展南海旅遊開發事業。

二是加強海峽兩岸的聯合開發。近年來，兩岸文化、經濟、政治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加強，這種重大而積極的變化，為兩岸在南海問題上進一步開展合作提供了可能。兩岸可先從「九段線」主張及法理依據、海洋環境保護、海上救援等非敏感項目入手展開合作，爾後拓展到漁業資源、油氣資源等經濟領域，不斷深化聯合開發的深度和廣度。三是以多種模式進行共同開發。與國際海洋共同開發的成功案例相比，南海共同開發更為複雜。我國應當根據南海地區的客觀情況，以多種模式進行共同開發，至少包括以下幾種形式：共同開發區（有關國家劃定一個特定區域作為雙方的共同開發區，參與國在區內享有平等的權利）、勘探先行開發模式（先對資源進行勘探開發，並以之作為大陸架邊界獲得最終劃定之前的一種臨時安排）、脫離接觸模式（有關雙方在邊界線兩側划出一定的區域，作為雙方開發資源的禁區），等等。這些模式的具體選擇，應根據爭議海域的實際情況，充分權衡爭議方利益訴求，以期發揮最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