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2月，鄧小平和王震在廈門接見駐軍領導幹部和戰鬥英雄代表
一個時期以來，我國南海、東海頻起波瀾。如何處理這些問題，「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被不時提起並引發了諸多爭論。早在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就系統提出了解決海洋爭端的戰略思想。
「主權屬我」不可忽略
許多人一講起解決海洋爭端，就脫口而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甚至將其歸結為八字方針，這是一大認識誤區。鄧小平曾明確指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國家的主權和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鄧小平關於南海、東海的多次講話，都明確講到主權問題，認為在這些問題上“中國最有發言權”，因而其完整的思想是“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忽略了「主權屬我」這一基本前提，將這一戰略思想僅僅理解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也就偏離了鄧小平解決海洋爭端戰略思想的本質。
當前，處理海洋爭端仍然必須堅持「主權屬我」這一根本立場，重點應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一是加強海洋立法。我國雖在1996年宣佈了大陸領海的部分基線和西沙群島的領海基線，但考慮到與周邊鄰國的關係，尚未宣佈釣魚島、南沙群島等爭議海域的領海基線。有些國家恰恰是以無法識別領海基線為借口，肆意侵犯我領海領空，掠奪我海洋資源。為此，我國應進一步公佈領海基線，以明確管轄海域的範圍，便於海上執法。同時，要儘快明確「九段線」的法律地位，為南海維權提供法律支撐。
二是加強海上執法。由於我國一貫奉行睦鄰友好政策及和平解決海上權益爭端的方針，軍隊儘可能避免與周圍國家在解決海上權益爭端中直接接觸，因此海上執法力量必須擔負起和平時期在一線維護海洋權益的職能。東海、南海維權形勢的日益嚴峻，對海上執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須將海監、漁政、海事、海關和邊防海警等部門整合成一支對外統一的海上維權隊伍，逐步實現統一、多功能、准軍事化，並以國家不斷完善的相關海洋法律為依據，提高海上執法力度，維護我國的海洋權益。
三是充分宣傳「主權屬我」。要充分利用國內外媒體，以豐富的歷史事實宣傳釣魚島、南海諸島主權屬於中國的歷史依據、法理依據，使國內民眾形成「主權屬我」的共識，積極營造國際輿論對我有利的態勢。針對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曲解和違反國際法，援引發現和佔領、時效等作為主要的所謂法理依據的行徑，必須在國際政治、外交中各種合適的場合，對其法律借口進行反駁，澄清歷史和法理事實。
力爭和平解決但不排除武力方式
長期以來存在的另一個認識誤區，即是將鄧小平解決海洋爭端的戰略思想誤讀為只有和平解決方式之一種，這種理解是片面的，不完整的。早在1984年，鄧小平就釣魚島、南沙問題明確指出：「一個辦法是我們用武力統統把這些島嶼收回來；一個辦法是把主權問題擱置起來，共同開發」。其內涵是力爭以和平方式解決海洋爭端，但沒有、也決不會放棄武力自衛的正當權利。新的歷史條件下，一旦和平方式無法實現，或者侵犯我海洋權益的國家企圖以武力擴大事端，武力自衛將是我國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必然選擇。
在當前局勢日趨複雜的形勢下，我們必須在力爭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的同時，有武力自衛的充分準備，慎戰而不懼戰。一是樹立敢打必勝的信心。1974年鄧小平同葉劍英一起指揮的西沙自衛反擊作戰的勝利，是在我國海軍依靠我軍官兵的犧牲精神和「小艇打大艦」的靈活戰術而取得的，有效捍衛了我國主權和領土完整。1988年2月29日，鄧小平批准同意了劉華清等呈報的關於南沙鬥爭的建議，從決策上保證了赤瓜礁保衛戰的勝利。無論是釣魚島問題，還是南海問題，都始終面臨著美軍的威懾和可能介入，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我軍敢打必勝信心的堅定性和持久性。因此，必須著眼應對島礁被占之害，強敵介入之危，引導我軍官兵樹立敢打必勝的信心，為我軍捍衛海洋權益提供強大的精神支柱。二是深化軍事鬥爭準備。敢戰方能言和，備戰才能免戰。要加強快速反應力量建設，重點建設遠程航空兵和兩棲突擊群，以提高應對危機的時效性；加強海軍建設，重點建造航母、新型核潛艇，以提高遠海防衛作戰能力；加強二炮部隊在東海、南海戰略方向的部署，以提高威懾能力；加強戰場體系建設，以提高生存能力和持續作戰能力。三是做好使用武力的輿論和法律準備。未來可能進行的海洋武力自衛反擊作戰，是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而戰，為捍衛民族尊嚴而戰，為中華民族根本利益而戰，這一正義之舉必將喚起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兒女眾志成城、同仇敵愾。但也必須看到，海洋武力自衛反擊作戰國際影響大，牽扯因素多。因此，必須加強武力使用的輿論、法律準備，論證和宣傳我方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正義性，揭露和攻擊敵對一方使用武力的非法性、非正義性，力爭使我方“得道多助”。
「擱置爭議」需要各方共同遵守
多年來，我們一直奉行「擱置爭議」的原則，傾向於把爭議問題先擱置一下，不急於解決，為的是使這些問題不妨礙我國同有關國家友好關係的發展，以平心靜氣地商討一個可為各方接受的方式。但某些國家卻並不領情，或一口咬定“沒有爭議”，或不斷製造事端。這一局面必須改變。須知，「擱置爭議」並不是一方擱置，更不等於一味忍讓，而是需要相關各方以發展的大局為重，共同堅持，共同遵守。中國決不會吞下單方面「擱置爭議」，而對方卻步步緊逼、得寸進尺的苦果。
當前，我們要做的，一是攜手他方擱置爭議。要充分利用金融危機後美國經濟復甦依賴於我國經濟的時機，進一步密切兩國經貿關係，要求美國在釣魚島以及南海問題上保持中立，避免威懾和直接介入。要敦促日本嚴格遵循《中日聯合聲明》等四個政治文件，落實1997年11月簽署並於2000年生效的《中日兩國漁業協定》，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的原則和戰略互惠的精神，從維護兩國友好大局出發，求同存異，妥善處理東海劃界和釣魚島爭端。 要堅持互信、互利、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安全觀，攜手東盟國家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共同構建南海區域安全機制，維護南海國際航道的安全暢通，確保南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二是應對他方挑起爭議。事實已經證明，我方擱置爭議並不必定能換來他方擱置爭議。一旦有關爭議國家不理會我國擱置爭議的善意之舉，主動挑起爭議，擴大爭端，我方完全有必要採取有力的反制措施，實施適度的防禦性攻勢行動。2010年，針對日本在釣魚島海域非法抓扣我國漁民漁船並按國內法判決，其外相又表示從未承認釣魚島「擱置論」，造成釣魚島撞船事件不斷升級，我國果斷採取暫停雙邊省部級以上交往、推遲第二次東海問題原則共識政府間談判等反制措施，同時派遣漁政船在釣魚島附近海域進行常態化巡航，迫使日本放人放船，妥善解決了釣魚島撞船事件，捍衛了我國釣魚島主權。
「共同開發」必須落到實處
在「主權屬我，擱置爭議」的原則下，鄧小平以高度的靈活性提出了「共同開發」的方法。他提出，共同開發的無非是那個島嶼附近的海底石油之類，可以合資經營，共同得利嘛。但由於種種原因，共同開發始終難以真正實現，甚至在南海形成了“我方擱置開發，他方競相開發”的被動局面。
在當前東海海域劃界、共同開發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情況下，必須以南海為突破口，採取切實有效措施，推動共同開發落到實處。一是加快我對南海的資源開發。要逐步加大對南海油氣資源的勘探力度，掌握南海油氣資源分佈情況，儘快在南沙海域油氣資源開採上取得突破。要選擇合適島礁建立南海漁業基地，加強對海上漁業活動的組織領導，使我在南海漁業資源的開發利用上從民間無序捕撈層次上升到政府經濟開發層次。要充分發揮西沙、南沙的區位和資源優勢，加快西沙、南沙有關島礁的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建設，開發適合南海特點的旅遊模式、項目和線路，逐步發展南海旅遊開發事業。
二是加強海峽兩岸的聯合開發。近年來，兩岸文化、經濟、政治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加強，這種重大而積極的變化，為兩岸在南海問題上進一步開展合作提供了可能。兩岸可先從「九段線」主張及法理依據、海洋環境保護、海上救援等非敏感項目入手展開合作，爾後拓展到漁業資源、油氣資源等經濟領域，不斷深化聯合開發的深度和廣度。三是以多種模式進行共同開發。與國際海洋共同開發的成功案例相比，南海共同開發更為複雜。我國應當根據南海地區的客觀情況，以多種模式進行共同開發，至少包括以下幾種形式：共同開發區（有關國家劃定一個特定區域作為雙方的共同開發區，參與國在區內享有平等的權利）、勘探先行開發模式（先對資源進行勘探開發，並以之作為大陸架邊界獲得最終劃定之前的一種臨時安排）、脫離接觸模式（有關雙方在邊界線兩側划出一定的區域，作為雙方開發資源的禁區），等等。這些模式的具體選擇，應根據爭議海域的實際情況，充分權衡爭議方利益訴求，以期發揮最大作用。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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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書記一職，在中共早期歷史上也是黨內的最高領導職務。在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成為的公認的領袖之前，中共歷史上有過五位總書記。由於受時代所限和各自不同的處世風格，這五位總書記在黨史上演繹了各不相同的人生篇章。
教授、「旗手」陳獨秀
陳獨秀，原名陳乾生，字仲甫。1879年生於安徽懷寧。
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一年後改為《新青年》），舉起民主與科學的旗幟。1917年初，他應北大校長蔡元培的邀請擔任北京大學教授，併兼任北大文科學長，成為引導新思想潮流的領頭人之一。1918年，和李大釗創辦了《每周評論》，提倡新文化，宣傳馬克思主義。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陳獨秀大力鼓動，被師生視為「旗手」和“總司令”。1920年，在共產國際幫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進行建黨活動。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陳獨秀被選為中央局書記。後被選為中共第二屆、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屆、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為中國共產黨初期的發展壯大和工人運動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陳放棄了對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犯了嚴重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使革命遭到慘重的失敗。1927年，在八七會議上被撤銷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
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並在黨內進行分裂活動，組織托派組織。1929年11月，陳獨秀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
1932年，陳獨秀在上海淞滬會戰中支持抗戰，譴責蔣介石賣國獨裁，被國民黨政府逮捕。1937年抗戰開始，陳獨秀出獄後曾一度想去延安，毛澤東表示歡迎。但是黨畢竟要講政治原則，中共中央向他提出了恢復黨籍的兩項條件，即承認當年分裂黨和組織托派的錯誤，並擁護黨的路線。陳獨秀則帶著傲氣回答：「回黨工作，固我所願；承認錯誤，則礙難從命。」隨後又加上王明、康生等人阻撓，陳獨秀最終還是未能回黨。1938年，陳被王明、康生誣陷為日本間諜，從此與中共徹底決裂。
晚年的陳獨秀蟄居四川，在貧病交迫中鑽研文字學，撰寫《小學識字教本》。1942年5月，陳獨秀於四川江津病逝。
「書生領袖」瞿秋白
瞿秋白，原名瞿霜，1899年1月29日出生於江蘇常州一個官宦之家。1916年，瞿秋白離開常州，先是進了武昌外國語學校學習，後又於1917年在北京俄文專修館學習。1919年，翟秋白參加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並在北京《晨報》上發表文章，用簡潔的語言提出了政府、國民、學生各自應當速辦的事情和恪守的信條。
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告別送行的親朋好友，登上了火車，經過3個月的艱辛，於1921年1月25日到達莫斯科。瞿秋白在那裏度過了整整兩個年頭。他以《晨報》記者身份訪問各地，寫了大量通訊，向國內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後的真實情況。他寫的大量文章真實和全面地反映了蘇俄當時的狀況，熱情地歌頌了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他用大量不可辯駁的事實表明俄國正在發生深刻的偉大變革，在當時的中國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讓中國讀者見到了人類的曙光，從而激勵無數有志之士嚮往俄國，信仰馬克思主義。其間，他於1922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後，中共中央於8月7日召開緊急會議，會後，瞿秋白任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主席，主持中央工作，然而，這期他卻犯了嚴重的「左」傾盲動錯誤，不顧革命形勢的低潮局面，要求各地紅軍和工人進行起義和罷工，使革命力量遭受進一步的損失。此後，他為恢復黨的戰鬥力，開創革命新時期而建立了巨大功勛。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瞿秋白當選為執委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並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1930年從蘇聯回國，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黨內的「左」傾冒險錯誤。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受到王明等人的打擊，被解除中央領導職務。此後在上海同魯迅一起領導左翼文化運動，為中國革命文化事業作了大量奠基性工作。
1934年1月，瞿秋白遵照中央指示，抱病離開上海前往中央蘇區首府瑞金，擔任中央教育委員，並擔任紅色中華報社社長兼主編。他還創辦了國立蘇維埃大學，並擔任校長。他還創辦了蘇區工農劇社與高爾基戲劇學院，並大力開展文化教育普及和掃盲運動，為根據地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嘔心瀝血。
1935年2月14日，瞿秋白一行從瑞金九堡附近啟程前往福建，準備轉道廣東到香港或去上海。2月24日他們到達福建長汀縣，被國民黨軍隊包圍，瞿秋白不幸被捕。6月18日，國民黨宣佈槍決令，他視死如歸，說：「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他高唱自己翻譯的《國際歌》走向刑場，慷慨就義，年僅36歲。
工人總書記向忠發
向忠發，又名仲發，化名楊特生，湖北漢川人，1880年生於上海，出身貧寒。自幼隨父駕船謀生，在漢水、長江流域漂泊。14歲時到漢陽兵工廠當學徒，16歲轉入漢陽造幣廠當學徒。以後幾經波折，在當時國內規模較大的漢冶萍公司屬下的輪船上做事，因其識字較多、活動能力較強和熱心助人而被吸收參加當時的漢冶萍工會工作。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隨著當時北伐戰爭的順利開展，兩湖地區的工農運動不斷高漲。向忠發作為當時漢口共產黨和工會系統的負責人，成功地領導了漢口此起彼伏的罷工鬥爭，並成立了湖北省總工會，把武漢地區的工人運動迅速統一起來，支援了北伐軍的戰爭。向忠發領導的湖北總工會一度成為武漢地區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
中共五大上，向忠發入選中共中央。由於黨內高層領導人多數對向忠發並不熟悉，所以進入中央後很長一段時間，向忠發在黨內的實際地位仍然是很低的。1927年10月初，共產國際要求中共中央組織一個工農代表團秘密前往蘇聯參加十月革命10周年大型慶祝活動。這時，由於各地暴動剛剛失敗，一時難有合適的中央一級人選抽調。因此，共產國際通知向忠發為此進行必要的準備。11月初，代表團達到莫斯科。向忠發代表中國共產黨就中國革命和中國工人運動的狀況做了多場報告和演講，極大提高了知名度，也給共產國際領導人留下了較好的印象，迅速奠定了他在共產國際領導人心目中的地位。1928年6月17日，在共產國際審定的會議日程安排上，向忠發被指定為大會開幕式和閉幕式的主持人。在隨後召開的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委員們幾乎不約而同地推舉向忠發擔任會議主席。
緊接著，向忠發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
回國後，他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並做了幾項頗有成效的工作。他首先解決了順直黨盲動主義問題，接著指示秘書起草和發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告全體同志書》，闡述了自已的施政綱領。但與此同時，向忠發卻錯誤地支持「立三路線」，贊同李立三“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冒險計劃。雖經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多次爭取，向忠發卻仍舊頑固地堅持自已的意見，迫使共產國際下決心派瞿秋白和周恩來回國貫徹有關指示。
11月中旬以後，情況全然改變了。由於王明等留蘇學生預先得到俄國人的消息，又得到米夫的支持，開始公開反對李立三，要求撤銷他們因批評李立三的主張而受到的處分，這種情況使向忠發極為尷尬。這之後，向忠發被迫開始承認自已負有主要責任，在把工作全部交給王明後，消極起來。每次開會，他只是點頭稱是而已，生活上也不再顧及總書記形象，用黨的經費住洋房，養小老婆，雙棲雙宿，徹底墮落了。
暫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於邀功的國民黨上海當局還是於23日晚將他槍決了，這前後只有兩天時間。向忠發也終於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了代價，成為黨史上最受唾棄的人物之一。
「博古」秦邦憲
秦邦憲，江蘇無錫人。1907年6月出生於浙江杭州。他9歲喪父，家境貧寒，免費入秦氏公學讀書，後進無錫第三師範附小就讀。他性格沉靜，喜讀古文，故自取別名博古。
1925年秋，秦邦憲考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並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二年，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5月回國。1931年9月至1934年1月，秦邦憲任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1931年4月至10月任共青團中央書記。
1931年9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後，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擔任常委，博古負總責。1933年1月，博古隨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出上海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5月起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34年1月至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34年2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執委會主席團成員。在這期間，他積極支持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政策。
1933年10月，蔣介石政府集結了100萬軍隊，發動了空前規模的第五次反革命「圍剿」。而以博古為首的黨中央卻不顧客觀形勢的變化，先是採取“禦敵於國門之外”的堡壘戰術，在遭遇挫折後，又採取“分兵把守，節節抵禦”的消極抵抗政策，導致了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巨大損失。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而以博古為首的中央既沒有下達明確的行動指令，又採取“逃跑”式的搬家政策，導致撤離行動的遲緩。最後，紅軍突破國民黨的四道封鎖線後，8萬多人只剩下3萬多人，損失了一大半，引起了紅軍上下極大的不滿。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糾正了博古、李德的「左」傾錯誤，由張聞天代替秦邦憲的中共中央最高領導職務。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秦邦憲與周恩來等人趕赴西安，促使了西安事變順利和平解決。1937年1月，秦邦憲被任命為新華通訊社社長，1941年3月，秦邦憲任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社社長，為建立一支新型的新聞隊伍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秦邦憲等人到達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擔任憲草小組委員會中共委員。王若飛、秦邦憲等於4月8日乘美國運輸機回延安向中央彙報請示。飛機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同機包括葉挺將軍等17人全部遇難，史稱「四八烈士」。
「開明君主」張聞天
1900年8月30日，張聞天出生於上海浦東的一個小村莊北張家宅。其名為長輩所取《詩經?小雅?鶴》中詩句「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之意。這飽含深意的名字寄予了長輩的希望：要改變中國這種貧窮、屈辱的局面。
1912年8月1日，張聞天離家來到南匯縣城，進入縣立第一高等小學，接受了當時最新的教育。從1920年起，張聞天三次出國留學，為他以後的革命生涯打下良好的基礎。1924年回國，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張聞天又來到專門為國共培育政治骨幹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從此開始了他留學莫斯科的生涯。
1931年，張聞天從莫斯科秘密回國。由於受到共產國際的重用而被迅速推上了中央的領導崗位，先後任中央宣傳部部長、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20世紀30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盛行一時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傾向，以及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統治，使得身在其中的張聞天不可避免地犯了「左」傾錯誤。
在長征中，張聞天堅決支持毛澤東的軍事主張，在黨和紅軍的危急關頭挺身出來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徹底掘棄「左」的路線。1935年遵義會議召開，毛澤東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張聞天被推舉為黨的總書記。
抗戰勝利後，張聞天到東北做地方工作，先後擔任中共合江省委書記、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兼組織部部長等職。1950年以後，張聞天轉到外交戰線，先後擔任駐蘇大使和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參加了當時我國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動，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做出了顯著的成績。1976年7月1日，張聞天病逝於江蘇無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