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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蔣介石不相信河南饑荒 直到看到狗吃屍體照

博客文章

1942年蔣介石不相信河南饑荒 直到看到狗吃屍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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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蔣介石不相信河南饑荒 直到看到狗吃屍體照

2020年06月19日 17:28

《大變局中的轉折點:1940年代的新聞事件背後》的作者蔡曉濱以一個30多年報人的職業敏感與素養,選取了20世紀40年代那些曾經轟動一時或引發廣泛爭鳴的新聞事件:中原饑饉、訪問延安、公債舞弊、東北劫掠、重慶談判、沈崇事件等,從源頭到其背後以及所造成的影響和對歷史進程的意義等,對這些事件做了深刻的剖析,真實地反映了那個年代的史實。

河南大饑荒被勒令停刊三天

1942年,中原河南發生了一次大饑荒。豫中平原,餓殍遍野,屍塞於道。據說,總共餓死了三百多萬人。河南這次大饑荒的特別之處,是在於公正而有責任心的媒體率先披露了真相,而最終是被一位美國記者攪得天翻地覆。這個有責任心的媒體是中國的《大公報》。這個有正義感的美國記者是《時代》周刊駐華記者特迪·懷特,中文名字叫白修德。

河南饑荒,是天災,更是人禍。災荒顯現在1942年的春天。連續的春旱,使當年的小麥大幅度減產,收成不及正常年景的三分之一。國民政府駐河南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副司令長官湯恩伯,以抗戰的名義,強征軍糧,硬派賦稅,幾乎掠走了農民所有的收穫。軍人們對農民說,支前打仗第一重要,再堅持幾個月,秋糧就下來了。誰能想到,這一年竟是夏秋連旱,種下去的秋季作物———玉米、穀子、高粱等等,連種子都收不回來。農民手中沒有丁點兒餘糧,野菜、樹葉、樹皮都成了充饑的食物,不到年底,已有大批村民餓死。活著的人們,像躲避瘟疫般地逃離家園,踏上了逃荒要飯的漫漫征途。

河南饑民吃樹皮震撼照

出去,昭告於天下。張高峰以河南葉縣為重點調查地,詳細了解饑荒的情況,以近乎白描的手法,撰寫了六千多字的長篇通訊《飢餓的河南》。張高峰明白,在慘烈而絕望的事實面前,白描,是最有力的表現手段;一個精確的事實,勝過喋喋不休的說理和論證:

記者首先告訴讀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萬的人正以樹皮(樹葉吃光了)與野草維持著那可憐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榮再沒有人提起,“哀鴻遍野”不過是吃飽穿暖了的人們形容豫災的凄楚字眼。

河南今年大旱,已用不著我再說。「救濟豫災」這偉大的同情,不但中國報紙,就是同盟國家的報紙也印上了大字標題。我曾為這四個字“欣慰”,三千萬同胞也引頸翹望,絕望了的眼睛又發出了希望的光。希望究竟是希望,時間久了,他們那餓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

河南是地瘠民貧的省份,抗戰以來三面臨敵,人民加倍艱苦,偏在這抗戰進入最艱難階段,又遭天災。今春三四月間,豫西遭雹災,遭霜災,豫南豫中有風災,豫東有的地方遭蝗災。入夏以來,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不雨,大旱成災。豫西一帶秋收之蕎麥尚有希望,將收之際竟一場大霜,麥粒未能灌漿,全體凍死。八九月臨河各縣黃水溢堤,汪洋泛濫,大旱之後復遭水淹,災情更重,河南就這樣變成人間地獄了。

最近我更發現災民每人的臉都浮腫起來,鼻孔與眼角發黑。起初我以為是因餓而得的病症。後來才知道是因為吃了一種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腫起來。這種草沒有一點水分,磨出來是綠色,我曾嘗試過,一股土腥味,據說豬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去!災民明知是毒物,他們還說:“先生,就這還沒有呢!我們的牙臉手腳都是吃得麻痛!”現在葉縣一帶災民真的沒有「霉花」吃,他們正在吃一種乾柴,一種無法用杵臼搗碎的乾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腫臉不麻手腳。一位老夫說:“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河南饑民吃樹皮震撼照

更客觀和公正。

1943年2月1日,《豫災實錄》刊於《大公報》上,猶如在重慶扔下了一顆重磅炸彈,激起了軒然大波。然而,王芸生意猶未盡,又用他那枝酣暢淋漓的抒情之筆,配發了一篇充滿著王氏風格的評論《看重慶,念中原!》。

謂「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徵實徵購,雖在災情嚴重下,進行亦頗順利」。所謂:“據省田管處負責人談,徵購情形極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貢獻國家。”這“罄其所有”四個字,實出諸血淚之筆!

社評說:「河南的災民賣田賣人甚至餓死,還照納國課,為什麼政府就不可以徵發豪商巨富的資產並限制一般富有者‘滿不在乎’的購買力?看重慶,念中原,實在令人感慨萬千!」

借題發揮。借河南的災情,說重慶的奢靡;借賑災的無力,說政府的拙政,這大概就是《看重慶,念中原!》社評的本意吧!

河南饑民吃樹皮震撼照

一篇紀實的通訊,一篇犀利的社評,《大公報》接連兩天發出自己的正義之聲,自然難逃軍政部門的懲罰。2月2日傍晚,也就是《看重慶,念中原!》評論刊發的當天,國民黨重慶新聞檢查所,便派人來到了《大公報》編輯部,送達了「軍委會」限令《大公報》停刊三天的命令,造成了轟動大後方的《大公報》停刊事件。記者張高峰更是厄運當頭,竟然被河南駐軍抓進了監獄,嚴厲審查。企圖找出這篇稿子背後的政治背景。

《大公報》被勒令停刊三天,閉門思過,竟讓一位美國記者渾身難受。此人就是美國《時代》周刊駐中國記者白修德。

引發軒然大波

是否屬實?政府的停刊令道理何在?白修德想深入河南實地採訪,合眾社及英國《泰晤士報》的福爾曼正巧也有此意,兩人便結伴而行,立即向河南出發了。

這兩個神通廣大的美國記者,搭上了一架軍用飛機離開多霧的重慶飛往寶雞,然後乘火車由寶雞而西安,由西安而陝西之東,五天後他們來到陝西與河南的交界處潼關。這裏是河南進入陝西的必經之地,也是隴海鐵路上的一個大站。難民像潮水般地擁向這裏,從這一個小小的隘口,擠進西鄰之省,獲取唯一的生的希望。

白修德是逆著逃難的人群走向河南腹地的,因而,他更能細緻地體味難民們的種種行止。又往東行進了幾十里,鐵路還沒有被完全破壞,他們居然搞到了一輛巡道的手搖車,可以在鐵路上運行了。在通過一段日軍炮火的控制區時,他們拚命搖動把手,快速前進,以免成為日軍大炮的活靶子。

一路顛簸,白修德和福爾曼來到了當時的河南省會洛陽。洛陽天主教會主教、一個好心腸的美國人梅根接待了他們。梅根給他們提供了熱飯和熱水,詳細講述了河南的災情。白修德聽得出,梅根對河南饑饉的了解,要比北方別的人知道得更多。梅根甚至找來了三匹馬,陪同他們在河南鄉村實地調查。

在馬背上旅行了兩個星期。河南的災荒令白修德觸目驚心。這是1943年的3月,雨和雪交替著在河南大地上飄落,新的耕種季節即將開始,新一年的收成也許會好一點。河南的官員們說,兩三個月之後,新小麥就下來了,那時就有糧食吃了。有一個老農說:「不錯,很好。但誰知道到吃的時候我們是否還活著呢?」

離開的前一夜,鄭州的政府長官宴請了白修德三人。有心的白修德留下了那晚筵席的菜單,計有蓮子羹、辣子雞、栗子燉牛肉,還有炸春卷、熱饅頭、大米飯、豆腐煎魚等,此外還有兩道湯,三個餡餅,餡餅上灑滿了白糖。白修德說,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的衝動,他立即動手撰寫稿件,從鄭州走到洛陽時,他已經完成了為《時代》周刊所寫的特稿。他不想等到回重慶,而是直接在洛陽找了家商務電台拍發了出去。按照當時國民政府戰爭時期新聞管制的規定,所有外國記者采寫的稿件,在向他所服務的媒體發稿時,無論在何地發報,都需先發給重慶,由有關部門審查後,再行發往國外。這一次,鬼使神差,白修德的報道居然沒有繞道重慶,而直接由洛陽發往了美國。也許是洛陽的這家商務電台的工作人員疏忽了政府的有關規定,也許是發報員良心發現,有意讓白修德未經審查的稿件直接傳向海外。

並迅速刊載了出來。3月22日,《時代》周刊用這樣的標題和文字,回報了白修德艱難而危險的河南之行:

。他剛剛結束為期兩周的對河南饑荒地區的採訪。他報道說:我的筆記告訴我,我只是在報道我所見到的、所證實的事實,甚至至今我還難以相信它們是真的:狗在路上啃人的屍體,農民趁夜色降臨後尋找人肉,荒蕪的村莊望不到邊,乞丐在各個城門的門洞裏擠成一團,每條公路上都有棄嬰在號哭,在死去……

回到重慶的白修德,像著了魔症一樣,滿腦子全是河南的災情。他最為關心的是,迅速啟動救災機制,趕緊讓軍隊停止征糧,趕緊派出賑災車隊,將糧食運進災區,以解救那些奄奄一息的災民。白修德去找了所有能找到的人反映情況。他去見了宋慶齡、孔祥熙等。國防部長何應欽知道了白修德對河南駐軍的非議和微詞,點著名要白修德去見他。會面時白修德情緒激動,與何應欽大吵了一通。何應欽拒不承認從外省運去河南的救災糧食被軍隊搶走。白修德堅持說,他與被搶走糧食的農民談過話,將軍們給國防部的彙報都是假的。

蔣介石的侍從室心腹陳布雷也說,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是省政府虛報災情。李主席(李培基,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報災電,說什麼「赤地千里」,“哀鴻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員長就罵是謊報濫調,並且嚴令河南的徵實不能緩免。

立法院長和四川省政府主席都告訴白修德,在中國,你找別人都是白找,沒有用。只有蔣介石說話,才能起作用。

見蔣介石是不容易的。白修德已經得罪了宋美齡,只好去找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幫助。

宋慶齡迅速投入行動,為白修德面見蔣介石四處聯繫。蔣的侍從室傳回話來,說委員長長時間外出視察後非常疲倦,需要休息幾天。宋慶齡堅持說,此事關係到幾百萬人的生命,絲毫拖延不得。為了讓這次會面達到打動蔣介石、立即啟動救災的目的,宋慶齡直截了當地對白修德說,我建議你向他報告情況時,要像你向我報告時那樣坦率無畏。如果說一定要有人對此負責,甚至人頭落地的話,也不要畏縮。否則,情況就不會有所改變。

宋慶齡努力了五天,蔣介石終於接見了白修德。

那是一間陰暗的辦公室。蔣介石面色嚴峻,呆板地與白修德握了握手,挺直著瘦長的身子,坐在高靠背椅子上,聽白修德講述河南災情。白修德清楚地記得,蔣介石在開始聽取他的報告時,帶有明顯的厭惡情緒,似乎他是一個不得不見的令人討厭的客人。蔣對白修德的召見,帶有勉為其難的例行公事的味道。在白修德敘述過程中,蔣介石頗覺無聊,甚至向他的一個助手發感慨:

「他們(指災區百姓)看到外國人,什麼話都會講。」

白修德不理會這些。他向蔣介石申明,軍隊的強征軍糧讓老百姓陷入無米之炊的境地;救災物資根本就沒到災區;大批農民逃荒要飯,幾百萬人飢餓而死;在受災最重的地方,甚至發生了人吃人的現象。

蔣介石眉頭一蹙,趕忙打斷了白修德的話頭:

「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國是不可能的!」

白修德說:「我親眼看過狗吃人!」

蔣介石又否認:「這也是不可能的!」

話已至此,白修德只好將等在辦公室之外的福爾曼叫了進來。福爾曼的手中,拿著他們在河南災區拍攝的照片。這些照片被攤在了蔣介石面前。有幾張照片清楚地顯現,一些野狗正站在沙土堆里扒出來的屍體上。蔣介石震驚了。白修德注意到,「委員長的兩膝輕微地哆嗦起來,那是一種神經性的痙攣」。此刻,蔣介石的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他相信了白修德和福爾曼的報告,他拿出小紙簿和毛筆,開始認真地做記錄。他讓白修德提供救災不力的官員的名字,並要求白修德和福爾曼寫一份完整的報告交給他。蔣介石鄭重地向兩位記者表示感謝,說他們比政府“派出去的任何調查員”都要好。會見持續了二十多分鐘,然後,蔣介石將他們客客氣氣地送了出去。

無論蔣介石事後對他的屬下怎樣暴跳如雷,摔杯子,拍桌子,大罵「娘稀匹」,但是,在這個中國一號人物的強力干預下,河南的救災行動還是迅速啟動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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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公款吃喝」(資料圖)

唐朝李紳以「憫農詩」知名於世,他的「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更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詩句,但以後他卻「漸次豪奢」起來。《本事詩》載:曾官任司空的李紳,曾邀劉禹錫「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於席上賦詩曰:『鬟髯梳頭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奢侈的宴樂已經是他「司空見慣渾閑事」了。而且還有記載說李紳:愛吃雞舌,每餐一盤,耗費活雞三百多隻,院後宰殺的雞堆積如山!但不管怎麼說,這是他的私事。官場上公款吃喝的腐敗,則在宋朝得到了最充分的發展。

周公的《周禮。天官》說:「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有六牲,飲用六清,饈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瓮」,他對不同等級的配餚上菜、擺列方式、器皿使用,以及席間歌舞助興等都作了具體規定。所以宴樂的排場從來都是彰顯地位的方式,宴會上的庭食千品,旨酒萬鍾,以及鐘鼓鏗鏘,管弦曄煜,都是他們貴族待遇的享受。而以後皇帝登基有元會宴,建號改元有定鼎宴,皇帝祝壽有萬壽宴,其它如鹿鳴宴、瓊林宴、燒尾宴、千叟宴等等名目繁多,秦始皇建郡縣制以後,則出現了官員們的餞別、接風的宴會,《漢書》也說:西漢後期,政局屢變,地方官調動頻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

《宋史》記載:宋朝還有「旬設」之制,每旬一次用公費宴犒。《職制令》還規定:「國信使傳宣使命,准許赴公筵;因點檢或議公事也許赴酒食;各發運司監司遇聖節許赴公筵;巡歷所至,薪、炭、油、酒、食各費並依例聽受。」又規定,「各監司及其官屬、帥司等處,及其所差幹辦公事官,於廨宇所在,應赴筵會而赴者,聽送酒食」,朝廷定製撥付茶宴費。《文獻通考》說:宋孝宗時,平江太守王仲行與祠官范致能、胡長文常用公費請客。「一飲之費,率至千餘緡」。而按照《異聞總錄》所載:南宋初年的太尉邢孝揚,在京師買了故王太尉遺屬出讓的二手房產,「才為錢三千緡」。如此利潤,自然大大地推動了公私飲食行業的發展,《東京夢華錄》記載:飯店「凡飲食茶果,動使器皿,雖三五百份,莫不咄嗟而辦」;《東坡七集。奏議》說:官營酒坊也為招徠生意,「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即博彩)買酒牌子」。

吃了還有拿,《朝野雜記》載:兩宋時各衙門支用公使錢宴請迎送有明賬,叫「公使苞苴」,南宋時東南諸郡公使「帥臣監司到署,號為上下馬,鄰路皆有饋,計其所得,動輒萬緡。」北宋尹洙的《分析公使錢狀》統計:慶曆三年,以渭州政府為例,除支應過往以外,本署官員動用公使錢吃喝,多到每月五次宴會,加一次有表演的「張樂」。

《後漢書》說:「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大家熱衷於應酬送禮,哪裏還有心思辦公?所以,歷朝也有不少限制公費吃喝的規定。漢景帝時有法令,官員到任、離職及巡視時接受宴請,都應交伙食費,否則免官;北魏獻文帝時,官員到地方巡視,吃掉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同席吃喝者以協從罪論;《慶元條法事類》載:兩宋時除規定「諸道守任臣僚,無得非時聚會飲宴以妨公務」。

對於妓樂助興,也有限制:除「州郡遇使命經過應官侍者」外,各州縣官「非遇聖節及赴本州島公筵若假日,而用妓樂宴會者,杖八十」;《職制敕》規定各官「預妓樂宴會者各徒二年,不應赴酒食而輒赴各杖一百」。知湖州劉藻,因「在任專事筵宴,庫帑告竭」,被降職罷官;幹道五年,新知峽州郭大任,因被揭原在袁州任內「日事飲宴,殊不事事」,被撤除任命;淳熙三年,知嘉州陸遊,因「燕飲頹放」被撤職;淳熙十四年,知平江府王希呂與祠祿官范成大、胡元質常相聚宴,「一飲之費率至千餘緡」,孝宗怒而詘之。但朱熹檢舉了知台州唐仲友貪污不法之罪,其中包括「親會宴集經月,姻族內外,一文以上皆取辦於公庫」,而且「逾濫」到每行宴飲,必召妓女,卻沒了下文。

雖然做陪客不自在,但能夠擠上宴席,就是在享受一種待遇;而接受眾人奉承,顯示自己的存在,則是官長、名士們的專利,何況還可以慷國民之慨,圖自己的利益,何樂而不為?要指望這些人辦好百姓的事,也就基本上無望了。(摘自香港《文匯報》文/龔敏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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