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傳統戲曲的渴求，最先從中南海隱秘地破土而出。三十多年前，在江青的領導下，孫以森做了一件最不「革命」的事情——錄製傳統戲曲。以至於他將那兩年里幾乎所有的彙報文件和會議記錄偷偷攢下來，如若有一天成為“被革命”的對象，也許還能說個明白。
1966年文革開始後，傳統戲曲作為「毒草」遭到批判。在此後將近十年里，由江青親自審定的八個革命樣板戲獨佔戲曲舞台，經電影、電視、廣播反覆強制性播放，後有“八億人民八個戲”之說。但在文革最後的幾年裏，由江青親自領導，文化部牽頭專門為中南海錄製了一批傳統戲曲。這批傳統戲曲的錄音部分，最後歸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文藝部的錄音資料庫，其中一些錄音在後來也曾陸續播放，少數錄音在客觀上成為較珍貴的錄音史料。
文革一開始還有電視節目，大約半年之後，電視就停播了。所以那個年代就只有廣播，廣播裏又只有樣板戲。我當時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文藝部戲曲組當編輯，後來當副組長，雖是「革命」期間，但工作還是很忙的。
我是安徽壽縣人，1960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後，留校在中文系工作。兩年後調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工作。文藝部戲曲組缺人，於是我就去了戲曲組。
晚年的毛澤東
秘密的任務
大概是1975年初，電台文藝部的領導通知我去參加中央廣播事業局的一個錄音組。錄音組由廣播事業局直接領導，全稱是「送審錄音組」。據我所知，工作就是翻錄傳統戲曲、曲藝錄音或者錄製傳統戲曲，然後交給文化部往上送，或者由電視台配上表演錄像往上送。
我對文藝部領導說，我不知道去那兒做什麼，不想去。領導說，是局裏指定的，不許討價還價，馬上就去。就這樣，第二天我就去廣播局「送審錄音組」上班了。
當時，傳統戲曲早已作為「四舊」的典型代表被打倒，相當一批戲曲演員已經下放農村勞動，誰也不敢再演傳統戲。所以我們翻錄、轉錄傳統戲曲是保密的。錄音組的人員、設備雖是廣播局的，但由文化部直接指揮，參與錄音錄像的演員，也由文化部調配，錄了什麼不能對外講。
有一次，京劇演員李宗義錄《斬黃袍》，剪接完成後十分高興。他去走廊里給家裏撥了一個電話，並且特意把門打開，讓家裏人聽聽他的新錄音。這是一個很新鮮的事兒啊，傳統戲根本不讓唱了，我現在還在這兒錄音呢！哪知道，這件事被文化部錄音錄像組的一位仁兄發現了，李宗義挨了一頓批。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有個戲迷，叫汪永興。電視台在廣播劇場錄像，外人是不許進去的。他不知怎麼偷偷鑽進去了，過了一把戲癮，回來以後還作了檢查。
困惑的任務
當時大家的確也有這樣那樣的顧慮：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戲就不許演、不許唱了，到底為什麼還要我們錄製這批傳統戲曲？這個問題，一直到最後，上面也沒給出真正的原因。但實際上電台、電視台的人，心裏還是有數的。通過各種渠道，大家都知道這些戲是送給毛主席的，是為他養病錄製的。在那個時代，領袖養病是絕對機密，所以文件上給了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保存一批資料，批判地繼承文化遺產，推陳出新、古為今用。但是(從)翻錄和錄製的東西可以看出，談不上什麼繼承文化遺產。
比如京劇，它的劇目很豐富，成熟的、值得繼承和研究的流派和演員也很多。但在整個錄音錄像過程中，梅、程、荀、尚的代表性劇目錄得不多；譚、余、言、高、馬、楊、奚幾大老生流派的戲也很少錄製。
我當時很奇怪：京劇老生流派很多，健在的演員不少，為什麼一個勁兒盯著錄高派呢？後來有人告訴我，毛主席喜歡高派戲。
晚年的毛澤東
比如《鳳還巢》，當時健在的梅派傳人很多，會這齣戲的人也很多。但是奉命錄製《鳳還巢》的卻是《杜鵑山》的主演楊春霞。楊春霞現代戲演得不錯，崑曲唱得還可以，扮相也漂亮，但《鳳還巢》不是她的拿手戲。再加上那些年楊春霞的精力完全投入了《杜鵑山》，要她立即進棚錄製這麼一出梅派經典，給她出了個很大的難題。文化部錄音錄像組特意把張君秋請來把關，實際上是邊教邊錄，最後總算完成了任務。有人說，這是因為江青覺得楊春霞扮相漂亮，《杜鵑山》里的柯湘演得好，她自己喜歡這個演員。也有人說，是因為毛主席想看看楊春霞的傳統戲。究竟如何，已不可考。
《梅龍鎮》這齣戲的大意是：皇帝微服出遊，跟一個開酒館的女子調情，後來把這個女子封為妃子。文革前此戲已不讓演出，但上面要我們錄這個戲，並且明確指定李鳳姐由李世濟扮演，正德皇帝則讓張學津扮演。張學津是張君秋的長子，馬連良的徒弟。馬派演員怎麼唱言派呢？學啊！這樣一來害苦了張學津。據說那一階段，他走到哪裏都帶著錄音聽，最後總算是學下來了。唱腔算是有了一些「言」味，但念白不是言派的味道。有人說，毛主席很喜歡這齣戲，覺得很好玩；也有人說，這是江青點的名。這顯然也不是要繼承傳統。
在翻錄「京韻大鼓」時我們遇到了一個難題：據傳達，“首長”的指示是：“把全部唱詞印大字送我。”這位“首長”顯然不是別人——當時，毛主席的眼睛不好嘛。劉寶全和小彩舞的京韻大鼓，此前也沒人記過唱詞，只能對著錄音一字一句地記錄，但唱詞還有十多個字聽不出來。怎麼辦呢，一位聰明人提議把演唱者小彩舞從天津請來。哪知道小彩舞聽了很多遍，也說不出究竟是哪個字！因為老師教她時都是“口傳心授”，沒有見過唱詞。後來大約是由戲曲研究院的秀才們“聽聲猜字”，按照上下文的意思，大概蒙了幾個字就送上去了。
長期的任務
1974年或者更早一點，也有一些中央領導同志到中央廣播事業局來要傳統戲曲錄音，但大都是臨時性的。文藝部就指派戲曲組將庫里的錄音或老唱片翻錄送上去。至於送給誰，我們從不過問。這是紀律。據說，除了毛主席以外，中央也還有不少領導同志愛聽戲曲，向廣播局要過錄音。
可能在1974年，侯寶林、郭全寶在電視台為中央領導錄了若干段相聲。相聲錄像用不著先期錄音，電台沒有參加這項工作，詳情我不了解。我之所以提到這件事，是因為廣播、電視專門為毛主席養病錄製傳統戲曲曲藝節目，大約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這時還沒有專門的機構和人員。
可能看到毛澤東養病不是一天兩天，而是長期的事兒，文化部黨組要把它作為一個長期的任務，於是組成了一個小組。這個小組叫「錄音錄像組」，辦公地點在西苑賓館。總負責人是陳應時(據說是上海來的)，其次是中國京劇院的演員李金泉。這個小組上面是文化部部長於會泳、副部長錢浩梁、劉慶棠，再上頭呢，就是江青。錄什麼，讓誰演，由這幾個人定；錄好後，由這幾個人審聽審看，最後江青說可以了，再送到毛主席那裏。
為完成這個任務，文化部找到中央廣播事業局，協商成立一個錄音組，一個錄像組。估計是1975年2月份左右，剛過完春節，錄音組就成立了。最早是四個人，一位是戲曲編輯劉書蘭，一位是音響導演詹月圓。還有高洪廉、王致珍，他們兩位是中央控制室的錄音技師。大概一兩個月後，讓我去當錄音組組長。這個組直接屬廣播局領導。錄音錄像工作，一般是江青等人向文化部錄音錄像組下達任務，錄音錄像組可以跳過中央廣播事業局，直接讓我們執行，我們事後再向廣播局領導彙報。
晚年的毛澤東
當時錄音遇到了很多困難。因為很多演員已經多年不演戲了，有些演員前兩天還在被批鬥呢，接到通知後，兩三天就得來錄音，加上多年不唱了，常常要錄好多遍。錄完後，我們把它剪接好，一部分送給錄像組，他們根據錄音配畫面，一部分送給江青，後來也分送政治局的同志。但有一度不送周恩來。為什麼我們知道不送呢。有一個星期天，突然陳應時找來了：有緊急任務，趕緊補送一套給周恩來，我們就連夜把這個事給完成了。
因為任務繁重，後來北京電影製片廠、八一電影製片廠也參加了，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也參加一點，後來逐步擴大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天津電台等單位。
不要清官戲
1976年4月15日，文化部錄音錄像組全體會議傳達上面意見：要求將杜近芳、李炳淑兩位演員的戲全部上報。選擇劇目時注意，不要太悲的戲、不要清官戲、不要《紅樓夢》的戲，要一些風趣的劇目。領導指定要楊春霞準備《楊門女將》。
上面下達任務時，有時候是指定演員，有時候指定劇目，有時候指定劇目又指定演員。不要太悲的戲，要一些風趣的劇目，容易理解，為什麼不要清官戲，不大明白。不要《紅樓夢》的戲，大家猜想，可能是毛主席對《紅樓夢》太熟了，演員很難到達他想像的境界，再說，京劇里也的確沒有十分出色的紅樓戲。但為什麼要「將李炳淑的戲全部上報」，是不是因為她的現代戲《龍江頌》演得比較好，也想看看她的傳統戲？這個就只能是猜測了。此外，這些要求是毛澤東本人提出來的，還是江青的主意，那就更加說不清了。
1975、1976這兩年，還錄製了一批詞曲音樂和京劇唱腔音樂。這兩種形式，過去不常見，我們也不熟悉。但錄製量很大，演唱、演奏者又都是一流名家，錄出來的東西也好聽，我覺得有必要記上一筆。
「詞曲音樂」指的是戲曲演員，主要是崑曲演員演唱的古詩詞。主要是唐宋詞，用南曲或北曲演唱。前後錄了140段，包括李白、白居易、李煜等大批名家名作；演員有計鎮華、蔡瑤銑、岳美緹、李炳淑、楊春霞、李元華、方洋等。我估計是因為毛主席眼睛不好，閱讀困難，採用這種形式供他欣賞。我覺得，這也是推廣普及古詩詞的一種形式。
「京劇唱腔音樂」這種形式是由“擂胡拉戲”演變出來的。1975年，錄了幾段擂胡拉戲，送上去以後，沒有什麼反響，後來就很少錄了。我估計是嫌它過於單調。
對於傳統戲、詞曲音樂、京劇唱腔音樂的錄音、錄像，江青提過很多很具體的修改意見。有的是文字批的，有的是口頭轉達的。
我在文藝部戲曲組時，跟著她看過不少戲。她對京劇藝術有她自己的見解。每次審看「樣板戲」後，她把劇團負責人以及主要演員、音樂設計、舞美、燈光，都留下來，講哪兒好、哪兒不好、怎麼改。比如她看完《智取威虎山》後，問美術設計胡冠時：你去過東北嗎？沒等胡冠時回答，她又說：你這個是外行，東北的房子不是平頂的，是斜頂的，不然冬天下雪，房子不要被壓塌了嘛！她在選擇演員、塑造人物、音樂舞美方面，有自己的一套，常常和戲曲界的看法有所不同，據我看，她是借鑒了一點電影、話劇的東西。
江青的霸道是很出名的！在錄音技術方面，她有時會說一些根本不靠譜的外行話，文化部錄音錄像組也奉為金科玉律，下令讓我們改正。有時改來改去，把原本不錯的錄音改成了技術不合格的次品。
主席逝世，工作結束
當時的工作非常辛苦，連續工作二十個小時是常有的事。正常情況是：下午兩點進棚，晚上一頓夜宵，工作到早晨三四點鐘。有一次印象比較深，我下班回家正好送小孩上幼兒園。
但總的來說，上面對我們還算關心。文化部錄音錄像組每晚準時給演員送夜宵，標準不低於五毛錢一天，我們跟著沾光；後來廣播局一天發五毛錢夜宵費，一個月十五塊錢，這在當時已經是很好的待遇了。
還有一次，蔡瑤銑等幾位崑曲演員送了幾個茄子和冬瓜來，說這是江青特意在中南海的地里摘的，覺得大家工作辛苦，送來給大家吃。蔡瑤銑說：摘完了以後，江青還特意喊了一聲：記到我的賬上。江青是很喜歡搞這一套的。這些東西我們如數上交局裏了，領導給了職工食堂。
當時為傳統戲曲的錄製工作，還經中央批准花30萬美元進口了一批新機器設備。但機器還未到貨，工作已經要結束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錄音錄像工作暫停，不久，這個事情就結束了。
最後大家要回各部門了，收尾工作持續到年底。我12月21日還沒回去，就給張振東(廣播事業局第一副局長)寫了一個報告：結尾工作要做完了，大家要談一談。我們做的這個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是好事還是壞事，是給「四人幫」做的還是給毛主席做的？他不談，原因是：“對這項工作怎麼看，現在還不好說。”我在報告裏寫：對你一直沒能和我們談談表示遺憾。
他的確沒法談，因為他也不知道。即便他知道，他也不能說，不敢說！
1976年11月4日，孫以森寫了一份報告：「我們五個同志希望回部門前，領導上能與我們談一談，講講這項工作究竟應該怎麼看。」
中央廣播事業局第一副局長張振東回批：「我可以同他們談。關於對這項工作怎麼看，現在還不好說。即使有問題，不管是什麼問題，都與做具體工作的同志無關，我們負責。」局長鄧崗圈閱同意。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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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領導同志在會場（資料圖）
本文摘自《紅牆見證錄：共和國風雲人物留給後世的真相（二）》，尹家民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09年10月
儘管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幾經調查，對農業、工業進行了調整後退，但是由於多年搞「大躍進」和“反右傾”給人造成的恐慌，一時卻難以扭轉。有些幹部還在等待大好形勢的再次到來，以便再扯“躍進”大旗。他們遲遲不願收回過大的建設藍圖，也不願壓縮過高的經濟指示。正所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那時的空氣依歸是，“左”比右好，被說成是“老左”，無人介意；若被說成是“老右”，否定「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那還了得，一有風吹草動，就“永世不得翻身”，還得再踏上一隻腳！而大批基層幹部被上面吹來的“忽左忽右”的風，弄得不知所措，不知該如何邁步；有人在嘆氣，有人在埋怨，有人在擔憂。
毛澤東也已覺察，如果像前幾次那樣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難以深入全面地調整國民經濟和黨外政治關係，這種一般規模和開法的工作會議，尚不足以最有成效地把中央的精神全面準確地貫徹到縣一級。於是他決定召開一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
1960年2月，毛澤東在杭州組織人員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希望有所借鑒。右起：毛澤東、鄧力群、胡繩、陳伯達、田家英。此次的「擴大」，規模空前。除了原先都來開會的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門、省、市負責人外，連地委、縣委，甚至重要廠礦的負責幹部，以及解放軍的一些負責幹部，都聚集北京，共計7000餘人，所以人們習慣稱其為“七千人大會”。
會議的第一階段，是1962年1月11日至29日上午。主要是討論劉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書面報告稿」的第一稿。照周恩來的話說，這是會議的“第一個高潮”。
代表中央的報告還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就直接印發給與會者提修改意見，這在以往也是少見的。後來毛澤東在講話中，介紹了這個經過：稿子發下去後，果然議論紛紛，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針以外，還提出許多意見，後經21人組成的起草委員會討論修改，拿出了第二稿。大家對第二稿的評價不壞，認為它是比較好的。經過再提意見後，改出第三稿，作為會議的正式文件。這個文件是以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名義印發的。
劉少奇的《報告》對1958年以來工作的成就，列舉了12點。這些內容在事後看，評價過高，肯定了一些不該肯定的東西。《報告》在指出缺點錯誤產生的原因時說「一方面，是由於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的經驗還很不夠；另一方面，是由於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能謙虛謹慎，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而指標過高、要求過急等缺點、錯誤，又助長了這種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不民主的錯誤作風。這樣，就妨礙了我們黨及時地儘早地發現問題和糾正錯誤。」
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以後，曾在會上講過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唯獨彭德懷的案不能翻”，但他在這幾年的深入調查中，發現了許多問題。所以，在對書面報告的內容作說明時，他講了自己許多獨到的見解：
比如說到困難形勢出現的原因，他說一條是天災，一條是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哪一個是主要的呢？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的原因是天災。有的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正如有的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說到成績缺點錯誤的關係，劉少奇也突破了以往「三七開」的框框：“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
再比如說到「三面紅旗」：“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不那麼清楚，但是再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就可以更進一步地做出結論。”這無疑是對「三面紅旗」的正確與否開了一個口子。
劉少奇的講話，在當時起到了部分地打破一些思想禁錮，正視錯誤從而改正錯誤的作用。 在會議過程中，與會的許多人感到時間短，有很多話要說，難以充分發表。於是毛澤東在1月29日下午的大會上提出會議延長時間，開「出氣會」：“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並說7000人一起在北京過春節。30日上午，各省貫徹各大區會議精神，動員大家打消一切顧慮，趁熱打鐵，發揚民主，向上級並重點向省委的缺點錯誤開展批評。30日下午毛澤東又在大會上作了長篇講話。至2月7日閉幕，周恩來稱其為“第二個高潮”。
毛澤東在講話中特彆強調了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黨委的領導，是集體的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係是少數服從多數；現在有些省委、地委、縣委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他講了西楚霸王項羽不愛聽不同意見，劉邦“豁達大度，從諫如流”，項羽終於失敗，“霸王別姬”的故事，說“這些同志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
毛澤東聯繫自己自我批評：「去年6月12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毛澤東當時講，1959年不該把反右傾鬥爭搞到群眾中去。提出要對幾年來批判錯了的幹部、黨員甄別平反，要重新教育幹部，並要求把他的講話傳達到各省各地方）。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是我。」
毛澤東誠懇地說：「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別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來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陳雲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
毛澤東的檢討不僅使黨內人士，也使黨外人士感動和欽佩。張治中在聽過劉少奇的傳達後，當即說：「我當過十幾年國民黨的中央常委，從來沒有聽到蔣介石講過自己的缺點、錯誤。蔣介石不論在大會、小會上，都是罵這個，罵那個，從來不罵自己。」
毛澤東帶了頭，其他領導人都作了自我批評。
周恩來2月3日在福建組會議上說：「這裏最重要的是毛澤東同志講的實事求是，也就是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
他結合這四句話，談了自己的理解，他講得十分具體：「鼓真勁。有的勁就不是真勁。像你們所說的兩個工廠，一個廠踏踏實實地干，說他‘沒勁’，‘冷冷清清’，一個廠在那裏造假，卻說他是‘轟轟烈烈’。這是庸俗地理解了毛澤東同志講話的精神。……我在這幾年也開過幾次大會，發了不少獎狀，如果表揚的事迹是假的，你就把‘獎狀’摔掉。……少奇同志去年回湖南家鄉，開始群眾不敢講真話，有人封鎖了真相。我也曾到一個地方搞調查，去之前，先派了辦公室的同志去，後來發現反映的材料與實際情況還是有出入。你要了解真實情況，就要與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戰爭年代，我們與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見面，不分彼此，和群眾的關係很密切。現在就不一樣了。比如我參加你們這個會議，一進會場，你們就站起來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們。昨日下午你們沒有鼓掌，我心裏就很舒暢。因為有了那麼一些形式，就顯得不那麼親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層。……為什麼還會產生這個隔閡呢？我想就是因為國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據地的情況不一樣了。」 周恩來就「大躍進」的錯誤作檢討：
「我個人所犯的錯誤，也可以舉兩個例子來說一說：第一個例子，就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會上我所作的關於調整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主要指示的報告中，錯誤地、片面地規定工農業每年增產的躍進速度。這個報告，本來是在1959年廬山會議調整指標後，想降低一點增長的速度，可是提出來的意見，是50步對百步……不切實際地規定躍進的速度，就使人們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數量，不注意品種、質量；只要當前要求，沒有長遠打算；不從整個歷史時期來計算大躍進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樣的高速度……第二個例子，就是在這次選印的中央文件第二部分第一篇關於權力下放的文件中，首先提到：‘為了加快建設速度，使地方工業的產值在工農業同時並舉的方針下，幾年之內超過農業產值，逐步地在全國形成若干個具有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的經濟區域，並且充分發揮全黨辦工業、全民辦工業的積極性。’當時為達到這一目的，就限期將工業下放985％，重工業下放76％。接著，財政、金融、貿易、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的管理權也跟著下放。現在看起來，權力下放過多過散，這是形成分散主義的根源之一。這個文件是由我主持起草的。這種不切實際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產值的嚴重後果。」
講到這裏，周恩來看了一下會場，大聲地向與會者檢討：「在這幾年的政府工作中，有許多缺點和錯誤。由於這些缺點和錯誤，浪費了許多民力，消耗了許多國家資材，造成不少損失，給大家很大壓力，我借這個機會代表我們做政府工作的同志向大家認錯、道歉。」
當周恩來講到「這些問題，我還要在3月的人大、政協會議上作適當的解釋，這是我的賬，要交代」。
毛澤東揚了揚手：「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深知內情的人都清楚，周恩來曾經大力反對了經濟建設上的急躁冒進傾向，是被動捲入「大躍進」這股洪流的。為此，在會下就有人頗為不解地說：“總理，你不能把什麼事都擔在自己身上。”
周恩來笑笑：「我是總理，中央、國務院決定的事，我都有責任。」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在大會上的講話，朱德、陳雲在山東、陝西省幹部會議上的講話，都是承擔責任，勇於自我批評，這極大地啟發和鼓舞了與會者。在此次會議上獨樹一幟的是林彪。
他也講「三年來發生的毛病」，但“我們所得到的經驗，將要發揮很大很大作用。我們付出一點學費是值得的”。
林彪也講「困難」，但“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
林彪反覆說明一點：「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深地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
這些話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重複了無數次，拔高了無數次。正當劉少奇拋棄了曾經講過的個人崇拜，林彪卻又來大造個人崇拜。 毛澤東沒有反對，而加以讚揚。正像當年他當著柯慶施的面問周恩來，這樣的文章你寫得出來嗎？現在他對羅瑞卿說：林彪同志的講話水平很高，這樣的講話你們作得出來嗎？羅瑞卿又幾乎和當年周恩來回答得一樣：“我作不出來。”1962年3月20日，毛澤東在就修改林的講話致田家英、羅瑞卿的信中說：“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
其實，對有些問題的看法，黨內是有分歧的。在1月18日召集的《報告》起草委員會上，彭真曾披肝瀝膽直言：「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鄧小平插話：「我們到主席那兒去，主席說，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佔多少的問題。不怕講我的缺點，革命不是陳獨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彭真接著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麼多。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各有各的賬，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
次日，陳伯達發言說：「彭真同志昨天關於毛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
彭真不得不進行解釋：「關於毛主席的問題，要說清楚。似乎彭真講毛主席可以批評，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給人一個印象：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評，這不好。」
這些爭論，留下了後來黨內鬥爭的陰影。
七千人大會以後，2月21日至23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題討論1962年國家預算和整個經濟形勢，被人稱作「西樓會議」。
會議上周恩來提議下決心對國民經濟進行大幅度調整。陳雲做了有關經濟的重點發言，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精彩報告。劉少奇插過一些極為深刻的話：「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1949年後的三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的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措施貫徹下去。”會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於3月14日赴武漢向毛澤東彙報了會議情況和決定，毛澤東同意批發省軍級參閱。並且一致商定，恢復中央財經小組，由陳雲任組長。在廬山會議初期，有人建議仍由陳雲出來管經濟工作時，毛澤東一度“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還講了陳雲經濟思想的正確，但“反右傾”後又是「大躍進」，不但沒有啟用陳雲，反而把中央財經小組也取消了。西樓會議後不久，陳雲身體欠佳，到南方休息去了。財經小組在周恩來和兩位副組長的主持下，繼續研究調整國民經濟的措施。
到1962年底，國民經濟生產和生活還存在不少問題，但是由於該退的已基本退夠，從而開始走出低谷，脫離了險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