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領導同志在會場（資料圖）
本文摘自《紅牆見證錄：共和國風雲人物留給後世的真相（二）》，尹家民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09年10月
儘管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幾經調查，對農業、工業進行了調整後退，但是由於多年搞「大躍進」和“反右傾”給人造成的恐慌，一時卻難以扭轉。有些幹部還在等待大好形勢的再次到來，以便再扯“躍進”大旗。他們遲遲不願收回過大的建設藍圖，也不願壓縮過高的經濟指示。正所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那時的空氣依歸是，“左”比右好，被說成是“老左”，無人介意；若被說成是“老右”，否定「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那還了得，一有風吹草動，就“永世不得翻身”，還得再踏上一隻腳！而大批基層幹部被上面吹來的“忽左忽右”的風，弄得不知所措，不知該如何邁步；有人在嘆氣，有人在埋怨，有人在擔憂。
毛澤東也已覺察，如果像前幾次那樣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難以深入全面地調整國民經濟和黨外政治關係，這種一般規模和開法的工作會議，尚不足以最有成效地把中央的精神全面準確地貫徹到縣一級。於是他決定召開一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
1960年2月，毛澤東在杭州組織人員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希望有所借鑒。右起：毛澤東、鄧力群、胡繩、陳伯達、田家英。此次的「擴大」，規模空前。除了原先都來開會的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門、省、市負責人外，連地委、縣委，甚至重要廠礦的負責幹部，以及解放軍的一些負責幹部，都聚集北京，共計7000餘人，所以人們習慣稱其為“七千人大會”。
會議的第一階段，是1962年1月11日至29日上午。主要是討論劉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書面報告稿」的第一稿。照周恩來的話說，這是會議的“第一個高潮”。
代表中央的報告還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就直接印發給與會者提修改意見，這在以往也是少見的。後來毛澤東在講話中，介紹了這個經過：稿子發下去後，果然議論紛紛，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針以外，還提出許多意見，後經21人組成的起草委員會討論修改，拿出了第二稿。大家對第二稿的評價不壞，認為它是比較好的。經過再提意見後，改出第三稿，作為會議的正式文件。這個文件是以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名義印發的。
劉少奇的《報告》對1958年以來工作的成就，列舉了12點。這些內容在事後看，評價過高，肯定了一些不該肯定的東西。《報告》在指出缺點錯誤產生的原因時說「一方面，是由於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的經驗還很不夠；另一方面，是由於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能謙虛謹慎，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而指標過高、要求過急等缺點、錯誤，又助長了這種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不民主的錯誤作風。這樣，就妨礙了我們黨及時地儘早地發現問題和糾正錯誤。」
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以後，曾在會上講過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唯獨彭德懷的案不能翻”，但他在這幾年的深入調查中，發現了許多問題。所以，在對書面報告的內容作說明時，他講了自己許多獨到的見解：
比如說到困難形勢出現的原因，他說一條是天災，一條是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哪一個是主要的呢？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的原因是天災。有的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正如有的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說到成績缺點錯誤的關係，劉少奇也突破了以往「三七開」的框框：“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
再比如說到「三面紅旗」：“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不那麼清楚，但是再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就可以更進一步地做出結論。”這無疑是對「三面紅旗」的正確與否開了一個口子。
劉少奇的講話，在當時起到了部分地打破一些思想禁錮，正視錯誤從而改正錯誤的作用。 在會議過程中，與會的許多人感到時間短，有很多話要說，難以充分發表。於是毛澤東在1月29日下午的大會上提出會議延長時間，開「出氣會」：“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並說7000人一起在北京過春節。30日上午，各省貫徹各大區會議精神，動員大家打消一切顧慮，趁熱打鐵，發揚民主，向上級並重點向省委的缺點錯誤開展批評。30日下午毛澤東又在大會上作了長篇講話。至2月7日閉幕，周恩來稱其為“第二個高潮”。
毛澤東在講話中特彆強調了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黨委的領導，是集體的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係是少數服從多數；現在有些省委、地委、縣委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他講了西楚霸王項羽不愛聽不同意見，劉邦“豁達大度，從諫如流”，項羽終於失敗，“霸王別姬”的故事，說“這些同志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
毛澤東聯繫自己自我批評：「去年6月12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毛澤東當時講，1959年不該把反右傾鬥爭搞到群眾中去。提出要對幾年來批判錯了的幹部、黨員甄別平反，要重新教育幹部，並要求把他的講話傳達到各省各地方）。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是我。」
毛澤東誠懇地說：「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別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來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陳雲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
毛澤東的檢討不僅使黨內人士，也使黨外人士感動和欽佩。張治中在聽過劉少奇的傳達後，當即說：「我當過十幾年國民黨的中央常委，從來沒有聽到蔣介石講過自己的缺點、錯誤。蔣介石不論在大會、小會上，都是罵這個，罵那個，從來不罵自己。」
毛澤東帶了頭，其他領導人都作了自我批評。
周恩來2月3日在福建組會議上說：「這裏最重要的是毛澤東同志講的實事求是，也就是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
他結合這四句話，談了自己的理解，他講得十分具體：「鼓真勁。有的勁就不是真勁。像你們所說的兩個工廠，一個廠踏踏實實地干，說他‘沒勁’，‘冷冷清清’，一個廠在那裏造假，卻說他是‘轟轟烈烈’。這是庸俗地理解了毛澤東同志講話的精神。……我在這幾年也開過幾次大會，發了不少獎狀，如果表揚的事迹是假的，你就把‘獎狀’摔掉。……少奇同志去年回湖南家鄉，開始群眾不敢講真話，有人封鎖了真相。我也曾到一個地方搞調查，去之前，先派了辦公室的同志去，後來發現反映的材料與實際情況還是有出入。你要了解真實情況，就要與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戰爭年代，我們與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見面，不分彼此，和群眾的關係很密切。現在就不一樣了。比如我參加你們這個會議，一進會場，你們就站起來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們。昨日下午你們沒有鼓掌，我心裏就很舒暢。因為有了那麼一些形式，就顯得不那麼親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層。……為什麼還會產生這個隔閡呢？我想就是因為國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據地的情況不一樣了。」 周恩來就「大躍進」的錯誤作檢討：
「我個人所犯的錯誤，也可以舉兩個例子來說一說：第一個例子，就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會上我所作的關於調整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主要指示的報告中，錯誤地、片面地規定工農業每年增產的躍進速度。這個報告，本來是在1959年廬山會議調整指標後，想降低一點增長的速度，可是提出來的意見，是50步對百步……不切實際地規定躍進的速度，就使人們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數量，不注意品種、質量；只要當前要求，沒有長遠打算；不從整個歷史時期來計算大躍進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樣的高速度……第二個例子，就是在這次選印的中央文件第二部分第一篇關於權力下放的文件中，首先提到：‘為了加快建設速度，使地方工業的產值在工農業同時並舉的方針下，幾年之內超過農業產值，逐步地在全國形成若干個具有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的經濟區域，並且充分發揮全黨辦工業、全民辦工業的積極性。’當時為達到這一目的，就限期將工業下放985％，重工業下放76％。接著，財政、金融、貿易、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的管理權也跟著下放。現在看起來，權力下放過多過散，這是形成分散主義的根源之一。這個文件是由我主持起草的。這種不切實際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產值的嚴重後果。」
講到這裏，周恩來看了一下會場，大聲地向與會者檢討：「在這幾年的政府工作中，有許多缺點和錯誤。由於這些缺點和錯誤，浪費了許多民力，消耗了許多國家資材，造成不少損失，給大家很大壓力，我借這個機會代表我們做政府工作的同志向大家認錯、道歉。」
當周恩來講到「這些問題，我還要在3月的人大、政協會議上作適當的解釋，這是我的賬，要交代」。
毛澤東揚了揚手：「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深知內情的人都清楚，周恩來曾經大力反對了經濟建設上的急躁冒進傾向，是被動捲入「大躍進」這股洪流的。為此，在會下就有人頗為不解地說：“總理，你不能把什麼事都擔在自己身上。”
周恩來笑笑：「我是總理，中央、國務院決定的事，我都有責任。」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在大會上的講話，朱德、陳雲在山東、陝西省幹部會議上的講話，都是承擔責任，勇於自我批評，這極大地啟發和鼓舞了與會者。在此次會議上獨樹一幟的是林彪。
他也講「三年來發生的毛病」，但“我們所得到的經驗，將要發揮很大很大作用。我們付出一點學費是值得的”。
林彪也講「困難」，但“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
林彪反覆說明一點：「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深地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
這些話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重複了無數次，拔高了無數次。正當劉少奇拋棄了曾經講過的個人崇拜，林彪卻又來大造個人崇拜。 毛澤東沒有反對，而加以讚揚。正像當年他當著柯慶施的面問周恩來，這樣的文章你寫得出來嗎？現在他對羅瑞卿說：林彪同志的講話水平很高，這樣的講話你們作得出來嗎？羅瑞卿又幾乎和當年周恩來回答得一樣：“我作不出來。”1962年3月20日，毛澤東在就修改林的講話致田家英、羅瑞卿的信中說：“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
其實，對有些問題的看法，黨內是有分歧的。在1月18日召集的《報告》起草委員會上，彭真曾披肝瀝膽直言：「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鄧小平插話：「我們到主席那兒去，主席說，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佔多少的問題。不怕講我的缺點，革命不是陳獨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彭真接著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麼多。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各有各的賬，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
次日，陳伯達發言說：「彭真同志昨天關於毛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
彭真不得不進行解釋：「關於毛主席的問題，要說清楚。似乎彭真講毛主席可以批評，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給人一個印象：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評，這不好。」
這些爭論，留下了後來黨內鬥爭的陰影。
七千人大會以後，2月21日至23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題討論1962年國家預算和整個經濟形勢，被人稱作「西樓會議」。
會議上周恩來提議下決心對國民經濟進行大幅度調整。陳雲做了有關經濟的重點發言，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精彩報告。劉少奇插過一些極為深刻的話：「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1949年後的三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的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措施貫徹下去。”會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於3月14日赴武漢向毛澤東彙報了會議情況和決定，毛澤東同意批發省軍級參閱。並且一致商定，恢復中央財經小組，由陳雲任組長。在廬山會議初期，有人建議仍由陳雲出來管經濟工作時，毛澤東一度“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還講了陳雲經濟思想的正確，但“反右傾”後又是「大躍進」，不但沒有啟用陳雲，反而把中央財經小組也取消了。西樓會議後不久，陳雲身體欠佳，到南方休息去了。財經小組在周恩來和兩位副組長的主持下，繼續研究調整國民經濟的措施。
到1962年底，國民經濟生產和生活還存在不少問題，但是由於該退的已基本退夠，從而開始走出低谷，脫離了險境。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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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林彪、劉少奇接見紅衛兵（資料圖）
本文摘自《歷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薛慶超 著，九州出版社，2011.6
對「文化大革命」的共同看法使劉少奇、鄧小平義無反顧地站在一起，抵制林彪、江青的種種倒行逆施。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後，毛澤東重新主持中央工作，鄧小平與劉少奇身陷逆境，雖然仍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實際上已經「靠邊站」了。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這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所謂“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鬥爭，對黨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錯誤的改組，還成立了所謂「中央文革小組」，並讓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一部分權力。毛澤東同志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熱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1967年2月前後，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同志，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但被誣為“二月逆流”而受到壓制和打擊。朱德、陳雲同志也受到錯誤的批判。各部門各地方的黨政領導機構幾乎都被奪權或改組。黨的九大則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1966年5月4日至26日，為了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杭州，沒有出席會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會議錯誤地批判了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給他們加上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等罪名。
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在會前經過毛澤東的多次修改，其中有兩大段文字是毛澤東親筆增寫的。這是兩段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廣為引用的“毛主席語錄”：
「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當時，不僅與會的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們不知道「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指的是誰，就是主持這次會議的劉少奇、鄧小平和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林彪外），也不知道這段話指的究竟是誰。他們對於發動「文化大革命」毫無思想準備，對於「文化大革命」的部署一無所知。
會後，在「中央文革小組」一些人的煽動下，各地青年學生開始起來“造反”，混亂局面開始出現。
6月，劉少奇和鄧小平飛到杭州，向毛澤東彙報工作，並請毛澤東回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毛澤東表示暫不回京，由劉少奇和鄧小平相機處理「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為了控制局面，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於6月初決定向北京市各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各單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後，各省、市委也相繼採用了派工作組進駐大、中學校領導運動的方法，力圖將運動納入黨的領導的正確軌道。
7月18日，毛澤東從武漢回到北京，聽取了有關工作組的彙報後，認為工作組對發動「文化大革命」“起壞作用，阻礙運動，應該統統驅逐之”。應“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組“壓制運動”，這是以後劉少奇、鄧小平被打倒的一大“罪狀”。實際上，在政治運動中派工作組（工作隊、工作團），這是中共領導政治運動所採取的一貫方法之一。遠的不說，僅以新中國成立以後為例，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四清，哪一次政治運動沒有派過工作組?
1966年7月19日下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關於「文化大革命」問題的會議。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坐在前排，其他領導同志都坐在後排。開始是彙報會，劉少奇、鄧小平要與會的有關領導同志講一講學校的情況。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彙報大學情況，共青團中央書記胡克實彙報中學情況，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彙報總的情況。
胡克實的彙報通過了。吳德的彙報沒有通過，還要改動。 當時各大學都在醞釀趕走工作組。因為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是清華大學工作組成員，因此他對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比較了解。劉少奇在會上講得十分尖銳，批評「中央文革小組」一些人說：“照你們這個做法，才是真正挑動群眾斗群眾。這個搞法不成。我們這裏有材料。”劉少奇的意思是，正常的做法是派工作組，工作組在黨委的領導下工作，黨委不行了，由工作組代替。劉少奇是反對趕走工作組的。
這時，康生出來講話：「少奇同志，我們也有材料。」口氣雖然和緩，但實際上和劉少奇頂起來了。康生剛講完，陳伯達接著批評各級黨委不能深入到這場疾風暴雨之中，不深入群眾，不敢放手發動群眾。他的話等於把各地黨委都否定了，把責任推到劉少奇、鄧小平的身上。
這時，鄧小平站起來，兩手叉著腰，十分氣憤地說：「我們要講得客觀一些，要了解第一線的困難。什麼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們不行，你們上去。你們那樣行，我們統統撤出來。黨委垮了，工作組沒有了，黨的領導在哪裏?誰來放手發動?你們根本沒有搞過群眾運動，你們去試試看!」
鄧小平的話義正詞嚴，反映了當時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與會領導同志的共同心聲，迎頭痛擊了康生、陳伯達不可一世的囂張氣焰。會議正開著，江青躡手躡腳進來了，在靠著記錄席外邊的沙發上坐下，把手裏的包放在沙發上。江青是偷著進來的，沒有和主持會議的劉少奇、鄧小平打招呼。
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批判的所謂的“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原因就是因為在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幾個關鍵點上，劉少奇、鄧小平堅決予以抵制。對「文化大革命」的共同看法使劉少奇、鄧小平堅定地堅持黨的正確原則，義無反顧地站在一起，抵制林彪、江青的種種倒行逆施。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全會與以前歷次中央全會不同的是：與會的不僅有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負責人，而且有「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大多數不是中央委員）和首都大專院校“革命師生”的代表。
會議期間，8月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再次對主持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在運動初期派出工作組領導運動進行嚴厲的指責，認為是「鎮壓」「文化大革命」運動，並指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月5日，毛澤東在6月2日《北京日報》頭版轉載的《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用鉛筆寫下了一大段文字。初無標題，經秘書謄清後，毛澤東加上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標題，以後又作了個別字句的修改。據筆者研究，這可能是毛澤東在閱讀《人民日報》社論時，有感而發，遂信筆寫出，其中不乏激憤之語。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至到今天，許多傳單和紀實文學甚至歷史著作中都寫道：毛澤東於1966年8月5日，在中南海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有的書中說是貼到了中南海的飯廳里）。甚至還有人想當然地畫了這樣一幅畫：毛澤東身著帶有紅五星、紅領章的草綠色軍衣，站在一堵高牆邊，手握一管正在滴著墨汁的毛筆，目視遠方，旁邊牆上貼著一張大字報，上面有《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大字標題和雖不甚清晰但隱隱約約可以辨認的內文。這幅畫的名字就叫“炮打司令部”，給人們以深刻的視覺印象。這幅畫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廣為印製、複製，也給人們留下了毛澤東曾親自在中南海貼下了《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的深刻印象。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就這樣寫道：“8月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大院裏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992年，由某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長篇紀實報告中，寫得更是言之鑿鑿。該書中猶如親歷目睹一般寫道：“毛澤東在1966年8月5日寫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登峰造極的一張大字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這張大字報掛在人民大會堂會議廳的門口，步入會議廳的中央委員們迎面就可以看到。”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毛澤東的「大字報」，既沒有用“大字”寫出來，也沒有貼在中南海，更沒有掛在人民大會堂會議廳的門口，而是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文件的形式於8月7日印發給與會者的。
毛澤東的「大字報」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毛澤東的這張大字報，既使參加全會的與會者們極為震驚，也使他們感到極為困惑不解。這張大字報不僅把毛澤東與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之間在1962年、1964年和「文化大革命」初期，由於對某些問題的認識不同而產生的分歧向中央全會公開，實際上也等於向全黨公開；而且把這種黨內政治生活中關於工作指導方針上的不同認識和正常的意見分歧，上升到兩條路線、兩個階級、兩個司令部鬥爭的高度，並明確號召“炮打”這個實際上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於是，每一個與會者，都面臨著在這個重大問題上站在哪一邊的問題。眾多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想不通，“很不理解”，但不敢表示異議，只能緘默或違心地表態擁護。康生、江青、謝富治等人則在小組討論會上，借闡述毛澤東的大字報，向劉少奇、鄧小平發動攻擊，以示“緊跟”。陶鑄夫人曾志在一篇文章中曾回顧了陶鑄同他談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情況：“十一中全會上，主席主持召開了好幾次政治局的生活會，目的是批判少奇和小平同志。會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鑄進行佈置。陶鑄說：‘江青要我在會上打頭陣，要我向劉、鄧放炮。我沒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對她說我剛來中央，對情況一點不了解。結果打頭陣的是謝富治。開了幾次生活會，最後只有我和總理沒發言。’”
會議期間，除了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接受批判和誹謗，忍受各種信口雌黃的誣衊和攻擊以外，鄧小平有時還必須到一些學校去參加群眾集會和回答問題。以前，對於「文化大革命」的迅猛爆發，他曾說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其實，這不僅僅是鄧小平的看法，而且是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共同心聲。這句話，表示了他們當時對於「文化大革命」確實是很不理解。在受到批判後，鄧小平的不理解就更深了。他雖沉默無語，但對於運動，特別對於「中央文革小組」和造反派心存厭惡。有時，他還不顧所處逆境，伸張正義，說明一些被顛倒了的事物的本來面目。8月2日，鄧小平被通知到人民大學參加師生員工大會，有學生遞條子問關於「二月兵變」的事情。此事是有人蓄意造謠加罪於賀龍元帥的一個陰謀，在林彪集團策動的打倒賀龍的狂潮中，起了非常惡劣的作用。當時，「二月兵變」這個無中生有的謠言出籠後，彷彿一下子長了翅膀，不脛而走，弄得中華大地，無人不曉。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1966年2月，北京軍區經中央軍委批准，決定由北京衛戍區再組建一個團，擔負民兵訓練、維護社會治安等任務。這個團組建後，一時沒有營房。北京衛戍區曾想在北京市借一些房子，為此曾到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等學校進行過聯繫。但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政治委員劉紹文知道後，認為部隊住學校的房子不妥，制止了此事。決定讓駐在南苑的衛戍區部隊調整出一部分房子給新建團住，不足部分搭帳篷和住靶場解決，並通知了聯繫過房子的學校。
此事到此為止，已經結束。 「文化大革命」全面爆發後，1966年7月，北京大學團委的一個幹部寫了一張題為《觸目驚心的二月兵變》的大字報，說2月份北京衛戍區到北京大學聯繫住房一事“是要搞政變”，並言之鑿鑿地定名為「二月兵變」。
隨後，北京師範大學的一名學生，看了這張大字報後，聯想到北京衛戍區也到中國人民大學聯繫過借房子的事，又寫了一張《郭影秋是什麼人?》的大字報，質問已經調任北京市委文教書記的中國人民大學原黨委書記郭影秋：「彭真陰謀搞政變，要在人民大學駐兵，這事你知道不知道?」
此後，這個「天方夜譚」式的「二月兵變」的謠言，就像“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越傳越玄。這兩張大字報被林彪、康生知道後，成為他們打擊、誣陷賀龍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炮彈”。
7月27日晚，康生來到北京師範大學，在群眾大會上公然宣稱：「在今年2月底3月初，彭真他們策劃政變……他們的計劃之一是在北京大學、人民大學每一個學校駐上一營部隊。這個事情是千真萬確的。」
由於康生髮了話，肯定有「二月兵變」這件事，事情便愈鬧愈大。
鄧小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來到中國人民大學的。他不顧個人安危，不顧自己已經身陷逆境，不顧在場的有陳伯達等「中央文革小組」要員，挺身而出，旗幟鮮明地澄清了事情的真相。在中國人民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鄧小平明確指出：“這個二月軍事兵變的問題，我們查了，因為我們早知道這個事，我正式跟同志們說，沒有這個事。”
鄧小平還強調指出：「我鄭重地告訴同志們，我們的軍隊，彭真調不動，別人也調不動，我也調不動。這件事我們想澄清事實，不要再談這個問題了，這件事不算一回事。」
但是，康生卻不甘心陰謀被揭穿，繼續信口雌黃，惡意誣陷。於是，各種震撼全國城鄉的爆炸性謠言像長了翅膀一樣，不脛而走，到處瀰漫：什麼「賀龍為了發動‘二月兵變’給體委發了槍、炮，大炮安在什剎海，炮口對準中南海……」什麼“賀龍發動‘二月兵變’未遂，坐著飛機逃到蘇聯去了……”肆無忌憚的誹謗和惡毒的謠言交織在一起，使善良的人們一時真偽難辨。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決定》指出：「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決定》對起來造反的青年學生表示支持和肯定，認為：“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幹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決定》還強調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對於哪些人犯什麼性質的“錯誤”，才能定性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決定》沒有划出具體的判斷標準。於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走資派”的帽子滿天飛，上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下至工廠車間主任、農村生產隊長、商店門市部經理，只要有人糾集一幫子人說他是“走資派”，便可以戴上“高帽子”，任意批鬥，隨便侮辱。而被批鬥者卻沒有絲毫為自己辯護的權利，只有聽任被批判和鬥爭。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會議期間，8月10日下午7時，毛澤東出人意料地來到中共中央接待站，親切接見紅衛兵和革命群眾，並對他們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毛澤東的這句最高指示，迅速傳遍了全國城鄉。
8月12日，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在新選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林彪由原來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劉少奇由原來的第二位下降至第八位，其原來接班人的地位已被明顯排除。會後不久，林彪又被宣佈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由於毛澤東對鄧小平還有一定程度的好感和信任，所以在全會選舉時最初提出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單排列順序中，鄧小平被列在第四位，即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劉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陳雲、陶鑄。
但是，這種名單排列順序，卻引起了江青的強烈反對。江青此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僅僅在3個月前才剛剛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而中央設立“文革小組”時，僅規定它“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並沒有賦予它更大的權力，以至能決定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安排。
江青大為不滿地說：「鄧小平過去名列第七。這一回跟著劉少奇犯了錯誤，派了工作組，怎麼反而升到第四位?不行!這樣排不行!」
這個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竟然干預起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順序，真是咄咄怪事！
於是，江青找到已經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選定為接班人的林彪，說出了自己的看法。林彪此時剛剛得勢，躊躇滿志，氣焰正盛，對江青卻不敢怠慢。兩人不謀而合，意見完全一致。於是，林、江共同合謀，改變了預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選人名單的排列順序，把「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名字排到了鄧小平的前邊。這樣，名單的排列順序變成了：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陶鑄。
但江青對這個名單仍然很不滿意，說：「‘老夫子’（指陳伯達）書生一個，壓不住鄧小平。陶鑄厲害，把陶鑄調上去。」
於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選人名單的排列順序成為：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
8月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這個名單。
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選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了毛澤東的接班人。（據林彪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回憶，林彪回到毛家灣住地後，掩飾不住得意的心情，對工作人員說：「這次全會，我由原來的小六變成了老二」）在這次全會上，並沒有重新選舉中央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但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選舉產生的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的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職務以後不再提及，林彪成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中特意寫道：“全會認為：林彪同志號召人民解放軍在全軍開展學習毛澤東同志著作的群眾運動，為全黨全國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在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文件中，對林彪作出這樣高度的“評價”，確實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標誌著中共中央工作分為第一線和第二線的結束。從此，毛澤東正式由原來的退居第二線返回了第一線，重新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劉少奇、鄧小平雖然仍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實際上已經退出了中央的領導工作，處於「靠邊站」的境地。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後，由林彪主持召開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的主題原定繼續批判劉少奇，但林彪、江青等人認為，劉少奇實際上已被打倒，目前的主要危險和最大障礙是鄧小平，於是將會議批判的矛頭指向鄧小平。他們不但刻意組織人員批判鄧小平，而且還由林彪親自出馬，將鄧小平的問題性質說成是「敵我矛盾。」
鄧小平在會上受到不公正的甚至是誣衊性的批判，心裏很不平靜。回家後他雖然什麼也沒有說，卻夜不能寐。夫人卓琳看見他卧室的燈深夜不熄，便去問他：「3點多了，怎麼還沒睡?」鄧小平說：“今天晚上開會已經從批劉少奇轉向給我提意見了。”卓琳問：“誰批你?”鄧小平只說了一句“軍隊的人”，便不再多言。鄧小平知道，這次批判後，他的“錯誤”的性質，不再只是派工作組「鎮壓」群眾，而是新賬舊賬一起算了。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後，鄧小平被迫停止了工作。他將一部分原來由他分管的中聯部、中調部等工作交代給康生，說：“我的工作交給你，我不能工作了。”鄧小平本來就沉默少言。「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開始是由於處理運動突發事件而忙碌不堪，後來則因“犯了錯誤”停止了工作，話就更少了。從此以後，鄧小平參加的會議和活動越來越少，在家裏也只是看一些送來的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