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先鋒國家歷史》2009年第7期，原題為「為‘革命’炒股的蔣介石」
炒股，成為蔣介石早年生活當中，饒富傳奇色彩，也是備受外界爭議的一段經歷。蔣氏販鹽起家，蔣先生觀念當中較無傳統視商人為「四民之末」的鄙夷心態，所以，他在尚未聞達之時，為“革命需要”，乃有炒股的經歷，其實亦並不足為奇，只是蔣氏後來責負方面，乃至國家領袖，自不免避諱談這段陳跡。
根據周枕琴(駿彥)孫子周宏濤的說法，辛亥革命之後，因為革命經費十分困難，孫中山命令黨內同志在上海籌設證券物品交易所。照陳果夫的說法，1920年秋天，總理(即孫中山)命令中華革命黨同志在上海籌設證券物品交易所，之後，蔣介石找陳果夫，要陳果夫研究這個問題，為了認真思考可行性，陳果夫特地到上海日本人興辦的「取引所」參觀兩次。
蔣介石又命陳果夫，糾集了朱守梅、周枕琴、趙士林等人商議，籌組上海證券交易所五十四號經紀人號，名稱為「茂新公司」。這「茂新公司」主要經營兩種買賣，一做棉花，一做證券。陳果夫說，因為公司成員認為他比較內行，就推舉他當經理，朱守梅為協理。陳果夫又任命自己的弟弟陳希曾擔任代理人。
蔣陳初會
陳果夫為何會成為蔣介石委託經營證券交易所五十四號經紀人，即「茂新公司」的經理呢？這必須略述蔣介石與陳果夫的關係淵源。據陳果夫回憶，他第一次見到蔣介石，是在1911年冬天。那時，武昌起義已經發生，但是，滿清反動勢力，正試圖攻打武漢的革命軍，革命黨中央命令全國各地的黨員到武漢支持，陳果夫就在這時準備去武漢，途經上海時，恰遇陳果夫的二叔陳英士正卧病在床，在病中仍指揮同志抗清，陳果夫就順道去看望二叔陳英士。蔣介石也在那裏，陳英士特為介紹，說蔣先生是主持杭州方面敢死隊革命工作。
陳果夫初見蔣介石，留下深刻的良好印象，陳果夫初步評價蔣介石，說「威毅穩重……，生活嚴肅，……生活有規律。」陳果夫說，自從他的二叔陳英士殉國以後，他常常到二叔生前好友及同志處走訪，發覺這些革命黨人的品性參差不齊，屢見生活不檢點的情形，吸食鴉片、賭錢的也大有人在。可是，陳果夫發覺蔣介石與二叔生前那些同志截然不同，平日談話，主題總是圍繞在革命和大局分析。如果談事情，談到夜裏十點鐘，蔣介石還會趕人走，因為他生活十分有規律，到了時間，他就會請賓客回去，有話明天再談。所以陳果夫對蔣介石是“敬仰之心與日俱進”。
陳果夫受知於蔣介石，其二叔陳英士是很重要的關鍵人物。蔣介石於1907年就讀日本振武學校，第二年，由陳英士介紹加入同盟會。陳英士比蔣介石大九歲，又是同盟會先進同志，蔣介石視陳英士為「盟兄」。日本當局抓革命黨人抓得很厲害，陳英士每星期天都要召集同盟會裏的江浙同志，一塊秘密聚會，常參與聚會的同志除了陳英士、蔣介石以外，還有蘇玄瑛、張恭、章椊、龔未生、周日章、庄之盤等人。
1912年1月，蔣介石探悉光復會陶成章計議刺殺陳英士，蔣氏認為如果陶成章果真殺死陳英士，將造成「滬軍無主，長江下游必復入混亂態狀」，蔣介石逞其年少之勇，殺死了陶成章，並稱“事後自承其罪”。
有過這麼一段為盟兄出頭殺仇家的紀錄，陳英士視蔣氏為生死之交，特為介紹侄兒陳果夫予蔣介石認識，陳果夫形容蔣介石「威毅穩重的風度，使我第一次所生的印象非常深刻」。
陳英士生前最後幾年，身體不佳，時常卧病。照蔣介石說法，1916年5月18日下午時分，陳英士被袁世凱派的刺客殺死於日本友人山田氏的家裏，蔣介石聞訊大慟，親自把陳英士的遺體載送返家，操辦所有喪葬事宜。蔣介石祭陳英士文章中稱:「自今以往，世將無知我之深、愛我之篤，如公者乎！」逐見兩人兄弟感情之深厚。
有著這麼一層關係，蔣介石本於愛烏及屋之心，對陳英士家屬後輩自然備極照拂。至於為何找陳果夫主持「茂新公司」，其來有自。
商人陳果夫
年輕的陳果夫原本和商業並無淵源，反倒和軍人頗有往來。他的三叔陳藹士在清末南京第九鎮當正參謀，每逢星期日，陳果夫就到南京上第九鎮司令部找陳藹士，那時浙江陸軍小學即將開辦，不僅當軍人的陳藹士鼓勵陳果夫去報考，二叔陳英士也很希望陳果夫去讀浙江陸軍小學，將來可以吸收軍校里的青年幹部，加入革命行列。所以，十六歲那年，陳果夫進了陸軍小學，以後又入南京陸軍第四中學。畢業之後，陳果夫大多數時間跟隨陳英士，從事招集軍校學生，組成討袁「奮勇軍」，親歷1913年的討袁運動。
陳英士命陳果夫，招集軍校學生過程中，凡是需要經濟方面支持的，找張靜江商議，有軍事方面的問題，可與蔣介石商量。1913年7月10日到12日，陳果夫一連三天住在蔣介石上海寓所，商量奮勇軍的組織編製，經費預算和人選，奮勇軍發動事變，但並未成功。
1915年12月，陳英士發動肇和兵艦起義，最終也歸失敗。
可證陳果夫在民國初年，其生涯主要是跟隨陳英士二叔搞革命，和秘密工作(據陳果夫說，從事聯絡通信和內部抄寫等工作)，固然不事產業，但有革命黨的經費可以維持一己衣食所需，而等到陳英士1916年5月遇刺猝逝之後，陳果夫頓失所倚，賦閑了好一段時日，一直到1917年冬天，陳果夫經由岳父幫忙，事業上總算有了一新的開端，而這段從商因緣，也成為日後蔣介石囑其經營股票的源起。
陳果夫岳父朱五樓在滬上從事金融業，所以援引不少金融業人脈給陳果夫熟識。朱五樓不忍見女婿賦閑，1918年春天，介紹兩個機會給陳果夫，一是銀行，一是錢莊，陳果夫以老式錢莊無書可資學習的原因，有意去錢莊歷練，還寫信給蔣介石，徵求意見，蔣介石回信表示，贊成陳果夫學習一些舊的錢莊事務，如此，還可以藉著錢莊職務，掩護革命工作。因之，陳果夫就選擇去了錢莊。
陳果夫進入「晉安錢莊」，先是當助理信房，之後又代理信房。然而，初入錢莊，一個月收入才八元，後來又加了六元，總共才十四元，而每個月他的開銷光是送禮就要十六元，陳果夫窮則變，變則通。他和幾位朋友說明清楚，同時向蔣先生借貸一千多兩銀子作為本錢，目的是“做了一筆洋鈿生意”。不及三個星期，賺進六百幾十兩銀子，解決了第二年個人經濟問題。
感與夢的問題。
經商失敗
1920年7月1日，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開幕。是時，陳果夫當經理、朱守梅當協理的上海證券交易所五十四號經紀人號，寶號名稱「茂新公司」也在七月開張了，主要的業務是代客買賣證券、棉花。「茂新」的地址在上海四川路1號3樓80室。
此時，陳果夫是「晉安錢莊」、「茂新公司」兩頭跑，他說，晉安庄經理同意通融少數的款子，做“晉安”、「茂新」之間的金流往來，但要求仍兼著錢莊業務。
誰曉得「茂新」號子開張第一天就賒了本，因為一位上場的代理人，場賬不清，讓「茂新」開始就虧了一千七百多元。據陳果夫說，「茂新」號子除了交入證金以外，只有朱守梅拿來股本兩千元，另外還有陳果夫憑個人信用，向「晉安錢莊」周轉了一千兩銀子，所以總的現金，也不過才三千數百元，這還包括了開辦費幾百塊錢。虧了一千七百元，無異大失血。
「茂新」開張頭幾天，陳果夫等人正是緊張時刻，蔣介石於7月1日游訪普陀山紫竹林西方院、廣福院及法華洞、觀音洞、蓮花洞、般若石等名勝。7月2日，蔣介石游般陀庵、普慧庵，下午搭輪船到寧波。七月四日，蔣介石游罷歸來，回到上海，聽見「茂新」開張虧了大錢，當天蔣先生的日記里寫道:“今日為組織茂新公司及買賣股票事，頗費經營躊躇也，晚間不能安眠。”
為了避免號子擱淺，「茂新」開革了一名誤事的代理人。因為墊不起本錢，開始採取很保守的經營手法，不敢大肆對外拉生意。
逐漸，「茂新」的經營慢慢上了軌道，股本由一萬元增加到一萬五千元，後來又擴增到三萬元，生意差的時候，一天賺取佣金三十元以上，生意鼎盛的時候，可以上看二千餘元。後來，陳果夫又和朱守梅等友人，組織了一家做棉紗、金銀生意的經紀人，號子的名稱叫“鼎新”，陳果夫等人同時做棉花、棉紗、金銀、證券四種大生意，這時「茂新」、“鼎新”真是車水馬龍。據陳果夫的講法，從開始到交易所失敗，營業額總在數萬萬元，佣金收入約為二十餘萬元。可是，好景不長，交易所在開辦之後的第三年，風潮突起，累算之後，還虧欠交易所六十萬元左右。
1922年上海交易所風潮，其實就是股市崩盤事件，「茂新」、“鼎新”兩家號子全部停業關門。時光推移，南方的革命形勢有了戲劇化的轉變，蔣介石開始忙於籌辦黃埔軍校，原先在上海流連股票投機生意的黨人，紛紛朝黃埔轉移。
事隔四十年，1961年，陳果夫的弟弟陳立夫，在美國計劃延請作家撰寫回憶錄。葉公超在一次酒宴場合公然建議陳立夫，「應將蔣介石當年在上海經營交易所如何失敗，在廣州嫖那幾個妓女寫進回憶錄，才有意義。」葉公超講的這段牢騷話，被國民黨特務傳回台北，密呈蔣介石，成為葉公超下台導火線。從這一事件看來，蔣介石早年命陳果夫等人，在上海炒股票的舊事，在蔣氏心中，委實是一樁不光彩的往事，舊事重提，無異揭其瘡疤，蔣介石豈會善罷干休？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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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代表：
首先，請讓我向北京市第三屆人民代表會議致以熱忱的敬禮和祝賀!我們很感謝你們，感謝首都的人民!因為中央人民政府各機關取得首都各界人民很多的幫助，所以它們能夠在這裏安排下自己的辦公處並進行了一年多的工作。然而這也引起了首都人民一些困難，最顯著的就是房屋的困難。不少人已向我們提出了這種困難，我們也認為應由政府與人民合作來逐步地解決這個問題。聽說你們的會議已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討論，這是很好的。我想這個問題是能夠逐步地加以解決的。
北京市第三屆人民代表會議在它的民主化的基礎上比前兩屆是更進了一步的。代表的人數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三的代表是由人民選舉的，只有百分之十七的代表是經協商邀請的。其中只有百分之三的代表是政府代表。首都的人民，由於有了過去兩年和兩屆人民代表會議的經驗，開始熟悉了他們中間的政治代表人物，所以他們進行這種選舉就已開始成為可能。他們選舉代表的方式，在公營工廠企業和專科以上學校，是由選民大會直接選舉，而郊區農民及工商界、青年、婦女代表和區域代表，則由選民代表會議選舉。在選舉時，除開各學校因選民全部識字又有過多次選舉經驗採用了無記名投票而外，在其他地方，則在討論了候選人名單之後，都是採用舉手表決的方式。我認為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和必要的。這樣，就使作為北京市人民民主政權主要組織形式的人民代表會議，在組織基礎上更廣大、更密切地聯繫了人民群眾，在組織形式上也比以前兩屆更完備了一些。如果代表會議又討論了和解決了人民中間更多的問題，它所選舉的政府委員會和協商委員會又能忠實履行代表會議的決議，那末，我們就可以想像：它將在人民中更加提高自己的威信，它在人民民主政權的建設過程中就前進了一大步。這是值得大家慶賀的。
我認為不獨北京市的人民代表會議應該如此，在其他地方，凡是條件業已具備了的，也應該如此地來召集人民代表會議。在人民已經有了相當組織的城市，在土地改革已經完成了的鄉村，人民已經開始能夠選出自己的代表的時候，就應該不遲疑地讓人民直接地或間接地來選舉各級人民代表會議的代表。選舉的方式，也大體上可以採用北京市的經驗。
說到選舉，有些人就常常想到「普遍、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這句老口號。無疑問，過去在蔣介石反動的獨裁政權底下，提出這個宣傳口號去反對蔣介石的獨裁政權，那是有它的進步意義的。但是，這個口號如果拿到今天新民主主義的政權底下要求立即實行，對於中國人民目前的實際情況則是還不完全適合的，因而也是不能完全採用的。中國大多數人民群眾，主要是勞動人民還不識字，過去沒有選舉的經驗，他們對於選舉的關心和積極性暫時也還不很充分。如果在這種情形下，就來普遍地登記選民，機械地劃定選區，按人口比例一律用無記名投票的辦法來直接選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根據我們過去在若干地區實行過的經驗，這樣的選舉反而是形式主義的，它給人民許多不必要的麻煩，損害人民的積極性，在實際上並不能使這樣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大會具有更多的代表人民的性質，因而也就不能用這種辦法使今天的人民政權更加民主化，更加密切地聯繫人民。
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主義者是注重這一套形式主義的辦法的，他們也常常滿足於這一套形式，以便他們能夠在選舉中加以操縱，假代表人民之名來實行資產階級專政之實。然而我們是新民主主義者，我們首先注重的不是這一套選舉的形式，而是它的實質，就是說，要使人民，主要使勞動人民真能選舉他們所樂意選舉的人去代表自己，並要代表能忠實地把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反映到政府中去。只要選舉能真實地做到這一點，我們就不在選舉的方式上去斤斤計較，而儘可能地採用群眾所熟悉的和便利的方式去進行選舉。北京市的這種選舉方式，證明對於人民是便利的，是在目前可以採用的方式。
「普遍、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的選舉方式，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還不能因而也不應該一下採用。這隻有在各種準備工作均已做好，中國大多數的人民群眾經過了相當長期的選舉訓練並大體識字之後，才能最後地完全地實行這種選舉方式。在最近的將來，我們還只能依據中國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實際情況，逐步地做好各種準備工作，並逐步地實行更加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或間接的、用舉手表決方式的選舉。
對於被人民選舉出來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的代表，要責令他們經常地、密切地聯繫自己的選民，向政府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意見，並將政府的政策、人民代表會議的決議向人民作解釋。各級人民政府和協商委員會要建立專門的有能力的機關來適當處理人民向政府所提出的每個要求，答覆人民的來信，並用方便的辦法接見人民。這樣，使各級人民政府密切地聯繫人民，切實地為人民服務，而廣大的人民也就可以經過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政府來管理自己的事務和國家的事務。
這是我們在目前就能逐步地達到的。這樣，就能極大地擴大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政府的代表性。
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是人民民主政權的最好的基本的組織形式。我們的國家，就是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制的國家。目前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已在代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在不久的將來，就要直接地過渡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各級人民政府，各民主黨派，各民主階級的人民，都應該依據共同綱領和中央人民政府頒佈的法令，按照各個地方實際可能的情況，積極地努力地把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實際地而不只是形式地建立起來，使它在政治上和組織上更廣大更密切地聯繫各民主階級的人民群眾，在組織形式上也逐步地完備起來，使目前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能夠在最近幾年內逐步地過渡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完全能夠代表人民行使各級政權的人民代表大會。這樣，就能依靠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這一個有偉大功效的制度，把全國人民緊密地團結在各級人民政府的周圍，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統一領導之下，形成為一個強大的統一的力量，去履行我們全國人民迫切需要履行的建設任務和國防任務。這樣，我們就沒有任何困難是不能克服的，也沒有任何任務不能完成。由毛澤東主席領導制訂的完全適合中國目前國情的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將保證我們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勝利。
新民主主義的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的國家制度，已經證明，在將來的歷史上還會要證明，它是比任何舊民主主義的議會制度要無比優越的，對人民來講，它比舊民主主義的議會制度要民主一萬倍。
為了在我們國家建立這種制度，並使這種制度儘可能迅速地成為我們國家從下至上的、系統的、經常的、鞏固的制度，各級人民政府必須依照中央人民政府的法令和組織通則的規定，經常定期地召集各級人民代表會議。根據各地經驗，這種人民代表會議在大城市每年至少應召集三次，中小城市應召集四次，省每年至少應召集一次，縣每年至少應召集兩次，區鄉可按規定召開。我說的是至少，當然還可以多開。
經驗還證明，有十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應召集各城區和郊區的人民代表會議，以便處理許多具體的在人民看來是很重要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常常是市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政府難於處理的，須由各區人民代表會議和區人民政府來處理。為了保證各級人民代表會議能經常召開，各級人民政府應責成民政部門對下級政府加以督促，並規定日期要下級政府向自己作關於人民代表會議的報告。因為有些政府工作人員是不大願意召開人民代表會議的，他們習慣於少數人包辦一切，而不習慣於和人民的代表商量辦事，他們認為召開人民代表會議「太麻煩」，他們借口“工作太忙”，或又借口“沒有事”，而不召開人民代表會議。對於這些人，必須由上級加以督促。
否則，他們就不按規定時間召開人民代表會議。對於沒有充分理由而不按規定時間召開人民代表會議者，應給以批評以至處分。如有充分理由必須推遲召開者，亦須報告上級人民政府批准。如此，就能保證各級人民代表會議能經常定期召開。根據各地經驗，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只要能夠召開，就有好處。過去絕大多數都開得很好，對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好處。
但也有少數開得不好或不大好的，然而也有一種好處，它可以暴露這些地方工作上的缺點和政府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它可以督促和教育這些地方的政府工作人員並引起上級的注意，因而就使這些地方的工作有可能獲得轉變。因此，各級人民代表會議不論有事無事都應按期召開，「工作太多」更應召開，以便動員更多的人民群眾和團結人民中的積極分子把這些所謂太多的工作分頭地去做好。所以，除非是有某些緊急情況發生使我們不能不暫時改變經常的工作方式，得暫時推遲人民代表會議的召開而外，在一切通常的情況下，均必須遵守我們國家這項重要的制度，按期召開各級人民代表會議。要使各級人民代表會議 (在土地改革的鄉區是農民代表會議)成為各級人民政府一切工作和一切活動的中心環節。
各級人民政府的一切工作和一切活動應向各級人民代表會議作報告，並接受其質詢和審議，重要的工作和活動還須先經過人民代表會議的討論和決議，然後大家團結一致地去加以執行。
此外，還請各位注意，北京市人民民主政權更加走向民主化，是在軍事管制的條件之下進行的。有些人覺得，既要實行軍事管制就不應或不能實行民主，或者說，國家處在軍事時期，就不能實行民主。他們把人民解放軍的軍事管制與人民民主政治的實行和發展看作是絕對對立、彼此不相容的東西。這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中國今天還是處在軍事時期，戰爭還在一些地方實際地進行著，全國也還在軍事管制時期，然而我們在全國各地又正在很好地實行著民主，按期召開各級人民代表會議，並要進行各級人民代表會議的選舉，把國家的和地方的各種政策交給人民和人民的代表會議去作充分的討論和決定。一方面，戰爭和軍事管制並沒有妨害人民實行民主；另一方面，人民實行民主也並沒有妨害戰爭和軍事管制。相反，它們二者倒是相互幫助、相互加強的。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我們的軍事管制是人民的軍事管制。人民解放軍本身就是人民的軍隊。人民解放軍的軍事管制，對於敵人和反動派來說，是無情的公開的軍事專政，對於人民來說，就意味著人民的民主。它對於人民不獨不會有什麼束縛和不方便，相反，它保護人民，替人民解除舊勢力的壓迫和束縛，給人民極大的方便，鼓舞人民起來作主人，把自己的和國家的命運操在自己手中，由他們自己來管理自己的事務和國家的事務。毛澤東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的文章中說，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面，即「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人民解放軍的軍事管制就是最初的人民民主專政，它強力地鎮壓反動派，同時竭盡一切方法保衛、鼓勵和幫助人民建立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政府，並且在條件成熟時逐步地把權力移交給各級人民政府機關。
到反革命已經肅清，土地改革已經完結，人民大多數已有組織，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政府已能完全履行自己的職權，那時，軍事管制就自然地成為不必要了，它的一切極力也就自然而然地為各級人民政府所代替了。所以，我們的軍事管制不獨不妨害各級人民代表會議的召集，相反，它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要召集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建立各級人民政權。
借口軍事管制或軍事時期而不召開人民代表會議，是不對的。
經濟建設現已成為我們國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務。但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必須有新民主主義的政權來領導和保障。
沒有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不能有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即不能有以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為領導的五種經濟成份相結合的經濟。這也是我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區別於過去資產階級革命的一個顯著特點。在資產階級革命即資產階級政權建立以前，就存在著並發展著資本主義經濟，但是以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就只有在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政權建立之後，才能加以組織並使之發展。新民主主義的政權建設，人民民主政權的發展，我們國家的民主化，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人民經濟事業的發展，我們國家的工業化，是不能分離的。沒有我們國家的民主化，沒有新民主主義政權的發展，就不能保障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和國家的工業化。反過來，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和國家的工業化，又要大大地加強和鞏固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基矗因此，我們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化與工業化!在我們這裏，民主化與工業化是不能分離的。
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萬歲!
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的國家制度萬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