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劉少奇
本文原載於《重慶晚報》，原標題為：劉少奇與毛澤東最後的訣別：蘊藏苦衷的秘密
劉少奇同志原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親密戰友，後來兩人怎麼出現那麼大的矛盾、分歧呢？有人說是權力之爭，而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說的是「1962年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1962年前無分歧
王光美說，少奇同志1922年和毛主席相識，1943年3月第一次擔任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成為毛主席的親密助手。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黨中央分一線、二線，少奇同志主持一線工作。工作中，少奇同志與毛主席難免有些不同看法，但都屬於正常的意見差異，從無權力之爭，也沒有影響兩人感情。
1956年黨的八大上，少奇同志以毛主席講的《論十大關係》為基準，作《政治報告》。八大閉幕不久，毛主席認為決議中有關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提法還不夠完善，對決議中的一句話的提法表示懷疑。這句話是：「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黨的八大前後，國內外發生了一些重大事件，首先是波匈事件和蘇聯領導集團內部的激烈鬥爭，影響極大；接著，國內也出現了不少群眾遊行示威、罷工、罷課，農民鬧退社、鬧缺糧的嚴重風潮，甚至出現毆打鬧事、要「共產黨下台」的事件。為了鞏固新中國和執政地位，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致決定，從政治思想和經濟建設兩個方面來解決問題。
於是，在1958年，毛主席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家都是一致贊成和擁護的。大家都以為找到了高速發展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沒想到結果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造成很大損失。大家也有些不同看法和意見，但大都認為主要是下面執行的問題。1959年廬山會議本來是要糾“左”，卻又錯誤地批判了彭老總，在全國掀起“反右傾”運動，促使“左”的錯誤更加嚴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三年經濟困難，新中國遭受巨大災難，這才感到問題的極端嚴重性。
在1962年總結三年困難原因、尋找克服困難的辦法問題上，兩位偉人之間才開始發生真正意義上的意見分歧。
「四清」運動起分歧
1962年初，中央擴大工作會議（一般通稱七千人大會）在北京召開，總結建國以來特別是1958年以來的成績和經驗教訓，共克時艱。少奇同志在大會口頭報告中，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種在當時聽起來頗有些刺激性的話，對毛主席來說不會是愉快的。可以說，這是兩人分歧的開端。
七千人大會之後，少奇同志仍然主持中央工作，又在解決困難的措施上同毛主席產生了分歧，這就是農業生產中的包產到戶問題。1962年初，田家英從湖南農村調查回京向少奇同志彙報工作，提出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意見。少奇同志表示贊同，並同意田家英向毛主席彙報。但出乎少奇同志意料，毛主席不僅沒有同意包產到戶的主張，而且嚴厲批評了田家英等人。儘管田家英彙報說是個人意見，但毛主席在同少奇同志談話時，仍對少奇同志前一階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滿，指責他在包產到戶問題上為什麼沒有頂住。
毛主席從反修防修戰略出發，決定在全國城鄉發動一場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少奇同志對此是贊同的，隨著運動的深入進行，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主要在運動的性質和工作方法上出現了分歧。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毛主席多次對少奇同志進行不點名的嚴厲批評。首先是在運動的性質問題上，少奇同志的著眼點主要放在整頓基層組織的基層幹部上，他雖然提出過「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認為問題主要在下面。毛主席更多考慮的是黨內當權派會不會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反覆強調階級矛盾、階級鬥爭和反修防修的嚴重形勢。他堅定地認為，黨內有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特別是那些“當權”的腐敗幹部最危險。在運動的具體做法上，毛主席對少奇同志也是不滿意的，後來還不點名地進行了嚴厲批評，主要是批評工作隊搞“人海戰術”、“繁瑣哲學”、“紮根串聯，搞神秘化”。
這次會議起草和通過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會後，少奇同志主動找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評。儘管少奇同志做了很多努力，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間的裂痕並沒有消除。1970年12月，當斯諾問毛主席從什麼時候明顯感到必須把少奇同志從政治上搞掉時，毛主席也回答說是制定「二十三條」那個時候。
林彪等人推波助瀾
「二十三條」下發全黨後，並沒有產生“立竿見影”、“轟轟烈烈”的效果，反倒更加冷冷清清，搞不下去。
一貫愛窺視和揣摩毛主席心事和想法的林彪、康生和陳伯達一夥早已看在眼裏，極力拉攏江青達成交易。林彪幫江青從部隊打開文藝界缺口，樹江青為全國「文藝旗手」；而康生則敏感地發現北京大學「四清」運動中聶元梓等人對學校黨委的不滿大有文章可做，制定了“從北大點火，往上搞”的策略，派老婆曹軼歐到北大直接策動他們造學校和北京市委的反，貼出火藥味極濃的大字報，震動了中央高層領導。
少奇同志、周總理和小平同志都支持北京新市委的嚴肅批評。以康生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對少奇同志的表態極為不滿，暗地裏寫信向毛主席告狀。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示同意，向全國全世界播發了聶元梓他們的大字報。林彪、江青、康生和陳伯達他們一夥特意抬出「毛主席親自發動」的名義點火造勢，終於以學校為突破口，使「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少奇同志請示毛主席後，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商量對策，並經毛主席同意，決定派工作組控制混亂局面，維護社會穩定。而以康生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卻鼓動造反學生抵制，掀起反工作組浪潮。1966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回到北京，陳伯達他們“惡人先告狀”，少奇同志趕到豐澤園時卻吃了“閉門羹”。
圍繞工作組問題，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發生了嚴重矛盾和激烈衝突。1966年8月4日，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小會上，毛主席大發脾氣，嚴厲批評少奇他們害怕群眾，少奇同志忍不住當面頂撞：「革命幾十年，死都不怕，還怕群眾？！」毛主席批評派工作組是鎮壓群眾運動搞專政，少奇同志又當堂抗辯：“怎麼能叫專政呢？！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而且決心抗到底：“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與毛主席正面衝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會當眾這麼堅決地對抗自己和群眾運動，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為生氣，第二天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表明他決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這兩個「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最大障礙。
然而憑心而論，毛主席雖然對少奇同志很不滿，但還是當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是自己同志犯錯誤，並沒有立案審查，更沒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還說：「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殺。”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眾中去鍛煉，毛主席勸他：“你年紀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學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檢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總理“我看還是不宜去講。請你向學生方面做些工作”，從而保護了少奇同志。
1967年1月13日夜裏，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單獨召見少奇同志，也沒有批評少奇同志。當少奇同志當面請求辭去全部職務、回老家種地，懇請解放廣大幹部，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黨和國家少受損失的時候，毛主席沒有生氣，也沒有表態，一直沉吟不語，只是不停地吸煙。毛主席藏在內心深處的苦衷，就連少奇同志都看出來了，回家以後他對王光美說：“主席對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眾發動起來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這次相見，竟成永訣。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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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於《先鋒國家歷史》2009年第7期，原題為「為‘革命’炒股的蔣介石」
炒股，成為蔣介石早年生活當中，饒富傳奇色彩，也是備受外界爭議的一段經歷。蔣氏販鹽起家，蔣先生觀念當中較無傳統視商人為「四民之末」的鄙夷心態，所以，他在尚未聞達之時，為“革命需要”，乃有炒股的經歷，其實亦並不足為奇，只是蔣氏後來責負方面，乃至國家領袖，自不免避諱談這段陳跡。
根據周枕琴(駿彥)孫子周宏濤的說法，辛亥革命之後，因為革命經費十分困難，孫中山命令黨內同志在上海籌設證券物品交易所。照陳果夫的說法，1920年秋天，總理(即孫中山)命令中華革命黨同志在上海籌設證券物品交易所，之後，蔣介石找陳果夫，要陳果夫研究這個問題，為了認真思考可行性，陳果夫特地到上海日本人興辦的「取引所」參觀兩次。
蔣介石又命陳果夫，糾集了朱守梅、周枕琴、趙士林等人商議，籌組上海證券交易所五十四號經紀人號，名稱為「茂新公司」。這「茂新公司」主要經營兩種買賣，一做棉花，一做證券。陳果夫說，因為公司成員認為他比較內行，就推舉他當經理，朱守梅為協理。陳果夫又任命自己的弟弟陳希曾擔任代理人。
蔣陳初會
陳果夫為何會成為蔣介石委託經營證券交易所五十四號經紀人，即「茂新公司」的經理呢？這必須略述蔣介石與陳果夫的關係淵源。據陳果夫回憶，他第一次見到蔣介石，是在1911年冬天。那時，武昌起義已經發生，但是，滿清反動勢力，正試圖攻打武漢的革命軍，革命黨中央命令全國各地的黨員到武漢支持，陳果夫就在這時準備去武漢，途經上海時，恰遇陳果夫的二叔陳英士正卧病在床，在病中仍指揮同志抗清，陳果夫就順道去看望二叔陳英士。蔣介石也在那裏，陳英士特為介紹，說蔣先生是主持杭州方面敢死隊革命工作。
陳果夫初見蔣介石，留下深刻的良好印象，陳果夫初步評價蔣介石，說「威毅穩重……，生活嚴肅，……生活有規律。」陳果夫說，自從他的二叔陳英士殉國以後，他常常到二叔生前好友及同志處走訪，發覺這些革命黨人的品性參差不齊，屢見生活不檢點的情形，吸食鴉片、賭錢的也大有人在。可是，陳果夫發覺蔣介石與二叔生前那些同志截然不同，平日談話，主題總是圍繞在革命和大局分析。如果談事情，談到夜裏十點鐘，蔣介石還會趕人走，因為他生活十分有規律，到了時間，他就會請賓客回去，有話明天再談。所以陳果夫對蔣介石是“敬仰之心與日俱進”。
陳果夫受知於蔣介石，其二叔陳英士是很重要的關鍵人物。蔣介石於1907年就讀日本振武學校，第二年，由陳英士介紹加入同盟會。陳英士比蔣介石大九歲，又是同盟會先進同志，蔣介石視陳英士為「盟兄」。日本當局抓革命黨人抓得很厲害，陳英士每星期天都要召集同盟會裏的江浙同志，一塊秘密聚會，常參與聚會的同志除了陳英士、蔣介石以外，還有蘇玄瑛、張恭、章椊、龔未生、周日章、庄之盤等人。
1912年1月，蔣介石探悉光復會陶成章計議刺殺陳英士，蔣氏認為如果陶成章果真殺死陳英士，將造成「滬軍無主，長江下游必復入混亂態狀」，蔣介石逞其年少之勇，殺死了陶成章，並稱“事後自承其罪”。
有過這麼一段為盟兄出頭殺仇家的紀錄，陳英士視蔣氏為生死之交，特為介紹侄兒陳果夫予蔣介石認識，陳果夫形容蔣介石「威毅穩重的風度，使我第一次所生的印象非常深刻」。
陳英士生前最後幾年，身體不佳，時常卧病。照蔣介石說法，1916年5月18日下午時分，陳英士被袁世凱派的刺客殺死於日本友人山田氏的家裏，蔣介石聞訊大慟，親自把陳英士的遺體載送返家，操辦所有喪葬事宜。蔣介石祭陳英士文章中稱:「自今以往，世將無知我之深、愛我之篤，如公者乎！」逐見兩人兄弟感情之深厚。
有著這麼一層關係，蔣介石本於愛烏及屋之心，對陳英士家屬後輩自然備極照拂。至於為何找陳果夫主持「茂新公司」，其來有自。
商人陳果夫
年輕的陳果夫原本和商業並無淵源，反倒和軍人頗有往來。他的三叔陳藹士在清末南京第九鎮當正參謀，每逢星期日，陳果夫就到南京上第九鎮司令部找陳藹士，那時浙江陸軍小學即將開辦，不僅當軍人的陳藹士鼓勵陳果夫去報考，二叔陳英士也很希望陳果夫去讀浙江陸軍小學，將來可以吸收軍校里的青年幹部，加入革命行列。所以，十六歲那年，陳果夫進了陸軍小學，以後又入南京陸軍第四中學。畢業之後，陳果夫大多數時間跟隨陳英士，從事招集軍校學生，組成討袁「奮勇軍」，親歷1913年的討袁運動。
陳英士命陳果夫，招集軍校學生過程中，凡是需要經濟方面支持的，找張靜江商議，有軍事方面的問題，可與蔣介石商量。1913年7月10日到12日，陳果夫一連三天住在蔣介石上海寓所，商量奮勇軍的組織編製，經費預算和人選，奮勇軍發動事變，但並未成功。
1915年12月，陳英士發動肇和兵艦起義，最終也歸失敗。
可證陳果夫在民國初年，其生涯主要是跟隨陳英士二叔搞革命，和秘密工作(據陳果夫說，從事聯絡通信和內部抄寫等工作)，固然不事產業，但有革命黨的經費可以維持一己衣食所需，而等到陳英士1916年5月遇刺猝逝之後，陳果夫頓失所倚，賦閑了好一段時日，一直到1917年冬天，陳果夫經由岳父幫忙，事業上總算有了一新的開端，而這段從商因緣，也成為日後蔣介石囑其經營股票的源起。
陳果夫岳父朱五樓在滬上從事金融業，所以援引不少金融業人脈給陳果夫熟識。朱五樓不忍見女婿賦閑，1918年春天，介紹兩個機會給陳果夫，一是銀行，一是錢莊，陳果夫以老式錢莊無書可資學習的原因，有意去錢莊歷練，還寫信給蔣介石，徵求意見，蔣介石回信表示，贊成陳果夫學習一些舊的錢莊事務，如此，還可以藉著錢莊職務，掩護革命工作。因之，陳果夫就選擇去了錢莊。
陳果夫進入「晉安錢莊」，先是當助理信房，之後又代理信房。然而，初入錢莊，一個月收入才八元，後來又加了六元，總共才十四元，而每個月他的開銷光是送禮就要十六元，陳果夫窮則變，變則通。他和幾位朋友說明清楚，同時向蔣先生借貸一千多兩銀子作為本錢，目的是“做了一筆洋鈿生意”。不及三個星期，賺進六百幾十兩銀子，解決了第二年個人經濟問題。
感與夢的問題。
經商失敗
1920年7月1日，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開幕。是時，陳果夫當經理、朱守梅當協理的上海證券交易所五十四號經紀人號，寶號名稱「茂新公司」也在七月開張了，主要的業務是代客買賣證券、棉花。「茂新」的地址在上海四川路1號3樓80室。
此時，陳果夫是「晉安錢莊」、「茂新公司」兩頭跑，他說，晉安庄經理同意通融少數的款子，做“晉安”、「茂新」之間的金流往來，但要求仍兼著錢莊業務。
誰曉得「茂新」號子開張第一天就賒了本，因為一位上場的代理人，場賬不清，讓「茂新」開始就虧了一千七百多元。據陳果夫說，「茂新」號子除了交入證金以外，只有朱守梅拿來股本兩千元，另外還有陳果夫憑個人信用，向「晉安錢莊」周轉了一千兩銀子，所以總的現金，也不過才三千數百元，這還包括了開辦費幾百塊錢。虧了一千七百元，無異大失血。
「茂新」開張頭幾天，陳果夫等人正是緊張時刻，蔣介石於7月1日游訪普陀山紫竹林西方院、廣福院及法華洞、觀音洞、蓮花洞、般若石等名勝。7月2日，蔣介石游般陀庵、普慧庵，下午搭輪船到寧波。七月四日，蔣介石游罷歸來，回到上海，聽見「茂新」開張虧了大錢，當天蔣先生的日記里寫道:“今日為組織茂新公司及買賣股票事，頗費經營躊躇也，晚間不能安眠。”
為了避免號子擱淺，「茂新」開革了一名誤事的代理人。因為墊不起本錢，開始採取很保守的經營手法，不敢大肆對外拉生意。
逐漸，「茂新」的經營慢慢上了軌道，股本由一萬元增加到一萬五千元，後來又擴增到三萬元，生意差的時候，一天賺取佣金三十元以上，生意鼎盛的時候，可以上看二千餘元。後來，陳果夫又和朱守梅等友人，組織了一家做棉紗、金銀生意的經紀人，號子的名稱叫“鼎新”，陳果夫等人同時做棉花、棉紗、金銀、證券四種大生意，這時「茂新」、“鼎新”真是車水馬龍。據陳果夫的講法，從開始到交易所失敗，營業額總在數萬萬元，佣金收入約為二十餘萬元。可是，好景不長，交易所在開辦之後的第三年，風潮突起，累算之後，還虧欠交易所六十萬元左右。
1922年上海交易所風潮，其實就是股市崩盤事件，「茂新」、“鼎新”兩家號子全部停業關門。時光推移，南方的革命形勢有了戲劇化的轉變，蔣介石開始忙於籌辦黃埔軍校，原先在上海流連股票投機生意的黨人，紛紛朝黃埔轉移。
事隔四十年，1961年，陳果夫的弟弟陳立夫，在美國計劃延請作家撰寫回憶錄。葉公超在一次酒宴場合公然建議陳立夫，「應將蔣介石當年在上海經營交易所如何失敗，在廣州嫖那幾個妓女寫進回憶錄，才有意義。」葉公超講的這段牢騷話，被國民黨特務傳回台北，密呈蔣介石，成為葉公超下台導火線。從這一事件看來，蔣介石早年命陳果夫等人，在上海炒股票的舊事，在蔣氏心中，委實是一樁不光彩的往事，舊事重提，無異揭其瘡疤，蔣介石豈會善罷干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