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南京大學教授
「文革」期間耗費了大量的民脂民膏炮製出的「革命樣板戲」，的確並非一點意義也沒有。江蘇常熟市的沙家浜成為旅遊景點，為當地的財政收入做著貢獻，就證明了「樣板戲」《沙家浜》的現實意義。
十多年前，我去過沙家浜，參觀了那裏的「革命歷史博物館」。給我印象很深的，是「樣板戲」《沙家浜》中有什麼，那博物館裏就有什麼。後來每念及此，我都不禁感嘆：藝術真的能創造歷史啊！
十多年前去時，「革命歷史博物館」是否要門票，現在已不記得。但在蘆葦盪邊走走，肯定是可以的，也並沒圍牆攔住遊人。今年秋又去了一趟，情形大變了。蘆葦盪成了封閉式景點，入口處的大門，十分氣派。遊人須買門票方可進入景區。我們有幾十人，算是一個團隊，於是配備了導遊。導遊是一個20來歲的小夥子，念經一般地背誦著「新四軍」當年在這裏的抗日事迹。當然要介紹「革命樣板戲」《沙家浜》。小夥子不厭其煩地背誦著《沙家浜》中那些正面人物的「原型」：阿慶嫂、沙奶奶、王福根、阿福等，原本姓甚名誰，分別是哪個村的，做何營生……總之介紹得很詳細。我聽了直笑。趁小夥子停頓時，我對他說：「你這樣介紹‘ 樣板戲’中正面人物的原型，若在‘ 文革’期間，是要大禍臨頭的！」這二十上下的小夥子，一臉茫然。我想，「文革」這兩個字，他大概連聽都沒聽過，又怎能不對我報以茫然呢。
但我說的是真的。「文革」期間，江青等人，是極其忌諱人們把「樣板戲」中人物與現實人物聯繫起來的。在「樣板戲」剛鬧騰起來的幾年裏，有些人喜歡把那些戲中的光輝形象往自己身上靠，或者往自己熟悉的人身上靠。這樣做，無非是表示對「樣板戲」的崇敬，但卻往往招來橫禍，審查、批鬥，都還是輕的，蒙受更嚴重的災難也並非不可能。《紅旗》雜誌1969年第11期刊發了上海京劇團《智取威虎山》劇組集體寫作的《努力塑造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光輝形象———對塑造楊子榮等英雄形象的一些體會》的長文，文章最後部分，對把「樣板戲」中人物與現實人物相聯繫的做法，進行了殺氣騰騰的責罵。轉述必傷原文精神，還是照抄：
「從我們開始創作革命樣板戲起至今，階級敵人無時無刻不在進行攻擊破壞，只是在不同的鬥爭形勢下，具有不同的特點、採取不同的手法而已……當我們的英雄形象在舞台上樹起來的時候，他們又採取‘ 偷梁換柱’的方法，費盡心機地歪曲、醜化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當我們所塑造的英雄形象更加成熟時，他們又採取更陰險的手法，即：以‘ 熱愛樣板戲’的面目出現，居心叵測地暗中進行破壞。他們有的用‘ 捧’、‘ 哄’等打糖衣炮彈的手法，破壞我們的軍心，妄圖使我們所塑造的英雄形象不知不覺地變了形、走了樣；此外還有的人恬不知恥地把革命樣板戲中的英雄人物，硬掛到自己或者自己親戚朋友的身上，宣稱某某戲中的某某人物就是我或者就是誰，以此標榜自己，撈取政治資本，妄圖敗壞革命樣板戲的聲譽。最近就有一個自稱姓孫的人，瞎說《智取威虎山》中的申德華就是他本人，並山南海北，到處遊說，信口開河，大吹大擂，竭力醜化人民解放軍的英雄形象，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戰士，歪曲為貪生怕死一心想吃敵人雞骨頭的膽小鬼，把有高度無產階級政治覺悟的人民解放軍指揮員，歪曲成為流氣十足的兵痞，醜化人民解放軍，破壞革命樣板戲，完全是一副政治扒手的嘴臉！我們對此感到無限憤慨！對於這種人，我們勸那些好心的同志切勿上當，並且要口誅筆伐，徹底肅清其流毒，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革命警惕性，愛護樣板戲。」
把自己或自己的親友說成「樣板戲」人物的原型，是出於對「樣板戲」的敬仰，當然也有往自家臉上貼金的用意，但卻被認為是對「革命樣板戲」用心險惡的攻擊、是對「革命樣板戲」的自殺式襲擊，而這樣的罪名，是可以拉出去斃了的。本來，一齣戲上演，有人要把自己往戲中人物身上靠，說明這齣戲有影響，是一件好事。而「文革」期間，江青等人卻對觀眾的這種做法切齒痛恨，這肯定讓今天的年輕人難以理解。其實，江青等人對「原型」的痛恨，表現的是對真實的恐懼。
所謂「革命樣板戲」，實在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藝術作品，它是以藝術的名義登場的政治怪胎，當然，同時也就成了藝術怪胎。他們自己說得好：「革命樣板戲直接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製造了革命的輿論。」要擔負起為這場「革命」製造輿論的使命，就必須徹底脫離現實，虛構階級鬥爭，塑造那種「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樣板戲」基本上是對原有劇本的改編。原來的劇本，還多少有點現實生活的氣息，還讓人看到一點真實的、符合常識常理的東西。而「樣板戲」的炮製者，在改編過程中，以「除惡務盡」的態度，對待這種現實生活氣息、對待符合常識常理的那一點真實。
「樣板戲」《智取威虎山》改編自上海京劇一團1958年就公演的《智取威虎山》。原劇本雖然也不怎樣，但還沒有荒謬到後來那種程度。例如原劇第六場，楊子榮扮成土匪打入座山雕的巢穴。舞台上，座山雕佔據中心位置，楊子榮居於次要位置。這當然體現的是一種起碼的真實。座山雕是匪幫的最高主宰，楊子榮冒名的胡標，不過是另一支土匪隊伍的「飼馬副官」。一個負責養馬的人，見了座山雕這樣的匪首，不居於次要位置才叫見鬼呢！但「樣板戲」的炮製者認為「這樣就必然造成歷史顛倒，牛鬼蛇神專政的局面」。於是，在後來的「革命樣板戲」中，座山雕的座位移到了舞台邊緣，裝扮成胡標的楊子榮則自始至終佔據舞台中心，座山雕弓腰屈背地圍著胡標轉。這樣的改動，被認為是「大滅了資產階級的威風，大長了無產階級的志氣」。
要貫徹「文革」的政治理念，要為「文革」的現行政治服務，就必須最大限度地歪曲歷史、違背現實，這也就必然對真實產生恐懼。一個偽裝成慈善家的人，如果有人拿出他作惡的照片，他一定對這人恨之入骨。同樣，「樣板戲」中的那些金光閃閃的英雄人物如果真有了「原型」，就等於有一個檢驗他們的尺度、衡量他們的參照，這當然是江青等人不能容忍的。不過，「樣板戲」人物，卻又並非絕對不能有原型。《海港》的主人公叫方海珍、《龍江頌》的主人公叫江水英、《杜鵑山》的主人公叫柯湘，性別都是女性，姓名都帶著「水」，不難讓人聯想到江青。「文革」中還是有人有資格充當「樣板戲」中英雄人物的原型的，江青就是一個。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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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劉少奇
本文原載於《重慶晚報》，原標題為：劉少奇與毛澤東最後的訣別：蘊藏苦衷的秘密
劉少奇同志原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親密戰友，後來兩人怎麼出現那麼大的矛盾、分歧呢？有人說是權力之爭，而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說的是「1962年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1962年前無分歧
王光美說，少奇同志1922年和毛主席相識，1943年3月第一次擔任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成為毛主席的親密助手。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黨中央分一線、二線，少奇同志主持一線工作。工作中，少奇同志與毛主席難免有些不同看法，但都屬於正常的意見差異，從無權力之爭，也沒有影響兩人感情。
1956年黨的八大上，少奇同志以毛主席講的《論十大關係》為基準，作《政治報告》。八大閉幕不久，毛主席認為決議中有關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提法還不夠完善，對決議中的一句話的提法表示懷疑。這句話是：「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黨的八大前後，國內外發生了一些重大事件，首先是波匈事件和蘇聯領導集團內部的激烈鬥爭，影響極大；接著，國內也出現了不少群眾遊行示威、罷工、罷課，農民鬧退社、鬧缺糧的嚴重風潮，甚至出現毆打鬧事、要「共產黨下台」的事件。為了鞏固新中國和執政地位，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致決定，從政治思想和經濟建設兩個方面來解決問題。
於是，在1958年，毛主席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家都是一致贊成和擁護的。大家都以為找到了高速發展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沒想到結果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造成很大損失。大家也有些不同看法和意見，但大都認為主要是下面執行的問題。1959年廬山會議本來是要糾“左”，卻又錯誤地批判了彭老總，在全國掀起“反右傾”運動，促使“左”的錯誤更加嚴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三年經濟困難，新中國遭受巨大災難，這才感到問題的極端嚴重性。
在1962年總結三年困難原因、尋找克服困難的辦法問題上，兩位偉人之間才開始發生真正意義上的意見分歧。
「四清」運動起分歧
1962年初，中央擴大工作會議（一般通稱七千人大會）在北京召開，總結建國以來特別是1958年以來的成績和經驗教訓，共克時艱。少奇同志在大會口頭報告中，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種在當時聽起來頗有些刺激性的話，對毛主席來說不會是愉快的。可以說，這是兩人分歧的開端。
七千人大會之後，少奇同志仍然主持中央工作，又在解決困難的措施上同毛主席產生了分歧，這就是農業生產中的包產到戶問題。1962年初，田家英從湖南農村調查回京向少奇同志彙報工作，提出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意見。少奇同志表示贊同，並同意田家英向毛主席彙報。但出乎少奇同志意料，毛主席不僅沒有同意包產到戶的主張，而且嚴厲批評了田家英等人。儘管田家英彙報說是個人意見，但毛主席在同少奇同志談話時，仍對少奇同志前一階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滿，指責他在包產到戶問題上為什麼沒有頂住。
毛主席從反修防修戰略出發，決定在全國城鄉發動一場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少奇同志對此是贊同的，隨著運動的深入進行，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主要在運動的性質和工作方法上出現了分歧。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毛主席多次對少奇同志進行不點名的嚴厲批評。首先是在運動的性質問題上，少奇同志的著眼點主要放在整頓基層組織的基層幹部上，他雖然提出過「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認為問題主要在下面。毛主席更多考慮的是黨內當權派會不會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反覆強調階級矛盾、階級鬥爭和反修防修的嚴重形勢。他堅定地認為，黨內有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特別是那些“當權”的腐敗幹部最危險。在運動的具體做法上，毛主席對少奇同志也是不滿意的，後來還不點名地進行了嚴厲批評，主要是批評工作隊搞“人海戰術”、“繁瑣哲學”、“紮根串聯，搞神秘化”。
這次會議起草和通過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會後，少奇同志主動找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評。儘管少奇同志做了很多努力，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間的裂痕並沒有消除。1970年12月，當斯諾問毛主席從什麼時候明顯感到必須把少奇同志從政治上搞掉時，毛主席也回答說是制定「二十三條」那個時候。
林彪等人推波助瀾
「二十三條」下發全黨後，並沒有產生“立竿見影”、“轟轟烈烈”的效果，反倒更加冷冷清清，搞不下去。
一貫愛窺視和揣摩毛主席心事和想法的林彪、康生和陳伯達一夥早已看在眼裏，極力拉攏江青達成交易。林彪幫江青從部隊打開文藝界缺口，樹江青為全國「文藝旗手」；而康生則敏感地發現北京大學「四清」運動中聶元梓等人對學校黨委的不滿大有文章可做，制定了“從北大點火，往上搞”的策略，派老婆曹軼歐到北大直接策動他們造學校和北京市委的反，貼出火藥味極濃的大字報，震動了中央高層領導。
少奇同志、周總理和小平同志都支持北京新市委的嚴肅批評。以康生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對少奇同志的表態極為不滿，暗地裏寫信向毛主席告狀。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示同意，向全國全世界播發了聶元梓他們的大字報。林彪、江青、康生和陳伯達他們一夥特意抬出「毛主席親自發動」的名義點火造勢，終於以學校為突破口，使「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少奇同志請示毛主席後，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商量對策，並經毛主席同意，決定派工作組控制混亂局面，維護社會穩定。而以康生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卻鼓動造反學生抵制，掀起反工作組浪潮。1966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回到北京，陳伯達他們“惡人先告狀”，少奇同志趕到豐澤園時卻吃了“閉門羹”。
圍繞工作組問題，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發生了嚴重矛盾和激烈衝突。1966年8月4日，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小會上，毛主席大發脾氣，嚴厲批評少奇他們害怕群眾，少奇同志忍不住當面頂撞：「革命幾十年，死都不怕，還怕群眾？！」毛主席批評派工作組是鎮壓群眾運動搞專政，少奇同志又當堂抗辯：“怎麼能叫專政呢？！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而且決心抗到底：“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與毛主席正面衝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會當眾這麼堅決地對抗自己和群眾運動，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為生氣，第二天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表明他決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這兩個「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最大障礙。
然而憑心而論，毛主席雖然對少奇同志很不滿，但還是當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是自己同志犯錯誤，並沒有立案審查，更沒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還說：「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殺。”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眾中去鍛煉，毛主席勸他：“你年紀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學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檢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總理“我看還是不宜去講。請你向學生方面做些工作”，從而保護了少奇同志。
1967年1月13日夜裏，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單獨召見少奇同志，也沒有批評少奇同志。當少奇同志當面請求辭去全部職務、回老家種地，懇請解放廣大幹部，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黨和國家少受損失的時候，毛主席沒有生氣，也沒有表態，一直沉吟不語，只是不停地吸煙。毛主席藏在內心深處的苦衷，就連少奇同志都看出來了，回家以後他對王光美說：“主席對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眾發動起來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這次相見，竟成永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