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向朱德元帥授勛（資料圖）
本文節選自《朱德的感喟》一文，原載於2012年第1期《同舟共進》
朱德，是1927年南昌起義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南昌起義主要領導人的排名是：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1928年3月上井岡山與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合，這就是著名的井岡山會師。他歷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史沫特萊稱朱德為「紅軍之父」。
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中共黨內先後發生1954年反高崗、饒漱石的鬥爭；1959年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的鬥爭；1965年反羅瑞卿的鬥爭。朱德因不積极參与鬥爭、劃清界限，多次遭到批判。晚年的朱老總對這種黨內鬥爭感嘆不已。
「誰還相信我們曾在一個鍋里吃過飯呢？」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最終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打成「反黨集團」。彭德懷無奈，7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檢討」。會後，朱德在第四組討論彭德懷所作的檢討時發言說：彭總發言的態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暢快的。經過這次會議，統一了思想，統一了認識，就不會把錯誤當做包袱背起來了。
7月31日至8月1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對彭德懷的「錯誤」進行揭發批判。朱德第一天沒有發言，第二天第一個發言，態度比較溫和，只是就信（1959年7月14日，彭德懷就「大躍進」問題給毛澤東的信——筆者注）的內容而談。沒等講完，毛澤東就說：「隔靴搔癢，未抓到癢處。」接著林彪發言，說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為八屆八中全會批判彭德懷定了調子。〔《朱德年譜》新編本1886-1976（下）〕最後打出了一個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
這位從1928年冬會師井岡山開始，就一直在一起奮鬥的老搭檔——對黨忠誠、為中國革命作了巨大貢獻的彭老總，竟遭此不白之冤，朱德對此無奈地感嘆：「誰還相信我們曾經在一個鍋里吃過飯呢？」（張聶爾《擁抱生命》，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
「今後黨內要不平安了」
1965年12月，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主題是揭發批判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中央軍委秘書長、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12月2日，毛澤東在一則批示中寫道：「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佈一套折衷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
1965年12月2日，毛澤東對浙江省委負責人說：
我認為這是突出政治和反對突出政治的鬥爭深入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現在公開站出來反對突出政治，反對堅持四個第一，反對抓政治思想的人還有。譬如你們浙江省有個信用社主任說：「政治就是理論，理論就是會說，會說就是吹牛。」但是這種人不多了。公開提出業務第一，數字第一的人大大減少了。他們學得比較聰明了，但是他們又不願意突出政治，不願放棄單純業務觀點這根「臘肉骨頭」，不是突出政治。形勢逼人，於是就改頭換面，來個折衷主義。
在政治和業務關係上，有三種擺法：第一種擺法是政治第一，業務第二，政治統帥業務；第二種擺法是業務第一，政治第二，政治為業務服務；第三種擺法，政治和業務都第一，叫兩個第一。這三種擺法，第一種是正確的，第二種是錯誤的，這很明顯。第三種擺法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不用說，是錯誤的。但是有些人就分辨不清，為什麼有些人對「政治和業務都第一」的錯誤觀點模糊不清？這是他對摺衷主義的面貌還認識不清的緣故。
毛澤東還說：羅的思想同我們有距離，林彪同志帶了幾十年的兵，難道還不懂得什麼是軍事，什麼是政治？軍事訓練幾個月的兵就可以打仗，過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復林彪突出政治的原則。羅把林彪同志實際當作敵人對待，羅當總長以來，從未單獨向我請示報告過工作，羅不尊重各元帥，他又犯了彭德懷的錯誤；羅在高、饒問題上實際上陷進去了，羅個人獨斷，羅是野心家。凡是搞陰謀的人，他總是拉幾個人在一起。（水陸洲著：《紅色春秋》第一章第二節「處理羅瑞卿事件」）
繼上海會議對羅瑞卿進行「背靠背」的揭發批判後，1966年三四月間在北京召開會議，又對羅進行了「面對面」的揭發批判。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做保衛工作，1959年罷了彭德懷的國防部長、黃克誠的總參謀長後，由林彪親自點將，經毛澤東批准，當了總參謀長的羅瑞卿突然受到誣陷，這不能不使朱老總感到迷茫。
上海會議結束後，朱德回到北京，由這件事引發了老人對極不正常的黨內政治生活的感嘆。老總說：「肅反肅到我們黨的內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羅瑞卿的那些事全都看得見，他辦的每件事都報告過中央，經毛澤東同意的，說他篡軍反黨，無法讓人相信。」又說：“為什麼要撤？這不是撤一個羅瑞卿的問題，像這樣可靠的人都撤，打擊面寬了，真假失去了標準，今後黨內要不平安了。”〔金沖及主編：《朱德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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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期也有潛規則
吳思先生提出的「潛規則」這一概念，如今是極其流行了，它有助於人們理解歷史，理解歷史中那些大大小小、千奇百怪的事情。當然，如果這個概念僅僅只能解釋歷史，它就決不會在現實中如此流行。吳思先生從中國歷史中提煉出了這個概念，不出幾年時間，卻已在引車賣漿者嘴上頻頻出現，說明這一概念對現實更有針對性。這個概念甚至迅速動詞化，某某欲對某某「潛規則」、某某被某某「潛規則」、某某為達某種目的而「被潛規則」，諸如此類的說法，每天都能從網路、報章、雜誌上看到。
在中國，比那顯規則更起作用的，實際上是那潛規則。就是在那很特殊的「文革」時期，潛規則又何曾銷聲匿跡？
「文革」號稱史無前例。在許多方面，的確如此。「文革」中的許多現象，諸如鼓勵子女與爹娘劃清界線，甚至慫恿子女對親爹親娘拳腳相加，鼓勵夫妻相互揭發、相互把對方的枕邊語私房話整理彙報，越窮越光榮，憑老繭上大學、交白捲成為英雄等等，都有些破天荒，都幾乎前所未聞。然而，即便在這樣一個宣稱要與傳統的一切進行最徹底的決裂的時代，傳統的許多東西仍然頑強地存在著。有的以改頭換面的方式存在，有的，則頭不改面不換，以本來面目延續。所謂「潛規則」，在「文革」期間，就仍然以傳統的面目在社會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這樣說，也許還不夠，還不足以說明潛規則在「文革」時期的重要性。實際上，對「文革」的「史無前例」，應做兩方面的理解。一方面，有許多現象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這當然是史無前例；另一方面，又有許多傳統的東西，以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強度、力度，在現實中凸現著、活躍著，這也是一種意義上的史無前例，而潛規則，在「文革」時期，就往往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堅挺。
有時候，兩種「史無前例」，會在同一件事情上表現出來。以上大學為例。「文革」期間，取消了高考，大學從工農兵中直接招收學員，沒有文化考試，甚至對招收對象沒有文化水平方面的要求。對招收對象的唯一硬性要求，或許就是政治上的「根正苗紅」，地富反壞右的子女、階級敵人的子女或本身是階級敵人的人，沒有進大學的資格。大學以這種方式招生，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堪稱史無前例。「文革」時期，大學對青年人同樣有著極大的吸引力。工也好，農也好，兵也好，能以「工農兵學員」的身份在大學混幾年，就能成為吃「商品糧」、拿工資的幹部，誰人不想？然而，「根正苗紅」的工農兵很多很多，誰能成為幸運兒呢？這時候，潛規則就起著史無前例的作用。
「文革」期間，大學其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招生權，只有接納權。決定工農兵中何人上大學的「正式規則」，或者說「顯規則」，是「工農兵推薦」。「文革」期間我生活在農村，「工」和「兵」的情形不了解。我知道，在農村，「貧下中農推薦上大學」，是十足的空話。大學招生，在農村是以公社為單位分配名額。比如，某公社今年可推薦兩人上大學，這兩人是誰，當然由公社的最高領導公社書記說了算，連「推薦」的過場都不會走。全公社的貧下中農推薦，就變成公社書記一人推薦。書記推薦誰，就看誰與書記關係最親，就看誰的賄賂最有檔次了。在能否上大學上，潛規則如此起作用，也是史無前例的。所以，「文革」期間，在上大學一事上，兩種意義上的「史無前例」都有典型表現。
「潛規則」似乎已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無需解釋。狹義，則似乎專指年輕女性以肉體從權勢者手中換取自己想要的東西。當有人說某位「美女」被領導「潛規則」，別人都明白是什麼意思。這種狹義的潛規則，「文革」期間也同樣是普遍存在的。大學招收「工農兵學員」，「農」則從農村「知識青年」中產生。農村「知識青年」由「回鄉知青」與「下鄉知青」兩部分組成。這是從來源上區分。若從性別上區分，則有男女之別。男知青要上大學，要以錢物通關，女知青則有時不免要獻上身體。當然不只是上大學。下鄉知青要上調回城，要請假回家，甚至僅僅是為免受刁難、欺侮，男也要獻物，女也要獻身。「文革」期間，被當地幹部「潛規則」過的女知青，不知凡幾。許多回憶文章和小說，都寫到過這種事。
如今，網路上、小報上，常常說到影視界、娛樂圈的潛規則，代表性的表現，就是女演員要嚮導演獻身才能獲得出演的機會。這種事，其實「文革」期間也有，甚至程度更甚。戴嘉枋的《樣板戲的風風雨雨》一書(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就披露了一點江青的紅人劉慶棠這方面的「事迹」。劉慶棠是「樣板戲」《紅色娘子軍》中黨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深得江青寵信，以一個演員之身而居政治高位，是中共「九大」代表和主席團成員，在中共「十大」上成為中央委員，先是進入國務院文化組，後更當上文化部副部長。位高權重的劉某，壞事做盡。劉慶棠「潛規則」女演員一事，戴嘉枋是這樣說的：「到了‘文革’中大權在握，風流成性的他更肆無忌憚地到了淫邪無恥的地步。一個比他小20來歲的姑娘，長期被他霸佔；而任何一位女演員，無論是你想爭取在戲中當主角或領舞，還是給丈夫落戶口、安排工作，甚至處在恐怖的威脅之下為免遭批鬥，只要有求於他，都有可能成為他的掌中玩物，滿足他的一逞之快！到後來，劉慶棠索性把自己的辦公室設在女浴室近旁，除辦公桌、文件櫃外，還有一張大床，美其名曰用於加夜班休息。他時常在辦公室窺守於門邊，見浴後的女演員經過，便以各種名目請她入內談話，然後誘脅相加邀其同枕共寢！不少意志薄弱、懾於權勢的女演員，不得不忍辱任其擺佈。」劉慶棠的此種做派，其「頂頭上司」江青、張春橋並非不知，而是知道了，也不當回事，認為是「無害」的「小節」，「絲毫無損於這個色狼的毛髮和仕途。」(第258-259頁)
潛規則的對立面是顯規則，是印在文件上、貼在牆上、掛在嘴上的「正式規則」。顯規則、正式規則，對潛規則多少有一點制約作用。而「文革」期間，顯規則、正式規則普遍弱化甚至被拋棄，潛規則所起作用之在，便「史無前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