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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考證:林彪死亡原因的各種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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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考證:林彪死亡原因的各種說法

2020年07月01日 17:52

[導讀]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第一份文件通報林彪叛逃。大約國慶前後,國內外都知道林彪和毛澤東決裂,因發動政變不成,出逃中摔死了!此後,圍繞林彪座機墜毀及林彪死亡原因,出現了種種猜測和說法。

本文摘自《「九一三」事件考證》,張聿溫著,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林彪的出逃和256號專機的墜毀,是地地道道的突發事件,無論對於中國還是對於蒙古方面來說,都是出乎意料的。

當林彪的座機起飛後,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都不知道他的真實意圖和最終去向。周恩來只知道情況有異,問題嚴重,於是下令打開雷達,嚴密監視。飛機自北戴河起飛後,開始是向著北京方向飛的,但當14分鐘後飛機緩緩轉彎,然後向西再向北,情況愈發顯得不妙之後,周恩來果斷地向空軍司令部調度室發出命令:「請你們向256號飛機呼叫,希望他們飛回來。就說不論在哪個機場降落,我周恩來都到機場去接。」(邵一海:《“聯合艦隊”的覆滅》,春秋出版社1985年版,第291頁)然而256號飛機雖然開著無線電,聽到了地面的呼叫,但就是不肯作任何回答。

林彪的座機一越出國境,原本已有某種預感的周恩來所最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他氣憤地罵了聲「叛徒」,立即從人民大會堂驅車前往中南海,當面報告了毛澤東。隨後,兩人決定,向全國發佈禁空令:關閉所有機場,所有飛機一律停飛。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連夜召集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開會,宣佈林彪叛逃事件,主持研究應付各種情況的應急措施。

徹夜未眠的周恩來,親自給全國11個大軍區和29個省、市、自治區主要負責人打電話,通報林彪外逃的情況,要求各地堅決聽從黨中央、毛主席的指揮。出於保密的考慮,周恩來使用的是經過斟酌的語言:「廬山會議第一次全會上第一個講話的那個人,帶著老婆、兒子,坐飛機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國方向去了!你們要聽從黨中央、毛主席的指揮,從現在起,立即進入緊急備戰。」當有的受話人一時反應不過來,還要進一步詢問時,周恩來馬上打斷其話語,著急地反問道:“怎麼,你還不明白嗎?”(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1頁)

9月13日上午,周恩來召集軍委和總參有關領導開會,分析林彪外逃可能出現的軍事動向,研究內防政變、外防侵略的兵力部署。決定集中3個機械化師、2個坦克師、1個炮兵師、4個警衛師,共10個師的精銳部隊,由北京衛戍區統一指揮。京北南口,京東首都機場,京南保定以北,是重點防禦地區;防空降、防機降、防機械化部隊突襲,是主要作戰方式。當晚,各部隊進入了預定作戰區域。

中南海內加強了警戒,增加了警衛兵力,修築了掩體,架設了機槍和防空武器。毛澤東悄悄搬出了中南海原來的住房,來到人民大會堂118廳暫住。

林彪已到達某國某地;(四)暫不發表消息,以觀國內動態。會議分別討論了在上述情況下的對外交涉和如何表態問題。據說,針對第一種可能,還起草了《政府聲明》的稿子,以備急需。(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171頁)

這一切都說明,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對林彪的出逃頗感意外,都不知道林彪出逃後會採取什麼樣的舉動,中國所面臨的會是什麼樣的局面,他們作了最壞的打算。

最先得知256號三叉戟飛機墜毀消息的,是蒙古方面。不過,他們也不知道這是林彪的座機,他們根據飛機失事的殘骸判斷,這是一架中國的軍用飛機。

頭一周雙方外交部門的交涉,事後看來是戲劇性的。

9月14日上午8時30分,蒙古外交部副部長額爾敦比列格緊急約見新上任的中國駐蒙古大使許文益,通報說13日凌晨2時左右,在蒙古肯特省貝爾赫礦區以南10公里處,有一架中國的噴氣式飛機失事。飛機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的飛機,乘員9人,包括1名婦女,不幸全部遇難。他就中國軍用飛機深入蒙古領土提出口頭抗議,希望中國政府就此事作出正式解釋。

許大使聞訊大吃一驚,他不敢怠慢,立即將這一情況報告國內,請示如何處理。中午12時50分,駐蒙古使館的特急電報便送到了中國外交部代部長姬鵬飛手上。正在主持外交部核心領導小組會議的姬鵬飛看罷大喜,那顆原本極度緊懸的心隨即放了下來,向與會者說了這樣一句話:「機毀人亡,絕妙的下場!」並立即派人把電報送到人民大會堂,報告正在那裏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大約14時左右,已連續工作50多個小時沒有合眼、剛剛入睡的周恩來被緊急叫醒,首先看到了電報。他頓時異常興奮,連聲說:“啊,摔死了!摔死了!”顧不上換下睡衣,親自拿著電報快步前往118廳報告毛澤東。

這樣,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林彪出逃大約36個小時之後,知道了林彪機毀人亡的結局。他們舒了一口氣,因為人一死,此前許多迫在眉睫的擔心也就稍微可以放緩了。但他們依然決定,在沒有拿到林彪摔死的確鑿證據,沒有完全弄清事實真相之前,對內對外都要嚴格保密。於是,外交部指示駐蒙古使館繼續就飛機失事原因進行調查和交涉,並把進展情況隨時報告國內。

9月18日,在林彪出逃5天之後,中共中央發出了第一份通報林彪叛逃的文件。在這份著名的編號為57的文件中,劈頭一段就是:「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皇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

自此,對「九一三」事件的傳達按照由上而下、先黨內後黨外的順序陸續展開,林彪出逃事件向世人公開了。大約到國慶節前後,國內外就都知道中國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事變,林彪和毛澤東決裂,因發動政變不成,出逃中摔死了!

此後,國內外圍繞林彪座機的墜毀,出現了種種猜測和說法,概括起來有:

(一)西山遇害說

此說出自一本1983年在美國出版的英文新書,書名為《TheConspiracyandDeathofLinBiao》,作者Yaomingle。1983年6月,由台灣時事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譯成中文,書名譯為《林彪的陰謀與死亡》,作者譯為姚明理。1983年8月,香港遠東評論出版社也將此書翻譯出版,書名譯為《林彪之死——流產政變幕後秘辛》,作者則譯為姚明樂,並指出按中文諧音「要鳴了」的意思。

在這本書中,說林彪、葉群是在西山參加了毛澤東精心安排的晚宴後被火箭打死的,在溫都爾汗墜毀的三叉戟飛機是林立果乘坐的,中央文件所公佈的墜機現場的照片出於偽造。

書中是這樣描繪的:

林立果當上空司作戰部副部長之後,就刻意發展「上海小組」等秘密組織。有一天,他對周宇馳說,要準備暗殺並推翻毛澤東,要周起草武裝政變計劃,並強調這是他爸爸的意思。事隔不久,林彪叫吳法憲去,向吳交了底:“現在主席是決心要我在他之前死,他也要你們全部陪我到八寶山去”,因此必須“使用特別手段”,“迅速行動,控制情勢”,“毛澤東的旗子不必摘下,但他的權力要除掉”。之後,吳法憲獲知林彪已經同黃永勝做過類似的談話,很快也要同李作鵬、邱會作談。

林彪自己構想的「特別手段」,是與林立果的陰謀並行的另一套“宮廷政變計劃”,葉群和黃、吳、李、邱“一致讚許計劃精妙”。計劃的核心是製造中蘇衝突,同時藉機殺掉毛澤東。實施辦法一個是對蘇聯發動突然襲擊,另一個是事先同蘇聯秘密接觸,請蘇聯合作製造戰爭;戰爭爆發,就請毛澤東躲到“玉泉山的工事”自保,然後用毒氣彈把毛殺死,屍體燒成灰燼;達到目的以後,就同蘇聯“從戰爭轉為休戰,敵對轉為結盟”。計劃既定,林彪一夥就讓總參謀部的蘇軍情報處物色了一個兩面間諜吳宗漢,讓吳向蘇聯轉達他們的意圖。但是蘇方不相信,認為純屬開玩笑。

林彪和林立果的暗殺計劃,被周恩來從幾條途徑獲悉,周馬上通報給毛澤東和汪東興,建議即刻結束南方巡視之行,而且在抵達北京之前,要作出如何對付林彪行動的確切的決定。在毛澤東抵達天津的時候,周恩來通知毛,林彪意外地從北戴河回到了北京。

9月12日晚8時10分,林彪、葉群帶了海鮮和人蔘等禮物,抵達毛澤東在「玉泉山」的別墅。席間,毛澤東專門打開一瓶明朝的老陳酒招待林彪夫婦。毛先談到南方巡視的經過,以及旅途的愉快,後又談到關於長壽的研究,並和林彪相互夾菜,氣氛親切而熱烈。宴席也有江青、周恩來、康生、汪東興參加。晚宴結束,這幾個人提前告辭,主席又挽留林彪、葉群談了20分鐘。晚8時54分,林、葉正式告辭,毛澤東和汪東興目送他們上車。

晚11時整,毛的別墅內外都聽得見接連兩次巨大的爆炸聲。原來,是林彪的座車以時速15公里駛過別墅外曲折的小路,在拐彎處離路障七至八米處滑停下來。這時,埋伏在附近的8341部隊的爆破小組,看到發射火箭的信號發出來了,隨即扣動扳機,瞬間一聲震耳欲聾的爆炸聲,一枚40厘米火箭彈不偏不倚打到汽車後部,接著第二枚火箭彈射向汽車的中部,汽車有好幾部分在火焰里飛向空中。前座的兩個人被炸得粉碎,后座的婦女,腰以上被炸成一堆破布與骨頭,坐在她身邊的男人炸得只剩下半邊臉,但身體尚有部分完好無損。

這些照片與中央辦公廳公佈給高幹看的照片大不相同,後者是駐蒙古的中國大使館在飛機失事現場拍攝的。不用說,林彪躺在飛機殘骸里的照片,和葉群、林立果的照片一樣,都是經過改造的。

當時已到西郊機場的林立果突然之間變得不知所措,周宇馳叫他立即乘三叉戟飛機起飛。林立果問周自己怎麼辦,周說他可以乘直升機逃走,將在約定的地點會合。

周恩來找黃永勝談話,說林彪已供認了他的秘密活動,將聽候命令,接受審查。黃永勝感到已無迴避餘地,林彪屈服了,他只能跟著做。周令黃給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打電話,說他已認罪。這幾個人看到已別無選擇,也都俯首認罪。周要吳法憲到空軍指揮所去,向各軍區空軍和指揮中心發佈命令,禁止全國各機場起降任何飛機,並問他是否可以迫使逃走的那架噴氣式飛機下來。吳指示北京空軍司令李際泰,派4架殲7飛機,從楊村機場起飛,去內蒙古追那架三叉戟噴氣機。當那架飛機朝中蒙邊境飛去時,周問吳怎麼辦,吳主張將它擊落,周同意,吳就讓李際泰下令靠近邊界地區的3個導彈營發射地空導彈。那架飛機進入蒙古領空後,就從雷達屏幕上消失了。據空軍的攻擊效果分析報告認為,第一批導彈已將這架飛機擊中使其受傷,但駕駛技術高明的潘景寅,立即降低高度躲避雷達追蹤。

256號三叉戟飛機墜毀後,在烏蘭巴托的中國大使館派人到失事地點展開調查。大使館用電報傳回北京外交部呈周總理的秘密報告上,標有「81029號絕密文件」字樣,裏面說墜機的乘客年齡在20至50歲之間。大使館努力安排把屍體運回中國,但後來接到一項命令——事實上是毛澤東直接下達的——要把屍體就地埋在墜機地點附近。

蘇聯和蒙古均派技術人員對已埋葬的屍體進行檢驗,至少有一些蘇聯的驗屍人員不相信林彪是那次墜機而死的乘客之一。

此說純屬荒誕不經的惡意捏造。(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25頁)

(二)導彈擊落說

此說又分為兩個分支,一個分支是中國擊落說,另一個分支是蘇蒙擊落說。

所謂被中國擊落,是說毛澤東、周恩來見林彪叛逃,怕他逃往蘇聯後在蘇聯的幫助下打回來,或在外策動、指揮中國內戰,便下令解放軍用地空導彈將林彪的座機擊落了。

此說在林立果選中的「未婚妻」張寧的書中有過披露。張寧對林彪座機的墜落前後說法是不一致的。她在《張寧:自己寫自己》一書中寫道:“空軍司令吳法憲,12日當夜與周恩來一起監視雷達跟蹤情況,吳法憲與葉群關係密切,怕惹禍上身,主動建議道:‘要不要把它打下來?’周恩來當時是制止的。”(張寧:《張寧:自己寫自己》,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頁)但她在《塵劫》(張寧:《塵劫》,香港明報出版社,1997年出版發行)一書中,又借用第二炮兵一位轉業軍人的話說,飛機是被導彈打下來的。這位轉業軍人說:“當年出事時,我在基地當兵,我們接到開炮命令,不知道是什麼目標,以後聽到文件傳達,心裏才明白是林彪座機。”張寧問他是不是搞錯了,打的恐怕是周宇馳劫持的飛機。這位轉業軍人笑道:“打直升機哪用導彈?周宇馳的直升機是在北京郊區迫降的,根本沒用開炮。我們導彈發射的方向不是北京。我們用的是新式導彈,彈頭進去反向爆炸,當時打傷了飛機。”(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50頁)

所謂被蘇蒙擊落,是說林彪座機越過中蒙邊界後,由於事出突然,在蘇蒙警戒雷達上出現大飛機回波,蘇蒙方面以為是中國方面入侵的轟炸機,便發射地對空導彈,將其擊落了。

此說的背景是:當時中蘇、中蒙關係緊張,兩年前即1969年3月,曾發生過珍寶島事件,中蘇兩國邊防部隊在中國東北烏蘇里江上的珍寶島發生過武裝衝突,差點釀成大規模戰爭。有消息說,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元帥甚至揚言要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的威脅”。而蒙古追隨蘇聯反華,蘇聯在中蒙邊界陳有重兵,林彪座機進入的方向遠程警戒雷達、防空導彈陣地不少,離溫都爾汗不遠的軍用機場還駐有蘇聯的一個航空兵師。據林彪座機墜毀現場附近的蒙古老百姓稱,曾聽到一陣“難聽”的“嗡嗡聲”,看到“從西南向北飛過來一架冒著大火的飛機,飛得相當低,在巴圖腦爾布蘇木上空,繞圖門山轉了一圈,順著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飛行,聲音越來越大,大概不到20分鐘,在蘇布爾古盆地墜毀。當時沒有聽到大的爆炸聲,只看到現場大火連天”。據此揣測,很可能是林彪座機被蘇蒙導彈擊中而墜毀。

被導彈擊落的這兩種說法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導彈先將飛機擊傷,然後飛機在試圖迫降時墜毀,而不是被導彈打得凌空爆炸。

這種導彈擊落說還有一個重要根據:飛機機翼的翼根處,有一個直徑40多厘米的大洞。(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頁、第359頁)

(三)迫降失事說

此說是墜機現場中方勘察人員、軍內有關專家通過分析而得出的結論。

此說認為256號飛機的墜毀,是迫降失敗造成的。在漆黑的夜間,在異國不明的土地上,又是在沒有地面組織指揮的情況下迫降,是極其危險的。這一點,林彪座機的飛行員肯定清楚。但飛機之所以要實施迫降,也是萬不得已,原因是油料不夠,已經無法繼續飛行。三叉戟飛機加滿油為21噸,9月12日晚從北京西郊機場飛往山海關時,沒有加滿,只加了15噸油。而林彪從山海關倉皇出逃時,由於急促,沒有來得及加油。據估算,飛機從山海關機場起飛時,油箱存油12。5噸,從山海關到墜毀地點,共飛行約120分鐘,耗油約10噸左右,這樣,飛機存油量只有2。5噸左右,而這時油箱還有一部分油,因為油泵抽不上來,不能使用。這樣,飛機要為避開雷達繼續低空飛行,最多只能飛20多分鐘。儘管墜毀地點離溫都爾汗的簡易機場只有六七十公里,如果到那裏降落的話油量是夠的;但由於機上沒有領航員,地面沒有導航,夜間飛行員很難確定自己的確切位置,加上這是一條生疏航線,飛行員心情緊張——一則因為倉皇出逃,技術方面毫無準備;二則屬於偷越國境,擔心被蘇蒙防空部隊擊落,這諸多因素,決定了飛行員急於夜間迫降求生。正是由於地形複雜,心情緊張,機組人員不齊——專機機組原本9人組成:機長、第一副駕駛、第二副駕駛、領航員、通訊員、主管機械師、機械師、特設師和空中女服務員。但匆忙登上專機的機組人員只有4人:機長潘景寅和3名機械師——沒有地面導航,迫降動作又沒有做好,結果導致了飛機的失事。失事飛機的機頭方向,是往回飛的方向。

支持這一說法的還有時任蒙古人民革命黨政治局委員的莫羅扎姆茨對記者的披露:「我們最先發現飛機時並非是其正穿越我們的國境,而是它已經飛越了我國領土,它向蘇聯人表示:‘讓我們進入。’但蘇聯人拒絕了。我們得知如果此飛機繼續飛行,它將被擊落,這就是飛機當時為什麼會掉頭轉彎。」莫羅扎姆茨說,他是在飛機墜毀幾個月後,在一次與一位資深蘇聯軍官的偶然聊天中獲悉這一資訊的。

(四)機上搏鬥說

此說認為飛機的失事,是因為飛機上發生了搏鬥,導致飛機失去控制而墜毀。

說,他聽蘇聯人講,蘇聯專家把已經燒焦的林彪屍體整理出來,發現屍體上中了9顆子彈,呈蜂窩形。而在溫都爾汗的墜機現場,也發現了散亂的幾把手槍和多發子彈。這位記者和這家報紙的意思是想證明,機上有人得知林彪要叛黨叛國,於是向林彪開槍,引起混戰和搏鬥,導致飛機失去控制,從而機毀人亡。(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74頁)

(五)自殺殉職說

此說將矛盾的焦點集中在駕駛員潘景寅身上,基於對潘景寅是位優秀的忠誠於祖國的飛行員的分析而成。

此說認為,潘景寅原先並不知道林彪要往蘇聯跑,他以為林彪要連夜回北京,或者去大連、廣州。作為林彪專機的機長,無論從政治上還是從技術上講,都是經過嚴格挑選,忠誠可靠的。平時,潘景寅當然是絕對服從林彪、葉群、林立果命令的,林彪、葉群、林立果讓他往哪裏飛,他就往哪裏飛,不會打半點折扣。但當林彪、葉群、林立果命令他越過邊界,飛往蒙古、蘇聯的時候,他動搖了。他很明白飛出國境意味著什麼,很明白「蘇修」、“蒙修”都是中國的敵人,也很明白叛黨叛國這個罪名的極端嚴重性,那樣不但會葬送他本人的政治生命,還會連累他的家人,使他們一夜之間變成反革命家屬。況且,林彪的叛逃會在國內外引起嚴重後果,給祖國和人民帶來無法預料的災難。從黨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發,受黨教育多年的他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終於決定橫下一條心,不惜和飛機同歸於盡,也要粉碎林彪叛國投敵的罪惡陰謀。於是,他採取了看起來是因油料不夠而迫降逃生,實際上是用自殺殉職來報答黨和人民培養教育,用同歸於盡來中止林彪可能給國家帶來巨大災難的壯烈行動。

此說有鄧小平的一段話作根據。1980年11月15日,鄧小平在接見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談到「九一三」事件時說:“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因為有同樣一架飛機帶了大量的黨和國家機密材料準備飛到蘇聯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現問題後,經過搏鬥,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按照鄧小平的邏輯和推斷,既然“同樣一架飛機”的飛行員是個好人,可以英勇搏鬥,那麼256號專機上的飛行員也是個好人,也就不排除他採取自殺殉職行動的可能性。(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頁,以及1980年11月24日《人民日報》)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導讀]67年春北京開始武鬥,那時武鬥死亡最多的一天是七十多人。謝富治想由公安、市委分別發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毛澤東批評說:你們還想壓制群眾,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發動,你們不能像消防隊救火一樣。

文革中的造反派坐汽車參加武鬥

本文摘自《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朱元石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

上次已經談過一些北京市委的情況。我的記憶不行,再講一些那時候的情況,只能想到什麼說什麼。

1966年的11月至1967年1月,新市委已經癱瘓,我們不能在市委正常辦公了,就搬到京西賓館辦公。這樣,又遭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指責,他們說市委怕群眾,已經變成地下市委了。

我講一講市委幾位書記的情況,一個個慘得很:

李雪峰,主席要他避風頭,暫時到天津去了。

郭影秋,被人民大學的造反派揪回人大,關在地下室里,天天遭到批鬥。郭影秋有病,我們好不容易和造反派談判後才把他接出來。

陳克寒,自殺了兩次。一次在萬里的辦公室里服了大量安眠藥,被發現後搶救過來。另一次他被商業學院的造反派抓走,遭到揪斗後,他從二層樓上跳樓,沒有死,很多地方骨折。市委得到消息後,組織人把他很快送到醫院搶救,這一次他又被搶救過來了。有人為此竟批評我右傾,我想總不能見死不救吧!粉碎「四人幫」後,陳克寒同志病逝了。

萬里,也被揪斗得很厲害,屢經兇險,後來中央採取措施將他監護起來,由衛戍區執行。

趙凡,被整得死去活來,後來是否被下放到二七車輛廠了,我記不清,起碼被關了「牛棚」。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高揚文,在市革委會成立之後,被冶金部的造反派揪走的。當時,曾經請示了謝富治。謝富治說:把高揚文交給他們,與冶金部的造反派談一下,告訴他們不准武鬥、打人,把問題交代完後要把人放出來。以後,我還派了一位由部隊到北京市幫助工作的同志去看望了高揚文。高揚文是比較晚一點被衝擊的,前邊的幾位遭衝擊早一些。

這樣,新市委的領導陸續被整了下去。我還算幸運,繼續艱難地工作著。以後,市委又補進了劉建勛、雍文濤。劉建勛是從河南調來的,他任華北局書記,李雪峰走時,我提出我實在幹不了,李雪峰就把劉建勛調到市委,事實上讓他負責市委的常務工作。雍文濤是從廣州調來的,他是廣州市委書記,「文革」前調到國務院任文辦的副主任,好像兼任了中央宣傳部的副部長,然後又兼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負責學校、學生工作。還從外交部調丁國鈺同志到大學工作委員會工作,外事口先是調李清泉負責,後來改為丁國鈺負責,大學工作委員會撤銷後,丁國鈺被留下來了。又從北京衛戍區調黃作珍任市委書記處書記。

劉建勛後來被調回河南,雍文濤被揪斗後提出回廣州,這時沒有辦法了,又調衛戍區的政委劉紹文任書記。

北京市沒有市委時,有黨的核心小組,核心小組的組長是謝富治,溫玉成任第一副組長,我是核心小組的成員,溫玉成調走後,我任核心小組的副組長,謝富治還任組長。

「楊、余、傅事件」後,調溫玉成任衛戍司令。“九大”以後,溫玉成調走,吳忠任司令。吳忠是駐錦州的四十軍的軍長,他調到衛戍區任衛戍司令後,又任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政法工作。

當時,劉紹文、黃作珍、吳忠、楊俊生這四位軍隊同志都曾進過北京市委書記處。

那時,上邊有規定,衛戍區不搞「四大」,因為衛戍區搞「四大」,警衛工作就會出問題。

以後,軍隊「支左」,「支左」的同志不由衛戍區管理。

1972年,我任市委第一書記,又調了倪志福同志任第二書記。「文革」期間,市委的領導情況大概這樣。

1966年8月,中央召開了工作會議。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我們組織市委的幹部到民族飯店聽傳達。但情況很亂,造反派佔據了會場,會議未能開成。

這以後的一天,我在李雪峰家裏談工作,少奇同志來了,他提出要到下邊蹲點,取得感性知識和經驗。少奇同志選擇了建工部的北京建工學院,那個學院的學生比較少一些,學生也還沒有分成派。

我不知道少奇同志去了多少次,我們北京市是由李雪峰同志陪他去的,中央文革小組指定戚本禹陪同。後來,建工學院也分成了兩派,「八一」派的造反派圍攻了中南海。

鄧小平同志在人民大學蹲點,我陪著小平同志開過一次全校大會。會議是辯論郭影秋有沒有錯誤,同時去的有陶鑄同志。小平同志在這次會議上針對正在盛傳的「二月兵變」進行闢謠,說沒有這回事。

這段事情太多,我記不清,談幾件事。

新市委成立後,李雪峰讓我找劉仁談一次話,問一問劉仁還有什麼問題要交代的。我和馬力一起去的,馬力當時任市委的秘書長。我和劉仁原來很熟悉,我們曾在晉察冀一起工作過。見面後,我問他還有什麼問題需要說的,他說沒有什麼要說的了,彭真犯什麼錯誤我就犯什麼錯誤。談話不多,我也沒有說什麼就走了。

當時,葉帥是中央首都工作組的負責人,他看到北京很亂,提出要我們將劉仁和其他市委領導同志送到外省監護。我對葉帥說:送到外省需要中央通知,北京市不好出面直接與各省聯繫。為了避免意外,我決定先將劉仁等同志送到昌平清華大學的分校,建一個伙食單位,實際上保護起來,防止被造反派揪斗和亂打。

有人直接給江青寫信,將這兩件事情報告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人把我找去,江青說有人來信揭發我和劉仁密談,她問我與劉仁都談了些什麼。我說沒有談什麼。她就我把劉仁等人送到昌平一事作了一頓訓斥,指責我包庇「黑幫」,保護「黑幫」。中央文革小組立令我們第二天將這些人弄回來,交給群眾,不許有誤。

第二天,劉仁等人被狼狽帶回市委。劉仁回來後,造反派就吩咐他搞衛生、刷廁所,累得他團團轉。過了幾天,劉仁忽然不見,後來才知道被拘捕了。看到劉仁朝不保夕的情況,對鄭天翔,我也十分擔憂,怕出問題,便寫了報告。小平等同志批示監護,由衛戍區經辦了。

據楊成武同志後來告訴我,在一次會議上,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說我是壞人,說我包庇「黑幫」。周總理便問楊成武認識不認識吳德。楊成武說:在晉察冀時就認識了,他不是壞人。周總理說究。江青等人的文章沒有做成,我逃過了一關。

誰知粉碎「四人幫」後,市委有些同志據此來批判我,說我搞了個“反修堡”。這件事,前後都被人批判了。

那時,劉仁同志被整得很慘,家也被抄了。劉仁同志是很堅強的,他只是說彭真犯了什麼錯誤他就犯了什麼錯誤,別的沒什麼可說的!劉仁同志有心臟病,後來死在獄中,寧折不屈。

「八一八」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後,「破四舊」迎風而起。這件事到現在我也不明白。那時,已經產生了「西糾」,說「破四舊」是他們發起的,我懷疑。我估計是中央文革小組發動的,北京市委並不清楚,我問過李雪峰,李雪峰說他不知道。

「破四舊」超越了常規。在它的名義下,抄家、傷人、打死人的情況出現了。到處破壞,甚至破壞到了中南海裏頭。中南海北院紫光閣後邊的武成殿房,康熙題寫的一塊“下馬必亡”的碑石都被紅衛兵抬走了,後來四處找尋才找回來。紅衛兵還把中南海院子裏的一些石獅子抄走了。堂堂的國務院也在劫難逃。

首都一帶頭,「破四舊」運動便發展到全國,演變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打、砸、搶”,塗炭生靈,塗炭神州。

1966年「破四舊」後,一天,毛主席找我去彙報「破四舊」的情況。當時,林彪等人也在場。我在彙報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實的情況,剎一剎這股風。我彙報說市委沒有力量控制局面,解決不了「破四舊」產生的混亂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維方式緩緩說:北京幾個朝代的遺老沒人動過,這次「破四舊」動了,這樣也好。林彪也說:這是個偉大的運動,只要掌握一條,不要打死人。

然而,毛主席哪裏知道,運動的發展由不得願望,豈止是動動而已,動刀動槍了。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開始武鬥的,那時武鬥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據火葬場的統計是七十多人。李雪峰可能到天津去了。面對這種情況,我很緊張,寢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我談情況時,謝富治也顯得很緊張,神色驚疑。我們認為要制止這種情況。謝富治說:由公安系統、市委分別發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從謝富治處回來,就開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統的通知由謝富治打電話,讓市公安局來擬。

我們市委的稿子還沒有發出去,當天夜裏二點鐘,謝富治打電話找我去。我去後他對我說:公安系統擬的稿子送給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評了。大意說:你們還是想壓制群眾,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發動,你們不能像消防隊救火一樣。

這樣,混亂的局面就無人敢加以制止了。

然而,不斷傳來打死人的消息使我發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我還找過陳伯達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發一個通告,制止打死人等無法無天的行為。中央文革小組不同意,還是說,這樣會約束群眾的革命活動,影響發動群眾。

一直到11月18日,我們當時都搬到京西賓館辦公了,中央文革小組才同意市委發佈《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說:「任何廠礦、學校、機關或其他單位,都不許私設拘留所、私設公堂、私自抓人拷打。這樣做是違反國家法律和黨的紀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後指揮這樣做,必須受到國法和黨紀的嚴厲處分。從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處理。」

這個通告的措辭是嚴厲的,但實際沒有管用。江青在以後又大講「文攻武衛」,她接見河南造反派還是安徽造反派時就宣傳「文攻武衛」。這樣,武鬥從「文攻武衛」的口號中找到了護身符,兩派都說自己是“左派”自衛,對方是挑起武鬥的罪魁禍首,武鬥問題非但不能制止,而且愈打愈激烈。

1967年至1968年期間,全國武鬥很厲害,不少地方具有相當規模,動用較大殺傷武器。相比之下,北京成了不算最嚴重的,但我估計,在武鬥中死亡的人數大概不下千人。

這是「破四舊」,先是發佈通告發不出去,等通告發出去了,又來了一個「文攻武衛」。當時,水龍頭總趕不及點火的。

再說一說「大串聯」的情況,我一個片斷一個片斷地說。我調到北京來後,1966年7月下旬就犯了“資反路線”的錯誤,開始檢討。市委就不靈了,以後就癱瘓了,可是,我還要工作。毛主席接連八次檢閱紅衛兵,大概接見了1300萬到北京的紅衛兵。全國大串聯,坐火車不要錢,到處可以吃飯。當時都叫紅衛兵,手臂上套一塊紅布就行,這給組織接見工作帶來很大困難。

第一次是在天安門舉行的。毛主席原想坐在汽車上繞天安門廣場一圈。但毛主席的車一出來,爭著和毛主席握手的人就把汽車包圍了,進不得,退不得。謝富治、汪東興都在毛主席的車上,他們都急了。我在後邊的另一輛車上,一看要出事,趕緊下車向前擠,但根本擠不過去,我被擠得前心貼後背,喘不過氣。

後來是組織了部隊手拉手把群眾分開,才把毛主席1966年,毛澤東被歡呼雀躍的受閱紅衛兵圍在中間硬接出來。我也擠不出去了,虧得一批中學生開出一條道,方走出重圍。

我出來後,看見毛主席和劉少奇都在上天安門的電梯口處坐著,我上氣不接下氣地向他們說,應該檢討,我組織得不好。

接受這次教訓,以後的檢閱改為紅衛兵坐大卡車經天安門受毛主席檢閱。結果也不行,很多人坐不上車。又改為像遊行似的,從天安門前走過,但秩序也很亂。很多人一走到天安門就停住不走了,都想看毛主席,只顧喊「毛主席萬歲」的口號,熱淚盈眶。

每次都出現一些問題,特別是在西苑機場的檢閱,那次可能有一百多萬人,當時踩死了兩三個人,大家都沒命地往前擁,形成不由自主的強大人潮。

八次檢閱,每次都是周總理找我們親自佈置,當時真是刻刻提著心,怕出事。

紅衛兵在北京,包括新到和原來沒有離開的,人數最多的一天達到300萬。當時北京市區的居民也就是300多萬,不到400萬人,一時增加了這麼多人,吃、住、行都很困難。南方的人要吃大米,北方的人要吃白面,盡量調劑。其實不止是食、住、行,衣也攤上,天涼了,南方來的人還得給他們發禦寒軍衣。北京市委紅衛兵接待站設在先農壇,負責人是國防科委的一位同志,當政府失去權威的時候很好,還有一些軍隊「支左」的同志在做招待工作,大家忙得不可開交,昏頭昏腦的。這些吃、住等問題是不好解決的,接待站的同志解決不了問題,紅衛兵就打罵他們,甚至抓他們去遊行,做“噴氣式”來批判。這些同志很苦,見到我時委屈得哭,提出不幹了。那時,我也被揪斗,但還要勸這些同志,說工作是黨交給的任務,不能不幹,而且要干好。

有一天,來的人特別多,前門那一帶都擠滿了,人山人海。實在沒辦法了,我去找周總理,說北京市各機關容納不了了,中央各機關我動員不了,如何是好?周總理說通知中央各機關和市委各機關開一個會。於是,馬上在工人體育館開了個萬人動員大會。大家都到了,我一說話滿場起鬨,沒人聽。無法,我就打電話報告周總理。周總理來了,他要求各機關派人去市委接待站領人,各機關能住多少就領走多少人,管吃管住。中南海也騰出一些地方住紅衛兵。

以後按這個辦法,一來就通知各方面來領人安排住宿。那時,北京差不多家家戶戶都住了紅衛兵。上上下下,一片沸騰。

後來陶鑄提出,這樣串聯影響鐵路等交通的正常運輸,聽說把火車的窗戶都擠壞了,號召走路串聯,不坐車乘船,發揚艱苦奮鬥的精神。這才有效,慢慢來的人就少了。

再講一個事情,「西糾」後來變成“聯動”,“聯動”被中央文革抓了一百多人,包括董老的兒子董良翮都在內,「西糾」後來不行了。然後起來的是哪一派呢?起來的是中學紅代會的頭頭李冬民。這個案子後來還通報了我一次。

李冬民組織了一個造反派組織「首都兵團」,江青說真正的左派是「首都兵團」,中央文革小組要市委支持它。

中央文革小組真是支持,在「首都兵團」的成立大會上,中央文革小組的那些“左”得發紫的人都參加了。周總理也在場。北京市是我和丁國鈺、雍文濤參加的。當政府失去權威的時候1966年11月,新疆工學院紅衛兵長征隊頂風冒雪行進在戈壁灘上,赴北京串聯國務院的秘書長周榮鑫也陪了周總理來。這個大會主要是批判「西糾」。我記得「西糾」是北京31所中等學校的紅衛兵組成的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在大會批判過程中,江青故意提高嗓門,問到會的人知不知道誰是「西糾」的後台?參加會的紅衛兵說不知道。江青鐵青臉說:就是周榮鑫!要大家看一看他,讓周榮鑫站到檯子的前邊。江青接著又聲嘶力竭地說:還有雍文濤!這樣,當場就把周榮鑫、雍文濤揪走了。

我看周總理的樣子,他並不知道江青要點周榮鑫的名字,周總理也緊張了,但鎮靜地控制著。陶鑄從中南局調到中央任常務書記後,從中南局調了一批人,雍文濤就是其中的一位,江青他們的矛頭是對著周總理和陶鑄的。

我和丁國鈺在後邊坐著,真有些如坐針氈,坐不住了。丁國鈺低聲說:他們都點完了,就該輪到我們了。

天知道,一直到散會,也沒有點我們的名字。散會時,中央文革辦事組的人來說,江青讓我去。江青問我雍文濤是什麼人。我說:雍文濤是中央派到市委工作的,他沒有問題,他分管中學工作,他去「西糾」做工作是市委派去的,責任在我。如果雍文濤有問題,罷了我的官算了。江青很生氣,讓我回去寫檢查。

我的檢討送去後,江青在上面批了,大意是說吳德還比較謙虛,但不能不講原則,雍文濤是有錯誤的。

周榮鑫、雍文濤被揪走後,好幾天都未放回來,我們就派人想辦法去找。周榮鑫找回來後,周總理讓他在國務院燒鍋爐,紅衛兵再找他時,就說周榮鑫已經參加勞動去了,實際上把周榮鑫保護起來了。雍文濤被找回來後,在國務院的文辦躲了幾天。後來,雍文濤提出在北京危險,要回廣東,他在廣州市還有辦法躲避。這樣,就採取了一個辦法,讓廣州來的造反派把他揪回去了。雍文濤後來參加了廣州市的「三結合」。事前廣州還派人來向我作調查,我寫了一個證明,說他到「西糾」是受組織派遣的,沒有問題。

成立市革委會後,中學紅代會的頭頭李冬民參加市革委會,任常委。

那時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叫做「打悶棍」,一點沒錯,一個悶棍接著一個悶棍,弄得人暈頭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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