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張春橋與江青的合影（資料圖）
我在對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特別法庭審判員王文正大法官的採訪中，他談了張春橋和王洪文在政治活動之外的鮮為人知的生活上的事情——「婚事」。
張春橋將老婆留在上海
張春橋到北京以後，並沒有像姚文元一樣，將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接去，而是將他們都留在了上海。
張春橋為何要這樣做呢？
張春橋的老婆文靜，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晉察冀邊區的平山縣參加革命後，曾被日本侵略軍俘獲，後來自首，成了叛徒，破壞解放區的抗日戰爭，到處為日本軍隊做策反工作。
1946年張春橋與文靜結婚。
對於自己在日寇的威逼下叛變的事實，文靜在她的交代材料中寫道：「這段歷史，我曾寫信告訴張春橋，對他絲毫沒有隱瞞。」
正是由於這樣，每次在審查幹部的時候，張春橋都為此十分惱火。老婆的歷史問題，無形中影響了他的「進步」。
「文化大革命」開始，特別是張春橋被調到北京以後，與江青來往密切，常常是為“工作”談到深夜不歸，很快就有人將話傳到了上海。
文靜是了解江青30年代在舊上海所做的那些事情的，因此對張春橋就不放心，經常找各種借口要到北京來，實際也是來監視張春橋，並一再地給張春橋打招呼，要他對江青多注意一點。
張春橋是何等精明的人，他從老婆的話中早已聽出了弦外之音。
張春橋對老婆說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他這是走的一條「曲線救國」之路，是想通過接觸江青來接近“最高統帥”，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張春橋這次是下了狠心的，他準備成則為王，敗則扔掉腦袋。
歷史沒有朝著「四人幫」策劃的方向走，但是從這一點不難看出他們一夥相互勾結的罪惡目的究竟是什麼了。
北京是個什麼地方？那裏是中國的高官集聚之地，對於過去的歷史和現在的情況，特別是每一個想要進入高層領導層的人來說，都是很引人注目的。這樣的人物，只要人們發現了一條「辮子」，就會扭住不放的。張春橋老婆的這一條「辮子」，也正是他最心痛和最怕別人扭住的地方。
張春橋早就想將這條「辮子」扔掉。他曾多次私下向老婆提出離婚的事情，老婆都不同意。
沒有辦法，他只好將老婆扔在上海。一方面這樣處理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另一方面，老婆在「後花園」里還可成為他的一隻耳目，隨時了解各種情況，幫助他操縱和控制。
約見王洪文秘書
張春橋從過去中國政壇上的無名之輩，「文化大革命」中一躍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就此下去，那也會是前途無量。可是，自從毛澤東主席逝世之後，張春橋感到自己的所作所為，令越來越多的幹部和群眾不滿，並預感到自己即將受到歷史的嚴厲懲罰。
他惶惶不可終日。
一天晚上，即將去上海的王洪文的秘書肖木走進那間熟悉的屋子，看到一向善於掩蓋自己內心的張春橋，面容有些憂鬱，神色有些不定，兩個人的談話沒有了昔日的氣氛，語調低沉，表情陰暗。
張春橋談了毛澤東主席對自己的「培養」，談了如何保護毛澤東的遺體，如何修建毛主席紀念堂，如何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事情。但談得最多的還是當時的形勢。張春橋認為“資產階級還有力量”，他們不願自動退出歷史舞台，這是中國當前很大的一股“危險”力量，必須像列寧所說的那樣，“對資產階級使用鐵的手腕”。張春橋還高度讚揚了上海的民兵武裝，說這是一支有高度覺悟的工人組織，並要肖木轉告上海的骨幹分子，要做好準備，要經受考驗。對於批判鄧小平，張春橋更是念念不忘，語氣中表現出對鄧小平的仇恨和擔心。並一再地強調，現在關鍵是由誰來當接班人，如果這個班接不好，中國就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鄧小平就會重新上台……
張春橋還要肖木在回到上海後，多收集一些鄧小平反動路線的罪行，以便他將來在三中全會上好有「發言權」。
肖木從張春橋的長談中，感覺到了一種悲傷，一種預感，一種即將滅亡時的絕望和掙扎。
兩個人還談到了未來黨中央主席的人選。
對於華國鋒，肖木則表示「夠嗆」。認為華是“那些老傢伙抬出來的”，因為“看他忠厚老實，好用他來做擋箭牌”。
張春橋則無可奈何地認為，如不讓華國鋒「挂帥」，現在無法找到更合適的人選。
肖木則提出了王洪文。他看了看張春橋，張春橋沉默好久都不說話。
看來，與張春橋相比，肖木還是太嫩了。
張春橋過了好一會兒，才長嘆一聲說：「看來，不管誰當主席，都會有人反對，總會有一場鬥爭，對這一點我早有準備，希望你們也不要掉以輕心。」
正是因為張春橋早已有所準備，所以在肖木臨走時，他又一次讓肖回到上海後，去找一下馬天水，為他辦好那件離婚的事情。
這時的張春橋是想到自己未來的前途，好再次高升以後另尋新歡呢，還是真的害怕因自己出什麼問題將來牽連到老婆兒子？
總之，張春橋再次提出與老婆離婚的問題，已不像過去那麼簡單了。
可以肯定，在風雲變幻莫測的歷史時期，面對著未來，張春橋此時提出離婚的心情是更複雜的。他到底是要為老婆孩子留一條後路，還是想為自己的未來留一個更大的空間？
隨著「四人幫」的迅速覆滅和張春橋在整個審判過程中的沉默不語，這一切都永遠地成了一個謎。
張春橋想讓上海的「四人幫」骨幹分子，再為他做離婚的工作。
他站起來，對即將離開的肖木說：「還有一件事情，想請你再次去找一下馬（天水）老和（徐）景賢同志，請他們再抽空兒出面找文靜談一談，儘快地將我們離婚的事情辦了。」
剛才還在大談國家大事的張春橋，怎麼一下子就轉到家庭的問題上來了？肖木的腦子一時還未轉過彎兒來，他驚奇地看著張春橋，感到困惑：「離婚？」
張春橋很堅決地說：「是的，離婚，還是那個頭痛的離婚。你告訴馬老他們，我沒有別的什麼要求，財產、孩子全歸她，只要能離婚就行。」
肖木這才發現，這位從上海來到北京高升了的「政治局常委」，除了考慮個人的權力之外，對於個人的幸福也是同時在考慮之中的。
一向自認為很「正派」的張春橋，在他的這個同夥眼中一下子變得有些虛偽了。肖木的回答明顯帶著幾分不滿：“怎麼，拖了這麼長時間，你還是要堅持離婚？”
張春橋根本不把肖木放在眼裏，他顯得很不耐煩地揮揮手說：「必須要離，而且越快越好。」
作為王洪文秘書的肖木，經常與張春橋打交道，是知道這位「首長」脾氣的，當然不敢再問下去，更何況這是人家家庭的私事。
令人奇怪的是，一向沉默少語的張春橋，在肖木不再說話之後，反而接過話頭來繼續說這件事情：「我提出離婚，可是文靜和孩子們不理解，我這樣做，完全是為他們好啊！」
張春橋的聲音裏帶著幾分哀婉，幾分凄涼。
張春橋的離婚夢破滅
在此之前，姚文元已將老婆孩子接到了北京。毛澤東逝世不久，姚文元彷彿有所預感，提出將孩子送回上海去。可是，這事卻遭到了老婆金英的反對。
張春橋對姚文元這件事情很不滿意。肖木談到此事時，張便說：「這件事情上怎麼能聽老婆孩子的呢？本來他就不該將他們接到北京來，留在上海總要放心一些，遇事也好有個照應。在這裏，搞不好就會被一窩給端了。」
肖木驚詫：「誰敢，誰有那麼大的膽子？」
張春橋朝這位年輕的小兄弟苦笑了一下，不無擔心地說：「主席去世了，現在各種思想的人都會出來的，想不到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肖木問：「能有那麼嚴重？」
張春橋顯得有些沉重地說：「你們怎麼想的我不知道，但我每天都是穿著衣服睡覺，隨時都準備著有事情發生。」
肖木這才醒悟過來，對張春橋說：「你這一說，我明白了很多事情，如果真有人想篡黨奪權，搞修正主義那一套，全國人民也不會答應的。」
張春橋苦笑了一下，不以為然地說：「這就要看到時候誰的力量大了。」
肖木這時才領會張春橋剛才雲山霧罩地給他講的那些話，於是就說：「我們有上海的民兵武裝，好幾十萬的人，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他們是聽你春橋同志指揮的。」
張春橋這才說：「所以我對文元說，還是將老婆孩子留在上海好，那裏有我們的人，好關照。」
多年來，張春橋一直為離婚的事情發愁，加之他考慮的事情比「四人幫」中的其他幾個人要多得多，一張臉總是像苦瓜一樣地“掛”著。當肖木說到上海民兵時，他才露出了一絲笑意，不過很快又收住了。
張春橋對肖木說：「所以我叫你來，臨去上海之前好好地談一談。上海是黨的誕生地，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發源地，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工人階級最集中，現在我們又將他們武裝起來了，那還怕什麼呢？所以我讓你將這些意見帶給馬老他們，使他們能儘早地做準備，要經受一場更大的考驗，要做好打仗的準備，要把我們自己的力量抓好。」
據肖木後來交代，一向言語不多的張春橋這天晚上顯得很健談，情緒顯得很不穩定。對於他的離婚問題，一再地催促讓馬天水再出面去做文靜的工作，真是有點迫不及待了。
據有關資料記載，「四人幫」中整天鬧著要離婚的王洪文和張春橋，在被捕前還為這事特地與各自的老婆通過電話。
王洪文的老婆崔根娣在電話里說，離婚可以，你當你的大官，我做我的工人，但是兩個孩子得歸我，否則就不同意離婚。
王洪文見一向嘴緊的崔根娣終於答應了，感到很高興，說過幾天他的秘書廖祖康將回上海，到時將把孩子給她帶回去，以後有什麼事情，還可以找他的秘書幫助。
當主持中央工作的華國鋒知道這件事情之後，曾十分生氣地罵王洪文是一個「陳世美」。
沒過幾天「四人幫」就被粉碎了，王洪文離婚另尋新歡的夢想也從此落空。
張春橋要離婚的事情鬧了好幾年，當時中央政治局的人員也都知道。
人們對此曾有過各種各樣的猜測。
與年輕一點的王洪文相比，張春橋的離婚恐怕算的政治賬要多於生理賬。肖木到達上海不久，張春橋的老婆文靜作為他安在上海的一個情報點，在給他的電話里彙報了上海近幾天反常的一些事情。例如民兵武裝發了槍支彈藥，成立了值班室，加強了戰備；東海艦隊在上海休假的幹部都被叫了回去，整個上海都很緊張。文靜在電話里還為他的身體擔心，問他近來身體怎樣，並說馬天水等提議讓她到北京來看一看，有些事情好當面向他彙報。
聽完電話之後，張春橋明白自己讓肖木帶去的請馬天水等做工作，要與老婆離婚的事情還未被那幾個骨幹分子排上議事日程，心中感到有些生氣。就對老婆說，她說的那些事情自己都知道了，這些在當前的特殊情況下都是正常的，用不著大驚小怪。
張春橋不同意老婆來北京。
可是，張春橋又怕上海真的出什麼事情，如不及時解決，就會誤了大事，於是在電話里答應讓「毛弟」來一趟。「毛弟」是張春橋的兒子張旗。
就這樣，張旗作為張春橋夫妻間的信使來了一趟北京。
幾天之後，「四人幫」被粉碎，張春橋的離婚夢也隨著他的覆滅而從此破滅。
拘捕張春橋是一場特殊的戰鬥
張春橋的貼身警衛員是一個身強體壯的軍人，人們習慣地稱他為「大熊」，陝西人。張春橋平時很喜歡這個警衛員，這個時候，他正在家鄉休假，被張春橋突然召回了北京，外出時寸步不離。
張春橋接到開會的通知後，就帶上「大熊」來到懷仁堂。二人剛走到門口時，等候在此的第一行動小組負責人紀和春迎上去，向張春橋行了一個軍禮。
張春橋板著臉，冷冷地問：「國鋒同志和葉帥到了嗎？」
紀和春答：「到了，他們正在等你。」
於是，紀和春就引著張春橋朝裏面走。
這時，「大熊」也跟在後面，想隨張春橋一同進去。
門前的兩名衛兵立刻將「大熊」攔住。
張春橋這時回過頭來，有些警覺地問：「怎麼回事？」
紀和春回答說：「沒有什麼，首長們開會，隨行人員按規定都在外面的大廳里休息。」這一說，張春橋也沒有辦法，就只好對自己的警衛員點點頭，獨自跟著紀和春進去。
當他們推開「會議室」的門時，從門後突然衝出幾個人來，將張春橋一下子扭住。
張春橋立刻大叫起來：「你們這是幹什麼？這是幹什麼？」
張春橋的警衛員「大熊」在前大廳被攔住之後，就被帶到旁邊的一間屋子裡去休息。他進門一看裏面都是警衛局的熟人，就向大家點點頭，然後泡了一杯茶，獨自坐在門口的椅子上喝起來。
可是，他喝茶是假，耳朵聽著裏面的動靜是真。他這時突然站了起來，就要朝裏面走。
警衛團一名副團長朝屋子裡的行動小組人員使了個眼色，行動小組的這幾個人就要衝上去繳「大熊」腰上的手槍。
「大熊」後退一步，一下子拔出手槍。
昔日警衛團里的熟人，此時「各為其主」，怒目相視。
如果雙方發生槍戰，那就會影響到整個粉碎「四人幫」的計劃！
那位副團長對「大熊」大聲地命令：“放下武器，中央已決定逮捕張春橋！”
這是令「大熊」沒有想到的事情，他先愣了一下，接著就說：“我只聽汪（東興）主任的，他讓我交槍我才交。”
副團長只好給汪東興打電話，並將話筒遞給「大熊」。
聽完汪東興電話後，「大熊」回答說：“是！我服從命令！”
「大熊」將攥在手中的手槍，放在了桌子上。
前面的大廳里，一場劍拔弩張的「警衛員之戰」終於結束。
「會議室」里，被行動小組人員扭住的張春橋，對坐在沙發上的華國鋒和葉劍英大聲地喊著：“你們這是幹什麼？”
華國鋒這時站起來，拿出一張「決定」來，對張春橋念道：“最近一個時期，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機，相互勾結，秘密串聯，陰謀篡黨奪權，犯下了一系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中央決定對以上四人進行隔離審查。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
張春橋聽完後還想反抗，被紀和春上來給戴上了手銬，然後從後門將他押走。
歷史老人總是這樣及時地懲治邪惡，張揚正義！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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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八七會議決議、1929年中央政治局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對維護當時黨的團結、推動革命的發展，都曾起過重要的作用，但也有它的歷史局限性。這些決議以及胡喬木1951年根據這些決議所寫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黨的一切文件和領導人的文章、講話，給陳獨秀扣了九頂帽子：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托陳取消派、反共產國際、反黨、反革命、漢奸、叛徒。
陳獨秀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學術界遵照黨的實事求是傳統，以嚴謹的治學態度，重新考察陳獨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動，發現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有些是似是而非。此案是中共黨史上第一樁最大的冤假錯案。現把這個考察情況簡述如下：
【陳獨秀在五四運動和建立中國共產黨過程中的作用】
1954年12月2日，人民出版社給中央的一個請示報告中指出，當時他們與《中國青年》編輯部、馬列學院等單位在編輯有關五四運動資料時，不知道如何處理陳獨秀的有關文章。四川武隆縣委宣傳部甚至來信責問：「為什麼三聯書店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資料選輯》一書中還選有革命叛徒陳獨秀的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為此，報告提議：“有關的歷史事實的敘述可以不必避免提及他(陳獨秀)，有關的歷史資料可以選錄他的一部分有影響的論文，但是應有適當的批判，或加註說明他在當時的作用和後來叛變革命的行動。”
這個提議，實際上受《中國共產黨三十年》的影響，這本書以及五六十年代作為高校教科書普遍使用的《中國革命史講義》(胡華著)，寫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一般都不提陳獨秀，而只提李大釗，有的仿照毛主席的做法，再加一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講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只講李大釗和毛澤東，也不提陳獨秀。胡華甚至說毛澤東在1920年“為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作了思想上的準備”。當寫到中共“一大”不得不提到陳獨秀被選為總書記時，胡喬木和胡華也要強調“陳獨秀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並說“他以馬克思主義面貌出現，而實質上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家”；陳獨秀之被選為黨中央領導人，是由於“黨在初創時的幼稚所致”，說明是“錯誤的選擇”。
在這樣的政治和學術氣氛中，一些學者由於在具體論述中不能迴避陳獨秀的歷史作用，紛紛遭到批判，如孫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在「文革」中更遭到“觸及皮肉”的批鬥，“罪名”就是“為叛徒陳獨秀翻案”！
1979年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1981年紀念建黨60周年時，國內學者在有關的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了一批重要文章，提出應該肯定陳獨秀在五四和建黨時期的應有地位和作用。如丁守和在《陳獨秀與〈新青年〉》一文中指出：「當我們回顧歷史的時候，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源頭，又看到了《新青年》這個歷史的界石，看到了陳獨秀在《新青年》所立起的兩面旗幟：民主和科學，仍然光彩奪目……催人猛進！他們對真理的熱烈的追求，對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巨大興趣和對舊事物舊勢力的深刻的憎惡，仍然值得後人學習。」黨史專家馮建輝在《建黨初期的陳獨秀》一文中也指出：“陳獨秀能夠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和總書記絕不是偶然的。他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準備、組織準備和培養幹部等方面，都做了很大的貢獻。那種認為陳獨秀一貫錯誤，靠名聲欺騙群眾才當上總書記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1981年7月17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毛澤東在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的講話，談到陳獨秀，毛主席深情地說：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他創造了黨，有功勞。
經過陳獨秀研究會和眾多學者的長期廣泛的宣傳，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總司令」、中共主要創始人的觀點逐步被各界人士所接受，並且反映到中共黨史最權威部門編寫的中共黨史範本中，即分別由1991年和2001年中央黨史研究室撰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和《中國共產黨簡史》，也反映到各種文藝和影視作品中，如1991年的電影《開天闢地》、2001年的電視劇《日出東方》。
【關於「漢奸」】
1937年末至1938年初，王明、康生在共產黨的機關報——巴黎的《救國時報》、武漢的《解放》和《新華日報》上誣陷陳獨秀是每月向日本偵探機關領取300元津貼的漢奸，當時就引起輿論大嘩，紛紛要求拿出證據來。陳獨秀也發表聲明予以批駁，並準備付諸法庭。後來由於周恩來做了許多工作，並由徐特立出面調解，再加上戰事吃緊，武漢很快失守，此事被擱置下來。但是陳獨秀頭上「漢奸」這頂帽子，一直到死也沒有摘掉。1951年出版《毛澤東選集》時，有一條注釋還完全重複30年代王明、康生對陳獨秀的誣陷：“在1927年中國革命遭受失敗之後，中國也出現了少數的托洛茨基分子，他們與陳獨秀等叛徒相結合，於1929年形成一個反革命的小組織……在九一八事變後，他們接受託洛茨基匪賊的‘不阻礙日本帝國佔領中國’的指令，與日本特務機關合作，領取日寇的津貼，從事各種有利於日本侵略者的活動。”
1979年、1980年，學術界在首先為陳獨秀五四和建黨問題上正名的同時也對「漢奸」論提出質疑。中國革命
博物館研究員夏立平首先在該館主辦的《黨史資料研究》上發表《陳獨秀被開除出黨以後》一文，提出「漢奸論」不能成立，然後唐寶林等一批學者發表《舊案新考——關於王明、康生誣陷陳獨秀為漢奸問題》等論文，此事立即引起上層注意。1984年3月19日，一份發向全國的13號文件，在指示注意嚴肅防止不妥當地宣傳陳獨秀的同時，也承認“陳獨秀在建黨時期有不可否認的功績，30年代王明、康生誣其為日寇漢奸，亦非事實。”實際上為陳獨秀的「漢奸」罪，非正式地進行了平反。
【關於「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
從1928年11月蔡和森發表《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起，中共領導人及廣大學者，把陳獨秀視為「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者」，起因是1923年陳獨秀髮表的兩篇文章：《資產階級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陳獨秀在文章中明確認為：“國民革命成功後，在普通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批判者都把這個觀點想當然地斷定為陳獨秀主張在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橫插一個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但是，日本學者江田憲治1990年從陳獨秀兩篇文章的原意出發，推翻了這個“想當然”的推理，指出陳獨秀是“兩階段連續革命論”。因為陳獨秀認為，不管民主革命由誰來領導(即使是資產階級領導)，勝利後由誰來掌握政權(即使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緊接著無產階級就應該而且能夠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陳獨秀的這個觀點在1922年發表的文章和為黨中央起草的文件中多次提出過。
但是，由於傳統觀念影響太深，幾十年來，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像江田先生那樣認真研究陳獨秀文章的原意。直到1999年3月，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召開的修改《中國共產黨歷史》討論會上，唐寶林轉達江田先生的觀點，並問如果陳獨秀所指的國民革命勝利後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的情況，是指俄國二月革命後的狀況——資產階級掌握政權，建立了資產階級政府，但由於緊接著發生十月革命，能不能也說列寧是「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在場的眾多權威學者才承認“不能”！然後，唐寶林又指出：現在，當我們總結蘇聯建設社會主義進而又瓦解的歷史教訓和毛澤東在建國後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教訓，我們發現，在民主革命後，即使是無產階級握得政權，在社會經濟上，必須有一個長期的發展或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階段，否則侈談社會主義就是空想。所以，陳獨秀在1923年兩篇文章中的思想，不是右，反而是“左”。因為他認為社會主義革命會接著很快發生，排除了有一個漫長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1927年3月與吳稚暉辯論時，他還說中國只要20年就可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關於托陳取消派、反共產國際、反黨、反革命、叛徒】
也絕大多數發表在印量極少的托派油印的機關報、小冊子、傳單和私人通信上。這些稀少的材料原先保存在少數留存在大陸的托派骨幹分子手中。但是，1952年12月23日，毛主席一聲令下，全國一致行動，把大陸上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全部逮捕後，搞了一個全國性的肅託運動，所有有關陳獨秀和托派的材料被徹底清查出來，作為絕密檔案，分別由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一些有關單位嚴格管理。於是，陳獨秀與托派結合的真相，也就封鎖了起來。文革中，這些單位失控，資料管理混亂。1980年、1981年，筆者在收集陳獨秀後期研究資料時，看到了這些資料，終於了解到陳獨秀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到1942年逝世的系統思想和活動狀況，同時也了解到中國托派從1927年莫斯科留學生中產生，到1952年在大陸上覆滅的歷史情況。
筆者在運用這些資料編輯《陳獨秀後期研究資料》(內容包括陳獨秀未刊文章、書信、別人寫的回憶錄及其他各種有關陳獨秀的珍貴資料)的同時，寫出了《試論陳獨秀與托派關係》的論文，1981年《歷史研究》第6期以3萬多字的篇幅發表了這篇論文，立即引起學術界的重視。
文章以大量無可爭辯的原始檔案資料，敘述了陳獨秀從1929年春到1942年逝世，與托派相結合、爭吵、分離的複雜過程，以及在此期間他與共產黨的矛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鬥爭。在革命與反革命的問題上，陳獨秀始終沒有放棄反帝反封建和反國民黨專制統治的立場，並且在他出任托派中央領導人期間，還採取了許多重大的革命行動；抗戰爆發後，也作過許多抗日工作。所以不能稱其為「取消派」、「反革命」。而他與共產黨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反對黨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認為革命應該像歐洲那樣，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不能離開城市、離開工人階級而到農村去與農民相結合；否則共產黨就會農民意識化，革命就會像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那樣沒有勝利的希望，這自然是錯誤的，並且已經被歷史所證明，完全是脫離中國實際的教條主義。但這個錯誤的性質只是革命陣營內部的思想路線分歧。
1989年，按照《試論陳獨秀與托派關係》的思路，筆者寫的《陳獨秀傳——從總書記到反對派》，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全面否定了托派時期的陳獨秀是「反革命」的傳統觀點。199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陳獨秀著作選》三卷本，收錄了以上陳晚年內容更尖銳的書信和文章，並且是公開發行。1995年，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目前收錄最全的《陳獨秀詩集》。1989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收錄了筆者所寫的“陳獨秀”條目和1994年出版的《中華民族傑出人物傳》叢書(10)收錄的筆者所寫的《陳獨秀傳》，都取消了傳統觀念上的九頂帽子。1994年，《中共黨史人物傳》出版第51至100輯時，終於把“陳獨秀”列為第一篇。
就這樣，所謂陳獨秀與托派相結合是「反革命」的罪名，在廣大學者的心目中，已經推倒。同時，所謂“取消革命”的「取消派」和“革命叛徒”之類的說法，也不能成立。
所謂「反共產國際」原則上來說，沒有錯。因為中國革命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才能勝利，不能由共產國際在莫斯科遙控指揮。這一點，已經為中國革命的全部歷史所證明。具體到1929年的中東路事件，國民黨不惜以發動戰爭的挑釁，強行收回中蘇共管的中東鐵路，是企圖煽動中國人民的民族情緒，進行反蘇反共，削弱東北軍地方武裝，殘害中國人民。黨中央沒有洞悉其奸，對這個涉及到中國人民民族利益的複雜問題，遵照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示，提出了簡單化的策略口號：“保衛蘇聯！”這是錯誤的。陳獨秀從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反對這個錯誤口號，而提出“反對國民黨誤國政策”口號，則是正確的。在中東路問題上的爭論，是當時定陳獨秀“反黨、反共產國際”而被開除出黨的一個重要根據。現在應該把這個問題說清楚，還他一個公道。
【關於中國托派】
陳獨秀的托派問題所以被搞得如此複雜，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托派被深深地釘在「漢奸、反革命」上。所以，要徹底弄清這個問題，必須要搞清中國托派是不是漢奸反革命。
上述195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在注釋毛澤東說的「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一詞時，寫道：
托洛茨基集團，原是俄國工人運動中的一個反對列寧主義的派別，後來墮落成為完全反革命的匪幫。關於這個叛徒集團的演變，斯大林同志於1937年在聯共中央全會上的報告裏，作過如下的說明：「過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義是工人階級中這樣的政冶派別之一……現時的托洛茨基主義並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而是一夥無原則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凶手的匪幫，是受外國偵探機關僱用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
緊接著就是上面引述過的說與陳獨秀結合後的托派是國民黨特務、並在「九一八」後成為日本間諜的那些文字。上世紀30年代以來，直到1991年前，在中共一切文件上，都根據斯大林的這個說法和毛澤東審閱過的這條注釋，把中國托派定成「反革命」、「漢奸」。
當初王明、康生如此誣陷時提出的兩條「根據」——莫斯科審判蘇聯托派案時逼供信搞出來一條材料：托派國際總部指示中國托派“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陳獨秀為首的托派中央每月向日本間諜機關領取300元津貼，也都寫進了這條注釋。關於第二條，在上述陳獨秀是否「漢奸」的論述中已經被徹底否定。關於第一條，在1988年蘇聯當局為30年代冤案的平反決定中，也已經否定。
關於「中國的托洛茨基分子公開參加國民黨的特務機關」；有些托派分子被捕後，經不起考驗叛變投敵的事是有的，正如共產黨的張國燾、顧順章叛變後一樣。但不能因此說整個組織變成了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反革命，這是常識。
正是蘇聯當局為蘇聯托派平反的1988這一年，筆者應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黨史研究》主編鄭惠所約，在一年前已經完成了的24萬字的《中國托派史》初稿的基礎上，縮寫了約1萬字的論文《簡論中國托派》，刊登在《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上。文章引用中國托派當年發表的文件、機關報、傳單、小冊子(絕大部分是油印的)，介紹了中國托派的具體歷史，實際上否定了以上所有的不實之詞，指出不僅陳獨秀任托派中央書記時的托派是「反日反國民黨」的，而且在陳獨秀1931年10月被捕後，直到1949年國民黨垮台前，中國托派也是反帝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他們與中共的分歧也是革命陣營內部的路線分歧(雖然他們的路線是錯誤的)，不是反革命。
此文發表後，又引起廣泛的關注。中共中央組織部和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的成員還來向筆者了解有關情況。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對於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中，把中國托派放在「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中國漢奸、親日派」一起的說法，注釋道：
抗日戰爭時期，托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著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造成的。
這條注釋，基本上符合事實，可以說也為「托派漢奸」、“托派反革命”論，非正式地平了反。托派從絕對的階級鬥爭理論出發，當時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顯然是錯誤的，但不能定為「漢奸」，「反革命」。
【關於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
這個問題最複雜，因此學術界的撥亂反正也最晚。這是因為：「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路線導致大革命失敗」的結論，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時由斯大林、共產國際定的。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第一個歷史決議這樣寫道：
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最後一個時期內(約有半年時間)，「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佔了統治地位，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
聯共中央、共產國際指導中共中央對國民黨右派妥協退讓的那些文件，只有他們的代表和陳獨秀少數人知道，而這些能夠揭露事實真相的證據，在大革命失敗後又被莫斯科嚴密地封鎖了起來。與此相反，當時執行共產國際這些指示的中共中央文件和陳獨秀的文章卻歷歷在目，被反覆引用。於是，當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把失敗責任全推在陳的身上，說他違背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許多英明指示時，陳獨秀就渾身是嘴也說不清了，別人也無法為他說話。
1991年蘇聯瓦解，過去封閉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絕密檔案陸續開放。1997、1998年，這套檔案中1920—1927年聯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如何指導中國革命的系統檔案，也翻譯介紹到中國來。於是，在中國學術界立即引起了一場關於陳獨秀與大革命研究的革命。199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奎松首先利用這套資料寫成《陳獨秀與共產國際》一文，刊登在《近代史研究》第2期上。文章首次全面否定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傳統觀念。這時筆者也已經讀到公開出版的這套檔案資料，思想受到極大的振動，認識到過去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研究和批判是受了深深的蒙蔽，應該重新認識。
1999年3月，中央黨史研究室為徵求對《中國共產黨歷史》1923—1927年部分修改稿的意見，邀請一些學者開了幾天座談會。筆者有幸也應邀參加，並在會上對照新的檔案資料，就陳獨秀的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不執行共產國際挽救革命的緊急指示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向傳統觀念提出了顛覆性的意見，引起了在場專家學者的極大興趣，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和爭論。主持這次修改工作的中央黨史研究室領導同志當場表示：「要把陳獨秀當做正面人物來寫。」12月，為紀念陳獨秀誕辰120周年，陳獨秀研究會發起，聯合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中央黨史研究室一部等七家單位，在北京召開了“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上再次重點宣傳了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檔案資料。會後，《人民日報》理論部把著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袁鷹寫的為陳獨秀辯誣的文章《悵望一座墓園——寫在陳獨秀誕生120周年》，冠以《應當把陳獨秀作為正面人物來寫》標題，以《內部理論動態》的形式，發到全國各省市領導同志手中。
《歷史研究》則發表了唐寶林撰寫的《重評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長篇論文。文章認為：1923年至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是在聯共政治局和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進行的。在此期間，聯共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122次，作出了738個決定。這些決定絕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駐中國的代表、顧問直接在中國執行，然後把嚴重的後果強加給中共中央；只有一小部分再由共產國際做成決議、指示，在莫斯科代表的監督下，命令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貫徹。所以，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幾乎全部來自莫斯科，中共中央的活動範圍和實際權力是很小的。所謂「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是沒有的，它是大革命失敗時，斯大林為推卸自己的責任而文過飾非的產物，應該予以徹底否定。
200l年是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80周年，全國舉行了一系列隆重的紀念活動。其中有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部組織全國著名學者合作撰寫的《中國共產黨歷程》，作為全國黨校系統新的黨史教材，繼1999年上海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上海史》以後，成了又一部放棄「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導致大革命失敗」傳統觀念的權威著作。中央黨史研究室也推出《中國共產黨簡史》，吸收學術界新的研究成果，一改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違背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許多英明指示，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傳統觀念的說法，指出：
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並不真正了解中國的情況，也作出過許多錯誤的指示，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
在國民黨新老右派變本加厲地反共活動面前，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共產黨如果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鬥爭，必將導致國共關係破裂，因而主張妥協退讓、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也堅持這種意見。中共中央只能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使妥協退讓的意見在黨內佔了上風。
作為一部最高當局認可的權威著作，能作出這樣的論斷，應該說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十分難能可貴。這是對改革開放20多年來陳獨秀研究成果的最大肯定。
自然，大家也清楚，由於經過幾十年、幾代人的教育和灌輸，錯誤的傳統觀念十分頑固，所以，要真正恢復陳獨秀歷史的本來面目和和應有的歷史地位，還要做許多艱苦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