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饒事件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後發生的第一次黨內鬥爭，在這個過程中，剛到中央工作的鄧小平不但義正辭嚴地拒絕了高崗的拉攏，而且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參加了粉碎高饒反黨活動的鬥爭，有力地維護了黨的團結統一。
「新稅制」風波中主持公道
1952年7月，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鄧小平從重慶舉家遷往北京，就任政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不久又兼任政務院交通辦公室主任，同時還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
鄧小平到中央工作後不久，黨內圍繞新稅制問題引發一場爭論和鬥爭。
新中國建立後，人民政府廢除了國民黨時期的舊稅制，很快建立了自己的稅制。1950年初，政務院通過並頒佈了《全國稅收實施要則》。根據當時國營和合作社經濟還很薄弱的實際，稅法規定對國營工商業和合作社經濟採取某些特殊優惠的政策，如規定國營工商業總分支機構內部調撥貨物不納稅；新成立的供銷合作社免納一年所得稅，營業稅按2％的稅率徵收，並按八折優待；新成立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免納三年的營業稅和所得稅等。
到了1952年下半年，由於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在經濟中已經佔了很大的比重，其總分支機構內部調撥、加工訂貨及代購代銷等經營方式日益擴大，私營企業主看到國營經濟總分支機構內部調撥不納稅，也就更多地來工廠直接售貨給零售商或委託零售商代售，以逃避批發營業稅。由於經營方式、流通環節的變化，商品中間流轉環節減少，使得營業稅中的批發營業稅減少或很難收上來。
這時，國家即將開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需要不斷增加稅收為經濟建設提供可靠的資金來源。可是，由於出現上述情況，原定的稅難以收上來，國家稅收有下降趨勢。
針對這種情況，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簡稱中財委)對原有的稅製作了重大修正。1952年底，政務院一百六十四次政務會議批准了修正後的稅制。修正稅制規定：一是試行商品流通稅，即從生產到流通環節的各種稅負合併為單一的商品流通稅，在批發和收購環節一次徵收；二是將貨物稅、營業稅、所得稅等的一些項目合併簡化；三是修訂工商稅，將工業品批發環節應交的批發營業稅移到工廠直接繳納；四是取消對供銷合作社徵收營業稅打八折的優待和合作社成立第一年免納所得稅的規定。12月31日《人民日報》公佈了《關於稅制若干修正及實行日期的通告》。同一天，該報還發表了題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稅制》的社論，明確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納稅」。
在修正稅制的過程中，由於操之過急，工作較粗糙，如方案提出來以後，沒有發到地方財政、稅務部門去徵求意見，更沒有同地方黨政領導打招呼，新稅制公佈前也沒有提交中財委黨組會議討論，沒有直接向毛澤東進行彙報，聽取他的意見。這樣一來，修正後的稅制出現了一些問題，如把在流通環節難以收上來的工業品的批發營業稅移到工廠去征，使一些私營批發商得到了便宜，而工廠的稅負則相應增加。同時，由於取消了對供銷合作社的一些優待條件，使得供銷部門的意見也很大。加之新稅制公佈時商業系統正在調整一些商品的價格，個別商品也因為實行新稅制的緣故而提了價。於是，新稅制公佈後，在一個短時間裡，一些地方曾出現物價波動、搶購商品、私商觀望、思想混亂等情況，引起了各方面的不滿和批評。
執行新稅制中出現的問題，也很快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1953年1月15日，他給周恩來、鄧小平、陳雲、薄一波寫了一封信，對「匆率發表」新稅制提出批評，並要求主管機關將“究竟新稅制與舊稅制比較利害如何?何以因稅制而引起物價如此波動?”舉條向他作報告。隨後，財政部稅務總局派出若干個小組分赴各大中城市檢查，並每天與各主要城市通話聯繫，解決發生的問題。經過努力，執行新稅制中所發生的較大問題，很快都採取了補救措施，得到妥善解決。
隨後，財政部、商業部、糧食部的負責人聯名寫信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就修正稅制的目的、新稅制對物價的影響和在執行過程中發生的問題等，作了說明。接著，財政部又將稅制修正的情況和實行中出現的問題，向毛澤東和政治局作了一次彙報。毛澤東再次對新稅制提出了批評，認為「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這個新稅製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1953年6月，中共中央召開財經工作會議。會議原定的議題主要是討論關於五年計劃、財政、民族資產階級三個方面的問題，以及財經方面其他一些具體問題。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各大區、省市委和財委的負責人(各大區、省市的財委主任都由黨的第一書記兼)。大會的經常主持人是周恩來、高崗(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新成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和鄧小平。
財經工作會議一開始，討論和批評「新稅制」實際上成了會議的中心內容，而且各方面的批評，集中在具體負責稅制修正的中財委副主任兼財政部長薄一波身上。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薄一波於7月13日下午在擴大的第十五次領導小組會議上，作了第一次檢討。他說：「過去財經工作的錯誤是很多的，枝節地講不解決問題，我想主要的一條是對黨在過渡時期的財經總政策鑽研不深，沒有徹底解決，而在國民經濟恢復的後期，沒有總結出從方針到政策的整套辦法來。」他還承認修正稅制沒有從總的政策出發加以考慮，沒有進行具體的調查研究，沒有進行典型試驗，主觀輕率從事，因而從方針到具體做法都犯了嚴重錯誤。
可是，薄一波的檢討並未過關，而且會議的氣氛反而緊張起來。從7月14日起到7月25日之間，會議連續召開了八次擴大的領導小組會議，對薄一波進行批評。8月1日，薄一波不得不作了第二次檢討。在這個過程中，高崗出於篡奪黨和國家更多權力的目的，利用財經工作和「新稅制」中存在的問題，以批薄一波為名，把矛頭對向劉少奇，企圖先推倒劉少奇，再推倒周恩來，實現其篡黨奪權目的。高崗和他的極少數追隨者，在會上發表無原則的言論，製造黨內糾紛，在會外散佈流言蜚語，污衊中央有“圈圈”。高崗無中生有地說劉少奇有一個“圈圈”，周恩來也有一個“圈圈”。高崗將矛頭對向劉少奇的同時，還竭力鼓吹他自己能力如何強，歷史上如何正確，似乎黨內除了毛澤東，就數他高崗有水平了。
高崗在批判薄一波的發言中，無限上綱，隨意給薄一波扣上「打擊別人，抬高自己，投機取巧」，“品質不良”等一頂頂大帽子。他在發言中，採取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手法，把劉少奇曾經說過的一些話，如1947年土地改革中說過的“村村點火，戶戶冒煙”，1949年在天津講話中的一些觀點，1950年有關東北富農黨員問題談話中的觀點，1951年有關山西互助合作批語中的觀點等等，統統安到薄一波的頭上加以批判，玩起“批薄射劉”詭計。
財經工作會議期間，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饒漱石(同時兼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與高崗一唱一和，策動對薄一波的批判鬥爭。饒漱石指責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未到會是「消極抵抗」，一再逼安子文在會上發言，說什麼“在這樣大的黨內鬥爭面前，你不應該不表示態度。”饒漱石還不顧毛澤東要加強團結的指示，在財經工作會議領導小組會上，把所謂的“圈圈”問題與“名單”問題(1953年3月初，高崗找到安子文，說毛澤東找他談話，中央政治局成員要改組，要加強中央各部機構。安子文未經中共中央授權，草擬了一份政治局委員名單和中央各部主要負責人名單，給高崗看過，也同饒漱石談過。高、饒明知這樣做不妥，卻不向中共中央報告，而把“名單”向一些高級幹部散發，製造黨內矛盾)提了出來，進一步增加了會議的緊張氣氛。
由於高崗、饒漱石從中作梗，致使財經工作會議開了兩個月，還遲遲作不出結論。最後還是毛澤東給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出了個主意，要周恩來去「搬兵」，把陳雲、鄧小平請回來，讓他們參加會議。
當時，陳雲和鄧小平都在北戴河，得到周恩來「搬兵」的通知後，立即回到北京參加了會議。陳雲在發言中一方面對薄一波在「新稅制」中存在的缺點作了善意的批評，另一方面又明確指出，中財委內部在工作中間個別不同的意見不會沒有，但不存在兩條路線的問題。鄧小平在發言中則說：大家批評薄一波同志的錯誤，我贊成。每個人都會犯錯誤，我自己就有不少錯誤，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說沒有錯誤。薄一波同志的錯誤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兩斤，而是一噸兩噸。但是，他犯的錯誤再多，也不能說成是路線錯誤。把他這幾年在工作中的這樣那樣過錯說成是路線錯誤是不對的，我不贊成。
由於陳雲、鄧小平在會上講了公道話，使會議氣氛發生了變化，結論也就比較好作了。8月11日晚，會議由陳雲主持，周恩來做了總結報告。8月12日，毛澤東向出席、列席會議的全體人員作了一次重要講話。一方面，他批評了「新稅制」的錯誤，認為新稅制是“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的錯誤”；另一方面，他又認為這種錯誤不是“帶路線性”的錯誤。同時，毛澤東還提出要批評主觀主義和分散主義，要求各級領導幹部要有謙虛、堅韌的精神。這樣，因新稅稅制引起的黨內風波得以平息。
嚴詞拒絕高崗的拉攏
1953年夏季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是高崗、饒漱石政治野心的最初暴露，但他們並未就此收斂，反而進一步滑向分裂黨的深淵。
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後，中共中央提出了我國的最高國家行政機關是否採取部長會議的形式、中共中央是否增加副主席或總書記的問題，在黨內一定範圍內徵求意見。毛澤東為了減輕自己擔負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強集體領導，也提出要將中央的領導班子分為一線和二線，他退居二線。高崗以為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時機到了，便夥同饒漱石，打著擁護毛澤東的旗號，大肆捏造和散佈毛澤東對劉少奇工作不滿的謠言，別有用心地說毛澤東打算讓劉少奇搞「議會」(人大常委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自己搞政治局。在另外一些場合，他又主張由林彪擔任部長會議主席。
1953年10月，高崗以休假為名，到華東、中南地區，在高級幹部中進行遊說，加緊進行篡黨奪權的活動。他散佈大量的分裂黨、攻擊劉少奇的言論，說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要修改，《決議》中關於劉少奇是黨的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對頭，需要重新做結論。他還把中國共產黨分為「根據地和軍隊的黨」與“白區的黨”兩部分，並把自己說成是「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的代表人物。他認為，現在黨和國家領導機關掌握在以劉少奇為首的“白區的黨”手裏，需要徹底改組，由「根據地和軍隊的黨」，也就是由他來掌握。他企圖用這套言論去煽動根據地和軍隊出身的幹部同他一道，搞倒劉少奇、周恩來，由他來當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政務院總理。
高崗首先拉攏林彪，得到了支持他的承諾。他繼而又找到了鄧小平。在他看來，在各大區和各中央局主要負責人中，只要取得鄧小平的支持就好辦了。因為他認為，東北是他的根據地，自然是他說一不二；華東的饒漱石現在已和他一唱一和，上了一條船了；中南的林彪已經拉攏住；西北的彭德懷為人耿直；只有西南的鄧小平交往不多，心中沒底。1953年秋後，高崗找到鄧小平，對鄧小平說，在中國誰是列寧的問題解決了，但誰是斯大林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你看是誰呀?鄧小平看穿了高崗的用意，故意指著掛在牆上的中央書記處幾位書記的像(即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陳雲)說，就在這中間嘛!鄧小平還明確表示：「劉少奇同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在堅持黨性原則的鄧小平這裏，高崗碰了一鼻子灰。
高崗見拉攏鄧小平不成，又去找陳雲，說要向毛澤東建議中央多設幾個副主席，還提出「你一個，我一個。」鄧小平和陳雲都感到高崗這種做法是完全違背黨的原則的，任其下去有分裂黨的危險，乃及時將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彙報。後來，鄧小平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曾這樣說：
這個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麼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志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志。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面講，劉少奇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也找陳雲同志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志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在高崗四處活動之際，饒漱石也沒有閑著，到處散佈劉少奇的謠言，配合高崗企圖把劉少奇拉下來。他本來是劉少奇在華中工作時培養起來的幹部，但自從到北京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後，誤以為現在是高崗得勢，劉少奇可能會「失勢」，於是就不擇手段通過打擊副部長安子文，極力表白他不是劉少奇“圈圈”中的人，以取得高崗的信任。在1953年夏季財經工作會議期間，饒漱石捏造說：某某是一個宗派，一個“圈圈”，劉少奇是他們的支持者。在安子文就“名單”問題向中央作了書面檢討，並請求處分後，饒漱石卻仍抓住這件事不放，並煽風點火說：財經會議上鬥了薄一波，會後還要斗“圈”中的安子文。
果不其然，財經工作會後不久，饒漱石未經中共中央同意，就製造各種借口，在中組部內發動了對安子文的鬥爭。他指責安子文起草的中組部關於反對官僚主義鬥爭的報告不真實，說中組部是潭死水，問題嚴重，要把它「震動」一下。安子文將這些情況如實地向劉少奇作了彙報。劉少奇找饒漱石淡了一次話，表示不同意他的這種錯誤做法，並告誡他要冷靜行事，不要再在中組部內部繼續爭吵。但利令智昏的饒漱石根本聽不進去，在中組部召開的兩次部務會議上，繼續鬥爭安子文，還倒打一耙，指責安向劉少奇反映問題是“有意挑撥是非，製造分裂”，逼迫安子文作檢討。
1953年9、10月間，中共中央召開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主要內容原定是總結經驗，研究如何加強幹部工作，以保證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可是，饒漱石卻在會上興風作浪，煽動個別不明真相的地方黨委組織部長同他一起攻擊安子文，並把矛頭對向劉少奇。儘管如此，仍沒有掀起多大的風浪。饒漱石不死心，在中央書記處彙報會上說：「這次組織工作會議，該來的人沒有來，不該來的倒來了一大堆。」毛澤東聽出了他的話外之音，就讓鄧小平問他誰該來，開個名單，統統請來。饒漱石心中有鬼，只點了陳賡的名字。原來，他聽說解放戰爭時期陳賡率部在太行山地區活動時，因後勤供應問題曾對時任晉冀魯豫中央局副書記的薄一波有過意見，又知道陳賡講話無所顧忌，以為陳賡來了能放上—炮。其實陳賡根本不是那種人，他來開會後並沒有如饒漱石所想的那樣發言。
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出現不正常情況後，毛澤東提議會議暫停，先舉行領導小組會議，解決中組部內部的團結問題。在領導小組會上，劉少奇肯定了中組部過去工作的成績，同時對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點和問題主動承擔了責任。鄧小平也在會上強調：中組部工作的成績，「是與毛主席特別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領導分不開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績，不能設想只是領導得好，他們做不好而會有成績的。」
妥善處理高、饒問題
高崗、饒漱石本來是毛澤東信任的幹部，把他們調來中央，本意是為了更好地發揮他們的作用。但是，高、饒到北京後，卻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個人權欲迅速膨脹，撥弄是非，拉幫結派，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對黨的團結產生了很不利的影響，也引起了毛澤東的警惕。毛澤東原本對高、饒1953年夏季財經工作會議以來的不正常舉動就有所察覺，鄧小平、陳雲彙報有關情況後，他進一步警覺起來，但他還是決定親自「測試」一下。同年12月，他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準備外出休假，擬請劉少奇臨時代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問大家有什麼意見?劉少奇謙遜地表示，還是書記處的同志輪流負責為好。與會的其他人都認為還是按慣例由劉少奇主持，只有高崗表示反對，說“輪流吧，搞輪流好”。高崗的面目進一步暴露出來，從而也促使毛澤東下決心解決高、饒的問題。
12月2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包括高崗、饒漱石在內有29人參加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揭露高、饒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對高、饒的陰謀活動提出了嚴重警告。會議還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決定起草《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會議同時決定，毛澤東休息期間，由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結束的當天，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高、饒問題則交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負責處理。
1954年2月，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受中央政治局的委託，劉少奇主持了這次會議。四中全會前，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曾在1月25日和2月5日，兩次找高崗談話。2月5日，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又找饒漱石談話，點出他們的問題。七屆四中全會討論並一致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劉少奇在會上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中央全會的報告》，對高崗、饒漱石的陰謀活動，不點名地批評說，如果其個人主義情緒不受到堅決制止，「就會一步一步地在黨內計較地位，爭權奪利，拉拉扯扯，發展小集團的活動，直至走上幫助敵人來破壞黨分裂黨的罪惡道路」。
會上，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都發了言，嚴肅批評高、饒的反黨分裂活動，希望他們幡然悔悟，改正錯誤。
鄧小平在發言中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由於我們各方面的工作都獲得了巨大的勝利，於是在我們黨內，尤其是在我們黨的高級幹部中，滋長了驕傲自滿的情緒，這種驕傲自滿情緒如果不及時提醒，必然要使我們喪失敵情觀念，必然要破壞我們黨的團結，那我們就要喪失鬥志，經不住敵人的任何襲擊，從而使我們的偉大事業遭到失敗。」
鄧小平認為，驕傲情緒在黨內，主要是在相當一部分高級幹部中，正在滋長著，如果不注意克服，就會發展到一種可怕的危險的地步。他強調，驕傲一定會使黨的團結受到損害，使革命事業受到損害。對於個人來說，對於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來說，它是一種腐蝕劑，它可以引導個人主義發展，把一個滿腔熱忱的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喪失掉，而墮落到最卑鄙的個人主義方面去。
他還說：「我們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對中央幾個主要負責同志的不正確的言論，常常是不經過組織、不合乎組織原則的。全國財經會議以來，對少奇同志的言論較多，有些是很不適當的。我認為少奇同志在這次會議上的自我批評是實事求是的，是恰當的。而我所聽到的—些傳說，就不大像是批評，有些是與事實不相符合的，或者是誇大其詞的，有的簡直是一些流言蜚語，無稽之談。」
最後，鄧小平說，四中全會和全會的決議，對某些犯有嚴重錯誤的同志是很重要的，是給了這些同志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是對這些同志最直接的幫助。四中全會的決議是一副消毒劑，每個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把這個決議當做一面鏡子來照照自己，使全黨具有更高的信心，更旺盛的士氣，去完成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偉大的歷史任務。
七屆四中全會結束後，根據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決定，這年2月中旬，分別舉行關於高崗問題和饒漱石問題的兩個座談會。受中共中央的委託，周恩來主持高崗問題座談會，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饒漱石問題座談會。隨後，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東北局、華東局、山東分局和上海市委等又召集專門會議，對高、饒問題進行揭發和批判。在無可抵賴的事實面前，高崗仍拒不悔改，反以自殺(未遂)拒絕黨的挽救。1954年8月17日，高崗再次服安眠藥自殺身亡。
1955年3月下旬，中國共產黨舉行全國代表會議，鄧小平代表中央委員會作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全面揭發了高崗、饒漱石一系列的反黨陰謀活動，回顧了黨同高崗、饒漱石鬥爭的經過，總結了進行這場鬥爭的重要意義和經驗教訓。
報告指出：「黨內的爭論必須在黨的組織內公開合法地進行，必須嚴格禁止宗派的、分裂的、陰謀的活動。我們的黨要求任何黨員忠實地執行黨的一切決議和指示，同時容許在黨的會議上有不同意見的爭論，以便分清是非，達到正確的結論。黨絕對禁止像高崗、饒漱石那樣，用陰謀家的手段背著黨的組織，暗中進行反對這個反對那個的活動。」
報告強調了發揚黨內民主的重要性，認為高崗、饒漱石在黨的組織生活上總是一方面對上級鬧獨立性，另一方面總是在他們所領導的工作中建立家長式的統治，否認集體領導，壓制民主，壓制批評，同時他們也不敢按照黨內合法的民主制度來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因此，「必須正確地發展黨內民主，堅決地貫徹集體領導的原則，發展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
這次全國代表會議還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決定開除高崗、饒漱石的黨籍。
事隔多年之後，鄧小平在回顧這一段歷史時，仍然肯定「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他說：“高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採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對高饒的鬥爭還要肯定。高饒問題的處理比較寬，當時沒有傷害什麼人，還有意識地保護了一批幹部。總之，高饒問題不揭露、不處理是不行的。現在看來，處理得也是正確的。”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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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和毛澤東（資料圖）
中國大陸基本解放後，毛澤東即開始謀劃解決台灣問題。在準備武力解放台灣的同時，也在準備著和平的一手。在韓戰之後，由於美軍第七艦隊入侵台灣海峽，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時間被向後推延。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黨的領導集體，把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向轉移到了和平談判上來，並為此付出了長久的努力，取得了積極的效果。
建國前後，毛澤東籌劃以武力解放台灣
中國共產黨關於解放台灣問題的決心和計劃，首先是建立在武力解放基礎上的。即使在提出和平解放台灣之後，始終沒有放棄武力解放的方案。根據毛澤東、周恩來的設想，解放台灣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迅速組建海軍、空軍，掌握制海權、制空權；第二步，儘快解放東南沿海各島，掃清外圍，建立攻台前沿陣地；第三步，發起對台全面作戰。
1949年2月1日至3日，毛澤東在西柏坡接見了秘密來訪的蘇共中央代表米高揚。毛澤東說：「目前，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須要採取另一種比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採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台灣是中國的領土，這是無可爭辯的。現在估計國民黨的殘餘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裏去，以後同我們隔海相望，不相往來。那裏還有一個美國問題，台灣實際上就在美帝國主義的保護下。這樣，台灣問題比西藏問題更複雜，解決它更需要時間。”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談到台灣問題，他預見到了可能出現的複雜局面。
3月，中共中央召開會議討論即將成立的華東局管轄範圍。毛澤東特別提出還要加上台灣。應黨中央的要求，華東局提出了解放台灣後的台灣省政權的組成人員：舒同為中共台灣省委書記，劉格平為省委副書記。當時，台灣解放後的省委、省政府各部廳、地委、縣委的領導班子都已經組建，並集中進行了有關台灣知識、政策的培訓。後來進攻台灣沒有實現，這些人員轉去開辦華東人民革命大學。
華東軍區的陳毅、粟裕、張愛萍：「新中國就要成立了，希望你們抓緊做好解放台灣的準備工作，加強海軍力量，做到中央一聲令下，隨時殲滅敵人。」1949年10月金門之戰的失敗，並沒有動搖黨中央和毛澤東解放台灣的決心。黨中央研究後決定：1950年人民解放軍的任務，是解放海南島、台灣和西藏，肅清境內一切國民黨殘餘力量。隨著1950年5月海南島的解放，人們普遍認為解放台灣已為期不遠了。
1950年5月17日，第三野戰軍前委發出了《保證攻台作戰勝利的幾點意見》，並成立了以粟裕為總指揮的前線指揮部，以3個兵團、12個軍，共50萬人的兵力，投入對台作戰準備。在1950年6月上旬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重申「解放台灣、西藏，跟帝國主義鬥爭到底」的決心。華東軍區副司令員粟裕在會上也彙報了解放台灣的具體實施步驟和各項攻台作戰的準備情況。毛澤東當即決定，解放台灣的戰役由粟裕具體負責實施。美國的遠東情報處發出哀嘆：“台灣將於7月15日以前遭受中共全面攻擊，由於政府軍隊渙散，民心浮動，中共將於發動攻擊後數周之內順利奪佔台灣。”
但到了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到7月中旬，朝鮮戰局嚴重惡化，美軍從仁川登陸，朝鮮人民軍腹背受敵，遭受嚴重傷亡，形勢急轉直下。9月29日，毛澤東在給新聞總署署長鬍喬木的信中指出：「以後請注意，只說是打台灣和西藏，不說任何時間。」10月2日，“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並很快將戰火燒至鴨綠江邊。嚴峻的形勢，迫使毛澤東不得不把解放台灣的時間向後推延。然而此後解放台灣問題久拖不決，卻是毛澤東始料未及的。原中聯部副部長王力曾回憶說：“毛澤東同我講過，這是我黨七大後所犯的第一個大的歷史錯誤。當時，蔣介石在台灣立足未穩，美國人也從台灣撤走了第七艦隊，本來是解放台灣的最好時機，但是我們喪失了時機。我們只看到胡宗南在西南還有大軍，於是二野分兵去了西南，三野又要守備大城市和掃清殘敵，所以沒有把二野三野集中起來解放台灣，而是以劣勢兵力在金門打了敗仗。這樣蔣介石在台灣的棋下活了。在大陸，蔣介石輸了，我們贏了；在台灣，我們輸了，蔣介石贏了。這是一個大的歷史錯誤，是不能挽回的錯誤。但是我們同蔣介石還有兩個共同點，第一中國要獨立，第二中國要統一。這個統一就不能不是長期的了。”
毛澤東和鄧小平
告在日內瓦的周恩來，指出：「為擊破美蔣的軍事和政治聯合，必須向全國、全世界提出‘解放台灣’的口號。我們在朝鮮停戰後沒有及時提出‘解放台灣’的任務是不妥的，現在若還不進行此項工作，我們將犯嚴重的政治錯誤。」8月22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聯合發表《解放台灣聯合宣言》指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祖國大陸掀起了“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宣傳高潮，表明了中國人民的決心。
中央軍委制定了「從小到大、由北向南、逐島進攻」的作戰方案。1954年8月，中央軍委批示華東軍區，向參戰部隊下達了準備同國民黨軍作戰的命令，並批准成立了以張愛萍為司令員兼政委的浙東前線指揮部。1955年初，華東部隊開始解放東南沿海島嶼的計劃。到2月25日，全部解放浙江沿海各島。爾後，遵照中央軍委指示，華東部隊揮師入閩，與福建部隊會合，準備攻打金門、台灣。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不斷擴大對台問題的干涉，1954年11月2日簽訂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美參、眾兩院通過了《美國國會授權總統在台灣海峽使用武裝部隊的緊急決議》。據統計，美國第七艦隊在我東南沿海集結了5艘航空母艦、3艘巡洋艦、40艘驅逐艦組成的龐大艦隊，妄圖干涉我解放台灣。美國的干涉，加劇了解放台灣的難度。
50年代中期，毛澤東開始探索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的可能性和途徑
1950年初，毛澤東在準備以軍事手段解決台灣問題的同時，也在籌划著和平談判的一手。誰擔任去和蔣介石集團接觸的任務呢？經過深思熟慮，毛澤東把目光盯在了張治中身上。張治中是國民黨大員，陸軍二級上將，曾任湖南、新疆兩省主席，擔任過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與蔣介石交往密切。同時，張治中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也很密切，曾代表國民黨與中國共產党進行過多次談判。
報》，希望他「刻意經營，借收成效」。3月20日，毛澤東再次致電張治中，讓他來北京商談這一工作。張治中由華南赴京時，毛澤東曾親自致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指示其為張治中北上佈置沿途護衛任務，可見毛澤東對張治中此行的重視。但是由於韓戰的爆發，黨中央和毛澤東不得不暫時終止了與台灣當局的和平談判。另外，限於當時的國內外形勢，毛澤東沒有也不可能將和平方式作為解決台灣問題的主要方式，真正將和平方式作為重點考慮並提上議事日程，是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
進入50年代中期，國內外形勢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國內各項社會改革取得偉大成績，經濟建設已成為整個國家生活中的主要任務，人民需要一個和平安寧的環境來從事經濟建設。在台灣，國民黨當局於1955年前後完成了「黨改」、“土改”工作，島內政局趨於穩定，民眾不希望看到新的戰爭發生。在國際上，朝鮮停火得以維持，印度支那問題和平解決的協議也已經達成；美國雖與台灣簽訂了所謂的《共同防禦條約》，但並不想過深地捲入與中國的對抗。另一方面，武力解放台灣，面對200多公里的台灣海峽，如果沒有強大的海、空軍支持是不行的。特別是美國還橫在海峽兩岸之間干涉中國內政，成為解放台灣最大的阻力。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適時調整政策和策略，將解放台灣作為一項戰略任務來看待。為了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從祖國統一的大計著想，毛澤東逐漸考慮在不改變武力攻打台灣及附近島嶼的同時，探求其他解決辦法，並由周恩來在外交口尋找機會，爭取和平解放的可能。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由周恩來負責此項工作。1954年7月，毛澤東致函周恩來，指示加強對台工作，以完成祖國的統一。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央決定成立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周恩來直接領導對台工作。8月27日，周恩來在接見朝鮮南日外相時說：「在台灣問題上，我們總的口號是：解放台灣。但是，這要有步驟地進行，因為中國海軍還未鍛煉好，各方面的準備還需要時間。」9月25日，中共中央在《關於解放台灣宣傳方針的指示》中指出：解放台灣是“我國的既定方針”，“鬥爭是長期的，因為我們沒有強大的海、空軍，就要有時間去把它建設起來”；“鬥爭是複雜的，因為這個鬥爭有國際和國內兩個方面”。對內，解放台灣是我國的內政，要採取軍事鬥爭的方法；對外，“在美國尚未參加戰爭的時候，要採取外交鬥爭的方法”。“除了軍事鬥爭和外交鬥爭以外，還必須在宣傳工作、政治工作、經濟工作等方面同時加緊努力……擴大國際和平統一戰線，孤立美國侵略集團，最後達到解放台灣。”
1955年4月召開的萬隆會議，對我們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宣傳，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利用參加萬隆會議的機會，闡明我國的外交政策以及對台立場，讓更多的國家了解事實，支持我們，擴大我國的影響。另外還可以見機尋求與美國直接對話或談判，以緩和台灣海峽緊張局勢。為此，毛澤東和黨中央決定由周恩來擔此重任。行前，毛澤東與周恩來經過討論，商定可在會議期間，相機提出在美國撤退台灣和台灣海峽的武裝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在萬隆會議上，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闡述了我們對外奉行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對目前台灣海峽局勢的看法，博得了與會各國代表團的廣泛同情與支持。許多國家紛紛要求美國政府響應中國政府的建議，儘早就緩和緊張局勢，從台灣撤兵等問題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在萬隆會議上，周恩來首次向外界表達了中國在可能的條件下和平解放台灣的信息。這一立場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得到各國代表的普遍讚譽。
和平解放台灣的政策是黨中央、毛澤東制定的，正式對外宣佈和第一個公開提出並闡述，是由周恩來完成的。1955年5月，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上提出：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正式、公開地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主張。1956年1月25日，毛澤東在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凡是能夠團結的，願意站在我們隊伍的人，都要團結起來，不管他過去是做什麼的。比如台灣，那裏還有一堆人，他們如果是站在愛國主義立場，如果願意來，不管個別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體的也好，我們都要歡迎他們為我們的共同目標奮鬥。」周恩來隨即在2月初的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首次提出“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而鬥爭”的口號。
1956年2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為和平的解放台灣而奮鬥》。4月，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了「和為貴」、“愛國不分先後，以誠相見、來去自由”等政策主張。7月29日，經毛澤東審閱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平解放台灣工作的指示》明確提出：“目前對和平解放台灣的工作，應採取多方影響，積極並且耐心爭取的方針。工作重點應放在爭取台灣實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這就是通過各種線索，採取多樣方法，爭取以蔣氏父子、陳誠為首的台灣高級軍政官員，以便台灣將來整個歸還祖國。”
1956年夏，一位神秘人物的到來，引起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的濃厚興趣。他，就是曹聚仁。曹聚仁，我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記者和傑出的愛國文化人士。他早年曾在贛州幫助蔣經國辦過《正氣日報》，與魯迅、周作人兄弟交往甚密，與海峽兩岸的不少重要人物都有交往。1956年到1959年，曹聚仁多次受邀回大陸採訪，毛澤東曾數次接見他，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也多次接見他。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陳毅及張治中等先與曹聚仁會談。1956年7月中旬，周恩來先後3次接見曹聚仁。周恩來指出：「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有過兩次，第一次合作取得北伐戰爭的勝利，第二次合作取得抗戰的勝利，為什麼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我們對台灣，絕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曹聚仁以周恩來談話為題寫成文章，發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報》上，正式向海外傳遞了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在海內外引起了強烈震動。
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澤東推遲了與印尼總統蘇加諾會見的時間，專門接見了曹聚仁，並作了長談。毛澤東與曹聚仁談到了台灣問題，具體闡述了中共「和平解放」的新方針新政策，希望曹聚仁把話傳到台灣去。曹聚仁回港後積極給蔣經國寫信的事實，也印證了毛澤東和他談話的意圖。但是台灣方面對曹聚仁的來信，沒有任何積極答覆。
1956年春，在周恩來的具體安排下，章士釗帶著中共中央給蔣介石的信來到香港，會見了國民黨駐香港負責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孝炎。許孝炎立即從香港飛往台北，親手將信交給蔣介石，並將他與章士釗的會談情況向蔣作了詳盡報告。蔣介石展開中共中央的信件反覆看了幾遍，沉默無語，沒有作任何表示。1957年初，經過一年的考慮，蔣介石突然召許孝炎回台北，讓他推薦人選。許孝炎考慮再三，提出三個人：曾任「立法院長」的童冠賢、曾任“立法院秘書長”的陳克山和“立法委員”宋宜山。蔣介石反覆權衡後，選中了宋宜山。宋宜山的哥哥為原國民黨被俘將領宋希濂，時在大陸功德監獄服刑。派他回大陸，可以借探親的名義掩人耳目。1957年4月，宋宜山從香港入境，經廣州乘火車抵北京。周恩來親自會見了宋宜山，闡明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政策：一是國共兩黨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二是台灣作為中國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實行高度自治；三是台灣政務仍由蔣介石領導，中央不派人前往干預；四是美軍撤離台灣，不允許外國干涉中國內政。
9月，劉少奇在「八大」上作政治報告時指出：“我們願意用和平談判方式，使台灣重新回到祖國懷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談判喪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談判失敗以後。”10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明確表示：“台灣可以派人來大陸看看，公開不好來可以秘密來。”台灣回歸祖國以後，“一切可以照舊”，“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他表示：“談好了，可以訂個協議公佈。”毛澤東還指出：“台灣只要與美斷絕關係，可派代表回來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周恩來就蔣氏父子等人的人事安排作了具體的說明。
1957年4月16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會見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時說：「國共過去已經合作了兩次，我們還準備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翌日，《人民日報》首次向外公佈了共產黨準備與國民党進行第三次合作的消息，在海內外引起很大的震動。
毛澤東、周恩來多次就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方針政策進行闡述，其要點有：一是省親會友、來去自由。中國政府充分理解在台灣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及早與家人團聚的心情的願望，他們可以同在大陸的親友通信，可以回到大陸省親會友，各級人民政府保證來去自由並提供各種方便和協助；二是既往不咎、立功受獎；三是國共合作、愛國一家，台灣問題是內政問題，中國共產黨準備與國民党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四是和平解放、互不破壞。
毛澤東巧妙利用炮擊金門，和蔣介石在「一個中國」問題上達成了一致
新中國成立後，在黨中央和毛澤東解放台灣的步驟上，先要解放金門、馬祖，然後再解放台灣。1958年，黨中央和毛澤東根據戰事的發展和美蔣關係的變化，作出了「暫不收復金、馬」的重要決策。
這一年，蔣介石派兵轟炸我沿海地帶，並向美國請求武力幫助，兩岸局勢頓時緊張起來。面對日益緊張的台海局勢，為了維護國家主權領土的完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定炮擊金門。7月12日，毛澤東下達了準備炮擊金門的命令。8月17日，毛澤東到北戴河親自指揮炮擊金門戰事。8月20日，毛澤東下達炮擊金門的決定：立即集中力量炮擊金門，把它封鎖起來。在毛澤東的親自指揮下，8月23日至9月3日，解放軍用炮火封鎖了金門，拿下金門指日可待。正在此時，毛澤東突然下達命令：前線各部隊從9月4日起停止炮擊金門3天。這一決定令國內外大為費解。時任福州軍區司令員的葉飛在回憶錄中說：「毛主席決定不拿下金門，現在看來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留下一個對話的渠道。」
金門炮戰爆發伊始，美國態度強硬，聲稱要介入「台海危機」，但其實際行動只是為國民黨向金門運送補給的船隊“護航”。為避免捲入中國內戰，美艦護航僅到金門3海里以外，空軍並不介入。然而，解放軍猛烈的炮火使其補給船隊屢遭重創，美國“護航”行動連遭失敗。美國先是呼籲停火，然後逼迫蔣介石從金、馬撤軍。美國此舉，一是擺脫自己進退維谷的被動局面，二是斬斷蔣介石與大陸聯繫的紐帶，以便實行「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圖謀。但蔣介石予以堅決抵制，斷然拒絕了美國提出的“撤退金、馬”的建議，美蔣矛盾激化。此時，毛澤東清楚地意識到美國逼蔣放棄金、馬的意圖，重新考慮了立即解決金、馬問題的利弊。為反對美國分離台灣、製造「兩個中國」，將金、馬留在台灣當局手中，更符合國共兩黨「一個中國」的共同利益。於是，黨中央和毛澤東作出了暫不收復金、馬的新決策。
中得知這一情況，對總政治部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責成中央軍委起草了《對台灣和沿海蔣占島嶼軍事鬥爭的指示》，9月3日經他審閱修改後下發，其中提出：「台灣和沿海蔣占島嶼問題的全部、徹底解決，不是短時間的事，而是一種持久的鬥爭，我們必須有長期的打算。」這說明毛澤東對台灣問題長久性的充分估計。
10月3日、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台灣海峽局勢，指出：「讓金、馬留在蔣介石手裏如何?這樣做的好處是金、馬離大陸很近，我們可以通過這裏同國民黨保持接觸，什麼時候需要就什麼時候打炮，什麼時候需要緊張一點就把絞索拉緊一點，什麼時候需要緩和一下就把絞索放鬆一下，可以作為對付美國人的一個手段。」毛澤東最後說：“方針已定，還是打而不登，斷而不死，讓蔣軍留在金、馬。”這就是著名的“絞索”政策。
10月6日，毛澤東以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名義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指出：「台、澎、金、馬是中國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美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共同敵人。”“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我們之間是有戰火的，應當停止並予以熄滅。這就需要談判。”“建議舉行和平談判，和平解決。”毛澤東宣佈“從10月6日起，暫以七天為期，停止炮擊……但以沒有美國人護航為條件。”
10月13日，毛澤東在周恩來等人的陪同下接見了曹聚仁。毛澤東說：「只要蔣氏父子能抵制美國，我們可以和他合作。我們贊成蔣介石保住金、馬的方針，如蔣撤退金、馬，大勢已去，人心動搖，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國搞在一起，台、澎、金、馬都可由蔣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讓通航，不要來大陸搞特務活動。台、澎、金、馬要整個回來。」毛澤東接著指出：“我們的方針是孤立美國。他只有走這一條路，不走只有被動。要告訴台灣，我們在華沙不談台灣問題，只談要美國人走。蔣不要怕我們同美國人一起整他。”毛澤東還描述了統一後的台灣狀況：“他（按：蔣介石）的軍隊可以保存，我不壓迫他裁兵，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反共在他那裏反，但不要派飛機、派特務來搗亂。他不來白色特務，我也不去紅色特務。”曹聚仁問：“台灣有人問生活方式怎樣？”毛澤東說：“照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周恩來補充說：“美國企圖以金門、馬祖換台灣、澎湖，我們根本不同他談。台灣抗美就是立功。希望台灣的小三角（指蔣介石、陳誠、蔣經國）團結起來，最好是一個當總統，一個當行政院長，一個將來當副院長。”毛澤東在這裏明確了台灣“高度自治”的許可權，即允許保留軍隊,原有的政治、經濟體制和權力架構。
台廣播了毛澤東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命令》，宣佈「從本日起，再停兩星期，藉以觀察敵方動態，並使金門軍民同胞得到充分補給」，同時指出“這是民族大義”，“是為了對付美國人的”。10月25日，毛澤東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表了《再告台灣同胞書》，揭露美國插手台灣的目的，提醒台灣當局當心美國人的毒計；規勸台灣當局，不可屈服美國人的壓力。毛澤東同時宣佈“逢雙日不打金門的飛機場、料羅灣的碼頭、海灘和船隻……以利你們長期固守”。這樣，對金門“打單不打雙”的局面，一直延續到1979年1月1日。
毛澤東親自撰寫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表的3個文告，揭露了美國的侵略行徑和陰謀，劃清了中美兩國之間與國共兩黨之間的界限，在台、澎、金、馬軍民中引起強烈的反響，加深了美蔣之間的矛盾。通過有條件暫停炮擊和無條件隔日炮擊的行動，抵制了美國脅迫台灣當局從金、馬撤兵，隔離台灣，製造「兩個中國」的圖謀。持續兩個多月的緊張局勢，也開始鬆弛下來。
金門炮戰中蔣介石反對把金門、馬祖與台灣島割裂開來，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在很大程度上與毛澤東達到了“共鳴”，並受到了毛澤東的讚許。1959年2月初，毛澤東在一次對省市委書記的講話中談到了國共兩黨秘密接觸的情況。他說：“台灣是蔣介石當‘總統’好？還是胡適好？還是陳誠好？還是蔣介石好。但是國際活動場合，有他我們就不去，至於當‘總統’，還是他好。”“讓他（按：蔣介石）去搞特務，搞三民主義，歷史上凡是不應當否定的，都要作恰當的估計，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結果，都毀了自己。”2月27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說：“現在我們又講跟蔣介石合作，他（按：蔣介石）說不幹，我們說要。合作共同反美，他不敢，我們說有一天美國要整他，總會有一天美國要承認我們的，丟掉他。蔣介石懂得這一點。我們搞第三次合作，他通過秘密的間接的方法跟我們聯繫，公開不敢，怕美國，而我們不怕。”毛澤東還說，我們同台灣，誰也離不開誰，就像《長恨歌》中所說的：“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蔣介石把枝連著美國，而美國卻連根都要挖掉。9月15日，毛澤東在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說：“蔣介石不做‘總統’，這個我們也不贊成的。……是蔣介石做‘總統’好，還是別人做‘總統’比較好？在目前看，還是蔣介石比較好。”
為了實現提出的「舉行和平談判」，毛澤東在炮擊金門的同時採取了另一個行動，請與國共兩黨高層均有私交的章士釗擔負起兩岸溝通的責任。在金門炮戰硝煙未散盡時，毛澤東囑託章士釗給蔣介石寫信，把中共“聯蔣抵美”的方針告訴他。章士釗欣然答應。國學功底極好的章士釗在信中說：“溪口花草無恙，奉化廬墓依然”；“台灣金馬，唇齒相依，遙望南天，希諸珍重。”毛澤東對這幾句尤為欣賞，並親自將“南天”改為“南雲”。
1958、1960年，章士釗兩次赴港，向台灣當局轉達信息。臨行之前，毛澤東、周恩來與他進行了談話，提出了兩岸暫不舉行正式談判，但可先做有限接觸，如互訪、通郵、通航、通商的建議。章士釗到港後，引起了海外媒體的種種猜測，稱章士釗是中共的「和談專使」，擬通過私人關係向台灣高層轉達中共和談條件。但是台灣當局對章士釗此行沒有作出任何積極反映。另外，受蔣介石派遣來大陸的宋宜山回到香港後，蔣介石並沒讓他回台灣當面彙報，而是讓他先寫一份書面報告。由於宋宜山的報告對共產黨和大陸的成就讚揚過多，蔣介石看後大為不悅，認為宋宜山被“赤化”了，而中止了國共間進一步的接觸。
從「和平解放」到“和平統一”
進入60年代以後，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根據形勢的變化，對解決台灣問題提出了許多新的原則和政策，開始由「和平解放」轉變為“和平統一”。
蔣介石1960年2月第三次當選「總統」後，中國共產黨方面捎話表示贊成。1965年7月，當李宗仁回國後，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的親切接見以及政府的周到安排，在島內外、海內外引起強烈震動。7月26日上午，毛澤東在中南海親切接見了李宗仁。在談話中，李宗仁對台灣問題久拖不決感到憂慮。毛澤東說：“李德鄰先生，不要急，台灣總有一天會回到祖國來的，這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周恩來適時地將我們對李宗仁的政策及安排等情況，通過有關渠道告知蔣介石，希望他早日決定，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196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和確定了關於台灣問題和對台工作的總方針。毛澤東等中央常委一致認為：台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裏，也不能落到美國人手中；對蔣介石我們可以等待，現在叫蔣介石過來有困難，但問題總要有個想法，逐步地製造些條件，一旦時機成熟就好辦了。1961年6月，毛澤東再次表示：如果台灣歸還中國，「我們容許台灣保持原來的社會制度，等台灣人民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
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談話以及中央的對台政策，結合自己的實踐體會，科學地概括出「一綱四目」思想。1963年1月4日，周恩來指示張治中在給陳誠的信中提出：“只要台灣歸回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總裁（按：蔣介石）與兄（按：陳誠）意見妥善處理”，其意思是台灣必須統一於中國。這是總的方針和原則（“一綱”），任何情況下都動搖不得。
「四目」是：一是台灣統一於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台灣之軍政大權、人事安排悉委於蔣介石；二是台灣所有軍政及經濟建設一切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政府撥給（按：當時台灣每年赤字約8億美元）；三是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俟條件成熟並尊重蔣介石的意見，協商決定後進行；四是雙方不互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事。
「一綱四目」的科學概括，受到毛澤東及中央其他領導人的認可。此後，當談到和平解放台灣的條件時，均未超出上述思想。毛澤東、周恩來多次表示，只要蔣介石當局能夠守住台灣，不使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大陸就不會改變目前的對台政策和兩岸關係；甚至講到台灣問題我們這一代解決不了，可以留給下一代去做。
中共中央的對台統戰政策取得了積極的成效。陳誠生前曾通過有關渠道告訴周恩來，要周相信他的人格，他不會違背民族大義即不會讓台灣分裂出去，做民族的罪人。1965年3月陳誠病逝後，在發表的遺囑中既沒有講「反共」，也沒有講“反攻”。他向蔣介石進言：對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為外國動用台灣的兵力；不能信任美國；不能受日本愚弄等。台灣的國民黨右派想在陳誠的遺言中，加上“反共反攻”一類的內容，陳誠夫人不同意。她找到蔣介石，蔣介石同意不修改。這說明，蔣介石當時的態度也是耐人尋味的。
陳誠遺囑發表後，周恩來曾在政協民主人士會議上說，從陳誠的遺囑看，這是我們對台通氣工作、傳話、傳信的結果，說明我們的工作有效果，有影響。
歷史的遺憾
20世紀70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台灣當局代表中國坐進了聯合國的席位，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的發表，中日關係的改善，這些重大事件使台灣的處境急轉直下，形勢對中共十分有利。因此，毛澤東和周恩來又把和平解決台灣的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1973年春，毛澤東把和台灣當局溝通、恢復和談的特殊任務交給了92歲高齡的章士釗。1973年5月25日，章士釗飛抵香港啟德機楊。抵港的翌日，章士釗就開始約見舊友。可惜天不假年，一個半月後，7月1日，章士釗在港病逝。章士釗病逝後，香港各界舉行了公祭，許孝炎、宋宜山、童冠賢等國民黨故舊及港澳同胞1000多人參加了公祭儀式，深切悼念這位為國共和談奔走的老人。許孝炎等人表示要儘快將章士釗帶來的中共和談條件轉告給台灣方面。
蔣介石得知章士釗在港去世的消息後，表面上無動於衷，但內心深處還是有觸動的。一些國民黨元老也受到感染。從美國回台灣不久的陳立夫即在香港《中華月刊》發表了一篇呼籲祖國統一的文章。他主張國共兩黨重開談判，以實現祖國統一。他充滿信心地說：「中國人無論在大陸或台灣以及海外各地，勢必額手稱頌，化干戈為玉帛。」
儘管蔣介石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行動沒有及時作出回應，但是他始終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1974年元旦，越南軍艦入侵我國西沙群島。蔣介石表示：「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當即指示台灣“外交”部門“發表中國領土不容侵犯”的聲明。中越海戰爆發後，駐守西沙的中國海軍要求增兵。鄧小平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同意增派海軍，並特彆強調：海軍經過台灣海峽“直接走”!以前為避免國共不必要的摩擦，解放軍海軍軍艦在東海和南海間的往來調動都繞道台灣東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峽。這次根據毛澤東的指示，4艘導彈護衛艦在傍晚閃亮地出現在東引島一側，向台灣軍艦發出信號，準備通過。台灣軍方立即向蔣介石請示是否讓中共軍艦通過。蔣介石聽了這個報告，揮手應允：“西沙戰事緊哪!”當晚，台灣海軍打開探照燈，我方的導彈護衛艦順利通過。在「一個中國」問題上，毛澤東與蔣介石達成了默契。
由於中共多次發出和談建議和邀請，也出於對台灣前途的考慮，蔣介石經過一年多的思考，又動了與中共重開談判的念頭。1975年春節期間，蔣介石將與中共重開談判的使命交給了抗戰前曾主持過國共兩黨秘密談判的國民黨元老陳立夫。陳立夫接受任務後，即以「總統府資政」的名義，通過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發出邀請毛澤東到台灣訪問的信息。毛澤東對全面主持黨政軍工作的鄧小平說：兩岸要儘快實現“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灣訪問。然而，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沒有能夠看到國共重開和談和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現。蔣介石於1975年4月5日去世。第二年的9月9日，毛澤東也與世長辭。歷史留下了遺憾。
由於主客觀各方面的原因，毛澤東未能在生前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毛澤東逝世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很快便把台灣問題提到黨中央的議事日程。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在提到台灣問題時，首次沒有使用「解放」一詞，而代之的是更為貼切的“回歸”。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解決台灣問題的重大決策，為1978年以後黨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胡錦濤總書記在作十七大報告時說，我們鄭重呼籲，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和平發展框架，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經過兩岸人民的努力，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一定會得以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