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空軍專機師師長時念堂：1971年「9·13」事件發生時，我正在空軍專機師任師長兼駕駛員。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號三叉戟飛機及其機組人員都屬於我師。在30多年的時間裡，我和一些戰友一直在從空軍飛行專業的角度來思考和研究「9·13」問題。
「黑匣子」之謎
「黑匣子」是飛機飛行情況的整個記錄系統，它主要有兩個部件：一個放在機尾，是飛機狀態記錄器：一個放在機頭，是飛機語音記錄器，記錄飛機上人們的談話和其他聲響。但是，256號三叉戟飛機在蒙古國溫都爾汗墜落後、我駐蒙使館人員到達現場時，所有「黑匣子」都沒有見到。究竟是人們沒有找到它們、現在仍然拋棄荒野呢？還是被先我到達現場的外國人取走了？
以我們飛行專業的眼光判斷，這些「黑匣子」一定還保存在某個地方。其根據是：256號三叉戟飛機的機尾是全機中最大的一塊沒有燃燒爆炸的金屬物，據此可斷定：裝在這裏面的飛機狀態記錄器會完好無損且不會被拋出去。在機頭部位，盛著語音記錄器的架子，也仍然完好無損，因此也可以斷定：語音記錄器「黑匣子」也不會損壞。
隨著「黑匣子」這個“母謎”的出現，一些“子謎”也浮出了水面：一、256號三叉戟飛機駕駛員、空軍專機師副政委潘景寅被炸死後，先是作為林彪死黨和叛徒追查的。後來又將其定為「正常死亡」。那麼，潘景寅在空中究竟說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他有沒有企圖把飛機開往別處？二、機組人員和林彪一家子說了些什麼？三、飛機上是否發生了爭鬥？四、林彪叛逃起飛後，周恩來曾經通過航空聯絡系統對他喊話，希望他回來，林彪沒有回話。那麼，林彪是否聽到了周恩來的喊話？如果聽見了，他是怎樣表示的？
林彪的飛機墜毀在蒙古國的溫都爾汗
加油量之謎
飛機的加油量能明白地顯示飛機要飛往哪個地方的哪個機場。加油量不能少，少了就達不到目的地；但加油量也不能多，多了還會影響飛行速度、高度和飛行時間，更會帶來落地爆炸的危險。
林彪一家是在1971年的9月12日下午6點把256號三叉戟飛機從北京調往山海關的。在北京，要求機械師李平加油，加油量原定16噸而實際的加油量是15噸。飛機於當日下午6點半左右到達山海關機場，查看油量，還剩了12.5噸。這時候，潘景寅又叫李平把油量加大到17噸。但是，油車上的加油設備和三叉戟飛機上的加油設備不配套，油加不進去。當時，李平向潘景寅說明了情況，並請示是否採用別的辦法加油。潘景寅思考了一下，說：不用了，明天早晨再說吧！
這一系列的加油量說明了256號三叉戟飛機不是飛回北京的。因為，到山海關這樣短的距離其來回根本用不了這樣大的加油量；也不是飛往蘇聯的。飛往蘇聯的油量，至少需要20多噸；只有可能是飛廣州。從山海關到廣州比從北京到廣州稍遠一點，所以加油量從16噸提高到17噸，中間不用落地加油。
第二天0點05分，潘景寅接到了一個電話，之後便開始了緊急行動。潘景寅指示給飛機加油，但是，仍然加不進去。正在這時，林彪的轎車開過來了。只見林彪被飛機上面的人拉著、被飛機下面的人推著，好不容易地上了飛機。之後，葉群急忙下令：馬上起飛！還沒等加油車完全離開，飛機就沖了出去。這時，256號三叉戟飛機上的存油量仍然是12.5噸，這就向我們擺列出了一系列的謎：
一、林彪一夥逃跑，究竟原想逃往哪裏？二、潘景寅非常清楚：12.5噸的加油量，只是飛往蘇聯實際所需量的一半。但他還是向蘇聯飛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繞大圈之謎
飛機在空中飛行，航向是用「度」來標示的。按照順時針方向，一周為360度。正北方向為0度（N），正東方向為90度（E），正南方向為180度S，正西方向為270度（W）。其他方向可參照這些正方向來確定。
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號三叉戟飛機，按照正常的飛行程序，它必須在上升到100米至150米之間轉彎到航線的航向上去即目的地的方向上去(林彪外逃的航向，應該是325度)，然後再繼續爬高，到達預定的高度之後，再改為平直飛行。完成這個過程，三叉戟飛機只需要幾十秒鐘的時間。然而，256號三叉戟飛機卻用了20來分鐘的時間：
第一階段：飛機起飛的方向與去廣州的航向基本一致，為244度。飛機在這個航向上穩定了四分鐘左右；第二階段：航向270度至280度。飛機在這個航向上又穩定了4分鐘左右，這個航向，是從山海關回到北京的航向。第三階段：航向從290度越過叛逃航向325度而到達航向340度。第四階段：飛機穩定在叛逃航向上即325度上。飛機在山海關機場起飛後，在空中畫了一個碩大的問號。這就提出了一大堆問題：
一、256號三叉戟飛機僅剩下12.5噸的油料，是飛到蘇聯實際所需油料的一半左右，那麼，林彪叛逃去蘇聯，就得最大限度地節省油料作直線飛行。然而，飛機卻在空中繞起了大圈，浪費油料。這是為什麼？二、如果說：256號三叉戟飛機的飛行員是「正常死亡」。那麼，機組人員在空中是否與林彪一家保持了一致？三、林彪一夥在山海關機場起飛後，是否曾經想去廣州？是否有人曾經想回北京？如果是，那麼，後來為什麼又改變了航向？四、飛機的航向曾經從290度越過叛逃的航向325度到達340度。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古怪航向？這是要幹什麼？
自行降落之謎
有人懷疑，256號三叉戟飛機的墜毀是被導彈擊中的結果，其根據是：飛機上有一個孔洞。但「9·13」事件發生後不幾天，根據我國駐蒙古國大使館二等秘書孫一先拍攝的256號三叉戟飛機降落爆炸的現場照片及他所掌握的現場情況，以及我所掌握的256號三叉戟飛機的情況及飛行專業知識，我否定了這種說法。
我的根據是：一、256號三叉戟飛機上的孔洞，直徑約30厘米，且呈不規則形，這不是導彈的射徑：二、孔洞在機翼下面，位於「中國民航」的“航”字旁。孔洞只在機翼下面有，而在機翼上面沒有。如果是導彈擊中，則上下兩面都要有孔洞；三、導彈打下來的飛機，不會再滑行。而256號飛機在地面上滑行了29米。既然飛機不是導彈打下來的，那麼，只能是飛機自行降落的。可問題來了：根據我們的測算，256號三叉戟飛機在落地爆炸前，油箱裏至少還有2500公斤的存油，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不飛了？為什麼要在中途的蒙古國降落呢？這又是一個系列之謎：
一、難道是機組人員和林彪一家鬧翻了，他們自行降落的么？如果是這樣，那麼，林彪一家在降落前把手錶、鞋子都脫掉了(這是準備迫降的行為)，又怎麼解釋呢？二、難道是林彪一家要求飛機降落的么？飛機上還有存油，還能繼續前飛，他們為什麼不繼續叛逃了呢？三、帶著這麼多的存油就要在野地里自行降落，明知有危險，為什麼還要進行呢？難道有人要同歸於盡么？四、飛機這種帶油降落而爆炸的結局，是林彪的主意么？
許多有關「9·13」的謎還未解開。看來，林彪案件某些更深層面的東西，還有待於歷史來揭示。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不開殺戒
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案，是建國以來發生的特別重大、特別複雜、危害極其嚴重的案件。審理此案，舉國關注，世界矚目。
這次歷史性的審判，是在全國基本上結束了揭批查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罪行，又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進行了長時間的黨內審查的基礎上進行的。大量事實證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觸犯了刑律。黨中央提出「嚴肅對待，慎重行事」的指導思想，決定交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公開審判。
四人幫在法庭上
1979年9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會堂聽取了「兩案」審理工作情況的彙報。中央決定：不要一個人一個人的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陳伯達算一案；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作一案。他們是篡黨奪權、陰謀顛覆政府的反革命集團。這個反革命集團的起訴書要把罪行一一列舉出來。
1979年9月29日，葉劍英副主席代表黨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在建國30周年慶祝大會上講話。他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同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陰謀集團，展開了激烈的、尖銳的、複雜的鬥爭。葉帥的這篇講話是經1979年9月25日至28日舉行的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黨中央向中國人民和全世界宣告林彪、「四人幫」是兩個反革命集團，而且這場鬥爭是奪權與反奪權、復辟與反覆辟的鬥爭，是決定國家命運的決戰。1979年國慶節以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正式認定林彪、「四人幫」兩個集團已經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黨內審查基本結束，移交給國家司法部門處理。1980年2月，在彭真領導下，中央政法委員會和公安部開始進行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預審的準備工作。
「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
1980年3月17日，中央書記處決定，成立中央「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統一領導「兩案」的審判工作。指導委員會由彭真、彭沖、江華、黃火青、伍修權、王鶴壽、趙蒼璧七人組成，彭真同志任主任，彭沖同志任副主任。
4月5日上午，彭真主持召開中央政法委員會會議，傳達中央決定：「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對「兩案」從頭管到底。需要起訴審判的名單，由審判指導委員會報告中央決定。整個預審、起訴、審判工作，在黨中央的領導下，由公安、檢察、法院、司法行政機關依照法律程序進行。
彭真指示，審判指導委員會下面設審判工作小組。這個工作小組既是「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的辦事機構，又是中央政法委員會的辦事機構。彭真、彭衝決定劉復之、凌雲、洪沛霖為審判工作小組召集人，成員有於桑、朱穆之、曾漢周、江文、馮基平、史進前、王芳、衛之民、姚倫、王漢斌、郝蘇、王照華、陳卓、穆青、高富有，共18人。
審判工作小組設立兩個辦公室：一個辦公室負責對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審判工作，由凌雲兼任主任；一個辦公室負責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審判工作，由郝蘇（軍事法院院長）任主任。
從開始預審到最後審判長達八個多月。參加預審和審判的人員，嚴格按照中央指示，依法辦案，既貫徹了黨中央對特別重大案件的政治領導，又保證了公安、司法機關獨立行使職權。
彭真強調，審判指導委員會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進行工作。彭真對公安部長、檢察長、法院院長們說：我講的話又算又不算，會議通過了的算數，通不過的不算數。
彭真說，林彪、「四人幫」是反革命陰謀集團，要清查和審判他們的是反革命罪行、迫害致死人等嚴重的刑事犯罪，凡屬於路線方面的問題，政法部門不予審理。
江青在法庭上
嚴格區分罪行和錯誤
1980年4月，公安部受理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並開始偵察預審。
為了加強對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預審工作，抽調了浙江省王芳、江蘇省洪沛霖、遼寧省左琨、黑龍江省衛之民、河南省白均、河北省王文同和一批幹部共四百多人，開赴秦城監獄工作，並展開內查外調。
與此同時，中央確定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的預審工作由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負責。
彭真特彆強調，預審工作要從事實做起，以事實為根據，從實際出發，一切以事實為標準。林彪、「四人幫」整人是先戴帽子定性。毛主席講，結論是調查的結果。我們先搞事實，從事實出發。
如何區分好人犯錯誤和壞人犯罪？彭真說，按照毛主席在延安時期的講法，看待事物要客觀、全面、本質。第一要客觀，不要以主觀想像做根據。第二要全面。歷史的全面，歷史的每個階段的全面，還有現實的全面。第三要看本質。看決定性的，看主流的。用這種方法，好多問題可以迎刃而解。看證據，看材料要看原始的。
彭真說，所謂罪證，必須是犯罪事實的證據，一定要是書證、物證和人證。掌握這種直接的證據，才符合法律的要求。起訴書所列的罪行，一定要準確，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在審查罪證材料過程中，彭真親自動手，審閱了摞疊起來有一米多高的原始的罪證材料，在分清罪與非罪方面親自做出了示範。
在彭真主持下，反覆審議依法審判的人數，最後報請中央決定，特別法庭只審判十名主犯，其他案犯由所屬各地方的法院審理。
江青反革命集團中的康生、謝富治兩犯，罪行嚴重，但都已死去，因此只審判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和陳伯達五人。
林彪反革命集團中林彪、葉群已在乘飛機叛逃國外時摔死在蒙古國溫都爾汗，因此只審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和江騰蛟五人。江騰蛟是林立果策劃謀害毛主席的「小艦隊」中主要人物。
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審判工作，自始至終是在黨中央密切領導下進行的。黨中央聽取彙報，提出了指示性意見，明確而有力地支持審判工作。
江青在法庭上
在起草起訴意見書期間，彭真說，政法，政法，包括政治和法律，在審理案件時要把政治和法律分開來處理。把這個原則確定下來，審理工作才好進行。「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起草的起訴書是在公安、檢察預審的基礎上形成的，法律起訴就從這裏起步，像蓋房子、修禮堂一樣，打下了地基以後，還有好多工作要做。
彭真要求，在「兩案」審理領導小組起草的起訴書基礎上，挑選出屬於罪行的部分，按人頭分開，一件件落實，一件件要查出確鑿的證據，形成法律的起訴書，報中央審批。要把林彪、「四人幫」的反革命陰謀罪行與好人犯錯誤嚴格區別，劃清界限。罪證要確鑿、有力、周密。要從事實出發，以事實為根據。要搞好分化工作，力爭一些人認罪、服罪。
彭真說，起訴書是否拿給王、張、江、姚他們看？他們說是在執行毛主席的路線，說是中央決定的，怎麼辦？
彭真說，起訴書要根據罪行分類，一類是林彪、「四人幫」的反革命罪行；另一類屬黨內路線問題，公、檢、法不過問。我們只查罪行，只審罪行。因此，起訴書中凡是涉及黨的決定、涉及路線的，都排除出去。只搞他們的反革命罪行。林彪、「四人幫」是反革命陰謀集團，我們只管反革命陰謀集團的反革命罪行，包括普通刑事犯罪。我們常說十大罪狀。我看，有兩條也可以判。罪行要確鑿。我們把反革命罪行挑出來，梳梳辮子，要一件一件地訊問，逐個人頭訊問。
擬定的起訴意見書稿，彭真邀請胡喬木和各方面、各門類的專家、學者進行審核修改。胡喬木十分認真地對起訴的重要情節、行文措詞等等，反覆研究和推敲，還把我找去，面對面地字斟句酌地修改。最後，彭真敲定了起訴意見書，提請黨中央審議。
1980年9月8日下午，我列席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開的中央常委會議，彭真彙報了審理工作依據的原則和遇到的問題。彭真提出，一案起訴還是兩案起訴好？一案判決還是兩案判決好？哪個方案為好？彭真主張一案起訴，分庭審理，一案判決。中央常委會議一致贊成和批准彭真的意見。最後，鄧小平講話，他說：起訴書可以用了。要擴大範圍，徵求黨外人士的意見。
彭真親自召開專門會議，邀請黨外代表人士參加，聽取他們對起訴意見書的意見。後來又向來自全國各地的八百位旁聽審判的代表徵求意見。
9月22日結束預審工作，公安部修訂了《起訴意見書》，連同案卷材料、證據，移送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審查後提交特別檢察廳審理。
不開殺戒依法審判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了《關於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檢察、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的決定》。任命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兼任特別檢察廳廳長，喻屏、史進前為副廳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兼任特別法庭庭長，伍修權、曾漢周、黃玉昆為副庭長；曾漢周、伍修權分別為第一、第二審判庭審判長。
特別法庭公開進行審判。全國各地各行各業的代表參加旁聽。
特別檢察廳、特別法庭的工作人員即進入審判崗位，按照各人負責的審判對象，認真研究案卷材料，設想審判過程中被告人可能提出的各種問題和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準備對策。
特別法庭將用事實和法律制服十名主犯。做到萬無一失。
公、檢、法、司機關依照《刑事訴訟法》，既相互配合，又相互監督、制約。從公安部《起訴意見書》、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到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在認定犯罪事實的全部過程中，嚴格依照法律程序進行。
1980年11月中旬，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參加特別法庭旁聽的人員陸續到京。
11月17日，彭真對特別法庭旁聽人員作了重要講話，強調這次審判的原則是只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不審理黨內、人民內部的錯誤，包括路線錯誤，不解決黨紀、軍紀、政紀的問題。強調審判嚴格依法辦事，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1月20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十名主犯被押上歷史的審判台，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執行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的審判。特別法庭設在北京市正義路一號公安部大禮堂。
審判從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歷時兩個月。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開庭20次，第二審判庭開庭22次，法庭對10名被告人進行了45次法庭調查。
審判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案，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的原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十個主犯罪大惡極，民憤很大，但法庭依法保障了這些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依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1980年10月11日，司法部根據中央「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關於在審判中確定律師席位、維護被告人權益的指示，推薦了全國知名律師，經被告人選定和法庭指定的出庭辯護的有十位律師，他們是：韓學章、張中（為姚文元辯護）；甘雨霈、傅志人（為陳伯達辯護）；馬克昌、周亨元（為吳法憲辯護）；張思之、蘇惠漁（為李作鵬辯護）；王舜華、周奎正（為江騰蛟辯護）。
江青、張春橋、王洪文、黃永勝、邱會作沒有委託律師辯護，本人也不要特別法庭指定辯護人為他們辯護。
在法庭審理過程中，律師依法進行辯護，對準確判定罪行起到了作用。法庭聽取了辯護、辯論和最後陳述。
隨著法庭調查、法庭辯論的結束，人們關注的焦點集中在量刑上。
1981年1月20日，遵照彭真同志的指示，我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副主任的身份，就我國法律有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罪行量刑規定的問題回答了新華社記者的提問。1月21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這篇訪問，全文如下：
記者：特別檢察廳起訴指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犯有陰謀顛覆政府、分裂國家等罪行，法律對這些罪行的量刑是怎麼規定的？
劉復之：陰謀顛覆政府、分裂國家罪，適用刑法第九十二條，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武裝叛亂罪，適用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九十四條第二款，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反革命殺人、傷人罪，適用刑法第一百零一條，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有以上三種罪行之一的，如果「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的」，依照刑法第一百零三條，可以判處死刑。對於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依照刑法第四十三條，“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宣告緩期二年執行，實行勞動改造，以觀後效。刑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如果確有悔改，二年期滿以後，減為無期徒刑；如果抗拒改造情節惡劣、查證屬實的，由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或者核准，執行死刑。
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適用刑法第九十八條，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刑法第四十條規定，有期徒刑最高為十五年。
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適用刑法第一百零二條，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首要分子或者其他罪惡重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誣告陷害罪，適用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條，「參照所誣陷的罪行的性質、情節、後果和量刑標準給予刑事處分。國家工作人員犯誣陷罪的，從重處罰。」也就是說，如果誣告他人顛覆政府武裝叛亂的，參照刑法第九十二條、九十三條、九十四條可以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誣陷他人為“特務”的，參照刑法第九十七條，可以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情節較輕的，可以判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訊逼供罪，適用刑法第一百三十六條，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以肉刑致人傷殘的，以傷害罪從重論處。
非法拘禁罪，適用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刑法還規定，對於反革命分子應當附加剝奪政治權利。對於判處死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應當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對於判處有期徒刑附加剝奪政治權利的，剝奪政治權利的期限為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從徒刑執行完畢之日起計算，剝奪政治權利的效力當然施用於徒刑執行期間。
記者：怎樣具體確定刑罰？
劉復之：刑法規定，對於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法律有關規定判處。
每條罪行，法律規定的量刑是有一定幅度的。如反革命殺人、傷人罪，根據不同情況，可以判處從三年以上徒刑一直到死刑。為什麼規定一個幅度呢？因為情況很複雜，沒有一定的量刑幅度，就不能適應各種不同的情況。那麼，在規定的量刑幅度內，又如何具體確定應處的刑罰呢？這就要根據犯罪分子的不同情況，如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來確定。同時，還要考慮到法律關於從輕從重的規定。例如，主犯和從犯不同，對於主犯應從重處罰，對於從犯應當比照主犯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既遂和未遂不同，對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自首和不自首不同，有無立功表現不同，自首的可以從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犯罪較重的，如果有立功表現，也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所謂從輕、從重處罰，是指在法律規定的刑罰限度內從輕或者從重，而不能超出法定刑的限度；而減輕處罰，則是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許多犯罪的罪名都是一樣的，如都犯有顛覆政府罪、誣告陷害罪，但是每個人的情況不同，在某些犯罪行為中所負的責任不同，造成的後果不同，因此應判的刑罰也就有所區別。
記者：為什麼對有的罪犯犯下的某些罪行沒有進行指控？
劉復之：因為有個追訴時效的問題。每一種罪行要進行追究，都有一定的時效，經過一定的期限就不再追究。刑法第七十六條中規定，犯罪經過下列期限不再追訴：法定最高刑為不滿五年有期徒刑的，經過五年；法定最高刑為五年以上不滿十年有期徒刑的，經過十年；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經過二十年。追訴期限的計算方法是，從犯罪之日起計算，但是犯罪行為有連續或者繼續狀態的，從犯罪行為終了之日起計算。在追訴期限以內又犯罪的，前罪追訴的期限從犯後罪之日起計算。黃永勝、吳法憲等人一九七一年被揭露審查，至今已九年，因此他們所犯的誹謗罪、非法搜查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已經過了追訴時效，而顛覆政府罪、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誣告陷害罪等等，都沒有過追訴時效，應當予以追訴。江青等人則不同，江青反革命集團被粉碎時間是一九七六年，至今還不到五年。因此，江青反革命集團所犯的各項罪行，包括非法搜查罪，都沒有超過追訴的時效。
記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每一個被告人都不只犯一條罪行，而同時犯有幾條罪行。怎麼決定刑罰呢？
劉復之：刑法規定，一個人犯有數罪，除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的以外，應當在總和刑期以下、數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決定執行的刑期。例如，一個人犯三條罪，應分別判十年、五年、二年；那麼，便在十年以上十七年以下決定執行的刑期，但是數罪併罰的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過二十年。如果所犯幾條罪中最嚴重的罪應判無期徒刑，則只能判無期徒刑，不能因還犯有其他罪而上升為判死刑。
1981年1月11日，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說，這次審判基本上達到了我們的目的，向全世界揭露了林彪、江青的罪行，教育了人民。審判代表了人民的意志，把林彪、江青一夥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胡耀邦說，我們敢於揭露林彪、江青的罪行，敢於判決他們，這是我們最大的勝利。
彭真說，兩案中各地要判刑的人，凡在主犯下面的，其刑期不能重於這十名主犯，不能上寬下嚴。已經判過了的怎麼辦？重了的不要再改判，不要當做平反冤、假、錯案來處理，但可以減刑。
開不開殺戒？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在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鄧小平說，黨中央經過反覆考慮，決定還是不殺為好，還是一個不殺為好。江青會鬧，鬧就讓鬧吧，關起來，給飯吃。黃、吳、李、邱幾年以後可以放回家監護。
1981年1月25日上午9時，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特別法庭庭長江華宣佈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十名主犯進行了判決。
判處江青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判處張春橋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判處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判處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
判處陳伯達有期徒刑十八年；
判處黃永勝有期徒刑十八年；
判處吳法憲有期徒刑十七年；
判處李作鵬有期徒刑十七年；
判處邱會作有期徒刑十六年；
判處江騰蛟有期徒刑十八年；
以上七名罪犯均被判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10時50分，特別法庭庭長江華宣佈特別法庭閉庭。參加旁聽的代表熱烈鼓掌，擁護特別法庭的正義判決。
根據彭真、彭沖指示，1981年2月，審判工作小組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審理工作全過程進行了總結。3月寫出總結報告稿，徵求審判工作小組全體成員的意見，進行了修改，最後定稿報送中央「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並報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和中央國家機關有關領導同志。
審判工作始終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實事求是，依法辦事。這是實施《刑法》、《刑事訴訟法》，加強法制建設的一次重大實踐，為公安司法機關依法辦案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