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派進行初選之後，特首林鄭指初選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港澳辦和中聯辦亦先後發出聲明。
港澳辦發出聲明，嚴厲譴責民主派初選，指此舉是對香港特區選舉的非法操控，對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公然挑戰，絕不能允許，堅決支持依法查處有關違法行為。 中聯辦直指戴耀廷的「雷動2.0」、「35+計劃」，其目標是要奪取香港的管治權，妄想上演港版「顏色革命」。透過否決財政預算案、癱瘓特區政府、全面「攬炒」香港、顛覆國家政權，已經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第22條以及香港本地選舉法律。
有不少人相信初選或者違反限聚令，甚至可能觸犯《選舉條例》有關計算經費，申報選舉宣傳品等條文，但說違反了《香港國安法》，他們又覺得指控嚴重了一些。實情是不是這樣呢？
先看看《香港國安法》的相關條文，當中主要有兩條可能涉及對戴耀廷的指控，包括顛覆罪，第22條第3款規定：「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顛覆罪的前提是使用「武力或者非法手段」。
另外勾結罪也是可能的罪名，《國安法》第29條3款：勾結外地「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進行操控、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即屬違法。
在中聯辦的指控當中，提到反對派少數團體「在外部勢力支持下」的用語。究竟戴耀廷策動初選有無犯勾結罪，首先要符合「在外部勢力的支持下」這個條件，就要看看是否找到外部勢力用金錢或者其他方式支持此次初選的證據，表面上看，不容易找到相關的證據。
至於指戴耀廷是否觸犯發的《香港國安法》第22條顛覆罪，需要滿足兩個條件。第一是用武力或者非法手段；第二是嚴重干擾、阻撓、破壞特區政府施政。在具體討論這個條件之前，我要特別指出，很多人討論戴耀廷的行為是否違法，都只關注他的行動細節，卻也沒有注意到他的行動整體部署和動機。戴耀廷經常辯解，舉辦初選甚至「35+」將來否決預算案，是本地法律或者《基本法》允許的行為，並不是「非法手段」。他這些講法，表面看似有道理，但細思之下，會發現只是詭辯。
戴耀廷在4月底發表題為《真攬炒十步 這是香港宿命》的文章，裏面已道出了他大力推動「35+計劃」全部計劃及意圖。他推動反對派，特別是激進反對派爭取立法會過半數議席，目的是要否決預算案，逼特首解散立法會，立法會重選之後，通過否決預算案逼特首辭職。他提出的「攬炒十步」，過程其實非常血腥。第8步是逼中央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第9步是「香港街頭抗爭更激烈，鎮壓也非常血腥，港人發動三罷，令香港社會停頓」；第10步是「西方國家對中共實行政治經濟制裁」。
整個行動是以最激進的手段撩動中央鎮壓，誘發西方制裁。結局不言而喻，他是想推翻香港政府，最終目的是要顛覆中央政府。他在那篇文章的末段，引用了「抗爭名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的歌詞，鼓勵港人：「你想見到一個新的世界嗎？來吧！加入這抗爭，去為你的自由去爭戰吧！」
戴耀廷的目的，就是要發動一場「攬炒式」的顏色革命，藉此顛覆香港特區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當大家爭議戴耀廷的「攬炒十步」用的是否非法手段時，戴耀廷其實已違反了《基本法》的總則，想要推翻香港的基本制度。《基本法》第73條2款賦予立法會審批預算案的權力，卻沒有授權立法會可以不問預算案內容，借否定預算案去推翻政府。
或許有些市民參與了反對派的初選，會認為自己毫無顛覆之心。但這個「攬炒」行動的每一個小環節都看似合法，當組織起來之後，卻成了一場顛覆活動，透過違反《基本法》的手段，嚴重破壞特區政府施政。參與者不一定清楚，組織者卻早有預謀，而且是一個預先公開的陽謀。
相信阿爺已經為後立法會選舉作好準備，萬一出現顛覆派而不是傳統反對派佔據立法會的時候，會如何應對這個亂局，《國安法》就是止亂的利劍。
盧永雄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