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就是非法手段

戴耀廷策劃的「35+計劃」，要透過立法會否決預算案攬炒香港，是一個有意識的顛覆政府運動。

有人問我香港的選舉制度雖無初選安排，但初選看來並不違法。先不討論初選開支如何計算的問題，針對戴耀廷整個「35+計劃」的核心構想，是要捆綁超過35個激進議員，一齊不問情由否決預算案，以此觸發特區和中央政府的一系列的回應行動，逼中央「非常血腥的」鎮壓香港（戴耀廷的原話）。而這次初選，目的就是把不夠激進的傳統泛民篩走。

初選是「強逼激進化」過程的第一步，與去年的反修例運動，強逼傳統泛民齊上齊落，不能與暴力割席的手法一樣，主要透過兩個方法達到目的：

第一是論壇圍剿。在反對派搞的初選論壇上，傳統泛民被激進的本土派圍攻。以上月28日的九龍東論壇為例，民主黨主席胡志偉便被大量激進派質問為何沒有簽署「攬炒聲明」。胡志偉一度回應說不能夠所有民生法案都要否決，但最終還表明民主黨會否決預算案，又話「簽署聲明與否並不重要」。這是把原來較理性地自主行事的泛民議員，強逼其轉化成集體行動的激進議員。傳統泛民被逼在論壇上表態，將來就可以用這些「承諾」，作為綑綁他們集體否決預算案的理據。

第二是有利激進派的投票方式。這次的反對派初選，有59.2萬多人在網上投票，只有2.1萬是實體投票。去年的區議會選舉，有294萬名選民投了票，當中有165萬投票給反對派。這次初選只有61萬人投票，只佔去年投給反對派的人數的37.1%。在反對派初選中，網上投票的佔96.6%，在網上投票的是年青人居多，所以可以肯定這次反對派初選，年青人佔了主導，這就令到激進反對派大佔優勢，傳統泛民被投票的設計逼出圈外。

從個別選區的結果，也看到這個狀況，以九西選區為例，民協的何啟明在網上得票排第5，得6900票，而本土派馮達浚，得到7400票，領先何啟明500票，但加入九西僅5100票的實體票之後，何啟明得票反超馮達浚。由此可見，實體投票和網上投票的選民取向有很大的歧異。真實的選舉是實體投票，怎能夠以一個96.6%是網上投票的初選結果，來決定實體投票的參選人呢？

其實，隨機抽樣調查反對派選民，遠比網上投票為主的所謂初選公平。而初選放大了年青人的票數，將傳統泛民踢出局，可見初選是整個「35+計劃」的主要部分，就是要篩走、打殘傳統泛民，不讓他們參與來屆的立法會選舉。而傳統泛民政黨蠢就蠢在願意參加這個旨在踢他們出局的遊戲。

另外，也有人提到觸犯《港區國安法》第22條顛覆罪有兩個條件，一是以暴力或非法手段，二是嚴重干擾、阻撓和破壞特區施政，戴耀廷的「35+計劃」是否用「非法手段」進行？

我昨天已經談到整個顛覆行動是要推翻香港制度，違反《基本法》總則。反對派議員不問情由地否決預算案，亦違反了《基本法》73條（2）賦予立法會審批法案的權力，這條文並無授權立法會借審批預算案程序去癱瘓、推翻政府。

還有一個問題是，反對派借立法會審批程序脅逼特區政府及中央，還事先聲明，要逼到中央「作出非常血腥的鎮壓」。這種行為本身已涉嫌違反「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其性質與郭榮鏗做立法會內會主持人，開了大半年，都在有意阻撓選不出主席一樣。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是一條普通法罪行，其中一個典型案例是R v Dytham （1979） 1 QB 723。案中英國警員Dytham駕車巡邏時，經過一間夜總會，夜總會傳來尖叫聲，之後見到一名男子在門外被一班人拳打腳踢。當時Dytham 已接近下班，他選擇駕車不顧而去，最後被毆打的男子傷重不治，Dytham終被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成立。主審法官Lord Widgery CJ 指一個公職人員有義務履行他的責任。

這罪行包括幾個元素，第一是涉案人是公職人員； 第二是他有意識地作出不當行為，或不執行職務或不作為；第三是其不當行為傷害到公眾，去到公眾對公職人員不信任的程度。受薪的公職人員責任尤重。

  雖然戴耀廷經常口口聲聲說《基本法》賦予立法會是否決預算案的權力，但是稍為用正常心智思考，都知道《基本法》沒有可能會賦予議員權力借否決預算案去推翻政府，激發中央政府血腥鎮壓香港。

如果立法會議員有組織進行「35+計劃」，以為可以鑽到《基本法》的空子，否定預算案，顛覆政府的話，本身就是公職人員嚴重失當罪行。他們濫用權力，做出傷害公眾的事情。

《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很明顯是有意針對改變香港制度的行為，而戴耀廷等人經常說他們的行為合法，和今年7.1時，有示威者帶著寫有港獨標語的旗幟，但在標語旁邊用小到針眼的文字加上「不要」兩字，以為可以脫罪的小學雞的行為，沒有分別。有清晰意圖濫用權力去推翻政府，相信難逃國安法的法網。

盧永雄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