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耀廷策劃的「35+計劃」，要透過立法會否決預算案攬炒香港，是一個有意識的顛覆政府運動。
有人問我香港的選舉制度雖無初選安排，但初選看來並不違法。先不討論初選開支如何計算的問題，針對戴耀廷整個「35+計劃」的核心構想，是要捆綁超過35個激進議員，一齊不問情由否決預算案，以此觸發特區和中央政府的一系列的回應行動，逼中央「非常血腥的」鎮壓香港（戴耀廷的原話）。而這次初選，目的就是把不夠激進的傳統泛民篩走。
初選是「強逼激進化」過程的第一步，與去年的反修例運動，強逼傳統泛民齊上齊落，不能與暴力割席的手法一樣，主要透過兩個方法達到目的：
第一是論壇圍剿。在反對派搞的初選論壇上，傳統泛民被激進的本土派圍攻。以上月28日的九龍東論壇為例，民主黨主席胡志偉便被大量激進派質問為何沒有簽署「攬炒聲明」。胡志偉一度回應說不能夠所有民生法案都要否決，但最終還表明民主黨會否決預算案，又話「簽署聲明與否並不重要」。這是把原來較理性地自主行事的泛民議員，強逼其轉化成集體行動的激進議員。傳統泛民被逼在論壇上表態，將來就可以用這些「承諾」，作為綑綁他們集體否決預算案的理據。
第二是有利激進派的投票方式。這次的反對派初選，有59.2萬多人在網上投票，只有2.1萬是實體投票。去年的區議會選舉，有294萬名選民投了票，當中有165萬投票給反對派。這次初選只有61萬人投票，只佔去年投給反對派的人數的37.1%。在反對派初選中，網上投票的佔96.6%，在網上投票的是年青人居多，所以可以肯定這次反對派初選，年青人佔了主導，這就令到激進反對派大佔優勢，傳統泛民被投票的設計逼出圈外。
從個別選區的結果，也看到這個狀況，以九西選區為例，民協的何啟明在網上得票排第5，得6900票，而本土派馮達浚，得到7400票，領先何啟明500票，但加入九西僅5100票的實體票之後，何啟明得票反超馮達浚。由此可見，實體投票和網上投票的選民取向有很大的歧異。真實的選舉是實體投票，怎能夠以一個96.6%是網上投票的初選結果，來決定實體投票的參選人呢？
其實，隨機抽樣調查反對派選民，遠比網上投票為主的所謂初選公平。而初選放大了年青人的票數，將傳統泛民踢出局，可見初選是整個「35+計劃」的主要部分，就是要篩走、打殘傳統泛民，不讓他們參與來屆的立法會選舉。而傳統泛民政黨蠢就蠢在願意參加這個旨在踢他們出局的遊戲。
另外，也有人提到觸犯《港區國安法》第22條顛覆罪有兩個條件，一是以暴力或非法手段，二是嚴重干擾、阻撓和破壞特區施政，戴耀廷的「35+計劃」是否用「非法手段」進行？
我昨天已經談到整個顛覆行動是要推翻香港制度，違反《基本法》總則。反對派議員不問情由地否決預算案，亦違反了《基本法》73條（2）賦予立法會審批法案的權力，這條文並無授權立法會借審批預算案程序去癱瘓、推翻政府。
還有一個問題是，反對派借立法會審批程序脅逼特區政府及中央，還事先聲明，要逼到中央「作出非常血腥的鎮壓」。這種行為本身已涉嫌違反「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其性質與郭榮鏗做立法會內會主持人，開了大半年，都在有意阻撓選不出主席一樣。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是一條普通法罪行，其中一個典型案例是R v Dytham （1979） 1 QB 723。案中英國警員Dytham駕車巡邏時，經過一間夜總會，夜總會傳來尖叫聲，之後見到一名男子在門外被一班人拳打腳踢。當時Dytham 已接近下班，他選擇駕車不顧而去，最後被毆打的男子傷重不治，Dytham終被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成立。主審法官Lord Widgery CJ 指一個公職人員有義務履行他的責任。
這罪行包括幾個元素，第一是涉案人是公職人員； 第二是他有意識地作出不當行為，或不執行職務或不作為；第三是其不當行為傷害到公眾，去到公眾對公職人員不信任的程度。受薪的公職人員責任尤重。
雖然戴耀廷經常口口聲聲說《基本法》賦予立法會是否決預算案的權力，但是稍為用正常心智思考，都知道《基本法》沒有可能會賦予議員權力借否決預算案去推翻政府，激發中央政府血腥鎮壓香港。
如果立法會議員有組織進行「35+計劃」，以為可以鑽到《基本法》的空子，否定預算案，顛覆政府的話，本身就是公職人員嚴重失當罪行。他們濫用權力，做出傷害公眾的事情。
《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很明顯是有意針對改變香港制度的行為，而戴耀廷等人經常說他們的行為合法，和今年7.1時，有示威者帶著寫有港獨標語的旗幟，但在標語旁邊用小到針眼的文字加上「不要」兩字，以為可以脫罪的小學雞的行為，沒有分別。有清晰意圖濫用權力去推翻政府，相信難逃國安法的法網。
盧永雄
「公義不但要能實現，而且要以人們能看見的方式實現」(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這句法治名句源於英國首席大法官休爾特勳爵(Lord Chief Justice Hewart , R v Sussex Justices Ex parte Macarthy)，實踐法治要看得見，睇得到。香港法院審訊黎智英案，正好體現了這個「看得見的法治原則」。
黎智英與《蘋果日報》3間相關公司涉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經歷156日審訊，案件今日(12月15日)宣判，3名法官杜麗冰、李素蘭及李運騰一致裁定，主腦黎智英3項控罪包括一項「串謀發布煽動刊罪」罪成，另外兩項《香港國安法》之下「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均罪成。這是香港首宗被定罪的「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案件。
法庭要不留合理疑點地證明黎智英進行煽動，以及勾結外國勢力；而《香港國安法》在2020年6月30日生效，禁止勾結外國勢力的行為，由於法律不能溯及生效前的行為，故要證明黎智英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仍有勾結外國勢力，才能入罪。
主審法官判詞顯示黎智英罪成有兩個關鍵要點：
1. 黎智英證供不可信。
判詞指法庭認為黎智英「作證時多處自相矛盾、前後不一、閃爍其詞和不足為信。法庭拒絕接納他的證供。」可見法庭認定黎智英是一個「大話證人」。
至於案中的主要控方證人是6名從犯證人，當中4人（即張劍虹、陳沛敏、楊清奇和周達權）於相關時間是《蘋果日報》的高層。他們各自供述黎智英密切管理和親自控制《蘋果日報》的編採方向，以至於當時負責《蘋果日報》社論及論壇版的主管楊清奇稱他們只有「鳥籠」自主。楊清奇表示自己在撰寫社論及為論壇版選稿時，會以黎智英的觀點和立場作為指引。幾位證人亦提到，黎智英在飯盒會上將自己的政治觀點告知《蘋果日報》的高層。這有助法庭判定黎智英不是一個尊重新聞自主的傳媒人，而是一個操控輿論機器的煽動者。
其餘兩名從犯證人為陳梓華和李宇軒。陳梓華供述在2019年，他嘗試協助李宇軒為「G20」團隊的國際文宣活動尋求經濟援助，以呼籲外國向中國及香港特區施加政治壓力。
判詞指「每一名控方證人均被深入盤問，但這無損他們任何一位的可信性，法庭裁定他們都是誠實可靠的證人。」法庭認定6人是「誠實證人」，故相信他們描述的案發經過。
2. 《國安法》生效後繼續犯案。
法庭裁定「案中有大量的證據顯示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黎智英繼續表達其反中國的立場，進行請求外國實施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的活動。但他這樣做時就採用了一個較為間接和隱晦的策略，收斂了自己的激烈言辭。這點可從《蘋果日報》的社論、論壇、他自己的文章、帖文和節目中看見。
法庭基於案中的證據，裁定黎智英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前請求外國（特別是美國）實施對中國和香港特區進行制裁、封鎖的活動，在《國安法》實施後並沒有停止。即使他的請求變得含蓄和隱晦，但是他進行其活動的意圖依然如故，故裁定他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名成立。
如今黎智英案初步審結，法庭將考慮各被告的求情後，稍後才會判刑。按《香港國安法》第29條，觸犯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
事後回看，事發後陳梓華和李宇軒意圖逃往外地，被截獲遣送回港後，願意出任從犯證人，而《蘋果日報》4名高層亦願意出任從犯證人，是案件偵查的關鍵轉折點。由於黎智英策劃的勾結外國勢力活動秘密進行，控方本來不易搜證，但有從犯證人指出事件真相，就有助建立完整的證據鏈條，對起訴有很大幫助。
從黎智英整個審訴和判決可見，香港法庭審理黎智英案，並不是速審速判，而是經歷156日審訊，讓控辯雙方證人詳細作供，各自被仔細盤問，誰講真話，誰說大話，公眾一目了然。法庭採用「看得見的法治原則」，既保障了被告的權利，也進行了公正的審訊，最後不留合理疑點地，證明黎智英罪名成立，彰顯了香港的法治。
反觀美西方，卻不斷干預香港的審訊。在黎智英案開審前夕，已有美國國會議員提出議案，要求白宮制裁多位特區政府官員、檢控官和法官，意圖恐嚇法官。在案件審訊期間，有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議員，持續就黎智英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以及就黎的羈押安排，作出偏離事實的評論，訛稱黎智英受到虐待，干預香港司法。到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近日發表「2025年報告」提及黎智英案件，亦肆意抹黑香港特區的依法執法、檢控和司法機關，向司法機構作最後施壓。
這件案件的焦點是黎智英勾結美國等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美國議員和政客就是勾結黎智英的當事人，他們惡意評論事件，妨礙香港司法公正的意圖太明顯了。
美西方對本國危害國安的案件從嚴處理。看當日美國法庭對2021年國會山騷亂案參與者、右翼組織驕傲男孩負責人塔里奧判處22年徒刑，就知道他們對煽動暴亂份子毫不手軟。但他們卻對香港類似事件說三道四，其雙重標準，令人厭惡。
香港法庭判定黎智英有罪，聞者足誡，法庭判決警告反動份子，勾結外國勢力，出賣國家，不會有好下場。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