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2月，蔣介石、宋美齡、蔣緯國在台北（來源：時代周報）
今年5月（2009年），台灣桃園縣政府以觀光為名開放當年的「軍事管制區」—慈湖，並在此解密了當年的“最高機密”—「國光計劃」，曾經的殘酷爭鬥又真切地映入眼帘。「國光計劃」是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秘密制定的「反攻大陸」計劃。本文以台灣最新解密的史料為基礎，以組織最為嚴密的「國光計劃」為核心，展現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兩岸的政治軍事較量。
伺機反撲：種種計劃層出不窮
新中國成立以後，自1953年起，大陸實行了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到1957年順利完成。大陸工農業生產都有大幅度提高，當時社會安定、民風良好。就是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下，1958年2月《人民日報》發表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的社論，明確地提出國民經濟要全面大躍進。1959年至1961年，大陸又發生嚴重的「三年自然災害」。由於中國歷經數十年的戰爭洗禮，經濟發展遭受前所未有的打擊，加之解放後的自然災害和政策失誤，大陸政經形勢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難當中。
據國民黨陸軍段玉衡少將稱，在1950年至1954年間，台當局致力於防衛台澎金馬，鞏固「復興」基地，創造有利“反攻”形勢。在這期間，台當局並未制訂詳細的「反攻大陸」計劃。而在大陸出現天災之後，台灣的蔣介石政權嗅到了可乘之機，積極在台秣馬厲兵，伺機反撲大陸，各種計劃紛紛出爐。在「國光計劃」正式啟動前的五六年間，台當局共制定了凱旋、中興、聯戰等作戰計劃。在1955年至1956年間，蔣介石指定陸軍“副總司令”胡璉邀集“國防大學”及實踐學社教官若干人組成小組，研擬對閩粵“自力反擊作戰構想”，蔣介石也曾聽取簡報一二次，此為蔣介石反攻作戰的開始策劃階段。
1957年5月至1958年4月間，蔣介石又令「國防部」遴選優秀軍官30餘人，以任務編組的方式編成“中興計劃室”，全部人員由「國防部」各廳局幹部兼任，並由“參謀本部”常務次長曹永湘兼任主任。下設作戰、後勤等處及若干作業組。後蔣介石又指示陳誠成立督導小組，專門聽取該計劃室簡報。據時任該計劃室處長的邢祖援回憶，該計劃制訂了詳細的作戰策略，包括一般戰備、特種戰備、登陸後作戰及反攻時機假設等內容。
1958年4月至8月間，台當局又成立「聯戰演戲計劃作業室」，該計劃室基本全部接受“中興計劃”的人員與檔案，仍屬臨時編組性質，由“副總參謀總長”余伯泉擔任主任委員、蔣緯國擔任秘書處主任。但是，該計劃室的性質卻完全不同，主要是制訂與美軍聯合作戰計劃以「反攻大陸」。該計劃對美軍完全公開，更邀請其參與有關計劃的討論。在作業上，也參照美軍聯合兩棲作戰範式，來制訂兩軍聯合兩棲登陸作戰的程序。邢祖援認為：“此種作業一面具有教育性的意義，一面也轉移美軍的注意力，使其認為國軍的反攻大陸計劃，系以共軍為假想敵的一種訓練、測驗之目的。”該計劃並未有急迫的時間性，僅有二三次由余伯泉向蔣介石報告。
對於這一系列的「反攻計劃」，蔣介石基本上只是應付附和，基本上是做做樣子而已，並不是真正的「反攻計劃」。蔣介石認為，「反攻大陸」是極機密的事情，不能讓美國參與其中，尤其是在美國不支持其「反攻大陸」的情況下。因此，這些只是騙美國人而已，希望藉此轉移美國的注意力，並爭取到大量的美援。
最高機密：「國光計劃」啟動
1961年7月11日，蔣介石在日月潭召見「參謀總長」彭孟緝及“副參謀總長”馬紀壯時表示：“建設台灣為的是反攻大陸，否則我可以不幹。當前革命形勢對我有利，過去在台12年，雖有機會，但沒有現在的形勢有利，再不奮鬥打回去，則決回不去了。”蔣介石還分析到，“現蘇俄與北韓結軍事同盟，南韓形勢不穩定，東南亞寮國（台灣稱寮國為“寮國”—編者注）與蘇俄勾結，3個月內，東南亞一定有事，歐洲半年內也將有事。大陸災情嚴重，社會很亂，毛澤東與赫魯曉夫裂痕日大”。「國光計劃」主任朱元琮也認為，在民國55年（1966年）前後數年，應該是台灣反攻登陸的適當時機。在這樣的考量下，為了真正研擬「反攻大陸」的相關作業程序，蔣介石開始思考啟動最高機密—「國光計劃」。
1961年4月1日，蔣介石在台北縣大埔小灣秘密成立臨時任務性編組—「國光作業室」。蔣介石指派朱元琮將軍兼任主任，並調集陸海空三軍優秀作戰軍官31人、士官3人參與其中。
蔣介石對「國光計劃室」寄予厚望。在該計劃僅僅成立3周的時間裡，即率領「參謀總長」、“三軍總司令”視察大埔營區，並聽取簡報。在1961年至1972年的12年間，蔣介石共主持會談聽取簡報97次。其中在1961年至1965年的5年間，蔣介石共聽取簡報81次，其中1963年至1965年三年都達到20次以上。而且，由於參與該計劃的工作人員生活相對辛苦，為了安撫這些國民黨軍中的精英，國民黨當局給予「國光計劃」工作人員十分優厚的待遇。蔣介石在聽取第二次簡報後，便指示「參謀總長」彭孟緝每人每月發津貼2000元新台幣。蔣介石對該計劃室工作人員亦是十分禮遇，據朱元琮回憶，蔣介石對作業室工作人員“只有鼓勵，從無指責，並以‘議事者身在事外，宜悉利害之情，任事者，身居其中，當忘利害之慮’相策勉”。
根據台「國防部」的軍令，海陸空三軍司令部分別成立光明作業室、陸光作業室和擎天作業室，以協助完成「國光計劃」。而三軍作業室也有相應的執行任務部隊，並將任務加以細化，其中陸軍包括“光華”、“成功”和“武漢”作業室，“光華”負責反攻第一階段的登陸作戰，包括建立灘頭陣地和立足戰區等，而“成功”側重於第二階段的建立攻勢基地，主要負責華南戰區，“武漢”則是專門負責特種作戰；海軍有啟明、曙明和龍騰作業室，“啟明”主要是指63特遣部隊，“曙明”指64地面部隊，而“龍騰”是指金門防衛部和95、71特遣隊；空軍有“九霄”、“大勇”等作業室，分別指空軍作戰部和空降兵作戰部。
據披露，「國光計劃」包含“敵前登陸、敵後特戰、敵前襲擊、乘勢反攻、應援抗暴”等五類26項作戰計劃、214個參謀研究案。據段玉衡將軍回憶，由於美國力阻蔣介石「反攻大陸」，因此蔣介石提出，先持續三四天炮擊，誘發炮戰，蔣向世界宣佈大陸向台灣挑釁，這便成為台灣發起「反攻大陸」的借口。然後，台空軍開始反製作戰，並在數日後展開登陸。蔣介石還聲稱，“美國協防條約中並沒有規定不准我反攻”。此外，所有計劃都詳擬到師的任務層級。以“國光一號”為例，該計劃分為三個階段實施，第一階段是建立灘頭陣地，主要是以兩棲作戰方式，動用一個陸戰師，由艦至岸運動，在將軍沃突襲登陸；第二階段是建立立足地區，根據後續部隊的情況，計划動用8個步兵師，在30天內佔領泉州至漳浦地區；第三階段是建立攻勢基地，又分為3案指導進行，大體是攻取漳平、龍岩後，或攻南平，或梅縣、興寧、潮汕，或先攻取南平再攻梅縣等地，預計共動用14-16個師，在登陸90天內完成。
同時，為了驗證反攻計劃的可行性與有效性，國民黨軍隊也進行了數次兵棋推演和實兵演練，包括緊縮裝載、快速下卸、商船艤裝、渡海測驗、空降多載演練等。在國民黨軍隊逃台後，士兵的數量下降，精神狀態不佳，加之美援的武器裝備並不能很好磨合演練，因此在軍演中常常出現車毀人亡的事件，其中以1965年的慘劇為甚。1965年6月24日，在台灣左營桃子園外海進行了模擬登陸演習中，有多達5輛兩棲登陸車被海浪打翻，數十人喪命。
該計劃有嚴格的安保措施，據稱當時「國光作業室」設有保防官，有特殊而嚴密的保密規定，即使同屬一處的參謀，如果不是奉命參與同一計劃的制訂，也不能詢問或打聽相互承辦的計劃，所以相互之間根本不知道所研究的內容。
保蔣困蔣：美力阻「國光計劃」實施
上世紀50年代，美國雖然與台灣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在台灣駐有軍事顧問團，美海軍的航空母艦在台灣海峽游弋，給予台灣大量的軍援裝備物資，並協助訓練國民黨軍隊。但是，美國出於自身戰略利益的考量，堅決反對蔣介石反攻大陸，認為國民黨反攻大陸不僅不可能成功，反而可能因此喪失台灣這塊基地。
因此，駐台美軍和情報人員極盡所能地搜集相關的情報，希望發現蔣介石準備「反攻大陸」的蛛絲馬跡，並加以阻止。據朱元琮將軍回憶，美國也曾風聞蔣介石的「國光計劃」，並暗中進行偵探。1951年7月上旬，在一次酒會當中，美國顧問團團長戴倫突然詢問台「參謀總長」彭孟緝，為什麼台空降團及陸戰隊不按年度計劃訓練，且兵工廠日夜加班修理武器？在同年的8月9日，美顧問團的成員不顧台憲兵的阻止，硬闖屬「國光計劃室」中位於三峽陽明營區的“成功計劃室”查看，並派直升機飛抵上空進行盤旋偵察。同時，美在台灣海峽的巡邏艦隻，密切跟蹤台灣外島的補運船隻，而陸戰隊的美籍顧問還每周清點兩棲登陸車的數量。
1963年，美國總統甘迺迪在記者會中公開表示，台灣如果「反攻大陸」，需提前與美國協商。而據駐金門的王多年司令官在1965年1月4日報告，美國務院在金門派駐一個707小組，直接與美國務院保持聯絡，如台有「反攻大陸」的動作，美國務院便採取阻撓行動。在同年進行的“騰海二號”演習中，台一個陸戰師在澎湖登陸，美顧問團連忙派29人趕到港口及演習地點進行仔細觀看，而且派5人隨同國民黨軍艦查看。
為了掩蓋「國光計劃」，蔣介石指派余伯泉主持台美聯合「反攻大陸」的“巨光計劃”。朱元琮認為，也是為了爭取美國更多的軍援，“巨光計劃”提出如二戰中諾曼第登陸般龐大的反攻計劃，“提出的戰備需求實在驚人”。當然，僅僅是演戲的“巨光計劃”自然不可能有任何的結果，蔣介石對此也僅是聽聽而已，不曾有任何的“指示”，“那只是紙上談兵罷了”。
海戰大敗：「反攻計劃」擱淺
在「國光計劃室」成立之初，蔣介石曾下令在三個月內完成所有反攻作戰的一切計劃與戰備整備。但是，由於各種原因，「反攻大陸」的行動被一拖再拖。直至1965年夏，年近八旬的蔣介石終於拍板定案，決定「反攻大陸」。1965年6月17日，蔣介石在陸軍軍官學校召開名為“官校歷史檢討會”的中層以上幹部會議，正式決定進行「反攻大陸」。據稱，當時所有軍官都留有遺囑，以示死戰之決心。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國民黨軍隊在「八六海戰」及烏丘海戰中慘敗，準備長達五六年的「國光計劃」在即將出生前流產。1965年8月5日下午5點鐘，台灣當局為探測美國和大陸的態度和戰力，國民黨軍隊由左營秘密派出「章江」和“劍門”號（剛從美國接回四五個月，性能良好）兩艘艦艇，運送十幾位特戰人員到汕頭外海的東山島，進行偵察和破壞活動，在任務完成後再將其秘密接回。為了凸顯對此次行動的重視，國民黨將其命名為“海嘯一號”，特別成立了以海軍“副總司令”馮啟聰中將為首的5人督導小組，並進駐左營進行督導作戰，而戰術指揮也是史無前例地由將級軍官胡嘉恆少將擔任。該計劃除呈報台「國防部」外，還將其專送陸軍總司令部、空軍總司令部以及駐基隆的海軍62部隊。為了欺騙大陸的雷達系統，這兩艘艦艇先是繞道到香港外海，然後再向北行駛，讓大陸以為是香港的商船。
然而，國民黨軍隊的這一系列舉動早被大陸的情報人員和雷達偵知，並將其鎖定。8月6日凌晨，「章江」和“劍門”號進入解放軍的埋伏圈，兩軍隨即發生海戰。在人民海軍的猛烈攻擊下，「章江」和“劍門”號先後中彈沉沒，艦上近200官兵喪生，“劍門”號艦長王韞山被解放軍俘獲。而聞訊趕來營救的國民黨空軍和艦艇到達時，見到的只有兩艦漂浮的碎片和油污。這就是著名的「八六海戰」。據稱，蔣介石聞訊之後大發雷霆。蔣介石「八六海戰」的傷口尚未撫平，“烏丘海戰”的大敗又接踵而至。1965年11月14日，國民黨運送補給的艦艇被解放軍伏擊，國民黨“永”字型大小炮艦被擊沉。至此，國民黨海軍受到解放軍的重創，海上優勢蕩然無存。而這兩次海戰對蔣介石的打擊也是致命的，年邁的蔣介石再也沒有「反攻大陸」的信心和勇氣，開始逐步放棄“自力主動反攻”戰略，開始調整為“攻守兼備”、“待機反共”的策略。
在這樣的情勢下，「國光計劃」也開始慢慢淡出蔣介石的視野。1966年2月，「國光作業室」更名為作戰計劃室，改由作戰次長督導，編製仍為四處一室，但將原屬聯五的“巨光作業室”改編為作戰計劃室的第二處，將原來第二處敵後作戰業務併入第一處，而原業務管制則移入第四處，工作人員額定軍官48人，士官3人，但副主任減為3位。1967年10月20日，為配合台「國防部」的精簡政策，該機構工作人員減至36人。同年12月1日，為加強保密工作，減少參與攻勢計劃的作業人員，「國光計劃室」大幅縮減下級單位人員編製，由原來的207人縮減為105人。蔣介石聽取簡報的次數也大為縮減，1970年以後，蔣介石再未聽取過彙報。1972年7月20日，「國光作業室」被徹底裁撤，併入台「國防部」作戰次長室，存在長達十幾年的「國光計劃」亦被束之高閣。
華而不實：「國光計劃」註定失敗
雖然台當局將「國光計劃」形容為“最完備的反攻準備”，但是仔細檢視該計劃，似乎並不是國民黨形容的那樣完美，其中很多的因子註定了「國光計劃」不可能成功。
第一，兩岸實力的差距和得失民心的程度決定了國民黨「反攻大陸」永遠不可能成功。時任台灣“副總統”的陳誠坦承，當時台灣的“國力”只能支持初期登陸作戰，登陸作戰後便要以戰養戰，即以3個月的準備，打6個月的仗。朱元琮認為，這“實難做到”。
第二，「國光計劃」的保而不密緻使大陸對國民黨軍隊的行動了如指掌。雖然國民黨當局將「國光計劃」列為最高機密，但是，據前“海軍司令”葉昌桐回憶，當時一位負責保密防護的官員告訴他，才剛剛開完會簡報的案子，第二天中國大陸就透過廣播公開。葉昌桐也認為，泄密到這種程度，登陸軍上岸形同瓮中之鱉，根本不能打。而著名的黑貓中隊在飛赴大陸上空進行偵察任務時，竟然能聽到飛行員的父親喊話的聲音廣播。
第三，國民黨對美援的過度依賴嚴重掣肘該計劃的實施。時任「光明作業室」主任的王河肅承認，“若無美國的武器裝備和經濟支援，以當時台灣的能力與大陸對抗，其成功率為幾，不難獲知”。而時任“啟明作業室”主任的吳文義少將指出，“在作業期間最感困難的事，是計劃所用兵力後，支援作戰的能力感到不足”。在突擊登陸時，所需的登陸小艇如LCVP、LCM及登陸運輸車LVT-4等多數不能滿足突擊登陸需要，而美國為了阻止蔣介石「反攻大陸」，刻意不向台當局提供這些裝備。
半個多世紀的烽火硝煙已經一掃而過。回首兩岸歷史，深感和平的寶貴和時間的輪迴。當前，兩岸關係已經邁入和平發展的軌道，兩岸理應珍惜和平發展的美好機遇，通過建立政治互信、加強交流交往，最終實現兩岸的和平統一。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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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人在天安門城樓上（資料圖）
八屆十二中全會，在人數不足半數的情況下，卻宣判了劉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毛澤東說，他在1962年就看出劉少奇「有問題」，解決的辦法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
山雨欲來之時，劉少奇接到出訪任務，國外鮮花鋪路國內卻風雨滿樓
進入1966年，全國的政治氣候出現了微妙的變化，那就是由上海作為中心發起的文化藝術領域的學術爭論此起彼伏，後來在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不斷推波助瀾下顯得異常活躍，並在他們授意之下逐步往歷史縱深和政治生活等領域擴展，讓大家嗅出了山雨欲來的味道。然而處於政治高層的領導人對這種味道更為敏感和警惕，二月初以彭真為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向中央遞交了一份名為《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就是想將這種來者不善的“學術爭論”控制在文化領域之中。
既然有人發現江青等人「來者不善」的用意，那麼“來者”們當然是不會善罷甘休的。很快江青在林彪那裏尋求到巨大的政治支持，而且得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2月2日至20日，江青就受到了林彪的委託，在上海召開了只有幾個人參加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
林彪和江青的名字第一次緊密地連在一起。林、江的政治合作拉開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十年悲劇由此登場。
但是善良的人們只是從字面上看到了「文化革命」的字眼，還不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提法。誰也沒想到也沒法想到「文化革命」會演繹發展成“政治革命的全面內戰”，把全國推進一片昏熱混亂的海洋之中。
就在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應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緬甸三國的邀請，從1966年3月26日到4月19日對位於東南亞的三國進行友好訪問。陪同訪問的有陳毅副總理和夫人以及其他隨行人員。劉少奇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國家的形象，和以往一樣此行肩負著對外友好發展的神聖使命，從準備出行到正式成行，一切依照有序而正規的程序進行著，他需要更多時間和注意力了解熟知這三國的情況，正是肩負特殊使命的緣故，此時的他可能還能暫時避開「文化革命」辭彙的侵擾。
一同出訪的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和陳毅夫人張茜格外搶眼。的確，夫人們的隨同訪問，為出訪增添了幽雅和溫馨的感覺。王光美與張茜穿著中國民族特色的旗袍，更加襯託了東方女性的含蓄氣質和優美風韻。
就在劉少奇出訪專機在北京機場跑道騰空而起的瞬間，他可能根本無法想像，他內心印刻的幾個畫面已經由江青、林彪、康生等人開掘成一條政治暗流，正奔騰涌動躍躍欲試著破土而出，而他很快就要被這條可怕的政治暗流徹底吞沒……
專機引擎轟鳴，在碧藍的空中單調地飛了三個多小時，下午降落在烏魯木齊機場。一般情況，中央領導人出國訪問，飛機都要降落在邊疆城市加油、補充給養。
烏魯木齊這座邊城還沒有卷進政治風雲中，顯得寧靜、清幽。城市處處都飄散著羊肉串的香味，就連代表團晚上住的最好迎賓館裏也飄散著這種特有的香味。
第二天上午，劉少奇、陳毅由新疆自治區領導陪同，一同去參觀新疆工業展覽。走進大廳，這時劉少奇從衣兜里掏出一包「中華」煙，他猶豫了，看看四周是油亮的木質地板，把煙就這麼一直夾著，直到從展廳出來才點燃。整個觀看中，他很少問話，只是非常仔細地觀察每一件展品，能在一份說明書前逗留10來分鐘，幾乎是弓著身子貼著玻璃吃力地閱讀。見他這樣專註凝神，杜修賢不由地舉起相機，抓住他神情凝思、目光深沉的一瞬間。
看完展覽，劉少奇和自治區的領導座談。會上，劉少奇打破沉默，思路非常敏捷，談吐沉穩。一頭銀髮給他有涵養的氣度增添了威嚴，讓人感到有種說不清的非凡魅力，是自然流露的莊重感？還是分寸得當的權威感？或許兩者兼而有之。
第二天中午，訪問團離開烏魯木齊前往第一站——巴基斯坦。劉少奇等領導人由歡送的人群簇擁著走向飛機，劉少奇同自治區領導人握手告別後，正想登機……他突然轉過身，退著步子朝歡送的人們揮手……誰也沒有想到，這竟是劉少奇最後的出訪，最後的揮手。
中國代表團到達巴基斯坦已是下午。如果這次不是親眼目睹，所有人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迎賓的汽車剛跑到街道上，立即被四面八方湧來的群眾圍住了，黑壓壓的人群發出震耳欲聾的歡呼聲、鼓掌聲，把街道擠得水泄不通……汽車彷彿被這沸騰狂歡的場面搞懵了，突然熄火窩在那兒不動了，人還在不斷地圍攏……這時聽到尖銳的哨聲，人群開始朝街道的兩邊移動，為中國代表團乘坐的汽車閃出行車道。有的人不甘落後，不住地朝前擠，立即遭到警察的嚴厲阻止。
車子開動了，群眾又蜂擁隨車湧向代表團的住處……車子幾乎是被數萬的群眾抬擔架似的抬到國賓館門口。
劉少奇和陳毅脖子上套著巨大的彩色花環，那上面托著的不再是憂愁的眉結，而是明朗由衷的笑容。
3月28日，劉少奇在阿尤布？汗總統的陪同下，參觀興建中的新首都伊斯蘭堡，下午由巴基斯坦外交部長布托陪同去拉合爾訪問。
拉合爾是巴基斯坦的歷史名城，西巴基斯坦首府。中國客人在這裏再次受到了熱烈歡迎。
當劉少奇等乘車從拉合爾機場去省督府時，受到了近100萬人的極其熱烈的歡迎。一路上，歡迎的人群密密層層，匯成一片海洋。道路兩旁的樹上、房屋上，都高高低低地站滿了人。人們揮舞著旗幟、綵帶，作出種種歡迎的表示。
車隊開出後不久，兩旁的歡迎隊伍突然失去了控制。擁擠的人群衝破警察的警戒線，興奮地站在馬路中央高呼歡迎口號，爭先恐後要近距離目睹中國領導人的風采。無數工人、學生、白髮蒼蒼的老人和天真的兒童都爭著把手伸進汽車窗口，同中國客人握手。整條馬路水泄不通，中國的車隊一再被熱情的群眾阻住，通過這條5英里長的道路，車隊用了整整一個半小時。
鮮花、笑容、歡歌……鋪撒在中國國家主席友好訪問的路途上！
與此同時，國內政治風雨更加狂烈，彭真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終於在4月10日被中央下發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徹底否定。這就意味著前一段時間的學術討論衝破了文化的範疇，終於進入了政治領域之中，一場大風雨一個大漩渦即將形成。
林彪在給中央軍委的信中還寫道：「這個紀要，經過參加座談會的同志們反覆研究，又經過主席三次親自審閱修改，是一個很好的文件，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社會主義時期文化革命的許多重大問題，不僅有極大的現實意義，而且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劉少奇和陳毅出訪回國，專機沒有飛回北京，而是直接去了杭州，一進會場才知國內出了大事
1966年4月17日到19日劉少奇對緬甸聯邦進行友好訪問。緬甸聯邦也是劉少奇此行最後訪問的一個國家。緬甸革命委員會主席奈溫將軍與劉少奇多次相見，彼此熟悉而親切。
這次劉少奇率領的訪問團出國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一共走訪了三個國家，其中返回國內兩次。4月19日那天訪問團終於結束了出訪三國的任務，大家揮手告別美麗古老的仰光飛回了祖國，但是飛機沒有直接飛回北京，而是降落在西南邊城昆明，因為訪問團在此要做一次短暫的休整，劉少奇和陳毅還想藉此視察一下地方工作情況。
劉少奇一到昆明就向北京發出兩封電報：一封給周恩來總理轉毛澤東主席，報告已圓滿結束對友邦的訪問回到昆明，提出要去西雙版納看看，那裏有十幾萬知識青年在開墾橡膠園，並請示主席回京後，可否安排一次見面以彙報出訪情況；另一封給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也是同一個話題，向中央請假一星期去西雙版納等地調查研究，慰問知青。
同時劉少奇也知道了在離開北京這段時間，中央又出了兩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揪出了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他們曾是他的左臂右膀；第二件大事，中央下發《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並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組」，全班人馬都是極「左」路線下的新秀。
但劉少奇說什麼也無法將這兩件大事與自己日後遭遇聯繫起來，畢竟「文化革命」這個字眼還是平和、斯文的，是一場遠離戰爭生死，同時也區別和平年代名利場的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運動。
儘管各方面傳來的消息都是那樣令人不安，但劉少奇依然按照國家主席的職責和分工安排他的工作行程。就在劉少奇、陳毅準備乘汽車赴西雙版納時，難以置信的事情還是發生了，而且就發生在他們身上。中共中央辦公廳電話緊急通知，要他們馬上到杭州去出席毛澤東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個會議已經從4月16日開始召開，他們19日回來正好趕上。
手下工作人員不知道上層的事情，大家奇怪怎麼沒有聽說中央要開會，而且是在杭州開會的消息，難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大家悄悄地私下打聽，卻不得而知。
就連劉少奇也不知道已經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內容是什麼，更不知道這次會議即將決定的命運。
他們接到通知後，馬上放棄到西雙版納的安排，乘車前往昆明機場。在他們專機還沒有到達的空隙，劉少奇與陳毅在機場邊散起了步。他們一邊等飛機一邊猜測此次會議的內容。陳老總到底是橫刀立馬、久經沙場的老帥，馬上想到是不是我國邊境發生了戰爭？劉少奇和他想的不一樣，可能是國內政局有什麼大的變動？他們說到政治運動，都不由地若有所思望著深邃空靈的天際和飄浮遊動的雲縷。
幾個小時之後，劉少奇他們走進杭州會場，才知道他們一路的猜測離題萬里。毛澤東在此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實際上就是為發動「文革」作準備。就連躲在上海錦江賓館後樓負責起草《通知》的陳伯達、康生也匆匆趕到杭州參加會議。
劉少奇萬萬沒有想到，這次突如其來的杭州會議便是他生命中的一張黑色的請柬。
此次會議毛澤東作出了撤銷彭真為首起草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以及由他擔任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建立了新的“文化革命小組”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的草案。
5月16日上午10點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全體舉手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草案，簡稱《五一六通知》。
十年浩劫，就是從這一天正式開始的。
可以說，劉少奇出訪南亞三國是他與陳毅外長最後一次履行國家主席的外交職責，最後一次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亮相國際舞台。
奇特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在人數不足半數的情況下，卻宣告劉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
1968年10月13日，中共歷史上最為奇特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它的奇特之處在哪呢？按規定，全會應出席中央委員87人(原97人，去世10人)、候補中央委員98人。因一些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已被打倒或受審查，被關在監獄或牛棚中，所以實到中央委員40人，候補中央委員19人，不足應到會人員半數，這在中外執政黨歷史上都是罕見的。恰恰是這個不足應到會人員半數的全會，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製造了中共歷史上的最大冤案：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經過廣大革命群眾和紅衛兵小將的廣泛揭發，專案組的深入調查，大量的物證、人證、旁證，充分證實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行累累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劉少奇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專案審查小組建議黨中央根據黨內外廣大革命群眾的強烈要求，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並作出把劉少奇「永遠開除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在59位正式代表和74位列席代表中，只有陳少敏(女)一人不畏高壓，堅持自己的意見，當別人高舉雙手的時候，她把臉俯在桌子上表示反對……
本來毛澤東和劉少奇是多年出生入死共同戰鬥過的老朋友。1922年，他們曾共同領導了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後來劉少奇一直在白區工作，毛澤東在根據地探索革命之路。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時期，他們都被看成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同樣受到打擊。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劉少奇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為黨的歷史上的這次偉大轉折作出了貢獻。作為「左」傾危害的體驗者，劉少奇積极參加清算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並寫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鬥爭》等大量著作，貢獻突出。當時毛澤東給予劉少奇很高的評價，他曾對薄一波說中國革命有兩個方面軍，蘇區是一個方面軍，白區是一個方面軍，少奇同志就是白區的代表。1943年，劉少奇返回延安，在中央書記處工作——當時的中央書記處實際上只有毛澤東、劉少奇和任弼時三人。在這期間，劉少奇在系統闡述毛澤東思想，確立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和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黨的七大上，劉少奇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實際上成為黨的第二把手，被譽為中國的斯維爾德洛夫。每當毛澤東外出時，劉少奇便被委託主持日常工作。1959年，他又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與毛澤東共同領導中國。國內正式出版物上，“劉主席”的稱號與“毛主席”並排出現，當然也有兩位主席的肖像，劉少奇也被稱為毛主席的“最親密戰友”。1961年，毛澤東會見蒙哥馬利勛爵時，肯定他的接班人是劉少奇。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大體發生在1962年初。他與外賓談話中說，他發現劉少奇有事是1962年。他所寫《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也說「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在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認識和態度上，劉少奇本來是贊成三面紅旗的，但1961年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後，他回湖南老家寧鄉縣炭子沖搞調研，接觸到農村的真實情況。他看到到處是荒涼的田野、飢餓的人群，婦女們在田地里挖野菜，老人孩子們在樹下采樹葉，許多人餓得得了浮腫病，和原來聽到的彙報和想像根本不是一回事，改變了對三面紅旗的看法。劉少奇講，這次回來，看到鄉親們很苦，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對你們不起。在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中央要對這些錯誤負主要責任”。7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再次批評黨的一些工作沒做好，“這幾年黨成為執政黨是好事情，是成績，亂指揮人家也聽你的。但是，繼續這樣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這樣搞了”。
到1962年1月21日—27日的七千人大會(中央擴大會議，因有近7000人參加，故名)上，劉少奇更進一步指出全國有一部分地區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不能「三七開」，不能說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診斷，認為錯誤原因是經驗不足，但也有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有驕傲自滿情緒，違反實事求是精神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他還提出彭德懷信中說的一些具體事實不少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人民公社當時不辦也可能好些，遲幾年辦也是可以的，建議解放彭德懷。這些觀點顯然涉及三面紅旗，也引起毛澤東的不滿。毛澤東一直認為三面紅旗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體現，是對馬列主義的創造性發展，是完全正確的。他曾表示願與全世界反對三面紅旗的人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因此，誰反對三面紅旗誰就被認為是修正主義，劉少奇也被他看成犯了右傾錯誤。這個分歧導致了老戰友的分手。
造成毛、劉分手的第二個原因是對待四清運動的不同看法。毛澤東認為要從政治上搞四清，鬥爭的重點是解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問題。劉少奇則認為應從經濟上搞四清，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不要把什麼問題都往階級矛盾上拉。1964年底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在毛澤東講話時插話，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毛澤東很生氣，聯想起鄧小平勸他可不參加會(當時毛澤東感冒，鄧好意勸他不必參加會)，認為中央第一線不讓他放心，認為這不是個人之間的是非，而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之間的大是大非。這件事加劇了兩人之間的衝突，毛澤東對劉少奇失去信任。
另外，在當時的外交問題上，在調整改革中出現的包產到戶等事上，毛劉二人間也有較大分歧。總之，毛澤東認定，黨內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總代表，中央也會出現修正主義，他要解決這個問題。
10月23日上午，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檢討：
在今年6月1日以後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發生了路線錯誤、方向錯誤。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應該由我來負擔……第一位要負責任的，就是我……我這一次犯錯誤，不是偶然的。我在歷史上就犯過一些原則性和路線性錯誤。例如……1946年初，對東北戰爭的指導方針，我是有錯誤的，當時對林彪的指導是不夠的……1949年春，我對天津城市工作說過許多話……有一些講話是有右傾錯誤的……在1962年我犯過右傾錯誤，在1964年我又犯過形式上是「左」的而實際上是右傾的錯誤……為什麼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路線錯誤、方向錯誤？原因是：一、不理解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以及如何進行這場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怕亂，怕大民主，怕群眾起來造我們的反，怕反革命分子上台。二、錯誤地估計了當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三、在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世界觀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過來……四、最根本的是沒有學好和掌握毛澤東思想……
當然，他是違心地按照《炮打司令部》的口徑講的，雖然他不諉過於人、敢負責，但事實上他沒弄清，也無法弄清自己犯了什麼錯誤。
劉少奇的檢查沒能降低「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的溫度，也沒能因此保護更多的人免受衝擊。相反，越來越多的人受到指責、批評、批判，連紅牆圍起的中南海也出現了刺眼震耳的大字報……作為國家主席，他有責任制止這種作為，可他沒有了能力，然而，現實使他作出了選擇。經過深思熟慮，他決定辭職。
劉少奇找到了周恩來總理。
「總理，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是我怎麼也沒料到的，我現在這個國家主席的位子已毫無用處。為了儘早結束運動，讓廣大的幹部免受更大的衝擊，讓國家少受點損失，我要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
同樣憂心忡忡的周恩來安慰他說：「少奇呵，你不要太傷心，好多事情都很難辦，這不行，不行啊。還有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問題。」
毛澤東會見劉少奇，劉少奇懇請辭去國家主席，使黨少受損失。
就在劉少奇想辦法如何使黨和國家少受損失的同時，批劉高潮愈演愈烈：12月18日，名為王光美專案組實為劉少奇專案組的班子成立。當日下午，「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部分上了街。1月6日，王光美被造反派騙出中南海。1月7日，劉少奇之子劉允若被抓進監獄。1月中旬，中南海里的造反派衝到劉少奇家，開劉少奇的批鬥會，讓他背誦毛主席語錄，若背不出，便是不忠於毛澤東思想。
1月13日深夜。一輛華沙牌卧車直駛劉少奇住處，隨車秘書要他立即乘車去人民大會堂，毛主席要找他談話。事情顯得有些突然，劉少奇心裏拿不准此行的意圖，他拉下車窗帘子，閉目深思。都是老同事了，沒有什麼多想的，互相通通氣，看看他的態度，反正目前工作是不好做了，實在不行，回家種地去，重要的是要保護各級領導幹部，這種搞法對國家損失太大……
「噢，少奇來了，坐，坐。」毛澤東正倚在沙發上抽煙，他沒有站起來。
「主席好，您找我有事情談？」劉少奇平靜地問。
「找你談一談。平平的腿好了嗎？」很顯然，毛澤東已知道造反派以劉平平腿被車軋斷為名，騙王光美出中南海被扣至清華大學的事。
「根本沒這回事，是個騙局。」劉少奇沒表現出憤怒和委屈，“主席，這次我犯了大錯誤，是路線錯誤，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儘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我要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
毛澤東沒有馬上接話，他沉吟不語，不住地抽煙。
毛澤東不會接受劉少奇的請求。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劉少奇自動退出政治舞台，實際上卻是一種規諫，甚至是一種無奈的抗爭。毛澤東並不想把「文化大革命」到此為止，再說，讓國家主席帶著妻子兒女回農村種地，也是一件不好交代的事。
毛澤東避開了劉少奇的話題，他建議劉少奇認真讀幾本書，還特意介紹了德國學者海克爾寫的《宇宙之謎》，法國哲學家、醫生拉美特里的《人是機器》和我國漢代的《淮南子》。臨別時，毛澤東親自送劉少奇到門口，要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
對劉少奇來說，會談沒有實質性意義，儘管他後來說「主席沒有批評我的錯誤，很客氣，叮囑我認真學習，保重身體」。他心裏明白，毛澤東既沒拒絕他的要求，也沒同意他的要求，他仍然被高高地掛起，接受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