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周恩來（資料圖）
柯慶施於1954年秋由江蘇省委調上海，接替陳毅主持中共上海局，至1965年4月去世，前後整整10年。訃告中稱他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系當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一級的規格。柯慶施1922年入黨，是中國共產黨內為數不多的見到過列寧的高級幹部，30年代擔任過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要職。抗戰時期到延安工作之後，仕途便多坎坷。在整風審干期間挨過整，他的妻子因此自殺。
建國後，柯慶施在短短數年間由南京市委書記擢升到江蘇省委書記，已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饒漱石，因被定為與高崗結成的「反黨結盟」而垮台；同年9月，陳毅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並內定為外交部長的人選。這樣在一兩年間，華東及上海的第一二把手便相繼空缺，柯慶施成為事實上的第一把手。柯慶施出任上海一把手伊始，面臨的是兩件大事:一是1955年4月全國黨代會期間發生的「潘楊事件」，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被誣為「內奸」；另一件是緊接著發生的「胡風事件」。這兩件大事對上海影響很大。為此，柯慶施刻意挽留奉調出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張春橋，使之成為自己的類似政治顧問一類的角色。柯慶施長於從領袖的言論中領悟其意向和思路，以得風氣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闡發，這都有賴於擅長舞文弄墨的張春橋。
1958年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措辭嚴厲地批周恩來、陳雲力主的反冒進。他取出柯慶施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報告當眾將周恩來的軍:「你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嗎？」除了檢討，周恩來別無選擇。用與會者李銳的話說，柯慶施成了南寧會議的「頭號標兵」，65歲的毛澤東在講話中屢稱年僅56歲的柯慶施為「柯老」。
在毛澤東一度想用柯慶施取周恩來而代之的時候，心細如髮的周恩來在給中央書記處的檢討文字中，婉轉地提到擔任總理職務是否合適的問題。以周恩來的才幹和威望，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明確表示，沒有必要改變周恩來的總理職務。這樣一來，柯慶施雖然未能取周恩來而代之，但自此明白自己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這位封疆大吏認準了一條:緊跟毛澤東就是「勝利」。
這一條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再次得到驗證。上廬山時,柯慶施所準備的全是關於糾「左」的材料。當毛澤東將彭德懷致他個人的信批轉與會者時，柯慶施以特有的政治敏感，把握到領袖的脈搏，星夜派人下山去上海取批「右」的材料。在7月21日的華東組會上，張聞天系統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躍進以來的「左」傾錯誤。柯慶施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斷責難張的發言。果不其然，23日，毛澤東召開全體大會，對彭德懷等人嚴厲指責，發出「反右傾」的號令。
因為反對蘇共的「現代修正主義」，毛澤東從大躍進的挫折中轉向對階級鬥爭的密切關注，特彆強調的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柯慶施的關注熱點也隨之從經濟領域轉向思想文化領域。1962年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重提階級和階級鬥爭。柯慶施向毛澤東進言:《海瑞罷官》借古諷今。如果說誣陷《海瑞罷官》是「破舊」的話，那麼鼓吹「大寫十三年」便是「立新」了。於是，這位「好學生」標新立異，在1963年喊出了「大寫十三年」的口號。
從60年代初，江青以毛澤東的「文藝哨兵」自居，開始染指文藝界。無奈她在北京確實吃不開，不用說彭真不把她當做一個人物，周揚等人也不願曲意逢迎。落落寡合的江青在上海則如魚得水。柯慶施已經從毛澤東注意力的轉移中，領悟到江青的重要性。他讓自己的心腹張春橋成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視上海為「基地」。後來在「文革」中，如日中天的江青感念舊恩，一再稱道「柯老」當年的支持。
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大首次會議上，柯慶施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在16位副總理中，位居第六。倘若假以時日，柯慶施必將受到毛澤東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願，自1964年春發現肺癌並手術切除後，柯慶施便在病假療養之中，延至次年4月9日在成都終於不治。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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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和毛澤東（資料圖）
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曾長期合作親密共事。然而，在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卻被錯誤地打倒並慘遭迫害，這其中有何歷史因緣？我們從毛澤東發動“文革”時，在題為《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文件中，指斥中央有一個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意指該年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因到會者約7000人又稱「七千人大會」)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以及江青在“文革”初期所稱：“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人們或許能從中尋出劉少奇被錯誤打倒的緣由之一。
那麼，在「七千人大會」上究竟發生了些什麼呢？
毛澤東說形勢一天天向上了，要繼續「躍進」
在1958年開始的三年「大躍進」中，國民經濟陷入了非常的困境。為了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1961年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但由於人們思想認識不統一，調整措施並沒有得到切實的貫徹，整個經濟狀況仍很嚴峻。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七千人大會」來統一思想，克服困難。
當時人們思想認識上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對過去幾年，特別是對「大躍進」以來的成績和錯誤的看法，以及對當前經濟形勢的估計上。由於多年搞「大躍進」和“反右傾”的影響，一部分幹部和黨員認為，當前把困難看得過重了，他們在等待形勢好轉後繼續大幹，再重新「躍進」；一部分幹部雖然認為需要調整，但懼怕因此而犯否定「三面紅旗」(即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錯誤，因而猶豫不決；還有一部分幹部則在困難面前悲觀失望，產生怨氣。
毛澤東怎樣看待這些問題呢？
「大躍進」中的錯誤是嚴重的，毛澤東對此也有較充分的認識。在1961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曾說，違反客觀事物的規律，要受懲罰，要檢討。我現在受處罰，土地瘦了，牲畜瘦了，人瘦了，“三瘦”不是受懲罰是什麼！但他仍認為，過去幾年，包括「大躍進」三年，總的來說，我們辦的好事是基本的，「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所以發生錯誤，主要原因是缺少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現在把這些缺點錯誤總結出來，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實際的正確的具體政策，我們的工作一天天就會走上軌道。1961年9月在廬山開會時，毛澤東在周恩來發言中也曾插話說，錯誤就是那麼一點，有什麼了不得。1961年12月20日，毛澤東在與鄧小平等談話時又說，去年(1960)、前年(1959)心情不那麼愉快，今年(1961)很高興，因為具體政策都見效了。
對此，劉少奇又是怎樣看的呢？
由於劉少奇深入湖南農村進行了44天的調查研究，更多地了解到真實情況，因此對1958年以來的錯誤另有一番認識。在1961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在分析經濟困難時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山西、河北、山東、河南的同志也是這樣說的……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講，這還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現在看來恐怕不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總是九個指頭、一個指頭，這個比例關係不變，也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劉少奇在肯定這些缺點錯誤並不牽涉到「三面紅旗」本身後又說：“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回頭，還要堅持，即便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時任總書記的鄧小平則以他特有的簡捷方式明確說，恐怕我們工作上的毛病(包括若干政策)是主要的。
看得出在重大挫折面前，不僅一般幹部中有著各種思想認識，中央最高領導層內部也存在不同觀點，而類似種種必然要在會議上表現出來。
……
劉少奇實事求是，提出兩個「三七開」
儘管修改後的報告稿對幾年來的經驗教訓作了深入的分析，但中央認為仍有必要對報告作進一步的說明。所以在1月27日大會全體會議上，劉少奇並沒有宣讀這個報告，而是把它作為「書面報告」提交大會討論，他只在全體大會上作了口頭報告。
這個口頭報告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1月26日晚，劉少奇花了一個通宵草擬了提綱，並在大會開始前經過毛澤東和其他常委傳閱同意的。講話長達兩個多小時(毛澤東在其中做了若干插話)，劉少奇從實際出發，順應民意，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和看法。其主要內容有：
一、對當前經濟困難進行了更切合實際的估計。講話指出，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表現在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為什麼不足？這是因為1959、1960、1961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減產了，減產數量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據統計減少了40%，或者還多一點，1962年也難於上升……這種形勢，對於許多同志來說是出乎意料的。兩三年前，我們原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我想要實事求是承認事實就是這樣……很顯然，劉少奇的這種估計，對於大家認清形勢是有極大幫助的。
二、指出困難形勢產生的原因。劉少奇在講話中分析：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還有一條，就是從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以說明。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這裏，劉少奇再次肯定了湖南農民的說法，認為造成困難的原因主要是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這對打消廣大幹部的思想顧慮，認真總結經驗是極為有利的。
三、全面分析近幾年來的成績和缺點。劉少奇在講話中說，總的講，是不是可以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些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此處，毛澤東插話，這種地區也不少)，在那些地區雖然缺點和錯誤可能只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只是三個指頭……這種分析在當時來說是能夠令大多數代表所接受的。因為當時經濟形勢很嚴峻，若再套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很難說得過去。無疑，這對於廣大幹部冷靜地思考這幾年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是大有益處的。
四、對「三面紅旗」提出總的看法。劉少奇說，「三面紅旗」是一次試驗，是否正確要經過實踐的檢驗。「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經過五年、十年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進一步作出結論……很明顯，這一觀點比「書面報告」和劉少奇在起草委員會上的講話都進了一步，在當時的情況下，能作出如此透徹的分析，不僅表現出巨大的勇氣，也透射出高超的智慧，給人以震聾發聵的感覺。
與「書面報告」相比，劉少奇的口頭報告從實際出發，把許多問題講得更清楚了，解開了人們思想的很多疙瘩，使大家感到心情舒暢，在絕大多數與會者心中引起共鳴。其中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口頭報告中關於經濟形勢及錯誤產生原因的兩個「三七開」。然而正是這些話，正是這個口頭報告，使劉少奇和毛澤東之間產生了真正的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