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寶忠1952年參加工作。1954年調到鄧小平同志身邊擔任衛士、警衛員。後歷任鄧小平同志警衛參謀、中央警衛局警衛處處長直至正軍職警衛秘書。以下是張寶忠回憶在鄧小平身邊工作的點點滴滴。
我們這些在首長身邊工作的同志都知道小平同志對人很少有溢美之辭，這也是小平同志的一個特點——心裏有數，但不輕易表達。
1984年8月22日下午，小平同志過八十歲生日那天，小平在房間寫毛筆字，過了一會兒，聽到鄧楠到房間外面叫我，過去一看，鄧楠手裏拿著一幅字，她笑著對我說：「給，這是老爺子寫給你的。」
我接過字一看，是「兢兢業業」四個大字，下面署名是“鄧小平”。我愣了幾秒鐘，激動得一時沒說話。接過字後，我對鄧楠說：“這是首長對我的鼓勵、希望和要求，今後工作我要更加努力啊。”
鄧楠笑著說：「這就對了！」
鄧小平經常寫毛筆字，有時我還在旁邊看著，不少題詞，都是我在他身邊親眼看著他寫的。多年來，我從沒有奢望首長能為自己寫一幅。所以，當意外接到這幅字的時候我激動萬分，其中很大因素是沒有想到。跟隨首長几十年，老人全家都沒把自己當作外人，即使不寫這字，我也深知首長對自己工作的關愛，何況自己做的都是應該應份的事。首長能想得如此細緻，為一個警衛員題字，讓我心裏熱乎乎的。儘管這是夢寐以求的事，內心無比高興，但是又讓我不敢受用這「兢兢業業」四個大字。瞬間，我感覺自己和首長的心貼得更近了。我再次深深地體會到：每天跟老首長在一起就像跟自己的老父親在一起一樣，話雖不多，卻是那麼平和。
說實話，在首長生日那天，我本想也要送給首長一幅「壽比南山」的字。字是自己早已經寫好的，而且反覆寫了好幾幅，最後挑了一幅順眼的。但是，那天我始終沒有勇氣拿出來送給首長，總是覺得自己不過是一個警衛秘書，有些自卑，而且自己的字也寫得不理想。於是，我就把這幅字作為對首長的祝福收藏起來，直至今日。
張寶忠陪同鄧小平視察
我視若珍寶般地把首長送給我的那幅「兢兢業業」收藏在家中，沒有掛在家中的牆上，也輕易不會與別人去說。我愈看愈覺得這字的分量很重。它包含了首長的寬容與厚愛，包含了卓琳同志多年指導，包含了王瑞林主任的長期幫助，還包含了同志們的積極支持。所以，這幅字實際上是首長對我的希望和要求。首長逝世後，每當想念首長的時候，我就會打開那幅字，撫摸著、瀏覽著，暗暗和首長對話，內心時似波濤澎湃，時似小溪潺流，那種獨一無二的思念之情，世人無法與我分享。
多年來，每每提到這件事，我都有一種極大的滿足和興奮感，總是溢於言表。我始終把它看作是首長對自己的鼓勵與鞭策。這四個字對我的觸動極大，它時時督促著我。一想到這幾個字，我的工作勁頭就更大了，對自己的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遇到什麼難題我都會想辦法解決。
我的這種感受是不由自主的，這種感受總是激勵著自己。愈到首長進入老年，這種感受愈強
烈，不管是什麼工作，我都想做得盡善盡美。我曾經認真地想過：自己對工作的熱愛，一個是源於自己出身貧苦，解放後能有這樣一份工作，是組織上對自己莫大的信任，也是自己的福氣。所以自己從來都珍惜這個崗位，沒有理由不做好工作；二是小平同志的人格魅力給了自己無限的精神動力。小平這人太好了！能為他老人家服務一輩子，這是我一生的福氣。所以，為老人家做什麼我都不覺得勞累和辛苦。
千鈞一髮化險為夷
曾經有人說「張寶忠太幸運了，做了幾十年的警衛工作都沒出什麼大事。」沒出什麼大事這是事實，但是險情的確發生過幾次，這也是事實。真正幸運的是，幾次危險出現後最終都沒有釀成大禍。有幾件事，讓我一生都不會忘記。
第一件事是找到了火災隱患
1962年秋，小平同志的家在中南海。10月的一天晚上，我從外面隨首長回來已是凌晨1點多了。按照慣例，等首長睡下後，我再四下巡視一下就準備休息了。不經意間，我似乎聞到一股什麼東西被燒焦的味道，我又吸了吸氣聞著，味也不是很大，似乎時有時無。於是，我把各個房間的周圍都仔細排查著，仍然找不到究竟是從哪裏出來的燒焦的味道。愈是找不到原因，我心裏愈不踏實。我在值班室里待了十來分鐘後，又走出來在各處尋找火源，仍然沒有找到。過了一會兒，燒焦的味道大了些，但就是確定不了位置。
我索性坐在首長的會客室里再等等。深夜的中南海十分寂靜，我想到了首長說的「和尚多了沒水吃」那句話，如果是兩個人交接班的話，就有可能使這個火災苗頭漏網！一時間，我感到自己的責任重大：家人們都在睡覺，火災一旦發生，將直接威脅首長及家人的安全，後果不堪設想。我下決心不找出火源誓不罷休。我繼續找著、看著，
直到凌晨兩點多，終於發現了火患的源頭。在餐廳的天花板上，有一小塊被火薰得發黃的地方，眼看著面積正在慢慢擴大。於是我把門窗都關好，找了一把捅火用的火鉤子，又找了六瓶滅火用的泡沫，等到發黃的地方有了一個大盤子大小時，用鉤子一捅，只聽「嘩」一聲，一堆帶著火星的樹葉子掉下來，我把六瓶滅火泡沫一股作氣全噴了上去，火很快滅了。仔細一查，原來是電線短路造成的。
中南海里不少都是老房子，在頂棚內放一些樹葉是為了冬天保溫和夏天隔熱。電線短路引燃了樹葉，所以，味道不濃，火勢不大。不過這火要是真漫延起來，問題可就大了。
這時候，卓琳同志出來準備上衛生間，看到餐廳的燈亮著，就走過來，一看這情景，她嚇了一跳，忙問我是怎麼回事。
我說：「是電線短路，現在都處理完沒事了，您休息去吧。」
卓琳看我已經開始收拾打掃，覺得確實沒事就回去了。卓琳走後，我便給警衛處打電話，彙報了情況。並讓他們通知行政處，早上六點以前派人來換頂棚的三合板。
電話掛斷十幾分鐘後，警衛處值班員康海群給我打來電話，批評我說：「這麼大的事也不通知警衛處來處理，太危險了，如果出了大事，威脅到首長安全，你能負得了這責任嗎？」
經他這麼一說，我感到後怕了。
早上，卓琳同志報告了首長，並對我說：「當時你應當叫幾個人來。你一個人處理太危險了。首長說了，‘沒發生事就好’」。
早上一上班，警衛局孫勇同志來到家中看了情況。對我既批評又表揚，說：「以後遇到事情要首先報告警衛處，再進行處理，太危險了。但是你的責任心是應該肯定的。」
我之所以一門心思地救火，就是想著不能威脅到首長的安全。
從這件事上，我也看到了自己處理問題的欠
缺。今後，遇到問題要冷靜，考慮問題要全面。發現災情之後首先報告警衛處。後來，康海群和孫勇常提起這件事，還寫出了事件記錄。
鄧小平視察軍隊
第二件事是化解坦克表演的危險
1965年11月，小平同志到四川視察三線工作。隨行的有李富春、簿一波、呂正操、趙爾陸等人。
11月13日，小平同志一行來到重慶，視察二九六廠和二五六廠，並觀看坦克表演。參加表演的人，是抗美援朝戰爭中優秀的坦克手。正式表演之前，參觀的人都站在白線以外，安全線內是坦克炮筒活動的區域。
坦克手來得有些晚了，從動作上看比較慌忙，他很快就坐到坦克的座位上發動馬達。馬達聲剛響，幾乎是在與馬達聲音響起的同時，坦克猛然間向前竄了一大截，坦克前的炮筒一下子突出到安全線以外。人們還來不及反應，炮筒對面的觀眾就被碰倒。隨著坦克炮筒的快速橫向移動，瞬時間，周圍的觀眾迅速向後面猛跑著。千鈞一髮之際我立即將首長一把抱起就往前沖，幾乎是同時，我的第一隻腳剛落地，準備邁第二步的時候，坦克炮筒「噌」的一下，擦著我那條即將邁出去的褲角一掃而過。人們一片驚呼。
首長安然無恙。一場災難就這樣在瞬間之內避免了。
在場的人唏噓不已，領導們立即圍攏過來，無不為之而後怕。
事後，我也照樣後怕。假如首長的安全出現問題，那將是自己最大的失職。我慶幸自己，慶幸自己對待每一次任務都不抱僥倖心理，慶幸自己無時無刻不牢牢記住卓琳同志的囑咐，保證了首長的安全。
時任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看到鄧小平沒有受傷，就問：「首長還要看什麼？」
小平首長說：「不看了！」接著就回潘家坪賓館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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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久沒有露面，聽說王光美身體欠安。1991年7月7日，我出差北京時，正值她從外地回京，便去拜訪她。
她與中國共產黨同齡，那年七十大壽，看上去仍非常敏捷，步態輕盈。時值盛暑，她理著短髮。雖然白髮不少，但她不染髮。她爽快、直率，談笑風生，心態依然年輕。
她拿出一本英文版精裝書THE LONG MARCH—THE UNTOLD STORY(即《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扉頁上有作者題籤。那是作者——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送給她的，徵求她的意見。書上夾著許多回形針，那是她的閱讀記號。
王光美出身名門。父親王治昌，字槐青，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律系，回國後在北洋軍閥政府農商部任工商司長，還曾出使英國、美國。
王槐青曾兩度喪妻，有過三次婚姻，三位夫人生下十一個子女：前兩位夫人生三子，即長子王光德，次子王光琦，三子王光超。王槐青第二次續弦，夫人名叫董潔如，她生下八個子女，即王光傑、王光復、王光英、王光美、王光中、王光正、王光和、王光平。內中王光英，在王槐青出使英國時出生，王光美則在王槐青出使美國時出生。
王家子女中，王光傑在清華大學電機系學習時，結識了中共黨員姚依林。姚依林是「一二·九」學生運動領導者之一，任北平市學聯黨團書記。受姚依林影響，王光傑投身於「一二·九」運動。1938年5月，王光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台。為了掩護秘密工作，姚依林調來一位女中共黨員，和王光傑裝扮成夫妻，住在那裏。這位女黨員名叫王新，1936年11月16日加入中共，比王光傑還早。
不料，弄假成真，這對假夫妻朝夕相處，產生愛慕之情。經中共地下組織批准，他倆於1938年12月26日正式結婚。這麼一來，在王槐青子女婿媳之中，有了兩位中共黨員。
王光傑和王新在家中產生影響，使王光超、王光美、王光和、王光平都傾向中共，有的參加了中共地下工作。在王槐青子女之中，也有倒向國民黨的，如王光復報考了國民黨空軍航校。
王光美考入輔仁大學。1945年，她在輔仁大學理科研究所獲科學碩士學位。經王光傑、王新介紹，崔月犁結識了王光美。崔月犁是中共北平市委負責人之一(後來在1982年4月至1987年3月任衛生部部長)。
1945年12月，美國政府派前陸軍參謀長馬歇爾為總統特使來華，「居中」調解國共軍事衝突。
於是，在重慶成立了國、共、美三方代表組成的「軍事三人小組」，即張治中、周恩來、馬歇爾。不久，在北平成立了“軍事調處執行部”，由國民黨代表鄧介民，共產黨代表葉劍英和美國代表饒伯森組成。軍事調處執行部需要翻譯，經中共北平市委劉仁指示，崔月犁通知王光美，調她去那裏擔任中共方面的翻譯(雖然這時王光美尚不是中共黨員)。
1946年8月，馬歇爾的「調處」宣告失敗。王光美赴延安。
1948年，王光美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和劉少奇結婚。對於劉少奇來說，這是他的第五次婚姻：
他的第一個妻子是何寶珍，生劉允斌、劉愛琴、劉允諾兩子一女；
第二個妻子謝非沒有留下子女；
第三個妻子王前，生劉濤、劉允真一子一女；
第四個妻子王建，結婚半年便離婚；
第五個妻子便是王光美。
內中，劉少奇的第三位妻子王前離婚後，跟聶真結婚。聶真之妹，即聶元梓，「文化大革命」中的“明星”，江青手下的“大將”。
王光美和劉少奇結婚後，翌年生劉平平，此後又生劉源源、劉亭亭和劉小小(即劉瀟瀟)。王光美性格溫和，不像江青那樣倔烈，她善於使這個由多位母親生育的多子女(同父異母)的家庭和諧幸福，視劉少奇幾位前妻所生子女如同己生。
解放後，王光美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擔任劉少奇秘書。
王光美對我說，紅軍長征時，她還不過是個學生而已，但《長征》一書多處涉及少奇同志，她盡自己間接所知的情況對書中有關少奇同志的史實加以校核，轉告作者，以求在再版時改正訛誤。
她說起劉少奇，總是稱劉少奇為「少奇同志」。她說，少奇本名劉紹選，由於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緣故，他有二十多個化名、筆名，“少奇”原本是他的一個筆名。他用得較多的化名是“胡服”。後來，竟以筆名“少奇”傳世，而他的本名反而鮮為人知。少奇同志參加過長征，而且擔任“籌糧委員會主任”——這也是鮮為人知的。那時，糧食是頭等重要的。黨中央要少奇同志出任“籌糧委員會主任”，為的是替全軍籌集糧食，確保紅軍順利長征。
她拿出《劉少奇畫冊》說道，由於白區工作時不可能拍照，長征途中又沒有條件拍照，那一段時間少奇同志的照片很少。直到進入延安，才有一些照片。少奇同志的工作環境很艱苦，工作擔子又很重，所以在1948年，少奇同志的體重只有四十八公斤！長期的艱辛困苦，使他患了胃病。
她說，少奇同志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喜歡思索。他的眉間有很深的川字紋。他陷入沉思時，就皺起眉頭。他不像毛主席那樣幽默，愛開玩笑，但他也不是不苟言笑的人。他有時也會大笑，但不會像周總理那樣仰天大笑。他是一個思想深邃的人。一旦考慮成熟了，他在會議上會清楚地闡述自己的見解。在路線鬥爭中，他的態度歷來是鮮明的。他作報告前，大都事先擬好提綱，但講話時並不照本宣科，往往會闡述許多新的見解。正因為這樣，他在歷次重要會議上所作的講話記錄稿和他會前親筆所寫的發言稿，都收入了他的文集。
她說起現在的電影裏，一出現劉少奇，便是皺著眉頭在那裏吸煙。她指了指屋裏的一張照片說：「這張流傳很廣的照片上，正巧他在吸煙，演員們都按這張照片上的姿勢，學他吸煙的樣子。」不過，他也並非一開會就吸煙，不必老是塑造他的“吸煙形象”。不要簡單地模仿他的某些動作，要著重表現出他的氣質。他深沉，不輕易說話，但一旦說話，他的見解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性格溫和，沒有大幅度的動作，塑造他的形象相對來說比較難一些——不過，不能老是皺眉頭，老是抽煙。
王光美比江青小七歲，她不如江青之處，是她的入黨時間比江青晚了十五年，論革命資歷比江青差。
然而，在1962年9月，當印尼總統蘇加諾挽著夫人的粉臂款款步下舷梯，踏上北京機場時，作為外交禮節，劉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前去迎接。9月24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劉少奇夫婦和蘇加諾夫婦在一起的照片。翌日，又登載了王光美和蘇加諾夫人在一起的照片。
江青看著《人民日報》，怒火中燒。她，作為「第一夫人」，從未在《人民日報》上露過面。她極力要求“戰勝”王光美。
終於，她得到毛澤東的允許，第一次以毛澤東夫人的身份，參加會見貴賓——蘇加諾總統和夫人。這樣，毛澤東、江青和蘇加諾夫婦的照片，醒目地出現在《人民日報》第一版。眾多的中國讀者，頭一次從《人民日報》見到了江青的照片。
江青一直嫉妒著王光美，特別是王光美作為劉少奇夫人，一次次出訪：
1963年4月12日至20日，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訪問印尼；1963年4月20日至26日，訪問緬甸；1963年5月1日至5月6日，訪問柬埔寨；1966年3月26日至3月31日，訪問巴基斯坦；1966年4月4日至4月8日，訪問阿富汗；1966年4月17日至4月19日，訪問緬甸。
尤其是印尼街頭，出現巨幅王光美畫像……
江青的心中不是個滋味兒。中國的「第一夫人」明明是她，可是王光美卻四面風光，在海外出盡「第一夫人」的風頭。尤其是王光美英語精熟，又擅長交際，海外聲譽頗佳。
江青決心要與王光美比高低。江青在《人民日報》上以毛澤東夫人身份出現在與外國貴賓的合影中，是這種比高低的初次嘗試。江青在上海搞 《紀要》，借毛澤東的支持和聲望，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達全黨！
「文化大革命」，使天平朝江青傾斜：江青崛起而為“中央首長”，王光美則隨劉少奇一落千丈。
江青終於藉助紅衛兵揪斗王光美，使王光美受到凌辱。
王光美說，在「文化大革命」中，專案組混在紅衛兵之中前來劉宅抄家，那抄家的“水平”很高，抄走了劉少奇的全部手稿。原本是為打倒劉少奇提供“炮彈”，如今卻為編選劉少奇文集提供了完整的資料。歷史如此始料不及，完全超出了當年專案組們的意料，彷彿開了個不小的玩笑。
王光美的母校輔仁大學，原本是義大利羅馬教廷在中國開辦的輔仁社，建校於1925年。輔仁社是大學預科，後來改為輔仁大學，開設文理、教育二院。
審查王光美，使輔仁大學一下子變成了「熱點」。1967年7月15日，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承祚和妻子袁紹英突然遭到拘捕，其原因是楊承祚原是輔仁大學教授，跟王光美有點瓜葛。
拘捕楊承祚夫婦是「先斬後奏」的。拘捕之後，「王光美專案組」於1967年7月18日向戚本禹、江青遞交了報告。
戚本禹在7月19日批：「此事重要，應送江青同志批准執行。」
同日，江青批：「照辦。」
同日，戚本禹又批：「立即執行。」
於是，楊承祚夫婦成了重要案犯，受到「王光美專案組」的反覆審問。
楊承祚夫婦是怎麼忽地遭捕？內中的瓜葛，不過是如此而已：王光美在輔仁大學讀書時，跟楊承祚妻子袁紹英的妹妹熟悉，也就常去楊家。袁紹英的弟弟袁紹文，在美國從事航空工業研究。
在「王光美專案組」的眼裏，這是極為重要的一條線索，因為航空工業即“軍工工業”，在美國從事“軍工”研究那就很可能是“美國特務”。倘若袁紹文是“美國特務”，楊承祚夫婦理所當然也可能是“美國特務”。王光美常去楊家，可能是前去“交換情報”，加入了“美國特務組織”！何況，在輔仁大學發生過特務情報案。
依據這般荒唐的推理，楊承祚夫婦成了「要犯」！
「王光美專案組」逼著楊承祚承認自己是“美國特務”，接著，再供認王光美是“美國特務”。1967年9月7日，「王光美專案組」給謝富治、江青的報告中寫道：
「遵示，我們加強了對王光美特務問題的審查工作，昨天對美特務楊承祚進行突擊審訊。楊犯進一步交代了王光美與美國戰略情報局的情報關係。」
江青看了報告，批道：「富治同志：請提醒專案的同志，楊承祚可能不單純是一個美國特務，應多想想，再進行調查研究。」
江青「啟發」專案組“多想想”，楊承祚還可能是“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照此推理，王光美也可能是“三料特務”——“美、日、蔣特務”！
楊承祚經受不了百般折磨，終於死於獄中。
江青把王光美打成了「大特務」。中共“九大”之後，林彪下令判處王光美死刑，要“立即執行”。
判決書送到毛澤東那裏，他批了「刀下留人」四個字，才算保住王光美一命！
1972年8月18日，王光美子女劉平平、劉源源、劉亭亭第一次獲准去監獄見媽媽。這時，王光美在獄中已被關押五年。見面時，他們驚呆了，因為出現在他們面前的母親王光美如此這般：
「五年不見，媽媽已經瘦弱不堪，滿頭灰白頭髮，連腰也伸不直，穿著一身舊軍裝染的黑衣，神情麻木、遲鈍……」
歷史終於翻過苦難的一頁。
在王光美家的玻璃書櫃裏放著整套的馬克思、列寧著作，毛澤東著作，魯迅全集。王光美說，少奇同志是個喜歡讀書的人。在發還的抄家物資之中，書是最主要的「物資」。最近，子女要從國外回來，王光美不得不把許多暫時不用的書堆放在走廊上。
王光美健談、開朗，身體已經復原，不日又將離京。我很慶幸當她在家小住時見到她。
本文摘自《葉永烈：出沒風波里》，葉永烈 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