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寶忠1952年參加工作。1954年調到鄧小平同志身邊擔任衛士、警衛員。後歷任鄧小平同志警衛參謀、中央警衛局警衛處處長直至正軍職警衛秘書。以下是張寶忠回憶在鄧小平身邊工作的點點滴滴。
我們這些在首長身邊工作的同志都知道小平同志對人很少有溢美之辭，這也是小平同志的一個特點——心裏有數，但不輕易表達。
1984年8月22日下午，小平同志過八十歲生日那天，小平在房間寫毛筆字，過了一會兒，聽到鄧楠到房間外面叫我，過去一看，鄧楠手裏拿著一幅字，她笑著對我說：「給，這是老爺子寫給你的。」
我接過字一看，是「兢兢業業」四個大字，下面署名是“鄧小平”。我愣了幾秒鐘，激動得一時沒說話。接過字後，我對鄧楠說：“這是首長對我的鼓勵、希望和要求，今後工作我要更加努力啊。”
鄧楠笑著說：「這就對了！」
鄧小平經常寫毛筆字，有時我還在旁邊看著，不少題詞，都是我在他身邊親眼看著他寫的。多年來，我從沒有奢望首長能為自己寫一幅。所以，當意外接到這幅字的時候我激動萬分，其中很大因素是沒有想到。跟隨首長几十年，老人全家都沒把自己當作外人，即使不寫這字，我也深知首長對自己工作的關愛，何況自己做的都是應該應份的事。首長能想得如此細緻，為一個警衛員題字，讓我心裏熱乎乎的。儘管這是夢寐以求的事，內心無比高興，但是又讓我不敢受用這「兢兢業業」四個大字。瞬間，我感覺自己和首長的心貼得更近了。我再次深深地體會到：每天跟老首長在一起就像跟自己的老父親在一起一樣，話雖不多，卻是那麼平和。
說實話，在首長生日那天，我本想也要送給首長一幅「壽比南山」的字。字是自己早已經寫好的，而且反覆寫了好幾幅，最後挑了一幅順眼的。但是，那天我始終沒有勇氣拿出來送給首長，總是覺得自己不過是一個警衛秘書，有些自卑，而且自己的字也寫得不理想。於是，我就把這幅字作為對首長的祝福收藏起來，直至今日。
張寶忠陪同鄧小平視察
我視若珍寶般地把首長送給我的那幅「兢兢業業」收藏在家中，沒有掛在家中的牆上，也輕易不會與別人去說。我愈看愈覺得這字的分量很重。它包含了首長的寬容與厚愛，包含了卓琳同志多年指導，包含了王瑞林主任的長期幫助，還包含了同志們的積極支持。所以，這幅字實際上是首長對我的希望和要求。首長逝世後，每當想念首長的時候，我就會打開那幅字，撫摸著、瀏覽著，暗暗和首長對話，內心時似波濤澎湃，時似小溪潺流，那種獨一無二的思念之情，世人無法與我分享。
多年來，每每提到這件事，我都有一種極大的滿足和興奮感，總是溢於言表。我始終把它看作是首長對自己的鼓勵與鞭策。這四個字對我的觸動極大，它時時督促著我。一想到這幾個字，我的工作勁頭就更大了，對自己的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遇到什麼難題我都會想辦法解決。
我的這種感受是不由自主的，這種感受總是激勵著自己。愈到首長進入老年，這種感受愈強
烈，不管是什麼工作，我都想做得盡善盡美。我曾經認真地想過：自己對工作的熱愛，一個是源於自己出身貧苦，解放後能有這樣一份工作，是組織上對自己莫大的信任，也是自己的福氣。所以自己從來都珍惜這個崗位，沒有理由不做好工作；二是小平同志的人格魅力給了自己無限的精神動力。小平這人太好了！能為他老人家服務一輩子，這是我一生的福氣。所以，為老人家做什麼我都不覺得勞累和辛苦。
千鈞一髮化險為夷
曾經有人說「張寶忠太幸運了，做了幾十年的警衛工作都沒出什麼大事。」沒出什麼大事這是事實，但是險情的確發生過幾次，這也是事實。真正幸運的是，幾次危險出現後最終都沒有釀成大禍。有幾件事，讓我一生都不會忘記。
第一件事是找到了火災隱患
1962年秋，小平同志的家在中南海。10月的一天晚上，我從外面隨首長回來已是凌晨1點多了。按照慣例，等首長睡下後，我再四下巡視一下就準備休息了。不經意間，我似乎聞到一股什麼東西被燒焦的味道，我又吸了吸氣聞著，味也不是很大，似乎時有時無。於是，我把各個房間的周圍都仔細排查著，仍然找不到究竟是從哪裏出來的燒焦的味道。愈是找不到原因，我心裏愈不踏實。我在值班室里待了十來分鐘後，又走出來在各處尋找火源，仍然沒有找到。過了一會兒，燒焦的味道大了些，但就是確定不了位置。
我索性坐在首長的會客室里再等等。深夜的中南海十分寂靜，我想到了首長說的「和尚多了沒水吃」那句話，如果是兩個人交接班的話，就有可能使這個火災苗頭漏網！一時間，我感到自己的責任重大：家人們都在睡覺，火災一旦發生，將直接威脅首長及家人的安全，後果不堪設想。我下決心不找出火源誓不罷休。我繼續找著、看著，
直到凌晨兩點多，終於發現了火患的源頭。在餐廳的天花板上，有一小塊被火薰得發黃的地方，眼看著面積正在慢慢擴大。於是我把門窗都關好，找了一把捅火用的火鉤子，又找了六瓶滅火用的泡沫，等到發黃的地方有了一個大盤子大小時，用鉤子一捅，只聽「嘩」一聲，一堆帶著火星的樹葉子掉下來，我把六瓶滅火泡沫一股作氣全噴了上去，火很快滅了。仔細一查，原來是電線短路造成的。
中南海里不少都是老房子，在頂棚內放一些樹葉是為了冬天保溫和夏天隔熱。電線短路引燃了樹葉，所以，味道不濃，火勢不大。不過這火要是真漫延起來，問題可就大了。
這時候，卓琳同志出來準備上衛生間，看到餐廳的燈亮著，就走過來，一看這情景，她嚇了一跳，忙問我是怎麼回事。
我說：「是電線短路，現在都處理完沒事了，您休息去吧。」
卓琳看我已經開始收拾打掃，覺得確實沒事就回去了。卓琳走後，我便給警衛處打電話，彙報了情況。並讓他們通知行政處，早上六點以前派人來換頂棚的三合板。
電話掛斷十幾分鐘後，警衛處值班員康海群給我打來電話，批評我說：「這麼大的事也不通知警衛處來處理，太危險了，如果出了大事，威脅到首長安全，你能負得了這責任嗎？」
經他這麼一說，我感到後怕了。
早上，卓琳同志報告了首長，並對我說：「當時你應當叫幾個人來。你一個人處理太危險了。首長說了，‘沒發生事就好’」。
早上一上班，警衛局孫勇同志來到家中看了情況。對我既批評又表揚，說：「以後遇到事情要首先報告警衛處，再進行處理，太危險了。但是你的責任心是應該肯定的。」
我之所以一門心思地救火，就是想著不能威脅到首長的安全。
從這件事上，我也看到了自己處理問題的欠
缺。今後，遇到問題要冷靜，考慮問題要全面。發現災情之後首先報告警衛處。後來，康海群和孫勇常提起這件事，還寫出了事件記錄。
鄧小平視察軍隊
第二件事是化解坦克表演的危險
1965年11月，小平同志到四川視察三線工作。隨行的有李富春、簿一波、呂正操、趙爾陸等人。
11月13日，小平同志一行來到重慶，視察二九六廠和二五六廠，並觀看坦克表演。參加表演的人，是抗美援朝戰爭中優秀的坦克手。正式表演之前，參觀的人都站在白線以外，安全線內是坦克炮筒活動的區域。
坦克手來得有些晚了，從動作上看比較慌忙，他很快就坐到坦克的座位上發動馬達。馬達聲剛響，幾乎是在與馬達聲音響起的同時，坦克猛然間向前竄了一大截，坦克前的炮筒一下子突出到安全線以外。人們還來不及反應，炮筒對面的觀眾就被碰倒。隨著坦克炮筒的快速橫向移動，瞬時間，周圍的觀眾迅速向後面猛跑著。千鈞一髮之際我立即將首長一把抱起就往前沖，幾乎是同時，我的第一隻腳剛落地，準備邁第二步的時候，坦克炮筒「噌」的一下，擦著我那條即將邁出去的褲角一掃而過。人們一片驚呼。
首長安然無恙。一場災難就這樣在瞬間之內避免了。
在場的人唏噓不已，領導們立即圍攏過來，無不為之而後怕。
事後，我也照樣後怕。假如首長的安全出現問題，那將是自己最大的失職。我慶幸自己，慶幸自己對待每一次任務都不抱僥倖心理，慶幸自己無時無刻不牢牢記住卓琳同志的囑咐，保證了首長的安全。
時任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看到鄧小平沒有受傷，就問：「首長還要看什麼？」
小平首長說：「不看了！」接著就回潘家坪賓館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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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首都軍民遊行，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這標誌著10年文化大革命結束
關於粉碎「四人幫」的歷史事件，學界有不少著述和文章。由於缺乏檔案文獻，研究者主要依據回憶和口述資料來梳理和討論。親歷者和當事人的記憶多有齟齬和出入，研究者關於一些史實特別是細節的敘述也不盡一致；至於種種未經證實的說法，在坊間更有不少流傳。抓捕「四人幫」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層權力更替，政治風險極大。筆者猜測，出於謹慎和保密，除了筆記、日記、字條之類的個人資料，很可能當年就沒有多少文獻。目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相關研究還要基本依靠回憶和口述的進一步披露來深化。
從回憶和口述看，整個事件的主動當事人（以下簡稱當事人。筆者將該事件的當事人分為主動方和被動方，決定和實施抓捕者為主動當事人，被抓捕者為被動當事人），大致可分為四個層級：第一個層級是決策層，即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吳德，核心人物是華、葉、汪；吳、李參與商議較多；陳錫聯、蘇振華、紀登奎、陳永貴、倪志福或者參與過商議，或者知情。第二個層級是領導指揮層，主要人物是汪東興、吳德。第三個層級是組織實施層，主要人物是張耀祠（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武健華（時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和吳忠（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耿飈（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邱巍高（時任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第四個層級是具體執行層，即直接參加行動的八三四一部隊和北京衛戍區官兵。需要說明，還有幾位當事人如李鑫（時任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之一）、周啟才（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局長）作為文件起草者，亦部分參與了事件，了解一些情況，所處地位相當於組織實施層。上述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最值得重視。
從還原歷史的要求說，回憶和口述是記憶性史料，雖屬第一手資料，但不宜簡單採信，而需要與其他史料比對和參照，或證實，或證偽，或存疑。本著上述要求，本文對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以及相關研究涉及的若干史實作一綜述，並提出仍然存疑的一些問題。
解決「四人幫」問題的醞釀：葉、汪四次密談
粉碎「四人幫」後，一個廣為宣傳的說法，是毛澤東生前即對「四人幫」問題早有察覺，並對解決他們的問題有所部署，1975年5月就說過他們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偉大的歷史性勝利》，《人民日報》1976年10月25日）今天看來，這顯然是政治策略說辭。毛澤東所說的“解決”，同採取強力措施的“解決”是全然不同的兩件事。
那麼，採取強力措施解決「四人幫」究竟是如何醞釀的呢？現有回憶和口述史料表明，最早醞釀的是葉劍英。據對王震、王石堅和聶榮臻秘書周均倫的訪談，毛澤東生前，葉劍英就曾同王震（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等人談過解決「四人幫」的話題；毛澤東逝世後，葉劍英更是同一些元老和將帥議論過此事。據對雲杉的訪問，葉劍英曾邀請烏蘭夫（時任中共中央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談話，徵求意見；烏蘭夫明確支持葉的主張。據對李德生（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瀋陽軍區司令員）的訪談，他去看望葉劍英，葉曾暗示他當務之急是果斷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參見《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李德生在回憶錄里也談及：毛澤東逝世後他到北京參加治喪活動期間，曾去看望葉劍英，葉談了當前形勢，還開著收音機談話，他明白葉是用這種方式徵求意見，要果斷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李德生回憶錄》，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最值得注意的是，《葉劍英年譜》稱，毛逝世後幾天，葉劍英便同汪東興就國內局勢和「四人幫」問題交換過意見，時間是1976年9月12日和13日。（《葉劍英年譜（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過去的說法，都是華國鋒與葉劍英商量之後才與汪東興溝通的。《葉劍英年譜》修正了這一說法，表明華、葉商談之前，葉、汪已經議論過。葉、汪交換意見的情況，《葉劍英年譜》語焉不詳；武健華前些年和2013年發表的文章，則有詳述。據武健華說，9月12日至10月4日，葉、汪曾四次密談。9月12日，葉到人民大會堂參加弔唁和守靈，上午休息時在福建廳與汪就政治局勢交換意見。兩人都感到局勢的嚴重；葉指出“現在雙方都在搞火力偵察，選擇突破口尋找時機”。
9月15日，葉又到人民大會堂守靈，並會見前來弔唁的各國外賓。會見外賓後，葉在東大廳南側一間辦公室，再次同汪交談，葉提出「我們如果不採取緊急措施，中國革命就會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敗」。（武健華《葉劍英汪東興密談處置四人幫》，《炎黃春秋》2013年第2期）武文不僅證實了《葉劍英年譜》所說，而且遠比《葉劍英年譜》具體。武不是醞釀此事的直接當事人，但系汪東興（時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警衛局局長）的直接部下；據他說，當時汪同華、葉交談之後回來都與李鑫和他通氣。但武文提到的第二次密談時間，與《葉劍英年譜》不一。查《人民日報》，9月11日至14日，葉連續四天去人民大會堂守靈，15日未去。故武文所說時間可能有誤，葉、汪第二次密談當是13日或14日。
也有人說，葉劍英與華國鋒在毛澤東去世前後，已經就解決「四人幫」達成共識。提出這種看法的是葉選基（葉劍英的侄子）。葉選基的根據，是1976年7月葉劍英曾去華國鋒家拜訪，表示支持華主持中央工作，提出黨不能搞第二武裝，直指「四人幫」在上海大搞民兵的陰謀。寥寥幾句，看不出葉、華是如何談及解決「四人幫」問題的。關於葉、華這次談話，其實熊蕾（熊向暉之女）的文章記述比較細緻，而談話的情況是葉劍英親口向熊蕾父親熊向暉（曾任解放軍總參謀部二部副部長，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副部長）轉述的。
據熊蕾所述，葉劍英同華國鋒談話，與熊向暉的建議有關。葉、華談話的時間是1976年7月，華稱葉是「九億人民的元帥」，表示了對葉的敬重。葉主要問了華兩個問題，一是治國方針，華說“舉一綱抓兩目”，“一綱”是階級鬥爭，“兩目”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和安定團結；二是人事安排，華表示除非有主席指示，人事問題一概不動。華向葉請教應該注意的問題，葉提醒注意民兵，解放軍的傳統是指揮只能一個，不能搞多中心。葉對他和華的面談非常滿意。（熊蕾《1976年，華國鋒和葉劍英怎樣聯手的》，《炎黃春秋》2008年第10期）熊蕾的文章沒有提及葉、華商談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情況。看來，這次談話加深了葉、華彼此的了解，但說兩人就解決「四人幫」問題達成了共識，則根據不足。
1976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執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在這一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起了重要作用。圖為李先念（左）與華國鋒（中）、葉劍英在24日北京慶祝粉碎「四人幫」的群眾大會上
誰最早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動議？
醞釀是一回事，提出動議又是一回事。究竟誰最早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動議？過去廣泛流傳的說法是葉劍英。近十多年來主要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表明，提出動議的是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
李先念事後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談過抓捕「四人幫」的經過：1976年9月11日華國鋒去他家，對他說：我們同「四人幫」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現在到解決的時候了。他問華下了決心沒有，華答：“下了，現在不能再等待了。問題是什麼時候解決好，採用什麼方式好，請你考慮。如果你同意，請你代表我去見葉帥，徵求他的意見，採取什麼方式、什麼時間解決‘四人幫’的問題。”9月14日，他去北京西山，向葉劍英轉告了華的意見。（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80年11月29日，參見《李先念傳》編寫組《李先念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吳德口述：1976年9月11日，華國鋒去李先念家，告訴李：「現在‘四人幫’問題已經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了。如果不抓緊解決，就要亡黨、亡國、亡頭。請你速找葉帥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葉帥處轉達了華的委託。吳德不是這個情節的直接當事人，他大概是從華那裏得知的。因為他說過，華國鋒同葉劍英、汪東興商量的事都是華告訴他的。
華國鋒回答老熟人的詢問說：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談，指出「四人幫」正猖狂活動，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請李先念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轉達了華國鋒的意見。（《我所了解的華國鋒》，載張根生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海天出版社2004年版）
另一位直接當事人葉劍英，沒有公開發表過回憶。熊蕾的文章披露了一個情況：抓捕「四人幫」後的第六天，葉選基請熊向暉到王震家中，他和劉詩昆向王震和熊向暉介紹了抓捕「四人幫」的經過。葉選基說，毛主席去世後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訪葉帥。葉問：是哪陣風把你吹來了？李說：是東風。葉問：哪股東風啊？李答：華總理。葉選基不是直接當事人，很可能是葉劍英告訴了他事情的經過，他再轉告王震和熊向暉的。熊蕾顯然是從父親那裏聽說了此事。這個拐了幾道彎的回憶，也許算是來自葉劍英方面的佐證。李先念哪天去西山拜訪葉劍英的，葉選基的轉述很含糊。《葉劍英年譜》則明確記述：9月24日，葉劍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談話；李先念轉達華國鋒的意見：請葉帥考慮什麼時間、以什麼方式解決「四人幫」問題。
一些知情人還提到一個過去不大知道的情況：毛澤東追悼大會後，李鑫曾向華國鋒進言，建議採取斷然措施解決問題。武健華新近發表的文章記述比較具體。他說，9月12日（不是毛澤東追悼大會之後，追悼大會是9月18日——筆者注）李鑫就跟汪東興議論過「四人幫」的動向，建議“早下決心除掉他們，免得被動”。汪同意李鑫的想法，建議他找個時間同華談談。9月14日晚，李鑫去北京東交民巷華國鋒家（耿飈也說，華國鋒當時的住處是北京東城區東交民巷，參見《耿飈回憶錄》，中華書局2009年版。但《葉劍英傳》稱，華國鋒當時居住北京市東城區史家衚衕），同華談了「四人幫」的情況，代表汪東興提出除掉「四人幫」的意見。華“聽進去了”，但沒有明確態度，也沒有表示反對的意見。以前引當事人的回憶，李鑫向華彙報時，華此前兩天或一天已經委託李先念去向葉提出動議，所以，華不表態很可能是出於保密的緣故。
華國鋒、李先念的回憶，吳德的口述，還有熊蕾的文章，所說時間和對話內容不盡一致，但基本情節相同，都說是華國鋒最先提議，經由李先念向葉劍英轉達，得到早有此意的葉劍英贊同。
目前的疑點有：第一，華國鋒是什麼時候提議的？據華本人的記憶是毛澤東去世後的第二天，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吳德回憶是9月11日，時間相差一天。第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葉轉達華的提議的？華國鋒、吳德的記憶都是9月13日，而李先念本人說是9月14日，《葉劍英年譜》則說是9月24日。三個說法，前兩個相差一天，後一個則差了十天。第三，李先念轉達華國鋒的提議後，葉何時與華面談的？這是一個相當關鍵的細節。據華說，9月21日葉去他家商議此事。《葉劍英年譜》記載，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華、葉有三次密談。也就是說，李帶話之後，華、葉的第一次面談，應該是9月21日或9月中旬。細究起來，《葉劍英年譜》不僅與華國鋒所說有出入，而且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向葉轉達華的提議，怎麼會9月中旬華、葉已經秘密商議？第四，吳德口述談及一個情況：華曾告訴他，9月11日華找了汪商量此事，汪的態度很明確，表示堅決支持華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也就是說，葉、汪密談前一天，華、汪已經談過此事。果真如此，第二天葉、汪密談應該會涉及華、汪談話，汪也不必再托李鑫找華報告。但武健華所記，絲毫沒有提及。誰的記憶有誤，一時尚難判定。
1973年8月24日，中共十大在京召開，汪東興（右）和吳德在主席台
政治局成員極少知曉此事？
以往的說法是，出於保密，政治局成員極少知曉此事。從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看，這種說法並不屬實。
據前引史料，至遲到9月14日前，至少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已就解決「四人幫」問題達成共識，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華與葉之間的互動。華與葉是如何商量的？這方面材料不多，華國鋒事後曾零星談到。1977年3月，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葉副主席同‘四人幫’鬥爭是很堅決的。他找到我那兒，和我商量，他說，我們和‘四人幫’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華國鋒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1977年3月22日。轉引自《葉劍英傳》）2000年5月，華對《李先念傳》編寫組人員談及，9月21日，葉劍英到他住處，商討解決「四人幫」的方式。兩人商定採取隔離審查措施後，徵求了李先念等人的意見。（參見《李先念傳》下）更多的詳情，由於兩位都已故去，無法向人們披露了。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之間的聯繫，是葉劍英分別溝通的。
據葉向真說，這是葉劍英的安排。葉向真說：葉劍英分頭與華國鋒、汪東興談話，「他們三個人沒有在一起待過，更不會大張旗鼓開會，父親都是晚上開車到中南海，到汪東興家裏談部署和安排」。“汪東興不能出來，他是管八三四一部隊的??他的行動是‘四人幫’嚴密盯死的。所以要一動不動，得讓江青等人摸不著汪的動向，這就是葉帥的部署。”“華國鋒當時集黨、政、軍三權於一身，也不能走來走去。”事後葉向真問汪東興、華國鋒，他們證實了這些細節。汪說，“你父親要我和華國鋒同志不要動，他在我們中間來回穿插”。（周海濱《“紅色公主”葉向真——凌子口述歷史》，《同舟共進》2013年第3期）從回憶和口述史料看，商議過程中，華、葉、汪的確未曾三人碰頭；不過，華汪之間還是有幾次直接面商的。
有意思的是，與其他政治局成員的聯繫，是華國鋒本人溝通的。據吳德口述，大約是（九月）十幾號，華國鋒、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和他在國務院後的會議室里議論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華說：“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幫’的問題，怎麼解決？”他記得紀登奎說，對這些人恐怕還是要區別對待。他們當時都沒有說什麼，沒有再往下深談。（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華國鋒的記憶證實了吳德口述，他說：（1976年）9月16日，在國務院會議廳開會參加的有李先念、吳德、陳錫聯、紀登奎和陳永貴。他講了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話音剛落，有位同志就說，對「四人幫」也應該區別對待，其他人沒有發言，顯然不能再深談下去了。華感到範圍大了不行，只能個別串連。（《李先念傳》編寫組人員訪問華國鋒的談話，2000年5月20日。參見《李先念傳》下）華、吳所憶，情形基本一致。與吳德口述對照，華說的“有位同志”就是紀登奎。
吳德口述和華國鋒的回憶表明，華、葉、汪、李分別聯繫後，華又同政治局成員吳德、陳錫聯、紀登奎或許加上陳永貴作了溝通。據吳德口述，事後華國鋒曾告訴他，華還與蘇振華談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吳德說，只有倪志福是他打的招呼。也就是說，除了江青等四人和被疑為追隨「四人幫」的吳桂賢、有恙在身的劉伯承外，所有在京政治局成員都程度不同地參與或知曉此事。
高層人士之間的聯繫，除了政治局成員外，還有一些元老和將帥，後者主要是通過葉劍英來溝通的。《葉劍英年譜》記載，9月21日，葉在北京西山住地同聶榮臻派去的楊成武（時任解放軍第一副總參謀長）談話，楊成武轉達了聶榮臻有關採取斷然措施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9月24日或25日，葉在住地同粟裕（時任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第一政委）、宋時輪（時任解放軍軍事科學院院長）談話，告知要解決「四人幫」問題；10月3、4日，應陳雲要求，葉劍英派葉選基將陳接至家中，徵求對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此前，葉還在住所同鄧穎超談話。據陳雲說，葉還準備告訴聶（榮臻）、徐（向前）兩帥。聶榮臻的回憶證實：10月5日葉劍英要楊成武告訴他，事情已商量好，請他放心。（《聶榮臻回憶錄》下，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粟裕傳》說，毛的追悼活動結束後，葉劍英就找了粟裕，要他摸一下北京周圍部隊的情況，粟知道解決「四人幫」的時機已經到來。他了解了部隊情況，向葉作過彙報。（《粟裕傳》編寫組《粟裕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葉當時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是碩果僅存的仍居黨政軍權力核心的元老，一些元老自然都將希望寄託於他。
上述情況還說明，「四人幫」積怨甚深，毛澤東逝世前後，黨內上層對其不滿已不是個別人和少數人，而這種不滿也到了快要爆發的程度，儘快解決他們的問題漸成一種隱伏的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