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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抗爭」:毛澤東批准可以批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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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抗爭」:毛澤東批准可以批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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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抗爭」:毛澤東批准可以批三天

2020年07月22日 17:30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擴大)在北京舉行,圖為毛澤東和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擴大)上。全會後期,林彪、江青等發起對所謂「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

毛澤東批准:可以批三天

1967年2月,共和國的開國元勛葉劍英和譚震林、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即「三老四帥」)等人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強烈不滿,借毛澤東對“中央文革小組”有所批評之機,在懷仁堂中央政治局碰頭會和軍委常委會上,圍繞著「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將老幹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等重大原則問題,與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一夥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後來,史稱“二月抗爭”。

這一事件的主要標誌就是所謂「兩個大鬧」,一個是“大鬧京西賓館”,一個是“大鬧懷仁堂”。關於這「兩個大鬧」,已經有許多著作和文章提及,在此不再贅述。「兩個大鬧」使毛澤東大為震怒,他嚴厲批評了三老四帥,責令他們停職反省。江青、陳伯達、康生一夥把它誣衊為「二月逆流」“反對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是一次“嚴重的反黨事件”,是“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三老四帥疊遭批判,甚至株連到他們的家屬。

1968年國慶節前夕,毛澤東見大陸各省、市、自治區都先後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他說:「全國一片紅了,中央什麼時候開九大?」他提議召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準備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等問題。

當時,林彪、「中央文革」一夥看到三老四帥等元老雖然靠邊站,不管事了,但仍然打而不倒,轟而未垮,而且還有幹部群眾在保他們,很不甘心。更重要的是,儘管他們不斷向毛澤東告狀,極盡攻擊誣衊之能事,但毛澤東就是不說可以將這些元老統統打倒。這樣,他們就認為這些元老仍然是他們篡黨奪權的重大障礙,所以,在八屆二中全會上,他們串通起來,有計劃地對三老四帥等開國元老發動了總攻,(《聶榮臻回憶錄》下冊,第857頁。)又一次大興問罪之師,集中火力,大批「二月逆流」。

在周恩來主持召開的中央文革碰頭會議上,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突然向周恩來提出要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要清算三老四帥的“錯誤”。而且還要批判朱德。“他們的理由是,這樣才好讓他們(指葉帥等)過關,出席‘九大’……這都是他們事前商量好的,也絕不是他們幾個人的意見。”周恩來認為茲事體大,他要江青請示一下毛澤東。不久,江青請示回來說:“毛主席已經批准了,可以批三天,如果不夠還可以多批幾天。總之,要參與‘二月逆流’的人作出認真的檢討。”

會議決定把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分別安排到全會的各個組去,以便他們參加會議。結果,朱德和李先念分到了華北組,葉劍英和董必武分到了中南組,陳毅分到華東組,徐向前分到西北組,聶榮臻、李富春、鄧子恢等也分到了各個組。唯獨譚震林,毛澤東不同意他參加會議。

葉劍英等遭猛烈批判

10月13日,中共八屆擴大十二中全會在毛澤東主持下舉行。全會後期,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等聯合發起對所謂「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在分組會上對參加全會的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和所謂“一貫右傾”的朱德、陳雲進行圍攻。聶榮臻回憶說:林彪一夥,“四人幫”和陳伯達、康生等一齊出動,在各個組煽風點火,出點子定調子,對老同志們進行無情打擊,殘酷鬥爭,大搞逼供信。他們造謠誣衊,無中生有,捏造出許多所謂“事實”,硬是把我們往“反黨集團”綱上拉。(《聶榮臻回憶錄》下冊,第857頁。)

「中央文革」給各個小組提供了一些“炮彈”(批判材料)。這些“炮彈”里,不僅有三老四帥在所謂「二月逆流」中的“錯誤”,而且還有他們幾十年來的“老賬”。吳法憲說,這些材料的來源,即使是「中央文革」的那些人,恐怕也是不會知道的,但是都提供了出來。

因此,在會議上不僅只是批判老帥們「二月逆流」的問題,而是徹底清算這些老帥們的歷史老賬,把他們參加革命以來所犯的“錯誤”統統翻出來進行批判。所以,鬥爭他們的內容就很廣,連紅軍初創時期、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井岡山時期、瑞金根據地時期、長征途中、延安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後等各個時期的問題,都提了出來。“當然,主要還是抓住他們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問題進行批判,斗得這些老同志的情緒都不好。”

10月17日,江青等人在全會小組會上對參加「二月逆流」的三老四帥進行圍攻和誣陷。他們說,國務院、中央軍委的領導人“一個在京西賓館、一個在國務院”,“二者合流”,“是一個集團”,“反對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對十一中全會,反對文化大革命”,誣陷葉劍英、徐向前“在京西賓館煽動幹部反對毛主席”,反對「文化大革命」,“亂黨亂軍”、“要奪軍權”。誣陷譚震林是“叛徒”。(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第188頁。)

10月17日,葉劍英在中南組會議上遭到了圍攻、批判。葉對一些人的質問和圍攻,作了解釋和回答。他說:對這個運動,我不理解,跟不上,把支流看重了,我有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右傾思想,但我同他們是組織上無聯繫,思想上有共鳴。我“舌戰群儒”,指的是王(力)、關(鋒)、戚(本禹)。我不同意群眾對領導幹部亂批亂斗,是為了保護幹部。1967年初解決青海問題、成都問題、萬縣問題,我是擔心軍隊搞垮了,是想保護軍隊。對於葉劍英這些解釋和回答,小組的許多人十分不滿,繼續進行圍攻。有一些從工人中走上中央領導層的人員,更是以極左的發言,對葉進行了攻擊。(《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下冊,第978頁。)

同一天,康生在小組會上發言,給「二月逆流」強加上“是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反對延安整風運動”,“為王明路線翻案”,“公開否定毛主席的領導,他們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副主席,反對中央文革”等罪名。他說:“‘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葉劍英。”江青污衊陳毅、葉劍英、徐向前等人“亂軍”。黃永勝污衊葉劍英是“二月逆流的俱樂部主任”。

聶榮臻在他所編小組裏,同樣受到揭發批判。陳伯達追問聶:為什麼與葉劍英議論他那段「糊裏糊塗進去又糊裏糊塗出來」的歷史?陳伯達還說,聶榮臻與陳毅、葉劍英、徐向前等在西山拉拉扯扯,發泄對「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的不滿,這是「二月逆流」西山一股的成員。

據李先念的秘書回憶:吳法憲在華北組會議上誣衊說,「二月逆流」中有兩股黑勢力,一股子在國務院,成員有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及余秋里、谷牧;一股在軍委,成員是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及蕭華和楊成武,陳毅是這兩股黑勢力的聯繫人。(程振聲:《李先念在十年浩劫之中》)

10月18日,葉劍英借故不到會,向中南組遞交書面檢討發言,被迫「檢討」在對待「中央文革」、在處理青海事件、成都問題等方面的“錯誤”。葉劍英承認自己“對‘中央文革’的態度,不是擁護的,而是反對的”!

林彪、江青一夥對葉劍英等老帥的態度和「檢討」,當然不滿意。江青每天晚上在碰頭會都要聽取彙報,然後佈置各組第二天批判的內容。

10月22日,葉劍英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不得不向全會中南組遞交「第二次書面檢討發言」。

林彪重視批「二月逆流」

林彪對批「二月逆流」非常重視。其一,他向來處理中央傳閱文件的原則是“主席劃圈我劃圈”,亦即“毛澤東同意我同意”。既然毛澤東已經發出最高指示:可以批三天。林彪自然緊跟“偉大戰略部署”不動搖;其二,大批三老四帥,打掉他們的威風,可以清除中央領導層的異己,安插自己的親信。

為此,他精心準備在這次大會上的講話。他交代辦公室主任葉群和秘書們「拉條子」(講話提綱),準備講六個題目:「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鬥爭;毛主席對馬列主義的發展;中國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後怎麼做。

隨後,葉群讓秘書張雲山抓緊時間看會議簡報,說:「這次十二中全會,非常重要。會議的主題是批‘二月逆流’……這次批‘二月逆流’的溫度很高。‘中央文革’的看法是,它的意義不亞於十一中全會。不把二月逆流批倒批臭,有些人對他們總有幻想,‘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就不能鞏固。首長(林彪)在會上講話,也要重點批‘二月逆流’。批的調子不能低於會議的簡報。要點名批,不能客客氣氣。要點點陳帥、葉帥,他們的態度至今還不老實。‘二月逆流’的矛頭,是指向毛主席,指向‘文化大革命’的,特別是指向‘中央文革’的。首長講話要旗幟鮮明,要堅決支持‘中央文革’,不要使人感覺好像首長是那些老帥們的後台。」(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第198頁。)

秘書抓緊翻看會議引發的上百份簡報。他們看了這些簡報,令人毛骨悚然。確如葉群所講,簡報的政治風向一面倒,登的全是批判所謂‘二月逆流’的發言。被批的對象,不僅有葉帥、徐帥、陳帥、聶帥和李富春、李先念,就連長時間不露面的朱德和陳雲也挨批了。他們全都抓住1967年2月的「大鬧懷仁堂事件」大做文章,上綱說在那個事件前後形成了一個“反黨俱樂部”,是什麼“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地為劉鄧陶翻案”,還有“山上山下配合”、“軍內軍外呼應”,目的就是“推翻以毛主席為首、以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陰謀實現反革命復辟”、“進行反革命的反攻倒算”等,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來源:南方都市報 南都網)

林彪為批「二月逆流」定基調

當秘書把林彪的「條子」快要搞好的時候,葉群又突然變了腔調,講起“會議新精神”,要“降溫”。她對秘書說:首長當面請示主席,他講話時要注意些什麼?主席說,隨你怎麼講,我不干涉內政。首長說,我講話時要點點「二月逆流」,可不可以點名?主席說,不要點名了。主席還說,對那些犯過錯誤的老同志要一批二保,還要選他們作“九大”代表,但他們不能翹尾巴。

儘管毛澤東已經發話,但葉群仍然抓住「二月逆流」不放,她交代張雲山:“你‘拉’的‘條子’,還要把批‘二月逆流’作為重點。”

「主席不是講要降溫、要保嗎?」張雲山有點不解地問。

「主席現在講要降溫,並沒說以前大家批的不對。主席講一批二保,證明還是要批的。」葉群極力按她的意志去解釋毛澤東的話。“會議批‘二月逆流’並沒錯,現在的問題是首長講話的調子可適當低一些。但太低了也不行;如果太低,就使人覺得首長不是在批‘二月逆流’,而是批這次會議了。那樣,就給積极參加戰鬥的一些小將潑了冷水,「中央文革」也會不滿。“中央文”革對首長一直是信任的,不能叫他們失望。”(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第200-201頁。)

10月20日下午,林彪在全體會議上講話。他首先歌頌「文化大革命」,說“文化革命成績最大最大最大,損失最小最小最小。”“我們一片紅,等於歐洲一片紅。”隨後,他宣稱「二月逆流」是一次“嚴重的反黨事件”,是“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他說:“在運動過程中,一條是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一條是干擾這條路線的‘左’和右的干擾,但最主要的還是來自右的干擾。最典型的表現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發生的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劉鄧’路線的繼續,它的矛頭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堅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績。是想替‘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翻案,還要否定過去的延安整風,為王明翻案。它的手段是在‘黨的領導’、‘保護老幹部’、‘保護高幹子女’、‘穩定軍隊’、‘抓生產’等漂亮的口號下,實現反黨反革命路線的目的。”林彪接著就反咬一口說:“抓人風,揪高幹風,沖軍隊機關風,提出軍隊也要搞‘四大’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員搞的。他們卻倒打一耙,嫁禍於‘中央文革’。”林彪還說:“主席原定在[19]67年的三四月份見眉目的這個打算,由於‘二月逆流’的出現,這個戰略部署受到了嚴重干擾。”這樣,又給三老四帥加上了新的罪名。

林彪講話後,對之有保留看法的人們沉默不語,然而卻受到某些人的喝彩。最引人注目的是康生的發言,《簡報》上登的幾頁篇幅發言紀要全是他對林彪的讚美之詞。

聶榮臻元帥說,林彪這次講話實際上是反擊所謂「二月逆流」的政治動員令,也是為「二月逆流」定了性。以後大會小會批判所謂的「二月逆流」時,都是按他的這個基調進行的。

江青等人還要繼續升溫,窮追不捨,糾纏不休。周恩來將這一情況報告了毛澤東。毛說:「不要再整了!」會議批判「二月逆流」才告一個段落。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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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2月,清查林彪集團結束,接下來糾正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在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下,經過一年多艱難努力,全軍175位被打倒的高級將領全部得到解放。在這過程中,有大量的溝通、協調工作需要做。這裏不說別的,就說給這些復出的高級將領解決工作問題,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韓先楚上將

陳再道上將原來是武漢軍區司令員,1967年發生了所謂的「七二0事件」,陳被誣陷為「搞兵變」,因而被打倒。陳再道被解放時已離開原來工作崗位6年了,武漢軍區也有司令員了,所以他不太可能再回武漢軍區任司令員。當時各大軍區司令員也都人,所以只能先委屈他一下,考慮給他安排一個大軍區副司令的位置。但是陳再道上將資格很老,當時許多大軍區的司令員當年都是他的部下。說心裏話誰也不願意當年的老上級來給自己當副手,因為來了老領導,工作就不好展開了。一來,到時候好意思指揮老領導嗎?二來,老領導的話是當聽還是不當聽呢?總之這都是比較敏感的事。所以當徵求各大軍區司令意見時,誰都不願意讓陳再道來當副司令。據當時負責具體落實工作的總政治部副主任田維新回憶,有一次,他給一位大軍區司令員打電話協商讓陳再道來當副司令的事。那位司令話說得很婉轉:「他是我的老上級啊!」這意思已經很明白了,就是不願意。但是別的地方也實在不好安排。於是田維新硬著頭皮再次給這位司令員做工作。這回該司令員乾脆直接說:「老田,千萬別讓他來。」後來實在沒辦法了,找到了韓先楚。韓先楚當時是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著福州軍區司令員,還是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韓先楚性格爽朗,一句話:歡迎陳再道來福州。這才解決了這個難題。

陳再道上將

但是事情還沒完。被解放的老資格高級將領可不止陳再道一個啊。陳再道工作都不好安排,其他人也不好安排啊。這裏就有王建安。王建安資格也很老,和陳再道一樣也是1955年的57位上將之一,被打倒前是濟南軍區的副司令。給王建安安排工作又給田維新出了個難題。田維新找了一圈,還是找到了韓先楚這裏。這次韓先楚可沒這麼好說話了。韓先楚的意思很明確:我上次已經幫了你了,安排了陳再道,不能把所有老同志都安排到我這裏吧。別的軍區也可以安排嘛!這次弄得田維新都覺得進不好意思,只能半開玩笑地說:「韓司令,我是徵求你的意見,可這是總理讓我徵求的意見。上次安排陳再道,我感覺你很開明。現在看來你的開明是有限度的。」但韓先楚這回就是不鬆口。其實,韓先楚也確實有難處。王建安在紅軍時期就是韓先楚的上級。當時王建安是軍政治委員,而韓先楚才是一個師長。田維新實在沒辦法了,只能向周恩來彙報。周恩來略微想了想說:「還是放韓先楚那裏好一些,開會時我與他談一談。」過了幾天,韓先楚進京開會,碰見了田維新。一見韓先楚,田維新就笑著說:「王建安的事,你不給我面子,這下總理可要找你談了,你總不會不給總理面子吧」。韓先楚答道:「見了總理,我也還是有困難啊。」這裏不得不說,還是周總理有面子,有威望,亦或是會溝通會做工作。總之,周恩來當面把這事跟韓先楚一說,韓先楚就心悅誠服地同意了。周總理的魅力不得不佩服。後來,李志民上將復出出來工作,也到了福州軍區任政委,這樣一個福州軍區居然集結了四位開國上將。這也是特殊時期的特殊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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