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林彪（資料圖）
閻明 作者系原副總參謀長閻仲川之子
父親認為自己和林彪、黃永勝等完全是正常的工作關係，執行公務均有據可查。「一號號令」絕不可能是背著毛澤東、黨中央擅自發佈的。熟悉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以武裝鬥爭起家的毛澤東對軍事的關心非同一般。中共執政後，他可以不當國家主席，卻一直兼任軍委主席。軍隊重大工作事項必須向他報告，特別是「文革」期間連調動一個營、一個連都要經他批准。那時像部隊每天搞個五公里越野、不對炊事班搞個野炊訓練都要報告毛主席。
10月18日晚20時左右在中央軍委前進指揮所住地，黃永勝秘書通知父親到辦事組開會。父親的住所在山下，離開會地點約一公里遠，當他氣喘吁吁趕到時，軍委辦事組成員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德生都已到場。
父親一進門，見黃永勝手裏拿著一張記錄紙開門見山地說：「林副主席有幾點指示，你記一記，給部隊傳達一下！」黃永勝傳達了林彪的幾點指示後，讓父親用電話迅速向部隊傳達，在場的軍委辦事組成員都沒發表意見。
父親隨即走進作戰室，對記錄稿稍做整理修改，他凝視著稿紙，像是自言自語地說：「加個在編號吧！」
「按什麼順序編？」值班參謀問。
父親考慮到這是「前指」開設之後發出的第一個指示，就從一號編起，叫‘一號號令’吧！
就這樣，成為中國現代史上一個重大事件，曾被說成林彪進行「反革命政變預演」的「一號號令」，經父親和一位值班參謀之手產生了！時間是1969年10月18日21時30分。隨後父親要值班參謀將稿子送呈黃永勝審查，但很快被告知，首長這幾天活動多，睡眠太少，又患感冒身體不適，今天已提早服安眠藥睡下了。秘書專門交待，黃平時睡覺困難，全靠藥物入睡且用藥量很大，服藥後休息不宜打擾。
父親考慮到，由於指示來自「林辦」，按規定應向「林辦」報告指示貫徹的執行情況，如果這中間有對林彪指示理解不準確之處，也可及時發現糾正。父親指示值班副處長王憲志首先將“號令”上報「林辦」，檔案記載，「林辦」收到號令的時間是21時44分。上報後，「林辦」沒有新的指示。
父親看了看手錶，蘇聯代表團明天上午即將入境，現在距蘇聯代表團入境只剩十幾個小時了。軍人的直覺告訴他，如果蘇聯真要發動突然襲擊，最大可能是在這段時間。時間緊迫，責任重大，不容延誤，應立即向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和有關機關傳達。為了縮短傳達時間，父親將號令稿複印數份，參加值班的一位副部長、一位副處長和幾名參謀一齊上陣，使用4部保密電話同時傳達。
「一號號令」的內容大體是：
近兩天來，美帝蘇修等有許多異常情況，蘇修所謂談判代表團預定明（19）日來京，我們必須百倍警惕，防止蘇修搞欺騙，尤其19日和20日應特別注意；
各軍區特別是「三北」各軍區對重武器，如坦克、飛機、大炮要立即疏散隱蔽；
沿海各軍區也應加強戒備，不要麻痹大意；
迅速抓緊佈置反坦克兵器的生產；
立即組織精幹的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
參謀人員按照先「三北」、後沿海和內地的順序緊張地向各大單位傳達林彪指示，父親也在緊張地思考。他感到，第一個號令是發給全軍的協同號令。黃永勝傳達的幾條中，有一條是針對“二炮”（戰略導彈部隊）的要求，但過於籠統，只講了讓“二炮”部隊做好戰鬥準備。父親認為，雖然“二炮”剛成立不久，擁有的裝備和作戰手段不是很多，但它掌握的是具有強大殺傷力的戰略武器，如果掌握不好會出大漏子。於是，他專門給“二炮”下達了二號號令。為了調動和組織各種偵察手段掌握敵情，特向總參二部、三部等單位下達了三號號令。為使軍事系統各機關、部門都作好應變準備，又向各總部、各兵總、國防工辦、國防科委下達了第四號號令。幾個號令傳達完畢，時間已過午夜。部隊接到號令後，認真迅速地進行了疏散。
話，說林彪詢問一旦密雲水庫遭到轟炸，溢洪會給北京市區造成多大危害，是否可以採取一些預防措施？
父親聽了值班參謀的報告後，因不了解水庫的具體情況，便指示以總參謀部名義與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吳德聯繫，請北京市提出意見。吳德聽了總參謀部提出的問題，感到事關重大，經與革委會主任謝富治研究後，又向周恩來做了報告。周恩來要求北京市革委會派負責幹部到現場實地勘察研究後提出建議。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後，林彪一下子從神變成鬼，他的歷史受到徹底清算，來了個大翻個兒。
父親因九屆二中全會期間留北京值班未參加會，加上他那種除工作外對其他事情一概不過問不打聽的自我封閉作法，使他對「九?一三」之前中央領導層內部已經出現並急劇發展的反常情況並不清楚，也很不敏感。中蘇關係雖有所緩和，但戰爭威脅並沒排除。作為分管作戰工作的副總長，他滿腦子是戰備工作，每天忙得不可開交，沒人跟他“路線交底”或透風。9月13日10時左右，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向幾位副總長傳達了林彪出逃的消息，父親猶如晴天霹靂，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隨之陷入了迷惘之中。但當時並沒對他進行隔離審查，周恩來還向父親佈置部隊的戒備工作。
9月24日，父親隨副總理李先念赴越南訪問，他原定的任務是結束訪問後代表團回國，他一個人留下來，赴越南南方考察戰場，學習越南抗美經驗。但到9月28日代表團回國前，突然通知他與代表團一起回國。在機場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找父親談話，讓他揭發黃永勝。從此，父親開始了漫長的隔離審查生活。他在總參工作了2年零4個月，隔離審查時間是7年零6個月。最初的3個月仍在西山的機關住地，從1972年1月之後，便移交北京衛戍區3師看押，地點不詳，事後我們才知道在北京的通縣管庄。
在此羈押的人員不少，幾棟樓關得滿滿的。每個人由一個班看押，關押條件極其惡劣，關押期間不能與任何親屬見面。父親說這些人里，哪條線上的人都有，有的老同志「文革」初期就在這裏了，林彪事件以後許多年還沒有出去。海軍參謀長張學思就是在這裏被折磨至死的。在此期間，父親生死不明，我們承受著巨大壓力。
隨著審查的深入，父親大多數問題被排除了，但在「第一號號令」問題上始終過不了關。被定性為 “林彪政變反革命預演”的 「第一號號令」像一座山似的壓在父親頭上。
1971年底，負責對父親審查工作的副總長張才千、陳繼得同他談話時，鄭重嚴肅地告訴他：「總理已經講了，‘一號號令’是林彪進行反革命政變的預演啊！你要充分認識問題的嚴重性，做深刻的反省交待。」
父親問定性的根據何在？
「總理問過主席：知不知道林彪發過一個‘一號號令’？主席說，什麼‘一號號令’？我沒聽說過。」
「這一點也不奇怪，」父親坦然地說：“主席那裏那麼多事情，怎麼會去記一個電話稿的編號？再說林彪向主席那裏的報告根本沒有編號。別說主席不知到什麼‘一號號令’，就連軍委辦事組的黃永勝等人，開始也不知到這個電話稿的編號。”
兩位領導對父親的答辯提不出新的論據予以批駁，談話無法繼續進行。
父親認為自己和林彪、黃永勝等完全是正常的工作關係，執行公務均有據可查。「一號號令」絕不可能是背著毛澤東、黨中央擅自發佈的。熟悉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以武裝鬥爭起家的毛澤東對軍事的關心非同一般。中共執政後，他可以不當國家主席，卻一直兼任軍委主席。軍隊重大工作事項必須向他報告，特別是「文革」期間連調動一個營、一個連都要經他批准。那時像部隊每天搞個五公里越野、不對炊事班搞個野炊訓練都要報告毛主席。
考慮到主席日理萬機，軍委辦事組經研究後報主席批准，部隊在營區五公里以內的軍事訓練報總參作戰部備案即可。可想而知，像發佈「一號號令」這樣的大動作如何能瞞得住他？林彪“玩弄”這樣的“反革命政變”豈不是引火燒身，自取滅亡？“號令”既然未經毛澤東批准和同意，他知道後又為何不予撤銷而仍讓其繼續執行？況且，從1969年4月黨的“九大”後到當年12月，經軍委和總參向全軍發佈內容相近的戰備命令不止一個。拿一個戰備命令的編號大做文章，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期間對專案組提出的問題，父親憑著記憶，對每個問題的來龍去脈都能說得清清楚楚，所以經常與專案組“頂牛”。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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