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關於「迷信」和“盲從”的名言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史稱「成都會議」。
毛澤東在會上講話，談及個人崇拜問題，提出了「兩種崇拜」的觀點。他說：
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
其實，馬克思主義是反對一切個人崇拜的，根本不存在所謂「正確」的“個人崇拜”。「兩種崇拜」觀本身就違背了馬克思主義。
然而，就在這次會議上，「凡事‘左'三分」的柯慶施“緊跟”毛澤東，說出了這麼一段「名言」：“我們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們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
正可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柯慶施如此獻媚取寵的話，居然博得了毛的歡心。曾任毛澤東通訊秘書的李銳告訴筆者，當時他聽了柯慶施的話，感到非常震驚。（2010年5月13日筆者在北京採訪毛澤東秘書、94歲的李銳老。）
就吹捧毛而言，柯慶施其實比林彪有過之而無不及。
柯慶施（左2）陪同毛澤東視察
當時，正處於「大躍進」歲月，柯慶施還有一句「名言」：“共產黨員不說三分大話不算數，有三分大話，七分可靠就行了。”正是這一類“大話”，颳起了1958年的浮誇風。
就在成都會議之後兩個月──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舉行八屆五中全會，經毛澤東提議，增選林彪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選柯慶施為政治局委員。
也就在這一年，張春橋經柯慶施提議，晉陞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據陳丕顯之子陳小津告訴筆者，柯慶施那句「名言」，其實是當年陳公博對汪精衛說的，周佛海在抗戰前曾吹捧汪精衛說：“相信主義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從領袖要做到盲從的程度。”柯慶施只是把“汪主席”換成了“毛主席”而已。陳小津以為，這樣的話只有張春橋才可能知道，提供給柯慶施。
柯慶施千方百計取悅於毛，陳雲敏銳地覺察到這一點。1980年11月，陳雲兩次對《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小組的胡喬木等人談起毛澤東，提到了柯慶施：
毛主席的錯誤，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毛主席老講北京空氣不好，不願呆在北京，這些話的意思，就是不願同中央常委談話、見面。他願意見的首先是華東的柯慶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為「女客人」提供基地
柯慶施不僅儘力取悅毛澤東，而且還儘力為「女客人」提供基地。
就在柯慶施提出「大寫十三年」之後，引起了「女客人」的注意。1963年2月下旬，「女客人」又一次南下，來到上海。所謂「女客人」，是上海市政府交際處給第一夫人江青的代號。江青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演藝界活躍過一陣子，對上海非常熟悉。她喜歡住進上海市中心的錦江飯店。她把柯慶施請到了錦江飯店。
「我支持‘大寫十三年'！」江青當面恭維柯慶施，“柯老，我們對文藝界的看法，可以說完全一致！”
「我們的見解一致，是因為我們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為準則。」柯慶施說了一句非常得體的話。
江青說：「我來到上海，覺得非常親切。上海的‘氣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當作‘基地'！」
在柯慶施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建立了「基地」--「大批判」基地和「樣板戲」基地。
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首都文藝界大會上講話時，說及自己的「認識過程」，強調了“柯慶施同志的支持”：我的認識過程是這樣的：幾年前，由於生病，醫生建議要我過文化生活，恢復聽覺、視覺的功能，這樣，我比較系統地接觸了一部分文學藝術。首先我感到，為什麼在社會主義中國的舞台上，又有鬼戲呢？然後，我感到很奇怪，京劇反映現實從來是不敏感的，但是，卻出現了《海瑞罷官》、《李慧娘》等這樣嚴重的反動政治傾向的戲，還有美其名曰“挖掘傳統”，搞了很多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東西。在整個文藝界，大談大演“名”、“洋”、“古”，充滿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惡濁的空氣。
我開始感覺到，我們的文學藝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那它就必然要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這個階段，我只想爭取到批評的權利，但是很難。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是在上海柯慶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組織人寫的。
柯慶施陪同毛澤東視察
江青所說的「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發表於1963年5月6日、7日上海《文匯報》，題為《「有鬼無害」論》。作者的名字是完全陌生的「梁壁輝」。顯然，這是一個筆名，據柯慶施秘書吳雲溥及《「有鬼無害」論》責任編輯唐振常向筆者透露，筆名源於“大筆一揮”，寫此文時頗費思索，“揮了兩筆”，「梁壁輝」亦即“兩筆揮”的諧音。
「梁壁輝」是誰的筆名？華東局宣傳部部長俞銘璜也！俞銘璜在發表了《「有鬼無害」論》之後半年，便病逝了，年僅47歲。吳雲溥告訴筆者：“俞銘璜瘦而乾癟，但極有文才。”
又據柯慶施另一位秘書蔣文傑回憶：「（1958年5月）在去北京開會之前，柯慶施的發言稿已寫好。這一稿是張春橋的手筆。（主題是批判經濟建設領域裡的‘少慢差費'--作者注）到北京後，柯慶施改變主意，放棄張春橋起草的發言稿。從江蘇代表團找來俞銘璜，另起爐灶，重寫一稿。題目是《勞動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俞銘璜確是快手、高手，僅用三四天時間，就趕出來了。」從蔣文傑的回憶中可以看出，當時俞銘璜與張春橋同為柯慶施手下的“兩支筆”。
在俞銘璜病重、去世期間，柯慶施讓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接替俞銘璜。從此江青倚重張春橋，幫助她抓「樣板戲」。就連西皮、二黃也分不清楚的張春橋，只好“臨時抱佛腳”，成天守在電唱機、錄音機旁，閉著雙眼，歪著腦袋，用手在膝蓋上打著拍子，聽京劇錄音，人稱“京劇書記”。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期間，江青大出風頭，在大會上發表了主旨演講《談京劇革命》，一句也不提北京市委，卻三次表揚了上海市委，亦即表揚柯慶施：「上海市委抓創作，柯慶施同志親自抓。各地都要派強的幹部抓創作。」“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來劇中的反面人物很囂張，正面人物則乾癟癟。領導上親自抓，這個戲肯定是改好了。”“有的同志對於搞出來的成品不願意再改，這就很難取得較大的成就。在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們願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這個樣子。”
後來在「文革」中，張春橋當著紅衛兵的面，也曾這樣談及：“1963年在上海舉行的華東地區話劇觀摩演出，是與京劇革命相呼應的。那次匯演，是在柯慶施同志的領導下、江青同志的關懷下舉行的。”
在上海「基地」抓「樣板戲」的同時，江青抓「大批判」--批判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早在1962年7月6日，她在北京看了京劇《海瑞罷官》，就認為問題嚴重。不久，在跟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長談話時，她提到了要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部長們竟充耳不聞，彷彿沒有聽見似的。她向來是個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看準了《海瑞罷官》，那就絕不會輕易放過。遺憾的是，她只能靠嘴巴進行“批判”。她必須物色“筆杆子”作為她的刀筆吏，替她捉刀。
江青繼續求助上海。柯慶施依然推薦張春橋。張春橋對京劇是外行，對「大批判」卻是行家裏手。照理，這位宣傳部長完全可以獨力承擔江青交給的重任。不過，張春橋心眼頗多，不像俞銘璜那般直來直去。張春橋知道這次交辦的任務來頭不小，牽涉頗廣頗深，他寧可退居幕後指揮，向江青另薦上海一位“青年文藝評論家”姚文元。江、張、姚就這樣開始秘密「合作」，炮製那篇揭開「文革」大幕的“宏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柯慶施的葬禮
突然病故於成都
就在江、張、姚秘密「合作」《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時候，柯慶施已經病重。1964年4月20日柯在上海華東醫院做了手術，切除了有癌灶的那一葉肺。當時周恩來專程來上海，柯慶施做手術時在醫院守候了3個小時。9月，柯慶施由衛生部副部長傅連暲陪同去北戴河養病。天氣漸冷，10月23日起去廣州養病，逐漸復原。1965年3月，柯慶施在廣州經過仔細的體檢，確認手術治療是成功的，準備回上海主持工作。
台播報「柯慶施同志患重病治療無效，於1965年4月9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歲」。
當天，《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了柯慶施遺照和中共中央訃告。
柯慶施死在成都，是因為他在廣州療養時，應西南局書記李井泉的邀請，於1965年3月23日與賀龍元帥、聶榮臻元帥同機飛往成都，視察三線工作，住在金牛壩招待所。不料半個月後在成都病逝。
柯慶施畢竟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給予很高的禮遇。柯慶施秘書吳雲溥回憶，柯慶施在成都病逝之後，國務院當即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前往成都。守靈3天之後，柯慶施遺體在成都火化。火化時吳雲溥守候在側，在骨灰中發現金屬碎片，可能是假牙。骨灰盒由陳丕顯捧著，前往成都軍區靈堂。吳雲溥和另一位柯慶施秘書先期飛往北京，在南苑機場降落。
為柯慶施舉行的隆重的追悼儀式：
11日中午，一架專機載著柯慶施的骨灰盒，由成都飛抵北京。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親自前往機場迎靈。靈堂設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
13日上午，首都各界13000多人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公祭柯慶施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主祭。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宣讀悼詞。公祭之後，柯慶施骨灰盒被運往八寶山第一室。
同日下午，上海萬人追悼柯慶施大會在文化廣場舉行。大會照片上，最醒目的位置站著當時正在上海的林彪。在林彪右邊，隔著好幾個人，站著滿臉哀容的張春橋。華東六省也各自在省會為柯慶施舉行追悼會。可以說，柯慶施的追悼儀式夠隆重的了。
對於柯慶施突然離世，江青非常悲痛。江青說：「我們應該永遠紀念柯慶施同志。他始終是站在第一線上的。上海，多虧有了他，才抓起了話劇匯演和京劇革命……」
1965年5月8日，柯慶施之女柯六六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憶爸爸，學爸爸，做堅強的革命接班人》一文，是當時報刊上唯一透露了柯慶施之死點滴情況的文章：「您這次得病，來勢非常厲害。當您處在昏迷狀態時，說話已很不清楚了，但您還是關心著國家大事，還在斷斷續續地詢問工作情況……」
那「來勢非常厲害」的病，是什麼病？在當時，不僅柯慶施患肺癌屬於“絕密”，就連死於什麼病，也是“絕密”的。隨著時間的流逝，柯慶施之死漸漸被人們淡忘。但是，當報刊上提及他的時候，他的形象是十分高大的，總是稱他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毛主席的好學生柯慶施同志”。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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