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在一起（資料圖）
那天正碰見少奇同志的子女們在房間裏商量父親追悼會的事，王光美對我說：「小孫，我們沒有把你當外人，家裏的事都不迴避你，你有什麼不清楚的儘管提出來。」
於是我就說我還沒弄明白，少奇同志原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親密戰友、後來兩人怎麼出現那麼大的矛盾、分歧呢？有人說從1956年黨的八大他們就有分歧和權力之爭，而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說的是「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王光美坦誠相告來龍去脈，使我深受教益，時隔近30年，仍然記憶猶新。
少奇同志1922年和毛主席相識，後來長期從事工人運動和白區工作，有很長一段時間和毛主席不在一起。但少奇同志的睿智卓識、傑出才幹和卓越功績，贏得了毛主席和全黨信任。1943年3月，中共中央調整領導機構，毛主席、少奇同志和任弼時同志三人組成書記處，毛主席第一次正式當選為政治局和書記處主席，少奇同志第一次擔任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成為毛主席的親密助手，兩位偉人同時成為全黨全軍的第一和第二把手，從此更加親密地合作。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黨中央分一線、二線，少奇同志主持一線工作。國家這麼大、事情那麼多，情況非常複雜又都沒有經驗，少奇同志看問題的角度、深度和工作風格與毛主席不盡相同，難免有些不同看法，而且毛主席經常有些新思考、新想法，少奇同志總覺得有點跟不上。如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中，在探索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有些問題就曾有過不同角度的不同看法和想法，都是屬於工作中正常的意見差異，從無權力之爭，也沒有影響兩人感情。少奇同志非常尊重毛主席，緊跟毛主席，忠心耿耿地維護著黨的團結統一和步調一致。
在1956年黨的八大上，少奇同志作的《政治報告》是按照毛主席講的《論十大關係》為基準起草的，各項報告和決議都是毛主席和黨中央經過充分的調查研究、深入討論通過的，充分體現了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集體是緊密團結、相互尊重、相互學習的。八大閉幕不久，毛主席認為決議中有關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提法還不夠完善，對決議中的一句話的提法表示懷疑。這句話是：「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是陳伯達在八大閉幕式前提出，經毛主席同意臨時加上的。毛主席此時並沒有否定決議中關於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基本論斷。後來他還作過這樣的表示：“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雖然這句話說得不夠完善，但是得到了好處，並未發生毛病。”（毛主席改變八大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論斷，是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以後的事）。
黨的八大前後，國內外發生了一些重大事件，的確令人深思。首先是波匈事件和蘇聯領導集團內部的激烈鬥爭，影響極大；接著，國內也出現了不少群眾遊行示威、罷工、罷課，農民鬧退社、鬧缺糧的嚴重風潮，甚至出現毆打鬧事、要「共產黨下台」的事件。這對於剛剛建立新中國7年，一直還沉浸在歡悅、自豪和自信中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無疑是極大的震撼。
為了鞏固新中國和執政地位，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致決定，從政治思想和經濟建設兩個方面來解決問題：一方面是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整黨整風，鞏固執政地位；另一方面是想通過一系列大的改革，把全國人民的積極性都發動起來，以推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快速發展。於是在1958年，毛主席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家都是一致贊成和擁護的。在剛開始的一段時間，“三面紅旗”也的確調動起廣大人民群眾極大熱情，創造出不少令人興奮的成果。大家都以為找到了高速度發展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沒想到結果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高指標、強迫命令、瞎指揮、大鍊鋼鐵、大辦食堂和浮誇風、“共產風”等，造成很大損失。大家也有些不同看法和意見，但大都認為主要是下面執行的問題。1959年廬山會議本來是要糾“左”，卻又錯誤地批判了彭老總，在全國掀起“反右傾”運動，促使“左”的錯誤更加嚴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三年經濟困難，新中國遭受巨大災難，這才感到問題的極端嚴重性。在總結三年困難原因、尋找克服困難的辦法問題上，兩位偉人之間才開始發生真正意義上的意見分歧。
兩位偉人的分歧
1962年初，中央擴大工作會議（一般通稱七千人大會）在北京召開，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1958年以來的成績和經驗教訓，共克時艱。少奇同志在大會口頭報告中，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種在當時聽起來頗有些刺激性的話，對毛主席來說不會是愉快的。他們對形勢的分析判斷，有明顯的不同意見，可以說，這是兩人分歧的開端。
七千人大會之後，少奇同志仍然主持中央工作，又在解決困難的措施上同毛主席產生了分歧，這就是農業生產中的包產到戶問題。包產到戶是一種統稱，實際上包括20世紀60年代初在我國農村形成的各種形式的以家庭為主要單位的生產責任制。毛主席曾在1961年同意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試驗包產到戶。少奇同志內心是贊成在農村搞包產到戶的，但為慎重起見，沒有在公開場合明確表明態度。1962年初，田家英從湖南農村調查回京向少奇同志彙報工作，提出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意見。少奇同志表示贊同，並同意田家英向毛主席彙報。在此期間，陳雲、鄧小平等也在不同場合表示了贊同包產到戶的意見。但出乎少奇同志意料，毛主席不僅沒有同意包產到戶的主張，而且嚴厲批評了田家英等人。儘管田家英彙報說是個人意見，但毛主席在同少奇同志談話時，仍對少奇同志前一階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滿，指責他在包產到戶問題上為什麼沒有頂住。此後，少奇同志收回了自己的意見，並在接見中央下放幹部的談話中，專門講了鞏固集體經濟的問題。
毛主席從反修防修戰略出發，決定在全國城鄉發動一場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少奇同志對此是贊同的，他認為「大躍進」以來黨內和社會上確實存在著相當嚴重的投機倒把、貪污盜竊等腐敗現象，黨內確實存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對這些必須花大力氣整頓，必須對廣大黨員和幹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一個發展過程。這個教育運動應當怎麼搞，並不是一開始就有了一套具體的方針、政策和方法。毛主席在探索，少奇同志在探索，黨的各級領導也在探索。在探索中，總會有不同的意見發生。隨著運動的深入進行，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主要在運動的性質和工作方法上出現了分歧。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毛主席多次對少奇同志進行不點名的嚴厲批評。
首先是在運動的性質問題上，少奇同志的著眼點主要放在整頓基層組織的基層幹部上，主要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等經濟領域問題，並且把出現的問題主要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他雖然提出過「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認為問題主要在下面。因此，他多次提出，現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交叉在一起，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叉在一起。毛主席顯然不同意這種看法。他更多考慮的是黨內當權派會不會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反覆強調階級矛盾、階級鬥爭和反修防修的嚴重形勢。71歲生日那天，毛主席特意用自己的稿費請許多人吃飯。他在給大家遞煙時舉例說，現在用幾盒香煙就可以把一個黨支部書記給賄賂了；如果把女兒嫁給一個幹部，那就要什麼有什麼，他們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了。他堅定地認為，黨內有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特別是那些“當權”的腐敗幹部最危險。正是基於這種估計和看法，他決定把農村「四清」（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和城市“五反”（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合在一起，統稱「四清」運動，改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他反覆強調，「四清」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兩條道路的鬥爭，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運動的具體做法上，毛主席對少奇同志也是不滿意的。毛主席雖然一開始沒有對「桃園經驗」表示不同意見，但後來還是不點名地進行了嚴厲批評，主要是批評工作隊搞“人海戰術”、“繁瑣哲學”、“紮根串聯，搞神秘化”。毛主席強調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起來鬥爭。
這次會議起草和通過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會後，少奇同志主動找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評。此後，他又在自己家裏連續舉行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參加的黨內生活會，聽取對自己的批評和幫助，並委託陳伯達把每天生活會的情況向毛主席彙報。儘管少奇同志做了這些努力，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間的裂痕並沒有消除。毛主席寫的那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就把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作為少奇同志的一條罪狀。1970年12月，當斯諾問毛主席從什麼時候明顯感到必須把少奇同志從政治上搞掉時，毛主席也回答說是制定「二十三條」那個時候。
我不禁問：毛主席親自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為了打倒少奇同志？王光美明確表示“不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運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不是個人恩怨問題。「二十三條」下發全黨後，並沒有產生“立竿見影”、“轟轟烈烈”的效果，反倒更加冷冷清清，搞不下去。這是因為「四清」運動的許多提法都改變了，從中央到各地「四清」工作隊和廣大幹部群眾都不理解，都不知道“黨內走資派”是什麼意思、指哪些人，“清政治”、“清思想”該如何搞。大家無所適從，顧慮重重，生怕搞錯了犯“反黨”錯誤。農村、工廠發動不起來，連江青直接插手的文藝界也搞不起來，《海瑞罷官》也批不起來。毛主席從來沒有感到如此失落，很不甘、很氣憤，斥責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中宣部是“閻王殿”等，直接怪罪中央一線同志領導不力、右傾保守，甚至是在有意袒護和抵制。
一貫愛窺視和揣摩毛主席心事和想法的林彪、康生和陳伯達一夥早已看在眼裏，極力拉攏江青達成交易，林彪幫江青從部隊打開文藝界缺口，樹江青為全國「文藝旗手」；而康生則敏感地發現北京大學「四清」運動中聶元梓等人對學校黨委的不滿大有文章可做，制定了“從北大點火，往上搞”的策略，完全避開在一線主持中央工作的少奇同志、周總理和小平同志，派康生老婆曹軼歐到北大直接策動他們造學校和北京市委的反，貼出火藥味極濃的大字報，震動了中央高層領導。少奇同志、周總理和小平同志都支持北京新市委，強調“黨有黨紀，國有國法”、“內外有別”。以康生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對少奇同志的表態極為不滿，暗地裏寫信向毛主席告狀，並以“絕密”件寄去大字報底稿。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示同意，向全國全世界播發了聶元梓他們的大字報。林彪、江青、康生和陳伯達他們一夥特意抬出“毛主席親自發動”的名義點火造勢，終於以學校為突破口，以學生運動為“好形式”，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極具煽動力的口號鼓動下，使「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轟轟烈烈。少奇同志請示毛主席後，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商量對策，並經毛主席同意，決定派工作組控制混亂局面，維護社會穩定。而以康生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卻鼓動造反學生抵制，掀起反工作組浪潮，少奇和小平同志與康生、陳伯達的直接矛盾迅速激化。1966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回到北京，陳伯達他們“惡人先告狀”，少奇同志趕到豐澤園時卻吃了“閉門羹”。
圍繞工作組問題，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發生了嚴重矛盾和激烈衝突。1966年8月4日，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小會上，毛主席大發脾氣，嚴厲批評少奇他們害怕群眾，少奇同志忍不住當面頂撞：「革命幾十年，死都不怕，還怕群眾？！」毛主席批評派工作組是鎮壓群眾運動搞專政，少奇同志又當堂抗辯：“怎麼能叫專政呢？！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而且決心抗到底：“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與毛主席正面衝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會當眾這麼堅決地對抗自己和群眾運動，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為生氣，第二天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表明他決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這兩個「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最大障礙。
至於少奇同志為什麼非要在工作組和群眾運動問題上「頑抗到底」？王光美說，毛主席在領導革命和建設、糾正黨風反對腐敗時，歷來都是熱衷於大搞群眾運動，喜歡轟轟烈烈，而且是“放手發動”。可這是一把“雙刃劍”，轟轟烈烈中涌動著無政府主義極左思潮，可以使熱情變成狂熱衝動，甚至失去理智；如果不能及時加強領導、正確引導，就很容易失控，產生極大的破壞力。「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無政府狀態相當嚴重，少奇同志敏銳地感到極左的危險，認為必須派工作組控制局面，抵制極左思潮。只可惜，毛主席始終沒有理解少奇同志，最後連他自己也被林彪、康生、江青一夥及其極左運動害得很慘。
關於毛主席與少奇同志的分歧及其惡化的來龍去脈，王光美不贊成在孩子們的回憶文章中寫很多。我們很理解，很尊重這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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