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墜機殘骸（資料圖）
前空軍專機師師長時念堂：1971年「9·13」事件發生時，我正在空軍專機師任師長兼駕駛員。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號三叉戟飛機及其機組人員都屬於我師。在30多年的時間裡，我和一些戰友一直在從空軍飛行專業的角度來思考和研究「9·13」問題。
「黑匣子」之謎
「黑匣子」是飛機飛行情況的整個記錄系統，它主要有兩個部件：一個放在機尾，是飛機狀態記錄器：一個放在機頭，是飛機語音記錄器，記錄飛機上人們的談話和其他聲響。但是，256號三叉戟飛機在蒙古國溫都爾汗墜落後、我駐蒙使館人員到達現場時，所有「黑匣子」都沒有見到。究竟是人們沒有找到它們、現在仍然拋棄荒野呢？還是被先我到達現場的外國人取走了？
以我們飛行專業的眼光判斷，這些「黑匣子」一定還保存在某個地方。其根據是：256號三叉戟飛機的機尾是全機中最大的一塊沒有燃燒爆炸的金屬物，據此可斷定：裝在這裏面的飛機狀態記錄器會完好無損且不會被拋出去。在機頭部位，盛著語音記錄器的架子，也仍然完好無損，因此也可以斷定：語音記錄器「黑匣子」也不會損壞。
隨著「黑匣子」這個“母謎”的出現，一些“子謎”也浮出了水面：一、256號三叉戟飛機駕駛員、空軍專機師副政委潘景寅被炸死後，先是作為林彪死黨和叛徒追查的。後來又將其定為「正常死亡」。那麼，潘景寅在空中究竟說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他有沒有企圖把飛機開往別處？二、機組人員和林彪一家子說了些什麼？三、飛機上是否發生了爭鬥？四、林彪叛逃起飛後，周恩來曾經通過航空聯絡系統對他喊話，希望他回來，林彪沒有回話。那麼，林彪是否聽到了周恩來的喊話？如果聽見了，他是怎樣表示的？
加油量之謎
飛機的加油量能明白地顯示飛機要飛往哪個地方的哪個機場。加油量不能少，少了就達不到目的地；但加油量也不能多，多了還會影響飛行速度、高度和飛行時間，更會帶來落地爆炸的危險。
林彪一家是在1971年的9月12日下午6點把256號三叉戟飛機從北京調往山海關的。在北京，要求機械師李平加油，加油量原定16噸而實際的加油量是15噸。飛機於當日下午6點半左右到達山海關機場，查看油量，還剩了12.5噸。這時候，潘景寅又叫李平把油量加大到17噸。但是，油車上的加油設備和三叉戟飛機上的加油設備不配套，油加不進去。當時，李平向潘景寅說明了情況，並請示是否採用別的辦法加油。潘景寅思考了一下，說：不用了，明天早晨再說吧！
這一系列的加油量說明了256號三叉戟飛機不是飛回北京的。因為，到山海關這樣短的距離其來回根本用不了這樣大的加油量；也不是飛往蘇聯的。飛往蘇聯的油量，至少需要20多噸；只有可能是飛廣州。從山海關到廣州比從北京到廣州稍遠一點，所以加油量從16噸提高到17噸，中間不用落地加油。
第二天0點05分，潘景寅接到了一個電話，之後便開始了緊急行動。潘景寅指示給飛機加油，但是，仍然加不進去。正在這時，林彪的轎車開過來了。只見林彪被飛機上面的人拉著、被飛機下面的人推著，好不容易地上了飛機。之後，葉群急忙下令：馬上起飛！還沒等加油車完全離開，飛機就沖了出去。這時，256號三叉戟飛機上的存油量仍然是12.5噸，這就向我們擺列出了一系列的謎：
一、林彪一夥逃跑，究竟原想逃往哪裏？二、潘景寅非常清楚：12.5噸的加油量，只是飛往蘇聯實際所需量的一半。但他還是向蘇聯飛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繞大圈之謎
飛機在空中飛行，航向是用「度」來標示的。按照順時針方向，一周為360度。正北方向為0度（N），正東方向為90度（E），正南方向為180度S，正西方向為270度（W）。其他方向可參照這些正方向來確定。
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號三叉戟飛機，按照正常的飛行程序，它必須在上升到100米至150米之間轉彎到航線的航向上去即目的地的方向上去(林彪外逃的航向，應該是325度)，然後再繼續爬高，到達預定的高度之後，再改為平直飛行。完成這個過程，三叉戟飛機只需要幾十秒鐘的時間。然而，256號三叉戟飛機卻用了20來分鐘的時間：
第一階段：飛機起飛的方向與去廣州的航向基本一致，為244度。飛機在這個航向上穩定了四分鐘左右；第二階段：航向270度至280度。飛機在這個航向上又穩定了4分鐘左右，這個航向，是從山海關回到北京的航向。第三階段：航向從290度越過叛逃航向325度而到達航向340度。第四階段：飛機穩定在叛逃航向上即325度上。飛機在山海關機場起飛後，在空中畫了一個碩大的問號。這就提出了一大堆問題：
一、256號三叉戟飛機僅剩下12.5噸的油料，是飛到蘇聯實際所需油料的一半左右，那麼，林彪叛逃去蘇聯，就得最大限度地節省油料作直線飛行。然而，飛機卻在空中繞起了大圈，浪費油料。這是為什麼？二、如果說：256號三叉戟飛機的飛行員是「正常死亡」。那麼，機組人員在空中是否與林彪一家保持了一致？三、林彪一夥在山海關機場起飛後，是否曾經想去廣州？是否有人曾經想回北京？如果是，那麼，後來為什麼又改變了航向？四、飛機的航向曾經從290度越過叛逃的航向325度到達340度。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古怪航向？這是要幹什麼？
自行降落之謎
有人懷疑，256號三叉戟飛機的墜毀是被導彈擊中的結果，其根據是：飛機上有一個孔洞。但「9·13」事件發生後不幾天，根據我國駐蒙古國大使館二等秘書孫一先拍攝的256號三叉戟飛機降落爆炸的現場照片及他所掌握的現場情況，以及我所掌握的256號三叉戟飛機的情況及飛行專業知識，我否定了這種說法。
我的根據是：一、256號三叉戟飛機上的孔洞，直徑約30厘米，且呈不規則形，這不是導彈的射徑：二、孔洞在機翼下面，位於「中國民航」的“航”字旁。孔洞只在機翼下面有，而在機翼上面沒有。如果是導彈擊中，則上下兩面都要有孔洞；三、導彈打下來的飛機，不會再滑行。而256號飛機在地面上滑行了29米。既然飛機不是導彈打下來的，那麼，只能是飛機自行降落的。可問題來了：根據我們的測算，256號三叉戟飛機在落地爆炸前，油箱裏至少還有2500公斤的存油，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不飛了？為什麼要在中途的蒙古國降落呢？這又是一個系列之謎：
一、難道是機組人員和林彪一家鬧翻了，他們自行降落的么？如果是這樣，那麼，林彪一家在降落前把手錶、鞋子都脫掉了(這是準備迫降的行為)，又怎麼解釋呢？二、難道是林彪一家要求飛機降落的么？飛機上還有存油，還能繼續前飛，他們為什麼不繼續叛逃了呢？三、帶著這麼多的存油就要在野地里自行降落，明知有危險，為什麼還要進行呢？難道有人要同歸於盡么？四、飛機這種帶油降落而爆炸的結局，是林彪的主意么？
許多有關「9·13」的謎還未解開。看來，林彪案件某些更深層面的東西，還有待於歷史來揭示。
（摘自《民主與法制》）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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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林彪（資料圖）
閻明 作者系原副總參謀長閻仲川之子
父親認為自己和林彪、黃永勝等完全是正常的工作關係，執行公務均有據可查。「一號號令」絕不可能是背著毛澤東、黨中央擅自發佈的。熟悉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以武裝鬥爭起家的毛澤東對軍事的關心非同一般。中共執政後，他可以不當國家主席，卻一直兼任軍委主席。軍隊重大工作事項必須向他報告，特別是「文革」期間連調動一個營、一個連都要經他批准。那時像部隊每天搞個五公里越野、不對炊事班搞個野炊訓練都要報告毛主席。
10月18日晚20時左右在中央軍委前進指揮所住地，黃永勝秘書通知父親到辦事組開會。父親的住所在山下，離開會地點約一公里遠，當他氣喘吁吁趕到時，軍委辦事組成員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德生都已到場。
父親一進門，見黃永勝手裏拿著一張記錄紙開門見山地說：「林副主席有幾點指示，你記一記，給部隊傳達一下！」黃永勝傳達了林彪的幾點指示後，讓父親用電話迅速向部隊傳達，在場的軍委辦事組成員都沒發表意見。
父親隨即走進作戰室，對記錄稿稍做整理修改，他凝視著稿紙，像是自言自語地說：「加個在編號吧！」
「按什麼順序編？」值班參謀問。
父親考慮到這是「前指」開設之後發出的第一個指示，就從一號編起，叫‘一號號令’吧！
就這樣，成為中國現代史上一個重大事件，曾被說成林彪進行「反革命政變預演」的「一號號令」，經父親和一位值班參謀之手產生了！時間是1969年10月18日21時30分。隨後父親要值班參謀將稿子送呈黃永勝審查，但很快被告知，首長這幾天活動多，睡眠太少，又患感冒身體不適，今天已提早服安眠藥睡下了。秘書專門交待，黃平時睡覺困難，全靠藥物入睡且用藥量很大，服藥後休息不宜打擾。
父親考慮到，由於指示來自「林辦」，按規定應向「林辦」報告指示貫徹的執行情況，如果這中間有對林彪指示理解不準確之處，也可及時發現糾正。父親指示值班副處長王憲志首先將“號令”上報「林辦」，檔案記載，「林辦」收到號令的時間是21時44分。上報後，「林辦」沒有新的指示。
父親看了看手錶，蘇聯代表團明天上午即將入境，現在距蘇聯代表團入境只剩十幾個小時了。軍人的直覺告訴他，如果蘇聯真要發動突然襲擊，最大可能是在這段時間。時間緊迫，責任重大，不容延誤，應立即向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和有關機關傳達。為了縮短傳達時間，父親將號令稿複印數份，參加值班的一位副部長、一位副處長和幾名參謀一齊上陣，使用4部保密電話同時傳達。
「一號號令」的內容大體是：
近兩天來，美帝蘇修等有許多異常情況，蘇修所謂談判代表團預定明（19）日來京，我們必須百倍警惕，防止蘇修搞欺騙，尤其19日和20日應特別注意；
各軍區特別是「三北」各軍區對重武器，如坦克、飛機、大炮要立即疏散隱蔽；
沿海各軍區也應加強戒備，不要麻痹大意；
迅速抓緊佈置反坦克兵器的生產；
立即組織精幹的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
參謀人員按照先「三北」、後沿海和內地的順序緊張地向各大單位傳達林彪指示，父親也在緊張地思考。他感到，第一個號令是發給全軍的協同號令。黃永勝傳達的幾條中，有一條是針對“二炮”（戰略導彈部隊）的要求，但過於籠統，只講了讓“二炮”部隊做好戰鬥準備。父親認為，雖然“二炮”剛成立不久，擁有的裝備和作戰手段不是很多，但它掌握的是具有強大殺傷力的戰略武器，如果掌握不好會出大漏子。於是，他專門給“二炮”下達了二號號令。為了調動和組織各種偵察手段掌握敵情，特向總參二部、三部等單位下達了三號號令。為使軍事系統各機關、部門都作好應變準備，又向各總部、各兵總、國防工辦、國防科委下達了第四號號令。幾個號令傳達完畢，時間已過午夜。部隊接到號令後，認真迅速地進行了疏散。
話，說林彪詢問一旦密雲水庫遭到轟炸，溢洪會給北京市區造成多大危害，是否可以採取一些預防措施？
父親聽了值班參謀的報告後，因不了解水庫的具體情況，便指示以總參謀部名義與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吳德聯繫，請北京市提出意見。吳德聽了總參謀部提出的問題，感到事關重大，經與革委會主任謝富治研究後，又向周恩來做了報告。周恩來要求北京市革委會派負責幹部到現場實地勘察研究後提出建議。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後，林彪一下子從神變成鬼，他的歷史受到徹底清算，來了個大翻個兒。
父親因九屆二中全會期間留北京值班未參加會，加上他那種除工作外對其他事情一概不過問不打聽的自我封閉作法，使他對「九?一三」之前中央領導層內部已經出現並急劇發展的反常情況並不清楚，也很不敏感。中蘇關係雖有所緩和，但戰爭威脅並沒排除。作為分管作戰工作的副總長，他滿腦子是戰備工作，每天忙得不可開交，沒人跟他“路線交底”或透風。9月13日10時左右，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向幾位副總長傳達了林彪出逃的消息，父親猶如晴天霹靂，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隨之陷入了迷惘之中。但當時並沒對他進行隔離審查，周恩來還向父親佈置部隊的戒備工作。
9月24日，父親隨副總理李先念赴越南訪問，他原定的任務是結束訪問後代表團回國，他一個人留下來，赴越南南方考察戰場，學習越南抗美經驗。但到9月28日代表團回國前，突然通知他與代表團一起回國。在機場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找父親談話，讓他揭發黃永勝。從此，父親開始了漫長的隔離審查生活。他在總參工作了2年零4個月，隔離審查時間是7年零6個月。最初的3個月仍在西山的機關住地，從1972年1月之後，便移交北京衛戍區3師看押，地點不詳，事後我們才知道在北京的通縣管庄。
在此羈押的人員不少，幾棟樓關得滿滿的。每個人由一個班看押，關押條件極其惡劣，關押期間不能與任何親屬見面。父親說這些人里，哪條線上的人都有，有的老同志「文革」初期就在這裏了，林彪事件以後許多年還沒有出去。海軍參謀長張學思就是在這裏被折磨至死的。在此期間，父親生死不明，我們承受著巨大壓力。
隨著審查的深入，父親大多數問題被排除了，但在「第一號號令」問題上始終過不了關。被定性為 “林彪政變反革命預演”的 「第一號號令」像一座山似的壓在父親頭上。
1971年底，負責對父親審查工作的副總長張才千、陳繼得同他談話時，鄭重嚴肅地告訴他：「總理已經講了，‘一號號令’是林彪進行反革命政變的預演啊！你要充分認識問題的嚴重性，做深刻的反省交待。」
父親問定性的根據何在？
「總理問過主席：知不知道林彪發過一個‘一號號令’？主席說，什麼‘一號號令’？我沒聽說過。」
「這一點也不奇怪，」父親坦然地說：“主席那裏那麼多事情，怎麼會去記一個電話稿的編號？再說林彪向主席那裏的報告根本沒有編號。別說主席不知到什麼‘一號號令’，就連軍委辦事組的黃永勝等人，開始也不知到這個電話稿的編號。”
兩位領導對父親的答辯提不出新的論據予以批駁，談話無法繼續進行。
父親認為自己和林彪、黃永勝等完全是正常的工作關係，執行公務均有據可查。「一號號令」絕不可能是背著毛澤東、黨中央擅自發佈的。熟悉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以武裝鬥爭起家的毛澤東對軍事的關心非同一般。中共執政後，他可以不當國家主席，卻一直兼任軍委主席。軍隊重大工作事項必須向他報告，特別是「文革」期間連調動一個營、一個連都要經他批准。那時像部隊每天搞個五公里越野、不對炊事班搞個野炊訓練都要報告毛主席。
考慮到主席日理萬機，軍委辦事組經研究後報主席批准，部隊在營區五公里以內的軍事訓練報總參作戰部備案即可。可想而知，像發佈「一號號令」這樣的大動作如何能瞞得住他？林彪“玩弄”這樣的“反革命政變”豈不是引火燒身，自取滅亡？“號令”既然未經毛澤東批准和同意，他知道後又為何不予撤銷而仍讓其繼續執行？況且，從1969年4月黨的“九大”後到當年12月，經軍委和總參向全軍發佈內容相近的戰備命令不止一個。拿一個戰備命令的編號大做文章，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期間對專案組提出的問題，父親憑著記憶，對每個問題的來龍去脈都能說得清清楚楚，所以經常與專案組“頂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