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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毛澤東力保許世友:到北京住到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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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毛澤東力保許世友:到北京住到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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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毛澤東力保許世友:到北京住到我家

2020年07月29日 17:42

毛澤東和許世友(資料圖)

本文摘自《紅牆知情錄二:開國將帥的非常歲月》,尹家民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

武漢「七二〇」事件後,毛澤東對許世友說:“可以到北京住到我家去。”

和眾多將領一樣,許世友「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但鑒於是毛澤東的指示,將領們誰也不會反對,只是在自己方面找原因,用他們的話說是“不是不想跟,而是跟不上”。還有人形象地說:“毛主席走得太快了,我們跟不上。”那時毛澤東就是一列風馳電掣的劃時代的高速列車。

受到衝擊的許世友就避難躲進了大別山。1967年8月6日,許世友在南京的家被「造反派」抄了。局勢如此嚴峻,許世友心急如焚。他嘴裏不停地念叨著:“三國英雄沒有好下場,死的死來傷的傷!”“我活著是毛主席的人,死了是毛主席的鬼!……”

雖有部隊和機槍保護,身在大別山的許世友並不踏實,一則這裏(南京軍區後方醫院,對外稱一二六醫院,為戰備需要,是在六安獨山一個叫白雲觀的舊廟址建造的,周圍有些不算很高的山和竹林,許世友住的二層小樓在醫院不遠處一個小山包上)離南京、合肥等中心城市不算太遠,驅車一天半晌就能到;二則說歸說,真向「造反派」開槍也不是件好辦的事。所以他思來想去,不受衝擊的最好方法就是得到“尚方寶劍”,而那時的“尚方寶劍”只有一把,那就是毛主席的一句話。

其實毛澤東已經為他說過話,但都是別的領導人轉達的,比如周恩來就打過電話到南京,說:「不許揪許世友同志,如果有人要揪的話,我一小時內就趕到南京去。這不是我個人的意見,這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這些話傳到南京還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本來南京的「造反派」準備召開萬人大會,揪斗許世友,聽到周恩來的指示只好偃旗息鼓。但新的一輪揪斗又在醞釀中。許世友想老躲也不是辦法,就決定上北京,親耳聽毛主席為他說一句話。可是等他乘車去了合肥,到了合肥稻香樓賓館,十二軍軍長李德生上前扶他下車,腳一落地,他就對李軍長說:“德生同志,我不行了,我身體這樣上不了飛機,北京不能去了。請你給我向軍委打個電話報告一下,就說我身體不好,不能去北京,我在後方醫院很安全,請老帥和總理放心。”他改變主意,打道重回大別山。他知道,如果毛澤東沒有忘記他,一定會召見他的。

毛澤東的確沒有忘記許世友。

1967年武漢「七二〇」事件後,更多的軍隊將領受到衝擊,毛澤東也更加關注軍隊將領的狀況。從武漢來到上海的毛澤東,對上海的“形勢”和居住很滿意,曾對上海警備區的負責人說:“這次在上海很滿意,上海很靜,很好!”他也很注意看上海的一些小報、傳單,看到有登載“許世友反毛主席”的,他就說:“許世友反我,我還未發現。許世友緊跟張國燾,許參加第四方面軍,張是首長,許跟他也是自然的。許世友應該保。”

話,講:「我正陪著‘客人’在上海,‘客人’要見你,派張春橋用‘客人’的專機去合肥接你。」

許世友從楊成武的話音里聽出「客人」不會是別人,肯定是毛主席。

專機18日上午到達合肥機場,張春橋下飛機見了許世友,說:「我這個政委親自到合肥接司令員來了。」到了上海,許世友住在興國路72號。剛安頓好,楊成武和汪東興就先後過來看望。許世友要求儘快見到毛主席,汪東興答應早做安排。

午飯時,許世友喝了不少酒。往常他不愛睡覺,今天卻睡起午覺來了。可能是他心情特別興奮,自己覺得需要鎮定一下。下午2時,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前來通報,說偉大領袖毛主席要春橋陪許世友馬上過去談話。秘書李文卿立即上樓請許世友起床。

許世友起來,酒意未消,講話還帶著一股酒氣,秘書很擔心毛主席會不高興。

毛澤東這次接見時間較長。一見面(也有人著文說:許世友剛見到毛主席身影,搶上兩步,撲通跪倒在地,一頭磕下,放聲大哭,聲如響雷,嘴裏嚷著「主席你快救救我」……此話究竟是許世友當時喝了酒,行為有些衝動,還是文人的憑空想像,不得而知),毛澤東就說:“我要春橋乘我的飛機去接你。你身體怎樣,住後方醫院安全不安全?”

許世友報告說,身體可以,大別山也很安全。工區有10個工兵連,一個連200多人;城西湖農場還有一個農墾師,近萬人。毛澤東關切地說:「你在南京不好住,可以到北京住到我家去。」

許世友著急地問:「毛主席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還要不要啊?」

毛澤東回答:「要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怎麼能不要呢?!」

許世友說出了自己想說的話:「那我就沒有錯!有人違反紀律,我是執行紀律,有什麼錯?」

毛澤東按照自己的思路說道:「‘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我們的傳家寶,頭一條就是‘一切行動聽指揮’,部隊不聽招呼怎麼行?軍隊要保持穩定,不能自毀長城。」

許世友簡要地向毛澤東彙報了自己的「三個不理解」,概括起來就是:一、這麼多人(包括牛鬼蛇神)搶解放軍的槍,我不理解。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到底管不管用,我不理解。三、陳再道是什麼人,我不理解。

毛澤東耐心地做著解釋:「搶槍有好人搶,有壞人搶。好人搶了會認識錯誤,送回去。對壞人就要專政。‘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到底是管用的。」

許世友還是不理解:「現在為什麼有人要奪我的槍?」

毛澤東的話讓許世友一時也難以理解,毛澤東說:「頂多南京再出現一個張國燾。」

許世友進而說,農村都造反了,老百姓沒有飯吃就糟了。毛主席說,農村還是要抓革命、促生產,沒有糧食,全國人民餓肚子可不行。毛主席問他家裏的情況,許世友說,「自己都顧不上,家裏的事我管不了。」毛澤東笑了:“我家裏也有兩派,我管不了。”

談話中,許世友記住了對他來說最重要的一句話,毛澤東說:「南京軍區黨委是可以信任的,不准揪許世友。你回去同他們講,就說我說的。」時隔不久,毛澤東又給“不准揪許世友”這話作了一個詮註:許世友是個代表,打倒許世友,其他大軍區楊得志、韓先楚、陳錫聯都得倒。毛澤東對這些文化較低的將領多少有些偏愛,曾在多種場合講過類似的話。比如1964年3月,他在聽取各方彙報,談到大寨生產隊陳永貴沒有多少文化時就說:“一些老粗能辦大事。成吉思汗,是一個不識字的老粗。劉邦,也不認識幾個字,是老粗。朱元璋也不認識字,是個放牛的。我們軍隊內,也是老粗多,知識分子少。許世友念過幾天書!……韓先楚、陳錫聯也沒有念過書,××念過高小,劉亞樓也是念過高小。……結論是老粗打敗黃埔生。”

接見當晚,楊成武、張春橋請許世友吃飯。席間講好了,送許世友返程的飛機第二天上午9點起飛,張春橋到機場送行。

許世友在上海只住了一個晚上,上午到,下午毛主席接見,第二天一早飛回合肥,換乘汽車重歸大別山。

雖然來去匆匆,卻事關重大,消息不脛而走,很快傳開。軍區機關的人忙不迭打聽情況。許世友知道,南京市、江蘇省甚至整個華東都在關心毛主席同他這次會面。他告訴手下的人,可以打電話向家裏講:就說「紅太陽」在上海接見了我;就說毛主席指示軍隊要穩定,“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我軍的傳家寶,不能丟;就說毛主席說不准揪許世友。

政治嗅覺靈敏的張春橋,知道毛澤東對許世友的態度,便在各種場合「替許世友說話」。1967年9月28日,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接見江蘇省赴京代表團時就講道:“在這裏,我順便說一說對許世友同志的問題。因為南京貼了大標語,準備開大會,提出‘打倒許世友’的口號。我們說這不符合實際,如指責許世友同志一貫反對毛主席。這個問題我向主席彙報了,主席說,‘這不符合事實,許世友同志沒有反對過我嘛!’至於四方面軍的問題,那是張國燾的問題。是過去的事,張國燾負責。當然許世友同志在初期犯了錯誤,有些可以說是嚴重的。但許世友同志對自己的錯誤有正確的認識,他向中央表示,南京軍區前一段的錯誤他負主要責任,願意作檢查。最近他身體不好,中央要他休息。”

另一位「整人專家」康生也替許世友說了許多好話,這除了他在山東曾與許世友有過合作,最主要的還是取決於毛澤東的態度。在上述張春橋為許世友講話時,康生就插話說:“許世友同志是堅定地站在毛主席這一邊的,解放戰爭和我在一起嘛,我是他的政治委員嘛。一系列戰鬥,打濟南、打兗州也好,打淮海戰役也好,都是很堅定的。而且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領導下的傑出的軍事家,也是黨的一個好同志。同志們要我介紹的話,還可以舉出好多例子。在抗日戰爭,在山東,……他一直是站在毛主席一邊的。”在江蘇“打倒許世友”呼聲再起時,康生又說:“一個時候南京地區‘打倒許世友’的大字報很多。但是,儘管他們在支左工作中犯了許多錯誤,但是黨中央毛主席還是批示說南京軍區是中央所信任的,他們過去是跟著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我對許世友同志說好話,今天是第三次了,因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實事求是地講話。這一方面,毛主席語錄告訴我們:必須善於識別幹部。不但要看幹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幹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這是識別幹部的主要方法。對許世友同志也應該看他的全部歷史,全部工作。毛主席說這是識別幹部的主要方法,這不僅是對許世友同志,對地方上的幹部,對軍隊的幹部,也要用這個方法啰!我曾講過,南京有人講,許世友反對毛主席,這恰恰相反,許世友同志在歷次重大鬥爭的關鍵時刻,都是緊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他無論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是有很多功績的。這一方面,我同他一道工作過,有責任向同志們介紹。許世友同志我覺得應該向他學習。他在延安遭受×××的嚴重迫害打擊,在華東受到饒漱石歧視排斥,但他並沒有因此消極起來,動搖對黨中央、毛主席的忠誠。他照顧大局,講求團結,不鬧分裂,那個時候只有團結才能打仗。他雖然受了壞人的打擊、挑撥,但是,他是很堅定的。當然我不是說他沒有一點錯誤,他自己也承認的。大家應該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全面的來看。對許世友的造謠,是壞人別有用心的。這一方面,中央的批示中說是信任這個軍區,這是很重要的。”

這樣,南京市的群眾造反組織有了打「派仗」的新資料。“許世友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誰反許就砸爛誰的狗頭”、“反軍沒有好下場”、“誰毀長城就打倒誰”、“擁護軍管會”等大標語貼了滿街,原先那些“打倒許大和尚”、“揪出許大馬棒”一類的口號頓時銷聲匿跡。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閉幕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與中外記者見面(資料圖)

本文摘自《共識:中國在改革中前行》,羅曉、於一  著,東方出版社

引子:今天,我們走在新的十字路口

漫長的歷史進程感消失了,我們生活在一個過程乃至觀念都被壓縮了的世界。一切瞬息即過,但又豐富得像經歷了幾個世紀。

以市場化大潮捲起萬丈波濤為背景的國勢崛起與種種人間悲喜,皆在同一道門庭中消融——我們這個曾休眠蟄伏的國家,在經歷重重蛻變、漫長等待與反覆磨礪之後,正發生著摧枯拉朽式的改變。

導致一個國家發生改變的因素有很多,如來自外界的衝擊與影響、執政者的決策、民眾的集體創造以及思想觀念的改變,等等。思想與觀念可被用來開闢道路,作為修正社會秩序可援用的工具。來自思想上的共鳴所產生的巨大力量,曾一度超出我們的想像。

時代大潮跌宕起伏,源於生生不息的積累。那些看起來潛移默化或者立竿見影式的成長,無不滲透著潤物細無聲的共識之功。

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來,中國已從關閉國門追逐人間天國夢想的窮國,蛻變為世界棋局中的重要弈者,這得益於我們認清全球化的大勢,逐漸從封閉走向開放,這是我們的集體理性選擇。

然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思想多有流變,達到的共識也會出現分歧。由於深化改革更為複雜,改革的具體內容和步驟還不夠清晰,加上收入差距擴大引起的相對剝奪感,導致有些人對改革的決心發生了動搖,改革共識弱化甚至破裂的議論不斷出現。

2009年3月13日上午,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記者會,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應大會發言人李肇星的邀請會見中外記者,並回答記者提問。(資料圖)

今天,中國社會又走在一個新的十字路口上。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2012年2月3—4日在廣東考察期間,重溫20年前鄧小平南方談話,強調「要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中國政府強化改革開放共識的決心可見一斑。

改革遠未大功告成,諸多爭議依然存在,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期,即將開始攻堅戰,我們需儘快明確改革的內容和步驟,並達成共識。

2012年「兩會」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預期增長目標為7.5%, “保八”成為歷史,這更加明確地釋放出政府決心深化改革的信息,更多的人期待這將會終結某些地方政府過於痴迷GDP增長的情結,使經濟向尋求調整經濟結構、突破當前利益格局、緩和社會矛盾的方向發展。同樣,政治體制改革依然被看作是重頭戲,正如溫家寶總理一再提及的,“隨著經濟的發展,又產生了分配不公、誠信缺失、貪污腐敗等問題。我深知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

本屆政府在任期最後一年的工作承諾,更多地延伸到社會民生的各個角落,如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千方百計擴大就業,於2012年年底實現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加快健全全民醫保體系,促進房價合理回歸……這些耳熟能詳的民生辭彙,恰恰與今天人們趨向微觀化的共識相吻合,一旦有一天枝繁葉茂,定將轉化為巨大的民生福祉。

在2012年,這個被無數世界預言家視作夢寐與夢魘交織的年份,也是本屆政府執政即將畫上句號的特殊年頭,溫家寶總理表示:「在我任職的最後一年,我們政府將做幾件困難的事情,一定要做,努力做好,而不留給後人。」他列舉了五件一定要做的“難事”:一、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二、要制定並出台農村集體土地徵收補償條例,真正保障農民承包地的財產權。三、實現城鄉養老保險的全覆蓋。四、按照新標準,全面推進集中連片的貧困地區的扶貧工作。五、將教育經費佔GDP的4%列入預算,並使經費合理使用。

10年前,即將離任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也提出他的擔憂,包括勞動力過剩、農民收入過低、房地產弊端過多、消費率過低,等等。10年過去了,看似輪迴的問題其實已發生巨變。曾讓朱鎔基擔憂的很多問題已經解決,而新問題和挑戰也跟隨新的改革浪潮一同湧來。

溫家寶答中外記者問(資料圖)

「在最後一年,我將像常年負軛的老馬,不到最後一刻絕不松套。」“我真誠希望,我,連同我這一生為人民做的有益的事情,人民都把他忘記,並隨著我日後長眠地下而湮沒無聞。”溫家寶總理卸任之前的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其肺腑之言感動了很多人。這不禁讓人想起前一任總理朱鎔基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的慷慨陳詞:“不管前邊是萬丈深淵還是地雷陣,我將義無反顧,勇往直前。”作為執政者的代表,他們在連續的理性執政長篇中,也會不時傳達出溫情的一面,並同樣充滿了別樣的智慧。

歷史,就是這樣生生不息地傳承延宕,在執政者以及民眾的推動下,不斷向前奔涌,滋生新的氣象。

每個瞬間背後都蘊藏著一段縱深的歷史。我們站在新的十字路口,虔誠而熱烈地尋找未來的前進路徑時,無法忽略以往的歷程。以往的輝煌與曲折,只屬於過去,也無法再重來,但它們延伸出無數個觸角,與現在和未來建立起了千絲萬縷的聯繫,成為「從過去傳到將來的回聲」。

今天達成的改革共識,是過去十年、三十年乃至更多年份思想、觀念不斷積累流變、碰撞的結果。尤其過去十年,跌宕起伏的社會變革大潮中,人們在不斷的交鋒與爭鳴中,更加重視共識,並認同寬容、理解和存異,對進步的詮釋也更為理性,不再偏執於顛覆性的變化,期待著立體的、漸進的以及良性的改革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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