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1月，少奇同志在蘇聯黑海邊索契休養時，江青也在那裏。有一天她到我們住的地方來看望，很認真地對少奇同志說：「主席身體不好，以後中央會議上已經原則決定的事，你們幾位領導同志可以辦的，就不要事事請示主席，讓主席多活幾天。」少奇回來以後，把這個情況同周恩來、朱德等幾位領導同志講了。
劉少奇和江青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合影（資料圖）
本文摘自《王光美訪談錄》，黃崢執筆，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所謂「擅自發出文件」問題
王光美：這裏我想說一下1953年毛主席批評「擅自發出文件」的事。毛主席的批示收進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影響比較大。我覺得應該把我所知道的情況講出來。
黃崢：《毛選》第五卷是1976年、1977年編輯出版的，收入毛主席1953年5月的這個批示時，經過刪節，還取了個服務當時政治需要的標題：《對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這個標題是當時編書的人加的。這樣做，是完全違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的。
王光美：毛主席的批評，我認為肯定是誤解了。當時中央的領導同志，少奇同志也好，恩來同志也好，朱德同志也好，尚昆同志也好，絕對沒有要背著毛主席擅自發出中央文件的想法和做法。我了解一些情況，也許不完全，但可以講出來作分析參考。1952年11月，少奇同志在蘇聯黑海邊索契休養時，江青也在那裏。有一天她到我們住的地方來看望，很認真地對少奇同志說：「主席身體不好，以後中央會議上已經原則決定的事，你們幾位領導同志可以辦的，就不要事事請示主席，讓主席多活幾天。」少奇回來以後，把這個情況同周恩來、朱德等幾位領導同志講了。當時大家認為，這可能也是主席本人的意思，因為主席曾幾次說過類似意思的話。這樣，有些具體小事的文件就不送主席了。
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同日，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同志就處理中央政治局會議、書記處會議等文件的情況給毛主席寫了報告，報告中說：「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書記處會議的決定，每次是由我整理的，送少奇、恩來兩同志審查後，用中央辦公廳名義發出的，遵照來示精神，今後亦應送你閱後再發。過去未送，是應由我負責的。現將5月14日政治局會議決定的通知送上，請即審閱，以便發出。」毛主席在楊尚昆同志的報告上寫了一些批語。批語是寫給少奇、恩來、彭德懷、楊尚昆同志的。其中說：「請負責檢查自去年8月1日（八一以前的有過檢查）至今年5月5日用中央和軍委名義發出的電報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經我看過的（我出巡及患病請假時間內者不算在內），以其結果告我」。毛主席讓檢查的這段時間，共9個月多一點。這中間少奇至少有一半時間沒有批發文件：1952年9月30日至1953年1月11日，少奇去蘇聯參加蘇共十九大和在蘇聯休養，三個半月不在國內；1953年3月上旬至4月初，少奇因治盲腸炎，手術住院，出院後在新六所休息，將近一個月沒有工作。
另外，這期間毛主席1952年11至12月視察黃河，1953年春幾次因病休息。當然，不論檢查文件的結果如何，少奇、恩來、尚昆同志他們都會主動承擔責任。從我接觸到的情況來看，我認為，毛主席的批評不是針對少奇同志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收入這一篇，加上的那個標題，是沒有根據的。
江青從蘇聯回國後，1953年冬住在玉泉山，有一天約我去談話。她又說了在蘇聯索契講的那個意思。她對我說：「你要甘當無名英雄。我協助主席，你要協助好少奇同志。今後少奇同志的責任將越來越重，你要照顧好他的身體。」還說：「周揚告訴我說少奇同志和你曾經到街上湖南飯館吃飯。可不能到外面去吃飯喲，那太危險了！」江青說我和少奇曾到湖南飯館吃飯，沒有這回事，是她弄錯了，但當時我未作解釋。後來知道，是周揚同志有一天去西單曲園酒樓吃飯，飯館的老闆講起，他們店的湖南菜做得很地道，曾用來招待劉少奇同志。其實這位老闆指的是我父親曾為接待少奇到曲園酒樓訂菜。周揚同志有次在江青面前講到了這事，不知怎麼竟引起她的注意。回家後，我把江青的談話告訴少奇，他一句話未說。那段時間中南海的春藕齋、紫光閣常有周末舞會，毛主席、朱老總和少奇我們去春藕齋，周總理去紫光閣那邊。一天在春藕齋舞會上，毛主席跳舞時對我說：「我現在睡眠不好，腦子壞了，今後要少奇同志多做工作。他的擔子重了。」我回來告訴少奇，少奇沒說話。這些是我接觸到的一些情況。當時的背景是毛主席正在考慮中央領導分一線、二線。實際情況可能非常複雜，許多事情我不知道。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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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許世友(資料圖)
本文摘自《紅牆知情錄二：開國將帥的非常歲月》，尹家民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
武漢「七二〇」事件後，毛澤東對許世友說：“可以到北京住到我家去。”
和眾多將領一樣，許世友「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但鑒於是毛澤東的指示，將領們誰也不會反對，只是在自己方面找原因，用他們的話說是“不是不想跟，而是跟不上”。還有人形象地說：“毛主席走得太快了，我們跟不上。”那時毛澤東就是一列風馳電掣的劃時代的高速列車。
受到衝擊的許世友就避難躲進了大別山。1967年8月6日，許世友在南京的家被「造反派」抄了。局勢如此嚴峻，許世友心急如焚。他嘴裏不停地念叨著：“三國英雄沒有好下場，死的死來傷的傷！”“我活著是毛主席的人，死了是毛主席的鬼！……”
雖有部隊和機槍保護，身在大別山的許世友並不踏實，一則這裏(南京軍區後方醫院，對外稱一二六醫院，為戰備需要，是在六安獨山一個叫白雲觀的舊廟址建造的，周圍有些不算很高的山和竹林，許世友住的二層小樓在醫院不遠處一個小山包上)離南京、合肥等中心城市不算太遠，驅車一天半晌就能到；二則說歸說，真向「造反派」開槍也不是件好辦的事。所以他思來想去，不受衝擊的最好方法就是得到“尚方寶劍”，而那時的“尚方寶劍”只有一把，那就是毛主席的一句話。
其實毛澤東已經為他說過話，但都是別的領導人轉達的，比如周恩來就打過電話到南京，說：「不許揪許世友同志，如果有人要揪的話，我一小時內就趕到南京去。這不是我個人的意見，這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這些話傳到南京還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本來南京的「造反派」準備召開萬人大會，揪斗許世友，聽到周恩來的指示只好偃旗息鼓。但新的一輪揪斗又在醞釀中。許世友想老躲也不是辦法，就決定上北京，親耳聽毛主席為他說一句話。可是等他乘車去了合肥，到了合肥稻香樓賓館，十二軍軍長李德生上前扶他下車，腳一落地，他就對李軍長說：“德生同志，我不行了，我身體這樣上不了飛機，北京不能去了。請你給我向軍委打個電話報告一下，就說我身體不好，不能去北京，我在後方醫院很安全，請老帥和總理放心。”他改變主意，打道重回大別山。他知道，如果毛澤東沒有忘記他，一定會召見他的。
毛澤東的確沒有忘記許世友。
1967年武漢「七二〇」事件後，更多的軍隊將領受到衝擊，毛澤東也更加關注軍隊將領的狀況。從武漢來到上海的毛澤東，對上海的“形勢”和居住很滿意，曾對上海警備區的負責人說：“這次在上海很滿意，上海很靜，很好！”他也很注意看上海的一些小報、傳單，看到有登載“許世友反毛主席”的，他就說：“許世友反我，我還未發現。許世友緊跟張國燾，許參加第四方面軍，張是首長，許跟他也是自然的。許世友應該保。”
話，講：「我正陪著‘客人’在上海，‘客人’要見你，派張春橋用‘客人’的專機去合肥接你。」
許世友從楊成武的話音里聽出「客人」不會是別人，肯定是毛主席。
專機18日上午到達合肥機場，張春橋下飛機見了許世友，說：「我這個政委親自到合肥接司令員來了。」到了上海，許世友住在興國路72號。剛安頓好，楊成武和汪東興就先後過來看望。許世友要求儘快見到毛主席，汪東興答應早做安排。
午飯時，許世友喝了不少酒。往常他不愛睡覺，今天卻睡起午覺來了。可能是他心情特別興奮，自己覺得需要鎮定一下。下午2時，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前來通報，說偉大領袖毛主席要春橋陪許世友馬上過去談話。秘書李文卿立即上樓請許世友起床。
許世友起來，酒意未消，講話還帶著一股酒氣，秘書很擔心毛主席會不高興。
毛澤東這次接見時間較長。一見面(也有人著文說：許世友剛見到毛主席身影，搶上兩步，撲通跪倒在地，一頭磕下，放聲大哭，聲如響雷，嘴裏嚷著「主席你快救救我」……此話究竟是許世友當時喝了酒，行為有些衝動，還是文人的憑空想像，不得而知)，毛澤東就說：“我要春橋乘我的飛機去接你。你身體怎樣，住後方醫院安全不安全？”
許世友報告說，身體可以，大別山也很安全。工區有10個工兵連，一個連200多人；城西湖農場還有一個農墾師，近萬人。毛澤東關切地說：「你在南京不好住，可以到北京住到我家去。」
許世友著急地問：「毛主席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還要不要啊？」
毛澤東回答：「要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怎麼能不要呢？！」
許世友說出了自己想說的話：「那我就沒有錯！有人違反紀律，我是執行紀律，有什麼錯？」
毛澤東按照自己的思路說道：「‘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我們的傳家寶，頭一條就是‘一切行動聽指揮’，部隊不聽招呼怎麼行？軍隊要保持穩定，不能自毀長城。」
許世友簡要地向毛澤東彙報了自己的「三個不理解」，概括起來就是：一、這麼多人(包括牛鬼蛇神)搶解放軍的槍，我不理解。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到底管不管用，我不理解。三、陳再道是什麼人，我不理解。
毛澤東耐心地做著解釋：「搶槍有好人搶，有壞人搶。好人搶了會認識錯誤，送回去。對壞人就要專政。‘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到底是管用的。」
許世友還是不理解：「現在為什麼有人要奪我的槍？」
毛澤東的話讓許世友一時也難以理解，毛澤東說：「頂多南京再出現一個張國燾。」
許世友進而說，農村都造反了，老百姓沒有飯吃就糟了。毛主席說，農村還是要抓革命、促生產，沒有糧食，全國人民餓肚子可不行。毛主席問他家裏的情況，許世友說，「自己都顧不上，家裏的事我管不了。」毛澤東笑了：“我家裏也有兩派，我管不了。”
談話中，許世友記住了對他來說最重要的一句話，毛澤東說：「南京軍區黨委是可以信任的，不准揪許世友。你回去同他們講，就說我說的。」時隔不久，毛澤東又給“不准揪許世友”這話作了一個詮註：許世友是個代表，打倒許世友，其他大軍區楊得志、韓先楚、陳錫聯都得倒。毛澤東對這些文化較低的將領多少有些偏愛，曾在多種場合講過類似的話。比如1964年3月，他在聽取各方彙報，談到大寨生產隊陳永貴沒有多少文化時就說：“一些老粗能辦大事。成吉思汗，是一個不識字的老粗。劉邦，也不認識幾個字，是老粗。朱元璋也不認識字，是個放牛的。我們軍隊內，也是老粗多，知識分子少。許世友念過幾天書！……韓先楚、陳錫聯也沒有念過書，××念過高小，劉亞樓也是念過高小。……結論是老粗打敗黃埔生。”
接見當晚，楊成武、張春橋請許世友吃飯。席間講好了，送許世友返程的飛機第二天上午9點起飛，張春橋到機場送行。
許世友在上海只住了一個晚上，上午到，下午毛主席接見，第二天一早飛回合肥，換乘汽車重歸大別山。
雖然來去匆匆，卻事關重大，消息不脛而走，很快傳開。軍區機關的人忙不迭打聽情況。許世友知道，南京市、江蘇省甚至整個華東都在關心毛主席同他這次會面。他告訴手下的人，可以打電話向家裏講：就說「紅太陽」在上海接見了我；就說毛主席指示軍隊要穩定，“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我軍的傳家寶，不能丟；就說毛主席說不准揪許世友。
政治嗅覺靈敏的張春橋，知道毛澤東對許世友的態度，便在各種場合「替許世友說話」。1967年9月28日，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接見江蘇省赴京代表團時就講道：“在這裏，我順便說一說對許世友同志的問題。因為南京貼了大標語，準備開大會，提出‘打倒許世友’的口號。我們說這不符合實際，如指責許世友同志一貫反對毛主席。這個問題我向主席彙報了，主席說，‘這不符合事實，許世友同志沒有反對過我嘛！’至於四方面軍的問題，那是張國燾的問題。是過去的事，張國燾負責。當然許世友同志在初期犯了錯誤，有些可以說是嚴重的。但許世友同志對自己的錯誤有正確的認識，他向中央表示，南京軍區前一段的錯誤他負主要責任，願意作檢查。最近他身體不好，中央要他休息。”
另一位「整人專家」康生也替許世友說了許多好話，這除了他在山東曾與許世友有過合作，最主要的還是取決於毛澤東的態度。在上述張春橋為許世友講話時，康生就插話說：“許世友同志是堅定地站在毛主席這一邊的，解放戰爭和我在一起嘛，我是他的政治委員嘛。一系列戰鬥，打濟南、打兗州也好，打淮海戰役也好，都是很堅定的。而且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領導下的傑出的軍事家，也是黨的一個好同志。同志們要我介紹的話，還可以舉出好多例子。在抗日戰爭，在山東，……他一直是站在毛主席一邊的。”在江蘇“打倒許世友”呼聲再起時，康生又說：“一個時候南京地區‘打倒許世友’的大字報很多。但是，儘管他們在支左工作中犯了許多錯誤，但是黨中央毛主席還是批示說南京軍區是中央所信任的，他們過去是跟著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我對許世友同志說好話，今天是第三次了，因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實事求是地講話。這一方面，毛主席語錄告訴我們：必須善於識別幹部。不但要看幹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幹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這是識別幹部的主要方法。對許世友同志也應該看他的全部歷史，全部工作。毛主席說這是識別幹部的主要方法，這不僅是對許世友同志，對地方上的幹部，對軍隊的幹部，也要用這個方法啰！我曾講過，南京有人講，許世友反對毛主席，這恰恰相反，許世友同志在歷次重大鬥爭的關鍵時刻，都是緊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他無論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是有很多功績的。這一方面，我同他一道工作過，有責任向同志們介紹。許世友同志我覺得應該向他學習。他在延安遭受×××的嚴重迫害打擊，在華東受到饒漱石歧視排斥，但他並沒有因此消極起來，動搖對黨中央、毛主席的忠誠。他照顧大局，講求團結，不鬧分裂，那個時候只有團結才能打仗。他雖然受了壞人的打擊、挑撥，但是，他是很堅定的。當然我不是說他沒有一點錯誤，他自己也承認的。大家應該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全面的來看。對許世友的造謠，是壞人別有用心的。這一方面，中央的批示中說是信任這個軍區，這是很重要的。”
這樣，南京市的群眾造反組織有了打「派仗」的新資料。“許世友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誰反許就砸爛誰的狗頭”、“反軍沒有好下場”、“誰毀長城就打倒誰”、“擁護軍管會”等大標語貼了滿街，原先那些“打倒許大和尚”、“揪出許大馬棒”一類的口號頓時銷聲匿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