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風的重鎮——中央黨校
毛澤東在延安中央黨校小禮堂召開的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 （油畫）
延安整風是一場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整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實現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全黨新的團結和統一，為黨的七大的召開，為奪取抗日戰爭和民主革命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礎。中央黨校在延安整風中發揮了思想鍛造熔爐的獨特重要作用，成就了黨校歷史上的一段輝煌歲月。
一是中央黨校是延安整風的重要物理場所和空間，整風中的許多重要活動發生在中央黨校。僅舉毛澤東的三篇講演為例。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小禮堂舉辦的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主張改造全黨的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號召全黨樹立理論和實際相統一的馬克思主義學風，為全黨整風學習指明了方向，是為開展整風運動所作的一次思想動員。還是在這個小禮堂，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黨的作風》的講演。2月8日，毛澤東又作了《反對黨八股》的講演，全面闡述了整風運動的目的、任務和宗旨，以這兩次講演為標誌，整風運動在全黨普遍展開。整風運動的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是整風運動的三篇代表性文獻。毛澤東的這三篇講演都在中央黨校發表，這件事本身就是中央黨校的光榮。
二是黨中央通過抓中央黨校的整風，來推動全黨的整風運動。首先，黨中央將各根據地、各方面的大批領導骨幹，以及除在延安工作以外的七大代表集中在中央黨校學習。因此，延安整風實際上是以中央黨校為重點展開的，中央黨校的整風運動是全黨整風的一個縮影。其次，黨中央通過中央黨校這個點的試驗，取得了經驗，由點及面，運用這個經驗指導全黨的整風運動。再次，中央黨校學員多為黨的高級幹部，中央黨校的整風輻射全黨。因此，如果說全黨整風的重點在延安，延安整風的重點在中央黨校，是毫不為過的。1943年3月，毛澤東親自兼任中央黨校校長，他以戰略家的眼光、政治家的智慧、革命家的果敢，將中央黨校的政治功能發揮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是延安中央黨校為黨保存和培養了大批幹部，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1941年，黨的七大代表陸續到達延安，由於七大因故推遲，中央安排到達延安的七大代表到中央黨校學習，並參加隨後的整風，這就在戰爭環境中為黨保存並培養了大批骨幹。毛澤東高度重視黨的高級幹部的培養，他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延安時期特別是毛澤東親任校長後，黨校規模不斷擴大，逐漸擴大到6個部，在校學員最多時達3000人之多。從參加七大的代表看，七大代表、候補代表中曾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工作過的人員共計486人，佔七大代表的總人數752人的65%，這一比例直觀地說明了此時的中央黨校是我們黨的高級幹部的集結地。毛澤東在七大上對黨校給予高度的肯定，他說，「中央在這裏，黨校在這裏，七大在這裏開，這個問題解決了，中華民族就勝利了」。把黨校和中央、七大並列來提，足見中央黨校在毛澤東心中的地位與分量。
中央黨校成為延安整風的一個重鎮，具有內在必然性。一方面，延安整風具有歷史必然性，當時黨內存在的嚴重的教條主義傾向必須從思想上加以清除，隊伍不純和宗派問題必須從組織上加以整頓，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必須在政治上加以解決，而完成這些政治任務的基礎和前提是領導幹部的思想認識問題。另一方面，中央對中央黨校先後進行三次改組，據負責中央黨校政治教育的彭真介紹，改組的目的，是使黨校教育能完全吻合毛澤東關於整頓三風報告的精神，即使辦學目的、方針以及教學內容、方法等諸方面都能體現理論聯繫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很好地適應了對黨的高中級幹部進行思想教育的需要。這樣，中央黨校就歷史地、也是必然地承擔起了黨的思想鍛造熔爐的重任。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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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陪同毛澤東、劉少奇等人接見共青團代表（資料圖）
1959年3月，高勇成為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的機要秘書。他在這個職位上一直工作到1964年8月，是胡耀邦主政團中央時在其身邊工作最久的秘書。本文是高勇對廬山會議前後的胡耀邦的回憶。
廬山會議上批彭不積極
我給胡耀邦做秘書時，「反右」運動已經結束。「反右」運動中，他的一個秘書被打成了右派，由劉崇文接替。又過了一年半，我也成了耀邦的秘書。我們倆有分工，劉崇文負責處理團中央的業務文件、管理圖書，我主要負責處理機要文件、接電話和日常事務的聯繫與辦理。
1957年團中央反右時，耀邦不在，他到國外出訪，是另一個領導主持的。胡耀邦當時就不贊成抓那麼多右派，但他無能為力。他保護了不少人，包括《中國青年報》的領導張黎群、鍾沛璋和陳模，他都儘力保護。
1959年的廬山會議，胡耀邦也參加了。我跟隨在他身邊，我們是7月29日晚上到廬山的。這時，中央政治局會議已經批判彭德懷很多天了。他在廬山會議上批彭並不積極，但是作為中央委員，參加會議不能不表態啊。大會不發言，小會也得發言，他就是在一次小組會議上發言的。他是表態性的發言，比如「擁護毛主席講話」、“擁護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之類。他發言時，我不在現場。但因為他對發言記錄不滿意，有些主要的話可能沒記，有些不主要的話卻記了，他就讓我和他重新整理了一下發言記錄。他私下裏沒有和我說對彭德懷的看法。
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對所有人都是洞察的，別人發言批判彭德懷都是蠻厲害的，而你胡耀邦發一次言就再不吭氣了。耀邦觀察到毛澤東對他的態度。幾年後他說：「廬山會議後，主席有一兩年不大理我，給我坐了冷板凳呢。」
我沒聽過耀邦對「反右」的直接評價。但他說過，有些“右派”在摘了帽子以後，還應該起用。1964年團中央要召開“九大”，在起草“九大”報告的時候，耀邦讓鍾沛璋起草。鍾沛璋此前是《中國青年報》副總編輯，1957年沒被定為右派，當時爭論很大，耀邦頂著，但沒頂住，1958年又把鍾補成了右派。但鍾沛璋比較早就摘了右派帽子。於是，耀邦讓他起草“九大”報告。
那時人們的階級鬥爭觀念很強，有人就給中央寫了封信，揭發了這件事，事情最後是怎麼處理的我忘記了。耀邦後來和我談起過這事，他說，摘了右派帽子就不能把他當右派了，你總得給他個工作干吧，以前在延安有些同志犯了很大錯誤，毛澤東不是還使用他嘛。
耀邦叫基層幹部不要去爭「紅旗」
我給胡耀邦當秘書時，「大躍進」剛開始不久。1959年5月，耀邦帶我們幾個人去河北安國縣齊村勞動一周。那時，「大躍進」的不良後果開始出現了，群眾生活已很困難，我們差不多天天吃白薯干、玉米麵糊糊和白薯面窩頭，吃後肚子發沉、脹氣。
那時，基層幹部被上級的高指標壓得喘不過氣，為了完成任務，許多幹部有嚴重的強迫命令作風，造成幹部與群眾關係十分緊張。群眾對基層幹部意見很大，而基層幹部也感到是「老鼠鑽到風箱裏——兩頭難受」，怨氣衝天。
耀邦支持基層幹部大膽工作，說有一些強迫命令是上邊壓下來的，責任不在村幹部身上。耀邦對他們說，你們不要去爭那個「紅旗」嘛，（這樣做）餓死人。那時他對「大躍進」有看法，但他一般不散佈消極情緒，一般是鼓勁的。
「大躍進」他是擁護的，他在經濟建設上也是主張“快”，他一直是這樣，有點急於求成。但是一開始，對各地“放衛星”他並不太相信。因為他是農村出身，知道一畝地能產多少稻子。但是後來，各地的“衛星”越放越多，耀邦就相信了，後來也不知道怎麼搞的就跟上了。當然，他也不是完全相信，其實，那時大家對這事也弄不太清楚。
1959年7月，廬山會議批彭德懷反右傾。在這個情況下，從廬山會議下來以後，耀邦在「大躍進」誓師大會上講話還是鼓勁。他一直鼓勁，那時毛澤東也非常強調鼓勁，氣可鼓，不可泄。但我覺得他還是比較冷靜。不過，你說他在那個時候完全頭腦不發熱也不可能。那時候說胡話的多了，例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就是一個後來的改革家先提出來的。
批評起來喊打喊殺，組織處理時非常謹慎
胡耀邦工作起來真不要命。那時他在家辦公。一個四合院，他在東屋，我在北屋。他根本顧不上家人，除了工作就是思考問題。一般的勞動他都參加。例如，1959年我們去安國縣勞動時，他點種、鋤草、推水車，什麼都干，而且不要別人照顧。大家休息時，他才坐下來抽支煙。大家不休息，他也不休息。
胡耀邦的性格很直，藏不住話，對別人沒有防備之心。在團中央時，我覺得他威信很高。威信高的關鍵是，那時他和誰都是講真心話。交談中老打官腔是挺討厭的，你能聽得下去？耀邦是不設防、講真話，這一點非常突出。
他有時候講話很生動，比如，他提出要「冷處理，軟著陸」，什麼意思呢？冷處理是說，不要在頭腦發熱、群情激憤時處理人，放下來等冷靜時再處理。軟著陸是指批評人不要打棍子。
有人說他說話隨便，不嚴密。是有不嚴密的地方，有時仔細琢磨會有漏洞，但是他不講不痛不癢的話。有人覺得這很好，就應該是個普通人嘛，寧願聽漏洞百出的真話，也不聽滴水不漏的假話。講那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高級廢話，聽著也覺得沒意思。
他喜歡知識，喜歡有知識的人。如果看到一篇他非常欣賞的文章，他就會打聽是誰寫的，作者多大年齡了。你跟他講些知識性的話，他非常高興。他愛看書，什麼書都看。會議上的講話一般都是自己起草的。我聽說中央團校要復校時，請他講話，事先團中央給他起草了個講話稿，拿上台去他看都沒看。
胡耀邦比較急躁，經常發脾氣。你要什麼事辦錯了，他批評起來絕不留情，特別是熟人、身邊的人，他專找些尖刻的話來挖苦你，讓你有個很深的印象。我也有受過批評，也見過他批評別人，越是熟悉的人他越不客氣。
但是耀邦有這樣一個特點，就是他說的：我批評起來喊打喊殺，但真的要做組織處理，我下不了手。他不怕批評過頭，但是落到文字、組織處理上，他怕過頭。包括做結論，他字斟句酌，非常謹慎，生怕過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