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王秀珍（資料圖）
1976年10月6日，是個難忘的日子，是全中國人民歡天喜地值得慶祝的日子。因為這一天，是禍國殃民、作惡多端的「四人幫」被徹底粉碎的日子。
清查「四人幫」住地
就是在這一天的晚飯後，我接到通知，於當晚九點鐘，準時到中南海懷仁堂開會。我提前幾分鐘到達懷仁堂，見門口冷冷清清，除幾名警衛人員外，幾乎看不到別的人。進了大門才看到右邊走廊內有幾位同志，在那裏安靜地等待著。九點整，值班人員告訴我們到東大廳。進了門只見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三位中央領導，嚴肅而端正地坐在那裏。汪東興招呼我們坐下，並向華國鋒、葉劍英說，人到齊了。華國鋒主席向我們作指示。大意是:我們黨內要辦一件大事，就是採取果斷措施，解決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反黨集團的問題。這四個人已被隔離審查，行動進行得很順利。你們的任務是立即分組到他們的住地，清查其反黨罪證。這個任務很重要，要求你們絕對保守機密，於今夜11點整同時進入四個人的住地。並提醒我們提高警惕，防備有人抵抗。重點是王洪文那裏，他有槍支。對工作人員，要做好思想工作，交代政策。他們都是由組織上安排去工作的，「四人幫」的反黨罪行由他們自己負責任，與工作人員無關。中央是信任他們的，希望他們徹底揭發，劃清界限。
接著，汪東興同志宣佈分組名單。共分四組，每組2人。我和中央警衛局辦公室的傅家瑞負責王洪文處的清查工作。
11點整，我們進入釣魚台16號樓。一進門便徑直到值班室，讓值班員通知全體人員馬上到會議室開會。這時，我看到值班室牆上的記事板上，還寫著中辦電告王洪文「晚上八點半到懷仁堂開會、八點到」的通知。除江青是在中南海她的一處住地被收審外，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都是接到這樣錯開時間到會的通知，進會場時被抓捕的。
人到齊了，會議開始。首先向大家說明來意，要求他們積極配合清查組的工作:第一，立即交出隨身佩帶武器以及存放槍支彈藥的鑰匙，交出所有文件櫃、辦公桌抽屜以及樓內房間鑰匙。第二，以上物品交清後，即到門口登車到學習班學習，揭發王洪文的反黨罪行。第三，除個人生活必需品外，其他東西一律不得攜帶。
機要秘書首先表態，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正確決定，堅決與反黨分子王洪文劃清界限，並立即交出他所持有的全部鑰匙。警衛員也當即交出身上帶的手槍和所有存放槍支彈藥櫃的鑰匙，並同我們一起開櫃清點登記。其中有各式手槍、步槍、衝鋒槍以及微型機槍等多支；還有獵槍數支和各種子彈、獵槍彈。當我們檢查王洪文的卧室時，在他的枕頭下面發現一支鋥光發亮的左輪手槍。拿起一看，子彈還上著膛呢。我們立即把子彈退了出來。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私藏那麼多武器，枕著手槍睡眠，這不是做賊心虛、別有企圖又是什麼！
工作人員走了以後，我們開始了緊張的清查工作。遵照中央領導同志指示，不使用樓內電話，不往外打，外來電話也一概不接。「四人幫」被抓後，他們的親信，如熱鍋上的螞蟻，焦急萬分。10月6日夜和次日整天，樓上樓下，幾乎所有的電話，都一齊響了起來，晝夜不停。吵得我們兩人簡直無法工作。加上唐山大地震後餘震不斷，室內到處叮噹作響，吊燈直晃。這些我們也都顧不上了。忙得我倆從進去後一口水沒喝，一口食物未吃，一眼未合。由於所有窗帘緊遮，也沒工夫顧及是什麼時辰了。忽然聽到有人敲門，我跑去掀起門帘一看，是哨兵敲的門，他報告說，釣魚台管理局韓局長來叫我們吃午飯。這才知道，我們原來已連續工作13個多小時了。我們只好隨他去食堂吃飯。
文件櫃裏的「絕密材料」
王洪文的辦公室陳設倒也簡單。有寫字枱、大小鐵皮文件櫃和書櫃。室內最顯眼的，要數一進門靠牆擺著的大酒櫃。酒柜上面擺著一瓶茅台酒，旁邊盤子裏扣著幾隻酒杯。通過推拉式的玻璃門，一眼可以看到，櫃內上層放的仍是茅台酒，下層碼放著一條條的中華牌香煙。據說這些煙酒都是上海提供的。
寫字枱上，除有一個插著幾支鉛筆的筆筒外，別無其他東西，沒有文件，沒有一本書、一張報紙。辦公桌的抽屜沒有上鎖。拉開一看，有兩樣東西:一樣是裁得方方正正的小紙片，有幾張寫了字，內容諸如「我們一定要好好學習，武裝自己的頭腦」、“一個人不僅要會工作，還要會休息”等平平常常的話語，每句話後面都簽有“王洪文”三字。可能是在編湊“語錄”，以備日後題詞之用。可惜的是，他的文化底子太薄，寫不出什麼有哲理的話來。抽屜里的另一樣東西是一紙袋尺碼、版本不同的“標準照”，有的照片邊沿還注有“可用”二字。顯然，這是為掛像作準備的。
王洪文最重要、最機密的是在他辦公桌座椅後面的鐵皮文件櫃。柜子是鎖著的，不知鑰匙藏在哪裏。找人打開後，看到放的文件、檔案袋不少。經仔細檢查，全是些見不得天日的東西。鐵櫃中有一個厚厚的本子，全是誣陷中央領導的黑材料，主要矛頭針對當時主管軍隊工作的中央領導。材料都是手抄的。封面標有「絕密」字樣。
另一類是幾個犯有某種錯誤的部隊高級幹部的個人檔案。
再一類是寄給他親收的幾封「效忠信」。記得有一封信大意是:我曾看到一條金光閃閃的巨龍，在你我家鄉上空飛翔。現在方知，這條巨龍就是您的化身。我向您保證，無論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我都要堅定地跟著您走，全力保衛您。文字十分肉麻。從王洪文用紅色鉛筆在這些文字下劃的道道圈圈可以看出，他很欣賞和看重這些信件，也是當作珍貴資料保存的。
此外，還有一些裝有現金的信封。信封上印有上海某機關的名稱。這些信封都未拆開，是上海每月給他的生活補貼。大概是1976年1至10月份的，總共一千來元。當我們清查他從上海帶來的那個警衛員的房間時，在廢紙簍里也發現一個未拆開的信封，同王洪文裝錢的信封一樣，是上海同一個單位發的生活補貼，只不過錢比王洪文的少，每月有15元。
王洪文的三大嗜好
打獵、射擊、釣魚是王洪文的三大嗜好。先說打獵。他打獵多在夜間，裝配有高強度照明設備的越野吉普車、高級獵槍和充足的獵彈以及盛獵物的容器等等，一應俱全。從值班秘書記事本上可以看出，隔幾天就要打一次，且次次有收穫，獵物大多是野兔。每次打了幾隻都有記載。再說射擊。王洪文打槍，不分時間場合。心血來潮，出了樓門舉槍就射。距16樓不遠，有座小橋，這裏是行人、車輛必經之地。小橋旁邊有幾棵種植多年長勢很好的松樹，不料成了他的射擊靶子，被他打得遍體鱗傷。工作人員從這裏路過，總是提心弔膽，就怕王洪文此時出來打槍。
還有釣魚。釣魚台有從玉淵潭引進來的湖水，王洪文常在這裏垂釣。國賓館工作人員和警衛部隊官兵有不少議論，說別的中央首長夜以繼日地工作，忙得不可開交，而他為啥卻如此悠閑？他還常向人誇耀，他有一副進口的高級釣竿，有人想用歐米茄手錶同他交換，他都不幹。
記事本上的無聊記錄
說:‘洪文同志如果睡不好覺，可以看看電影《出水芙蓉》放鬆一下。’”王洪文當上副主席後，數次讓秘書打電話「催中辦配備前衛車」，甚至連上海送什麼吃的、用的，也記在本子上。
一個枝上的四個柿子
釣魚台是接待來訪的外國元首和重要國賓的地方。這裏除了座座舒適宜居的樓房外，還有亭台水榭，鮮花滿園，松柏常青，環境非常優美。每逢金秋十月，道路兩旁的柿子樹、山楂樹，黃中透紅的柿子，紫紅的紅果，結滿枝頭，煞是好看，成為國賓館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一天飯後，碰巧幾個清查組的同志一起從食堂出來。邊走邊談，說起了路邊樹上的柿子，江青清查組有位同志說，十樓里掛著長在一條枝上的四個柿子。這樣一說，其他組的同志也異口同聲地說，我們那裏也掛有同樣的四個柿子，就連住在釣魚台外面的姚文元那裏也是一樣。我們感到迷惑:不知是他們有意所為，還是無意的巧合，還是有什麼別的含義？至今仍是個謎。
「四人幫」以為他們的反黨結盟堅如磐石，但是，他們沒有想到，黨中央採取這麼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幾個小時就把他們解決了。這是他們應得的下場。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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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群、江青和林彪三人的合影（資料圖）
本文摘自《中國改革》2011年第5期，
接到楊德中的電話時，我在北郊木材廠，時為1968年6月。他說派車接我到釣魚台十五號樓。我到後沒幾分鐘，陳伯達從樓上下來問了問我的基本情況，就讓我回去了。這是下午的事。晚上就通知我到十五號樓報到，我就算正式到陳伯達那裏工作了。
「夫妻照」和社論的故事
我去那裏是在陳伯達原來的秘書王保春調走以後。王離開是因為所謂「傅崇碧沖釣魚台事件」。傅要到釣魚台來，聯繫電話是王接的。傅是北京衛戍區司令，王哪有權阻攔呢？進來以後驚動了江青，她火兒了：“是陳伯達秘書放進來的，寫檢查。”王第一次檢查沒通過。她說：“這樣的檢查怎麼能行？”回來又讓陳伯達給他修改，加了些“深刻”的話，這才過關。這還不行，讓調出辦公室，才又調我來。
陳伯達身邊就這麼幾個人，我跟王文耀搞機要，廚師宋師傅，釣魚台配的服務員李保平和張素花，還有司機老俞。
在那裏的時候，有的事我印象很深，比如陳伯達和江青的關係。那時，陳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江是副組長，可據我觀察，江青對陳伯達一點兒也不客氣。
有件事讓我挺生氣。有一次在京西賓館開會，會議室的廁所沒寫明男女。會議過程中，陳上廁所，出來碰到江。江火了：「你怎麼上我的廁所？」陳看了看門上說：“這沒有寫女廁所啊？”“啊？你今天上我的廁所，明天就會闖我的卧室！”很嚴肅，當面說陳伯達，旁邊還有別人。陳被江訓得還不如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呢。陳回去後很生氣。我替他打抱不平，說我給主席打電話說說這事。陳說，“不不，你不要管。”
第二檔子是照片的事。中共九大以後，有一天江青高興了，讓秘書打電話，「叫伯達同志來照個相嘛。」兩人並排照了個相，就像咱們說的“夫妻相”。陳當時就沒意識到，我卻覺得不大對頭。大概過了兩天，他到毛家灣去（葉群是他老鄉，又是他學生，兩人談得來。我覺得，葉的處事方法和江恰恰相反，江讓人害怕，葉見人挺親——假樣也好真的也好），二人說起照相的事。葉說：“你怎麼敢跟江青照了個‘夫妻相’啊？主席要知道了怎麼得了？”說得很嚴肅。陳一聽也很緊張，跟我說，“你是不是到新華社去一趟，把我和江青同志照的照片拿來我看一下，底版也要。你坐著我的車去吧。”我照辦了。照片看後沒送回去，無影無蹤了（肯定是陳伯達燒了）。我只得去跟圖片社解釋。陳是他們的上級，圖片社也不好說什麼。第二天，江沒取到照片，把圖片社的人罵了一頓，說，“我送的東西，你為什麼給別人？給誰了？”工作人員說給陳的秘書了。這下可壞了，從那以後，我就躲得遠遠的，不讓她看見我，一看到她看我的眼神，我就害怕。
陳伯達也用自己的辦法對付江青。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有一次中央部級以上幹部傳達會議精神，中央辦公廳通知我去參加。姚文元問我：「《人民日報》那篇社論是你送去的吧？」我說“是”。怎麼回事呢？就是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8周年，社論題目叫“改造世界觀”。那天晚上，為送稿件，陳伯達一連派我跑了八趟，我記得非常清楚。社論是姚文元和張春橋起草，陳修改的。陳很重視這個排版。排了三四次都不行，他就說：“你這個標題為什麼不能放大呢？”放大後還不行，說：“加杠。”就是社論全文加黑框。我說主席批的社論才加杠呢，陳說：“讓你加你就加嘛，給他們說加嘛。”加了還不行，說正文排成四號宋，加框，那時四號宋用得很少。最後，他終於說：“好，我睡覺了。”這時都早晨八點鐘了。後來，我琢磨，社論的第二自然段是談樣板戲，他要把這一段排到二版去——這才琢磨過來。江青把樣板戲看得很重，陳就故意排到第二版來降低影響。
廬山摔跟頭
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我是惟一跟陳伯達上廬山的工作人員。當時，會議地點保密，陳光說「上山」，“馬列著作都給我帶上，再帶幾本毛主席語錄”。
會場一般我不去，就在住處值班。不開會的時候，有些人來看他，比如李雪峰、吳法憲，江青也去過一次。那是華北組「二號簡報」出來以前，還互相來往呢。張春橋、姚文元好像沒來過。他們來得少一點，開會時都互相見面的。
全會期間，有件和我有關的事上了中央文件。在《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里，提到「陳伯達給林彪出謀獻策的電話記錄稿」，說：
話給林彪，要林彪修補講話錄音，把毛主席講的會議方針，‘最好想辦法在錄音裏面加上去’，藉以掩蓋林彪分裂黨的罪行。林彪電話答覆：‘謝謝伯達同志的關心’。”
電話記錄稿，是林彪的秘書於運深手記的，內容是：
伯達同志處繆秘書電話1970年8月29日晚8：05伯達同志說：「林副主席講話很好。表達了主席思想。不過，那裏面有沒有講到主席多次強調這樣的原話：‘是開一個團結的會議，還是分裂的會議，是開一個勝利的會議，還是失敗的會議。’我記不清楚了。如果還沒有講到，最好想辦法在錄音裏面加上去。不曉得這個意見對不對。」
林彪講話出來以後，吳法憲他們提出要放林彪講話錄音，放錄音後，各個小組討論，陳在華北組。小組討論會我去了，待在會議室外面。他的講話我沒怎麼聽到，但是，汪東興和陳毅的發言我聽得清清楚楚。汪講：「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我們八三四一部隊的幹部戰士都不答應！」陳講話也很激烈，說“我歷史上反對過毛主席，現在有人反毛主席，誰要反對毛主席，我就跟他拼了！”
簡報華北組弄得最快。實事求是講，到主席發火為止，陳伯達沒看到那期簡報，也沒有修改。這事出來以後，主席就召開常委擴大會，就擴大到各小組組長了，華北組是李雪峰、鄭維山（這都是被擴大的），擴大以後就批評他們，批評得很嚴肅。陳自己寫的會議記錄上，毛主席說他「人家搞陰謀，就你不搞陰謀？」他回來後很不高興，跟我說“主席批評了我”。我說這個事情沒弄好，會議沒有這個議程呀？他說：“林副主席講話主席是知道的呀。”因為這事就休會了。陳就出去轉，照了好多相。後來，會上有人批評他，“大禍臨頭了還不知道檢查自己，還遊山玩水？”他受了批評，情緒不好，總理就派了個醫生過來照顧他。
這個事出來以後，高碧岑（毛主席的機要秘書）來電話說，主席叫他去（主席不叫他不敢去）。談了有一個小時。臨別，主席還親自送他到小車邊。他回來挺高興，說主席就是批評他：「你官做大了，也不到我這裏來了，也不寫文章了。」主席說，“你要跟他們見見面談一談”（“他們”，叫我說就是“老四人幫”，就是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
他先到江青那兒去，她沒讓進辦公室，就讓他出來了。他又到康生那兒，康說，「你不但要做個口頭檢查，還要做個書面檢查，做得深刻一點。」陳的書面檢查是康生起草的，很簡單，但用陳的話說，“那上綱上線上得叫高”呀，什麼“跟主席唱對台戲”呀，“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等等。陳認為主席確實批評了他，但還想挽留他，說，“你去跟他們談一談，交份檢查就算了。”結果，康生替他起草的檢查，他在大會上一念，康接著就給主席寫報告，給陳戴了幾頂帽子，什麼“國民黨反動分子、托派、叛徒等”。
這幾個人把他挖苦透了。這是他回來跟我說的。他那個氣呀，臉耷拉下來了，氣得不得了。
下山的時候，那些人都不和他接觸了。坐飛機時，他想對余秋里說點什麼，餘一扭頭就走了。去的時候還很融洽呢，回來時沒人理他了。陳就跟我發牢騷：「說我要搞政變。我政變？我政變以後你當參謀總長？」還說“我救過主席”——這話他以前從沒對我說過。
回北京後，就把他軟禁在米糧庫衚衕的家裏。什麼都沒了，車也收了，每天就是送個報紙。總理批了個負責監護和服務的人員名單，原來的工作人員只有我留下了。其他人都關起來了，連他的小孩都關了（1962年出生的，那時才幾歲）。
那一段時間，他沒事做，就看書，練字，抄書如毛主席的《實踐論》啥的。理髮我給理，做飯我給做，反正他吃飯簡單，再說那時弄啥吃著也沒胃口了。到「九一三事件」後他被關進秦城監獄，我就離開他了。
我對陳伯達耍態度
要說他這人的特點，頭一個是尊重主席。他到主席那兒去，從來是遠遠地就下車了，也不直接進去，問警衛，「主席休息了沒有？」沒休息，他才說，“你進去報告一下，我給他送兩本書（或是其他什麼事）。”老實得像個小學生。
另一個是怕江青。主席在廬山批評他，「你官做大了，不到我這兒來了。」為啥不去了呢？也是江青弄的。江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說過，“碰頭會只有總理跟主席彙報，任何人不准干擾毛主席。”他怕江青，不然她鬧呀，不聽不行啊。江青還經常通知他去看電影，他不敢不去。江還給他摔過杯子，他把那個爛杯子撿起來帶回去，盡量不留殘跡。
再一個特點就是做事認真。陳伯達搞文字工作，一個標點符號都很認真。你要弄錯了，他就會給你糾正過來。
生活上他很簡單，不講吃，不講穿，不抽煙，不喝酒。他也不喜歡前呼後擁，有一段時間，他都不讓隨車跟著。個人衛生上，他是勤洗澡不洗頭，每天晚上洗澡，水放好之後，他到裏面咕嚕一下就出來了，不說搓呀泡呀的。一般不洗頭，就用農村人用的那種篦子梳一梳。
他一天到晚就是看書、寫東西。有個小錄音機，哇啦哇啦地在那兒說，錄完以後，整理出來就是一篇文章，真是出口成章。
他脾氣隨和，從沒跟我發過火，倒是我跟他耍過一次態度，他還向我道了歉。那次，他叫我在電話里給新華社傳個100多字的稿子，我念了三次。他還不放心：「你念清楚了嗎？」我說清楚了，他說，“你再去說一遍。”我說，“我不說了，我要再說，人家該說陳伯達辦公室的秘書有病。”那時，天氣比較熱，他穿一個大褲衩子跑來跑去，在電話里又親自說了一遍。咋這麼不相信人呢？一個中央常委處事怎麼這樣呢？我生氣地坐在門口的一個藤椅上了。他知道我不滿意，一會啪啦啪啦來了，說：“不要生氣了。”他一說，我倒不好意思了，心想，這事要是擱到康生或者江青那兒，一下就把我給抓起來了。
政治上的事我不好說，但生活中，我感覺他平易近人，比較儉樸。他勇於承擔責任，尤其是涉及主席和總理的，從來都不說對方的不是，都承認是自己的錯。
繆俊勝1958年入伍，1962年在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中立三等功，被選拔進中央警衛團。“文革”中擔任陳伯達秘書，直到陳伯達入獄。他是惟一跟隨陳伯達參加1970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廬山會議）的工作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