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這些問題使筆者百思不得其解，最近看到閻長貴、萇江的《所謂毛澤東臨終囑咐的真相》一文，終於找到了問題的答案：「按既定方針辦」竟然是會議記錄者筆誤造成的。
「四人幫」受審（資料圖
1976年9月至10月間，中國政壇圍繞一句話——「按既定方針辦」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鬥爭。這句話的影響如此深遠，令人感慨。它背後的故事如此離奇，又令人疑惑。儘管此事早有“結論”，但人們心中的疑問非但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多，比如：「按既定方針辦」是「四人幫」偽造出來的嗎？「四人幫」說過「按既定方針辦」是“毛主席臨終囑咐”嗎？「照過去方針辦」是如何變成「按既定方針辦」的？審判「四人幫」時為什麼不提這條“重罪”？本文圍繞「按既定方針辦」的由來這個關鍵問題，根據筆者看到的材料，追根溯源，去偽存真，試圖揭示歷史真相。
「按既定方針辦」由「兩報一刊」社論首次公開發表
眾所周知，逮捕「四人幫」的一個重要根據就是：偽造毛澤東的“臨終囑咐”。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中闡述了抓捕「四人幫」的理由，其中提到兩篇文章：一篇是1976年9月16日「兩報一刊」（指《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社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一篇是10月4日《光明日報》發表的梁效的《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這兩篇文章各有罪名，簡單地說，前文“造假”，後文“造假”並“舉事”。“舉事”之說不在本文探討範圍，我們只分析“造假說”或“偽造說”。
《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是公開發表「毛主席囑咐」——「按既定方針辦」的第一篇文章。這篇社論是姚文元親自佈置和審定修改的。全文2000多字，最引人注目的一句話是：“毛主席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按既定方針辦」是用黑體字排的，這意味著是毛澤東的原話。當時只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原話，才能享受如此待遇。這篇社論發表後，「四人幫」操縱廣播電台、報刊，連篇累牘地宣傳「按既定方針辦」，《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是其中影響最大的一篇文章。如果說「四人幫」偽造了毛澤東的“臨終囑咐”，《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就是“造假”的源頭，但問題是：第一，「按既定方針辦」是姚文元“造假”，還是社論起草者“造假”？第二，把「按既定方針辦」作為「毛主席囑咐」，是否確有根據？
雖然《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是「兩報一刊」社論，但參加起草的只有人民日報社和紅旗雜誌社兩家。紅旗雜誌社一人參加了領導機構“六人小組”，並任召集人，另一人則為寫作小組成員（以下分別簡稱「召集人」和「成員」）。「成員」是姚文元親自從上海調入紅旗雜誌社的，他參加了社論起草的全過程。1976年12月12日晚，「成員」詳細回憶了社論的寫作經過：
話，要我們去三個人參加寫悼念主席逝世的社論，還說事情很急，可能11日要發表。「召集人」說：“魯瑛不可能直接向《紅旗》發號施令，準是姚的意思。現在家裏只有五個人知道電報消息，林和孟不能去，要照顧家裏事，只有我同你能去。”於是，他向林、孟、周打了招呼之後，即帶著我去人民日報社。在那裏，出面聯繫的是潘某和崔某，魯瑛始終沒有出場。潘某說：魯瑛根據姚的指示要寫一篇社論，但具體內容寫什麼，要我們兩家共同討論研究。潘某、崔某問「召集人」對社論有什麼設想。「召集人」說剛知道主席逝世不到兩小時，才接到寫社論的通知，還來不及考慮。當時，幾個人議論了一個多小時，初步確定寫這樣兩部分內容：第一部分是頌揚主席的豐功偉績，由《人民日報》起草；第二部分寫路線和今後的任務，由《紅旗》起草。兩個部分，由兩家分別草擬，然後再合起來討論、修改。
這個分工商定後，「召集人」和我便回來了。「召集人」叫我先擬個草稿，內容主要講路線是個關鍵問題，然後講講當前形勢和今後任務，並規定當天下午拿出草稿。晚上，「召集人」、林和我，三人共同修改草稿。第二天上午打了十份樣稿，「召集人」和我又去人民日報參加討論。我們帶去的稿子沒有「按既定方針辦」之類的話。
議論中，潘某等曾談到是否要用主席未發表過的語錄，說最近從新華社《內部參考》上見到的就是「國內問題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針辦」兩句，前一句恐怕不好公開引用，後一句能否用還得中央批准。我也發表了類似的意見。還議論了社論分兩個部分：一是主席的偉大歷史功績（包括偉大的革命實踐和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一是如何繼承主席的遺志。我們分工提出第二部分初稿，並決定寫出後晚上碰頭。
話說，社論決定明天先不發，看看動態和反映，再有針對性地寫。我估計這是姚文元的意圖。人民日報的同志說，人民日報《情況簡編》正在收集各種反映，並說印出時就送我們參考（後一次未送）。議論中，人民日報肖某提了一下「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說要按主席路線辦。但因稿子推遲，也未討論下去。大家議定12日或13日再碰頭。
話說，這幾天形勢穩定，社論可以準備。我那幾天事情多些，又見人民日報參加撰寫的人多，就和他們商量，不再參加了，胡某仍留在人民日報參加修改。大約14日或15日，胡某帶回一份送審稿，說稿子已由人民日報送姚文元審查。送審稿中有了「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並說這是“在病中”的囑咐。據胡某後來說，這是在集體修改時，他提出加上，當時並按新華社《內部參考》核對的。這樣，這篇社論就經姚文元審查定稿，發表在9月16日《人民日報》上。發表時，“在病中”三字被刪去了……
在這篇社論之前，「四人幫」已經通過新華社《內部參考》刊登了「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並加引號，用了黑體字，為他們公開篡改毛主席指示作了準備。社論發表後三天，9月19日，姚文元又在《紅旗》第10期送審目錄草樣的信上，親筆批了要把「按既定方針辦」放進《毛主席語錄》欄中。這就更加清楚地證明：「四人幫」偽造毛主席的指示完全是有計劃、有預謀的。
「召集人」和「成員」的回憶基本一致，只是個別事實有出入。雖然他們都認同“偽造說”，但他們的敘述可以證明：姚文元不是「按既定方針辦」的發明者，這句話在文章送審稿上就有；社論起草者也不是「按既定方針辦」的發明者，是他們從別處引用過來的。
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是「按既定方針辦」的源頭
報提到毛澤東的兩條最新指示：「國內問題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針辦」；二是人民日報社、紅旗雜誌社均有人參加七八月間的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在會上聽到過谷牧傳達「按既定方針辦」；三是新華社8月或9月的《內部參考》上有一篇材料，曾以黑體引用「按既定方針辦」。
報的原件，也未找到以黑體刊登「按既定方針辦」的那期新華社《內部參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社論起草者當時用《內部參考》核對過「按既定方針辦」。當然，《內部參考》刊登「按既定方針辦」也有一個來源問題，從時間上推測，很可能源於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於1976年7月6日至8月1日在北京召開，谷牧主持會議，華國鋒於7月30日晚接見會議代表並講話。「召集人」和「成員」多次談到這次會議與「按既定方針辦」的關係。
1976年12月11日，「召集人」說：
話給我，問7月底計劃會議關於這句話是怎樣傳達的。他還提要《紅旗》參加會議的人查一下記錄。由於我們參加會議的幾個同志都去石家莊幹校勞動，沒有查成。這是「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敗露後，妄圖推卸罪責，嫁禍於人。
「成員」在12月12日說：
話問「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的出處以及記錄中的原話，我頓時有點緊張，說“這句話是我主張加的”，想表白“一人做事一人當”的意思。我當時還說，“當時用這句話的根據，一是《內部參考》先有黑體字，二是聽林某某同志傳達時也是這樣傳達的”。
1977年5月9日，「成員」又說：
10月17日上午，我在三樓走廊上，拉著林某某到360室，向他說：「關於‘按既定方針辦’，我想不通，明明是早在社論之前就有了，怎麼會算在張、姚的賬上？我記得你在7月底去聽谷牧副總理傳達，你回來時也傳達說‘按既定方針辦’，情況你是知道的，如果說有錯，那麼是谷牧傳達錯了。」林聽了，很害怕，急忙說：“你不能這樣講，千萬不能。即使有懷疑，也不能講。要講，只能去對老狄他們講。”下午，我在236室又問「召集人」：“對於‘按既定方針辦’的問題，究竟應該怎樣看？”「召集人」說：“具體的我也說不清，只能放在兩條路線鬥爭的大背景中才能看清這是陰謀。”10月18日上午，林告訴我說，他在7月底聽谷牧同志傳達時筆記上記的那句話是“照過去的既定方針辦”。我當時也不相信，以為他在筆記本上作了修改。我在10月下旬，還跑到黨刊室找劉某某同志，翻看9月初的新華社《內部參考》，以證實當時我參加炮製社論時的印象。
「召集人」、「成員」關於「按既定方針辦」源於計劃工作座談會的說法，還得到了其他人的證實。比如，原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冼恆漢也談及此事。不同的是，他說傳達「按既定方針辦」的是華國鋒，而不是谷牧。
「按既定方針辦」是華國鋒還是谷牧傳達的，或者兩人都傳達過，這些細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無論是「召集人」、「成員」等參加起草《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人，還是冼恆漢等人，都不約而同地證明：1976年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是「按既定方針辦」的源頭。
「按既定方針辦」是會議記錄者筆誤所致
按理說，「按既定方針辦」的源頭不應在計劃工作座談會，應在毛澤東那兒。毛澤東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場合說這句話的呢？原話究竟是什麼？請看1976年12月17日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4月30日，毛主席會見外賓之後，華國鋒同志向毛主席彙報了國內總的形勢好，有幾個省不大好的情況。毛主席當即給華國鋒同志親筆寫了‘慢慢來，不要招（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華國鋒同志當時就把毛主席的‘慢慢來，不要招（著）急’和‘照過去方針辦’的指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傳達。‘四人幫’在場，其中王洪文、江青作了筆錄，有案可查，姚文元還直接看到了毛主席的親筆原件。”
毫無疑問，毛澤東1976年4月30日的原話是「照過去方針辦」。這就產生了一個無法迴避的矛盾：毛澤東明明說的是「照過去方針辦」，華國鋒或谷牧為什麼傳達成「按既定方針辦」呢？難道華國鋒或谷牧修改了毛澤東的指示？問題很快就有了答案，人們很快就知道了真相：「四人幫」篡改了毛澤東指示，並把篡改的話當做毛澤東臨終囑咐。“偽造說”見於1976年10月後的許多重要文獻，包括《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通知》（1976年10月18日）、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滅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幫」偽造“臨終囑咐”的大陰謀》（1976年12月17日）、「兩報一刊」社論《偉大的歷史性勝利》（1976年10月25日）、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1977年8月18日）、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1978年2月26日），等等。“偽造說”流傳甚廣，傳播至今。但它存在很多疑點：
第一，「四人幫」為什麼這樣改？他們即使想篡改最高指示，也應改得有利於自己吧？「照過去方針辦」和「按既定方針辦」雖在字面上有三個字的差別，但含義基本一致，這種無謂的改動對他們有什麼好處？
第二，「四人幫」為什麼改這條？他們即使想篡改最高指示，總得找一個比較容易操作的吧？他們非常清楚「照過去方針辦」的由來，也知道政治局委員都聽過華國鋒的傳達，自己又不掌握毛澤東的親筆原件，為什麼要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去蠻幹？
第三，姚文元直接組織和修改了那篇社論，公開披露了「毛主席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接著又指示廣播電台、報刊大肆宣揚這句話。姚文元1976年9月19日在《紅旗》第10期送審目錄草樣的信上親筆寫了「按既定方針辦」，並要求放進《毛主席語錄》。這些都是事實，它們只能證明姚文元和社論寫作者把「按既定方針辦」當做「毛主席囑咐」，並不能證明「按既定方針辦」是姚文元偽造的，也不能證明「四人幫」把「按既定方針辦」當成“毛主席臨終囑咐”。“偽造說”的重要依據是《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和《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但筆者反覆查看兩篇文章，沒有找到“臨終囑咐”之類的話。具體說，《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只有一處引用了「按既定方針辦」，說是「毛主席囑咐」，未說“臨終囑咐”；《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三次引用了「按既定方針辦」，稱之為毛澤東的“囑咐”、“諄諄囑咐”，也不見“臨終囑咐”之類的辭彙。偽造“臨終囑咐”從何說起？
第四，如果「四人幫」真的偽造了“毛主席臨終囑咐”，如此重大的罪行，為什麼在1980年審判他們時不予追究呢？難道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疏忽了嗎？
這些問題使筆者百思不得其解，最近看到閻長貴、萇江的《所謂毛澤東臨終囑咐的真相》一文，終於找到了問題的答案：「按既定方針辦」竟然是會議記錄者筆誤造成的！文章說：
陳斐章從20世紀50年代起，20多年一直在國家計委辦公廳工作，參加黨組會議作記錄，或起草負責人講話和有關文件等。
在一次談話中，陳斐章告訴我們，毛主席逝世後引起非常轟動的一句話，即「按既定方針辦」一語的造成和出現，同他作記錄時的失誤有關，並講了細節。我們聽後都很震驚，我們覺得對歷史負責，還歷史本來面貌，很有必要把這個鮮為人知的情況告訴世人……
在1976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期間，由於「四人幫」的破壞和搗亂，鬥爭很激烈，加之發生百年不遇的唐山大地震，會場亂鬨哄。一天，華國鋒拿著陳斐章等人起草的稿子宣讀，中間離開稿子講了幾句話，內容即是傳達毛澤東的批示。華說，毛主席講：“不要著急”，「照過去方針辦」。在華國鋒停頓的時候，王洪文突然插話，還有“你辦事，我放心”呢。接著，華國鋒又把“你辦事，我放心”說了一遍。由於人多聽不清，擔任記錄的陳斐章只聽清“不要著急”，至於什麼“方針辦”，沒聽清。情急中，陳斐章順連其意，寫成「按既定方針辦」。會後，陳斐章整理華國鋒講話稿，發現記錄與原話不一致，即請示當時的領導，也是組織和服務這次座談會的計委一位副主任核實，而他未核實就發文了。
陳斐章一語道破天機，「按既定方針辦」的最初出處竟然找到了！
《所謂毛澤東臨終囑咐的真相》披露的這條史料彌足珍貴。我們既要感謝作者，更應感謝陳斐章老人，感謝他坦言筆誤的勇氣和搶救史料的責任感。如果說陳斐章當年的筆誤在客觀上影響了當代中國歷史進程的話，那麼，他現在提供珍貴史料，對恢復和還原歷史本來面目，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則具有重要意義。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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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板戲《紅燈記》（資料圖）
枯燥的內部演出
現在人們想看電影或者演唱會什麼的只管到電影院或體育館買票看就是了，但在「文革」時期就不是這樣了。那時的電影演出都是分級別的。公開發行的電影人們可以買票到電影院去看，但是那只有少得可憐的幾部片子，而且演了好多年，一般只有普通老百姓才會去買票看這些電影。內部的電影演出就豐富一些，但是想看這樣的電影都要講級別、講關係，不是一般老百姓可以看到的。
我叫阮哲，是1963年出生的，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我母親在廣州軍區駐廣州市的某機關大院工作，是軍隊幹部，我們一家就隨我母親住在軍隊的大院裏。父親在廣州市人民委員會（相當於現在的市政府）工作，雖然沒當什麼了不起的官，但是管點事，好像很有神通的樣子。這樣，我沾老爸的光，看了不少內部電影、內部演出。
進入70年代，廣州已經比較平靜，不像全國其他城市那樣亂，社會秩序好很多。這主要得益於廣州有春秋兩季交易會（又稱廣交會），其他的外事活動也比較多。
那時候，嚴格來講，咱們中國已經沒有娛樂活動，所有的電影、小說、音樂等等都是為了教育而製作的，而不是為了老百姓的娛樂消遣而準備的。廣州每年開兩次交易會，外賓來了總不能讓人家天天干坐在賓館裏，要給人家找點娛樂節目，還要趁這個機會向全世界展示我們「文革」的偉大成果，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啊。就這樣，每到交易會召開的時候，就有中央的文藝團體到廣州來為廣交會的外賓表演。因此，廣州的文娛活動相比起全國其他地方來要豐富一些，我們也跟著沾光看了不少專門為廣交會外賓舉辦的各種文藝演出。
這些演出都在中山紀念堂，演出票都不公開出售，全部由內部分發到省市直屬機關單位，還有各廳局的一些領導手上，一般的工廠學校科研單位是不可能拿到這些票的。父親當年就管票，咱們要看，自然是十分方便。但父親比較低調，他一般只拿位置比較差的票回家，位置好的票只是在有朋友要票的時候或是有別的什麼需要的時候才拿，拿了一般也都是給人家。而他的一位同事就比較跋扈，經常是只要好票，沒有好票有時還罵人。
我們那時候住在部隊大院，鄰里之間關係很好，大家都知道父親能拿到這個票，想看演出的時候，或者是他們家裏來了客人想招待一下的時候就會來找我父親。每當這個時候，父親總是非常樂意地答應他們，幫他們拿票。反正不用錢，做個順水人情有什麼不好？父親有時候一次便拿回幾十張票。不過每次父親也會特別叮囑他們不要把票交給不認識的人，更不能賣。
在中山紀念堂看戲，一方面是一種政治待遇、一種享受，再一方面也是受罪。第一，那時候的中山紀念堂沒有空調，只有一些電風扇。演出的時候怕階級敵人搞破壞，所有的門窗都關得死死的，所以演出大廳里熱得要死，而且觀眾不得半途離場。而演出呢，如果沒看過，看一兩場還有些新鮮，看多了也沒多少意思。那時候的文藝作品非常單調，都在突出政治。有一回，我和我哥看一個歌舞團的演出，看到後來實在沒興趣看了想走，走到門口，守門的不讓走，一定要到散場的時候才讓走。他不但不讓你走，就是在演出大廳外的走廊里走動、休息都不行，都會有劇場的服務員來干涉你。其實這些服務員很多不是真正的服務員，而是公安局的便衣。所以他們對人，有時候是很兇的。我和我哥回到座位上，沒坐多久，實在受不了那份悶熱，又跑了出來。守門的那個阿姨還是不讓走，這回哥哥想到辦法了，他跟那個阿姨講：我爸爸是市委的某某。父親在交易會期間經常要參加交易會的工作，不少保衛人員都認得他。這一招奏效了，那人看著我們兩兄弟。我哥長得有幾分像父親，我是一點也不像。她看了一會就說：你爸爸就是肥佬阮？她說的是我爸的花名。我哥說是。她看看，咱們兩個小孩滿頭大汗，看來沒有可疑，才放我們走。我們一出中山紀念堂演出廳的門，門外邊園子裏還有人，馬上就盯住了我們，叫道：幹什麼的？不許走！把我們嚇了一跳。門裏的阿姨趕緊解釋說，他們是肥佬阮的仔（廣州話，兒子的意思）。這樣，我們才得以脫離那個大蒸籠。
保衛工作做到了這樣，不時地還是會出事。有一回，父親回到家就一個個地問，給你們票自己去看了沒有，有沒有給不認識的人。一遍遍都問過了，每張票都有著落了，父親才放心。原來在中山紀念堂里發現了反動標語。我們只看到我爸拿票回來送人，卻不知道其實他們拿的每張票為了安全考慮，都是有登記的。
在1974、1975年，發生過幾次反動標語事件，這樣一搞，內部發票也控制得比較嚴了。但我們要看戲，還是比較方便。
原來交易會的演出都是由中央的文藝團體承擔，他們總來，來多了又沒有新節目，人們也就看膩了。大概是在1972年，周恩來下令讓全國各省的文藝團體輪流到廣州承擔這項演出任務。後來不但來一個歌舞團，還來一個雜技團。這樣一來，節目豐富了一些，但是歌舞節目總離不開政治說教，就是舞蹈也有很多《鐵姑娘學大寨》、《碼頭工人戰颱風》一類的節目，有時候看著舞蹈演員們滿場地蹦、滿場地跳，也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這些節目我們看著沒勁，外賓看著就更沒勁。記得那時流傳著一故事。外賓看著舞台上的演員又蹦又跳就問翻譯，她們在幹啥？翻譯告訴他，她們在鏟土推車，你看像不像？外賓看了半天，似懂非懂地「哦」了一聲。
所以，這些演出看到後來，我們都不願意再去，只愛看一些雜技表演。一般的歌舞，不管是哪個團的，都不愛去。
儘管我們自己不愛去，但是要是和那些地方上的平民子弟同學們講起去中山紀念堂看戲，那是可以把他們羨慕得眼珠子都能瞪出來的。在他們看來，能到中山紀念堂看戲，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因為這個演出票絕對不許賣，只能發給內部人看。這發票的工作可也真夠父親他們忙的。一個交易會，前後差不多三十天，那時候交易會的會程比現在長很多。每天晚上三四千張演出票要發，每次會期近三十天，共近十萬張票，到哪裏找這麼多內部人看戲？所以父親經常一拿幾十張票回來，「請」鄰居們去看戲。我有時候想學雷鋒做好事，拿票給我的那些小同學看戲，父親一聽是給地方上的平民子弟，立馬就否定了我的想法，——這些票絕對不能給他們。為什麼不能給，父親也不說。
有一天，父親滿頭大汗地跑回來，見到我們就說：快，洗把臉，到中山紀念堂看戲。我們一邊洗臉，他就一邊給我們換乾淨衣服，一邊給我們交代，這回是到紀念堂陪外賓看戲，要注意禮貌，不要亂說話等等，交代了半天。把票交給我們的時候還特別叮囑，不要把票弄丟了。
我們到紀念堂才知道，是柬埔寨的英薩利來訪問，咱們是陪他看戲。可戲從到看到尾，也沒有看到英薩利在哪個角落。
這樣的內部戲，我們大概一直看到1975年，到了1976年，各種氣氛都緊張起來，而且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先後逝世，這個演出的規模也小了很多，我們也就沒有再看。
精彩的內部電影
到中山紀念堂看內部演出講實話是比較枯燥的，但是內部的電影就不同了，那可要精彩得多。
當時的內部電影有著十分嚴格的級別限制。高級的機關就可以放一些歐美日本的、帶有一些政治色彩的所謂「反動電影」，比如《山本五十六》、《啊，海軍》、《軍閥》等，還有就是美國的《緊急下潛》、《巴頓將軍》等幾部。在鄧小平復出時，內部解禁了一些「文革」前拍的國產電影中帶“毒”的片子，比如《上甘嶺》，這些電影都不許公開放映了，就在部隊機關內部放。軍隊內部還有一些蘇聯的軍事紀錄片。在一些級別相對較低的機關單位，那些外國的反動電影就不能公開放，只能是某一級別以上的幹部才可以看。我那時跟隨母親住在一個師級單位，級別不算太高，那些外國電影只能在禮堂里放給某一級別以上的幹部看。而且他們在看的時候都是由各單位組織好，排好隊才能進場。我們大院有三個放電影的地方，一個是大操場，這裏一般是放一些公開的電影，另有一個大禮堂以及一個小禮堂。小禮堂只有一百多個座位，在那裏放的都是級別很高的保密電影內部電影。有一回，院裏放羅馬尼亞電影《巴布斯卡歷險記》，那是一部娛樂性為主的電影，但也是作為內部電影，由每個單位發票，在大操場上放映。平時放這些內部電影的時候，放映消息都是保密的，這回不知怎麼讓外面的人知道了。周圍的老百姓紛紛往我們大院裏涌。擠大門的、翻圍牆的，各出奇招，為的就是看一場電影。部隊看到這樣的情況也不能不管，警衛班守著大門、看著圍牆，不讓老百姓進來。老百姓可不管這麼多，最後竟然把院牆給推倒了一截，人們潮水一樣湧進來。一個戰士去攔他們，被一腳踢到襠部，痛得當場暈死過去，不得不送到醫院去。
第二天，我們上學路過被推倒的那截院牆，哇，讓我們好一陣驚嘆，——被推倒的院牆，好長一段，整整齊齊地躺在地上。我們打趣地說，真是「人心齊，泰山移」。
自這次踢傷人事件後，大院放內部電影再也不發通知了。院裏的俱樂部開始和全院的觀眾玩起了捉迷藏。有時候，一大院子人坐在操場上等電影開演，結果他們搞個《地雷戰》一類的東西放，放了一半，看到人們走得差不多了，突然換上當晚的主片。有時候，大家在那裏等了半天，他們就說一句：今天沒電影。之後再也不理大家，最後搞到差不多十點鐘，人們只好散去。有時候，剛才說完沒電影，可不一會就開始放電影。弄得大家對他們老大意見。
有一回，為了看一部內部電影，好像是《上甘嶺》時，我差點斷了胳膊。那次是院裏發票在操場上演。但是來的人太多，而且很多是沒票的，包括我都沒有票。我是大院裏長大的孩子，院裏的哪條小路不知道？警衛班守著幾條大路，我就鑽小道進了操場。當年我也挺聰明，看那架勢就知道這電影不會在大操場上放，就事先站到了大禮堂的門口。果不其然，最後突然說在禮堂里放電影，人們瘋了似的往大禮堂那裏涌，我就給擠在了門邊上。這時禮堂里的人只開了一扇門，人們就從這扇門往裏涌，我正好站在門邊，一隻手擋在門上，還正好是反向地給壓在門上，我的手臂擋著大家的去路，人家就壓在我的手上，當時我害怕極了。
開始我想擠進去，結果給一個大孩子擋了回來。人群還在不斷地往前涌，而且是越涌越多，我知道，如果不趕緊抽回來，這手恐怕就不再是我的啦。我使出平生的力氣，擠不進去就使勁往回抽，終於讓我給抽了出來，也保住了我的手臂。那年我大概只有十二三歲。
出來之後，心裏十分害怕，揉搓著被擠得生痛的手臂，自然不敢再上前。在門外徘徊了半天，等人們都進了場，我才又湊了上去。這時禮堂里已經滿滿當當的了，座位上自然坐滿了人，其他地方也都擠滿了，我個子小，站在後面也看不見，在外面聽了半天也沒聽清楚，只好回家去了。
過了那天，院裏的一個主要話題就是這麼好的電影為什麼不讓演？都說《我的祖國》那歌不好，太軟，可別的內容都很好啊，……。這個話題在咱們院裏談了好久好久，沒人想得通。
公開放映的「文革」電影
說到看電影，就不能不說一說「文革」時期拍的「文革」電影。「文革」時流傳著一則小道消息。說是周恩來請江青看電影，第一天是《紅燈記》，第二天是《紅燈記》，第三天還是《紅燈記》。這下把江青看火了。這時周恩來說了，你看《紅燈記》看了三天就不耐煩了，全國人民都看八年了。於是這才重新開始拍新的電影。
大概是在1973年的時候，出來「文革」時期拍攝的第一批電影，一共四部——《火紅的年代》、《戰洪圖》、《艷陽天》和《青松嶺》。在這四部之後，其他的電影也陸續拍了出來。這些電影無一不帶著濃厚的「文革」色彩。
到了鄧小平在「文革」期間復出，掀起了右傾翻案風，「四人幫」一夥就針鋒相對地掀起了一股“反潮流”的運動。所謂反潮流，說白了就是顛倒黑白。那時的文化宣傳部門差不多是完全控制在他們手上的，他們拍出了不少反潮流電影，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電影的內容越來越左，火藥味也越來越濃。到了1975、1976年，隨著《春苗》、《決裂》的上演，反潮流電影達到了一個高潮，但是，更高的高峰還在後面。
我們看《春苗》、《決裂》的時候還是十二三歲，充其量還沒有上初二。講實話，我們挺喜歡這些電影，特別是在剛看《春苗》、《決裂》的時候。喜歡它裏頭激烈的鬥爭、人物的衝突。但是對其中的所謂英雄人物則基本是不感冒，相反喜歡裏頭的反面人物，各種階級敵人、壞分子。對自己身邊的那些積極分子還喜歡用「想當春苗啊」、“好像龍校長啊”（龍校長，《決裂》中的主人公）這樣的話來諷刺他們。
那時候我們住在部隊大院裏，營區範圍很大，到處是樹林草叢，真是孩子遊戲的好天地。咱們在那裏學地道戰、地雷戰玩遊戲，寧願挨打、挨炸都要做鬼子漢奸一派，而不做游擊隊一派。
說來，人性很容易被扭曲，特別是對孩子而言，你給他什麼，他就接收什麼，沒有分辨力。但是人心底里對美對善的追求卻不是那麼容易被泯滅的。
多年後，我們這些當年的小毛孩子長成了大人了，談起當年自己心目中偶像的時候，很多人都是喜歡「王芳」（《英雄兒女》中的女主角）、王曉棠等等那些富有女性柔美的女明星，就連《秘密圖紙》中的那個女特務都有人喜歡。飾演春苗的李秀明不可以說不漂亮，但是在我們偌大的一個大院裏，那麼多的小孩，只有一個同學的哥哥說喜歡她。其實我們當年就知道他喜歡春苗，人們覺得他是個怪人。
這些鬥爭電影看多了，也把人看煩了。「文革」早期的電影，比如前面提到的四部還講點生產，以生產為主，到了後來差不多全是鬥爭，——階級鬥爭，兩條路線的鬥爭。鬥爭勝利了，一切問題都解決了，這是「文革」電影的基本模式。以至於我們後來說到電影的內容時，都用一句話給概括了，“反正都是講階級鬥爭的”。到後來，看電影成了政治任務，工廠組織工人看，學校組織學生看。工人看電影，超過了工作時間還有加班費。有一回，一個單位發票看《決裂》，有人不想看，把票給了我，結果我拿到電影門口賣了兩角錢。那時一張電影票就是兩角到兩角伍分。在當年的單位食堂可以吃一頓不錯的午餐。
在這些電影看煩了的時候，我們特別盼望八一電影製片廠能有講咱們解放軍打仗的電影拍出來。日盼夜盼總算盼來了一部八一廠拍的《長城新曲》，這電影沒上演之前聽說是講裝甲兵的，那更是吊起了我們的胃口。好容易等到院裏上演這部片子，我早早地去佔了個位置，結果電影看了一半，連個裝甲車的影子都沒看到，原來電影裏的裝甲兵在餵豬。
影是學校組織我們去看的，至於電影演了啥，一點都不知道，只在開場的時候看了一下那個女主角，不是我們喜歡的那種女孩，誰也沒有再去看電影，就玩起了捉迷藏。只是散場的時候很遺憾，電影怎麼這麼快就放完了，我們玩得正開心呢。老師坐在位置上看電影，沒有人管我們，男孩子差不多都在玩。電影裏的學生在教訓老師，座位上的老師再來監督學生學習怎麼批鬥自己，那老師是不是有病？看來我們的老師都沒病，自然就不會有人來管我們了。
「文革」時期，教育戰線已經給整得奄奄一息，這時候再來這麼一部電影，對教師對教育更是雪上加霜。電影看完，回去還要寫觀後感。電影都沒看怎麼寫？結果是大家胡亂抄一下也就了事。
《小將》這部電影上演的時間很短，沒多久，「四人幫」就倒台了。
在周恩來逝世之後，不久就是天安門事件，鄧小平接著就下了台。這時候社會上的各種風聲都很緊，也就在這時候說是有兩部重磅炸彈級的電影準備上映。這就是《反擊》和《盛大的節日》。但是，沒等它們公演，「四人幫」就被打倒了。後來這兩部片子作為批判材料在大院內部放映了一回，那天我正好有事沒看成。聽看過電影的人回來講，那電影純粹是胡編。這兩部電影的拍攝地就在廣州，有許多地方都是我熟悉的。走資派省委書記的家，就是在廣交會的花鳥館裏取的景。花鳥館是廣交會眾多展館中最豪華漂亮的，因為怕一般幹部看了它變“修”，即便是在內部開放廣交會時，一般都不開放，豪華程度可想而知。
那個時期有部電影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創業》。以今天的眼光看，它當然是極「左」的，但當年卻被江青列舉了十條罪狀不給公演。導演張天民也是夠本事，居然寫信給毛主席進行申訴。毛主席看了電影說，雖然有問題，但還是可以公演，罪狀竟有十條之多也太過分了。
這部電影公演後給社會帶來很大的震動，讓人感到振奮。以往的電影中的知識分子基本都是壞蛋，不是敵特就是為了個人利益喪心病狂的階級異己分子，最好的也是落後分子。這部電影裏的知識分子則是一個有愛國心的落後分子，最後也受到工人階級的代表周挺杉的感召站到了工人隊伍中。這電影一上演，人們就議論，是不是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要改變了。當年我住的地方，還有我父親工作的單位都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這部電影給他們的激勵特別大。
我從小到大，不知看了多少電影，但很少自己到電影院裏買票看電影。真正第一次買票看電影時已經到了1992年，為的是和女朋友約會。那時廣州的電影票已經要20多塊錢一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