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被國際社會嚴重誤讀，毛澤東是怎樣應對的？

盧溝橋事變後，中國共產黨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倡導者和踐行者，走在了抗日的前列，成為抗日的先鋒，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

毛澤東指出，此後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要“動員一切力量”，就必須加強對外宣傳，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爭取全民族抗戰的勝利。

全面抗戰前

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了解有限

因為這樣無異於暴露中國共產黨。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雖然中國共產黨有了一定的公開性，國內影響也逐漸擴大，但當時的國共合作是以黨內合作的形式進行，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也制約了中共國際形象的建構。

大革命失敗後，中共開始將工作重心轉向農村，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地下鬥爭。由於中共建立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大多處於幾省交界的偏遠農村或大山之中，在國民黨的重重包圍下，中共與外界聯繫尤其是與國外聯繫極為不便。

和書籍中的形象，離被英美公眾認知，還有相當的距離。

1944年，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時，毛澤東接見外國記者。

20世紀30年代，中共在海外的報紙以《先鋒報》和《救國時報》為代表。這兩份報紙的受眾主要是當地處於社會中下層的華人華僑，內容主要是宣傳中共的政策主張，包括中國各黨派的抗日主張，揭露日軍侵華罪行，被譽為「西半球華僑愛國反帝的兩面鮮明的輿論旗幟」。

但當時華人華僑在所在國人口佔比不高，社會地位也相對較低，對華人華僑的影響很難轉化為西方主流社會的認知。

正是因為國際社會對這一時期的中共知之甚少，國民黨的封鎖也使在華外國記者和官員不易得到關於中共的第一手材料，關於中共的消息大多來自國民黨方面，中共被國際社會嚴重誤讀。

正如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所說，「在世界各國中，恐怕沒有比紅色中國的情況是更大的謎，更混亂的傳說了」。這句話形象地道出了當時中共在國際上尤其是在西方社會形象的真實狀況。

中國共產黨加強國際形象建構的努力

中國共產黨一直重視對外宣傳工作。大革命失敗後，由於受到國民黨的嚴密封鎖，對外宣傳受到極大影響。

1935年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後，逐漸明確並深化了對擴大中共國際影響的重要性的認識。

1936年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發出指示，「為加強對外聯絡、宣傳、外交等事宜」，“特在西北辦事處下設立外交部”。至全面抗戰爆發前，中共主要通過接觸在華外國記者等渠道，宣傳中共政策主張，塑造中共國際形象。

1936年7月，斯諾到達延安後，毛澤東多次同他談話，內容涉及蘇維埃政府內外政策、中國抗日戰爭形勢方針等問題。

1936年8月，為《長征記》徵稿事，毛澤東等發出信函指出其目的是「進行國際宣傳」和“在國內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擴大紅軍“國際影響”。

告延安，建議在紅軍中加強新政策的宣講；訓練一批接待人員；對重要地區加以整頓，以方便美國記者參觀攝影，擴大紅軍和蘇區的影響。

1937年3月，毛澤東在會見史沫特萊時指出，「我們主張中、英、美、法、蘇建立太平洋聯合戰線，否則有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

盧溝橋事變後，中共得到國際社會更多的關注，也更加重視加強對外宣傳，以塑造良好的國際形象。毛澤東要求搜集八路軍新四軍的英雄事迹並加以表揚，指出其對「對外宣傳與對內教育均有重大意義」。

1939年3月，周恩來在皖南新四軍軍部幹部大會上指出，「國際上也是極注意中國問題的」。

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宣傳部成立了國際宣傳委員會，主動向海外人士宣介八路軍、新四軍英勇鬥爭的事迹，及抗日根據地建設情況。

此後，中共中央創辦了外文對外宣傳刊物《中國通訊》。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組織海外工作委員會。

1944年4月，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專門發出通知指出，「望敵後各地區部隊首長及宣傳機關，注意指導並組織我軍的對外宣傳工作」。周恩來在陝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全體幹部大會上強調，對外宣傳工作要採取“宣傳出去”和“爭取過來”的方針。

有利於我們”。

1944年8月，中共中央又從國際統戰的高度發出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對國際統一戰線的中心內容、外交工作注意事項等進行了詳細闡述，指出國際統戰政策的實施成功，對中國革命的勝利「必增加許多便利」。

中共中央對對外宣傳工作的高度重視，對構建中共國際形象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導作用。中共國際形象的建構工作在大後方主要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具體負責。在中共中央領導下，南方局在中共國際形象建構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提供豐富的「原料」。國際形象建構的前提是讓國際社會了解該主體的作為，需提供全面而豐富的「原料」。南方局十分重視辦好《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畢竟“報紙、刊物、書籍是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最銳利的武器”。

抗戰時期，這兩大媒體充分發揮公開發行的優勢，刊登了大量介紹中共政策主張及八路軍新四軍抗戰業績的消息，成為大後方外國人士了解中共的重要窗口。

在南方局開闢的這些渠道中，大後方的英美記者，成為傳播中共相關事迹和信息的重要中介。這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其一，由國民黨封鎖帶來的中共一手信息的缺乏，激起了外國記者強烈的好奇心;其二，抗戰時期，大量外國記者來到大後方，其傳播到國外的信息量相應增加;

其三，外國記者的語言優勢及對外國讀者心理的把握，有助於中共相關事迹和信息在國外的傳播；

其四，在華外國記者特別是美國記者有與國民黨當局交涉的優勢，能夠突破國民黨對新聞記者的一些限制。

因此，大後方外國記者在抗戰時期中共國際形象的建構過程中才能發揮重要中介作用。

抗日戰爭中中流砥柱的作用

是形象成功建構的真正根基

通過各方面努力，中共打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向國際社會展現了自己生機勃勃、充滿希望的真實面貌，其政策主張和英勇抗戰事迹得到了國際社會相當程度的認可，抗戰之初中共國際形象缺失和被誤讀的狀況得到改善，隨著抗日戰爭的進行，中共的國際知名度也逐步提升。

報中指出，抗戰以來英美記者宣傳中共及八路軍新四軍的書籍不下二三十種，影響我黨信譽極大，並發生一些外交影響。至抗戰後期，英美記者宣傳中共的報道和書籍則更多。

另一方面，中共在國際社會的形象顯著提升。1944年七八月間美軍觀察組抵達延安。他們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比較客觀地反映了中共的方針政策和根據地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情況，承認中共已經得到敵後抗日根據地廣大民眾的支持。

如戴維斯指出，「共產黨的政府和軍隊，是中國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積極的廣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軍隊。他們得到這種支持，是因為這個政府和軍隊真正是屬於人民的」。

雖然中共加強對外宣傳及海外人士對中共有關事迹和信息的傳播，對中共國際形象的建構和提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這些只是手段和外因，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內因，即中共以自己的政治主張、堅定意志和模範行動，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內外因相互作用，相輔相成，才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宣傳是中共建構國際形象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但如果沒有實實在在的功績，宣傳最終也會是無本之木。

毛澤東在會見赫爾利時談到，「你看解放區為什麼這樣廣大，這就是八年來廣大人民艱苦戰鬥的結果」。

因此，無論是記者團還是觀察組，他們對中共的褒揚都是在其親身所見所聞的基礎上得來的。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共國際形象成功建構的真正根基所在。中共國際形象的改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國民黨的反共行為，為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提供了積極有力的外部支持。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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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寫給毛澤東的一封親筆信 

　　

1971年10月4日，葉劍英親筆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這封信在以往諸多出版物中均為傳抄的片斷資料且多有錯漏。廣州葉劍英史料研究會保存有這封信的手跡影印件，現將其公之於眾，以利於對相關歷史問題的深入研究。

信封上有葉劍英「呈主席閱示」和毛澤東圈閱及“總理閱，交汪存”的筆跡。汪，即汪東興。信的內容如下：

主席：

首先敬祝萬壽無疆！

林彪、妻、子叛變，黃、吳、李、邱附逆，以為結納幾個死黨，掌握幾架飛機，散佈幾句謠言，製造幾樁借口，就可以施展陰謀，篡黨篡國，結果作惡自斃，餘孽落網，從反面上使全黨提高覺悟，提高警惕，增強團結，增強戰鬥力，證明壞事做到頭可以變成好事。

中央57號通知發出後，軍委直屬各單位、軍兵種和院校，按總理指示，分批分片進行傳達、學習、討論、批判和揭發。據各單位初步反映：

一、明擺：各常委會上傳達時，講到林彪謀叛三階段（暗害主席、廣東割據、北竄投敵）同志們初聽驚奇，再聽憤怒，最後聽到林逆機毀人亡，一種沉重心情又爽然消失，轉為快慰，發人深省。

二、物證：在軍委直屬各兵種首長會議上，曾把林彪給黃永勝的親筆信（照片）給大家傳觀了一遍，又選了三篇交待（代）材料（王飛、江騰蛟、魯珉）給大家念了一遍，這種鐵證如山，完全粉碎了可能在少數人心上半信半疑的精神狀態，收到全功。

三、要快：（傳達）林彪叛黨叛國罪行，是按中央規定，有計劃有步驟進行的，我們是逐步擴大，層層下達，嚴格保密。但從傳達效果看來，顯比隱好，快比慢好，大家同意中央意圖，加快步伐，擬於十月中旬傳到基層，這樣似颱風過後，萬里無雲，做到思想上充實提高，組織上調整鞏固。

估計到十一月以後，工作重點將轉到正常，為使政治局參加軍委辦公會議同志和我，了解一下軍委各方面的工作情況，擬提出第一批彙報題目：

一、戰備情況。由總參負責準備；

二、連隊建設情況。由總政負責準備；

三、軍工生產情況。由總後和國防工辦準備。

我這個人腦子空，水平低，能力弱，有時也產生「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的自卑感，這不對。當努力克服，努力學習，努力工作。

這次主席令我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我十分感戴主席的信任，但又十分害怕工作做不好，誤了大事。

昨天軍委辦公會上，我坦白地說出我的低能，請求同志們經常提示工作意見。同志們果然在會上提出許多建設性的寶貴的意見。如果我能虛心地經常請教各同志，特別是經過東興同志能夠得到主席指示，加上在政治局會議上能夠得到總理和各同志的指示，那麼工作上的錯誤可能比較少些，我當儘力做去，請主席放心。

有時間請賜一見，得到指示，以利工作。

謹致

敬禮！

葉劍英謹上     

一九七一年十月四日

二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是中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聲驚雷。曾在黨章上被明文規定為“接班人”的副統帥林彪，竟然企圖謀害毛澤東，直至駕機出逃，叛黨叛國，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九一三」事件也給毛澤東本人帶來了極大的震動。從林彪駕機外逃至9月14日下午，毛澤東得到外交部轉來的中國駐蒙古使館的報告時，已一連兩天兩夜沒有睡覺。一個月後，他極度憤慨地援引唐朝詩人杜牧的“折戟沉沙”句來形容林彪的死，並連聲說：“我的‘親密戰友’啊！多‘親密’啊！”「九一三」事件客觀上宣告了“文革”理論和實踐的破產。雖然當時毛澤東還未認識到這一點，但他已在一定程度上開始糾正“文革”的錯誤。而對林彪反黨集團的罪行和錯誤，則採取堅決的批判態度。其中，林彪長期以來在軍隊建設上的錯誤，則是批判的重要內容之一。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葉劍英擔起了領導軍隊建設的重任。

9月29日，經毛澤東審閱同意，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黃永勝等離職反省的通知：中央鑒於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參加林、陳反黨集團的宗派活動，陷得很深，實難繼續現任工作，已令他們離職反省，徹底交代。軍委日常工作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並籌組軍委辦公會議，進行集體領導。10月3日，經毛澤東審閱同意，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撤銷中央軍委辦事組的通知》：中央決定撤銷軍委辦事組，成立軍委辦公會議。軍委辦公會議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同志主持，並由葉劍英、謝富治、張春橋、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陳士榘、張才千、劉賢權十人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軍委領導下負責軍委日常工作。

10月4日，葉劍英致函毛澤東，表示十分感戴主席的信任，報告了軍委傳達林彪叛逃事件的情況和今後工作的設想。葉劍英在信中既憤怒地批判了林彪的罪行，又嚴格地解剖自己，滿懷信心地表達了自己革命到底的信念。葉劍英還認為，傳達關於林彪罪行的文件，「快比慢好」，“這樣似颱風過後，萬里無雲，做到思想上充實提高，組織上調整鞏固”。最後，葉劍英坦誠地寫道：“有時也產生‘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的自卑感，這不對。當努力克服，努力學習，努力工作。”“請主席放心。”從這封信中，一方面可以看出葉劍英謙虛謹慎的態度，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毛澤東晚年脫離群眾之甚！連葉劍英這樣在延安隨便進出毛家門檻的“參座”，現在竟要“經過東興同志能夠得到主席指示”，“有時間請賜一見”，可見當時黨內生活不正常到何種地步了。

三

不過，這次還算幸運。當天深夜至第二天凌晨，毛澤東接見葉劍英和新成立的中共中央軍委辦公會議其他成員，周恩來陪同。

毛澤東說：我這次到外邊一個多月，是周遊列國，到了四個軍區，找了各路諸侯，見了他們就講路線問題。路線對了，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政權會有政權。路線錯了就喪失一切。林、陳陰謀活動，蓄謀已久，目的就是要奪權。對於他們這個陰謀集團的辦法，就是三句話、九個字：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腳。甩石頭，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寫的《我的一點意見》就是甩石頭。華北會議後，派李德生、紀登奎到北京軍區，改組北京軍區，對軍委辦事組也增加人，摻進沙子。挖牆腳，對他們這個集團的一些人，高級幹部，能爭取的盡量爭取，能拉的盡量拉。反黨集團，他們就是空軍幾個單位，人數就是那麼幾個人，有什麼了不起嘛！把他們挖出來就是一件大好事。

談到軍隊問題時說：軍隊要提高理論水平，人們的印象，軍隊幹部頭腦簡單化，幹革命不用馬列主義武裝頭腦不行。軍隊幹部頭腦要複雜化，不要那麼簡單化。要整軍，肅清林、陳反黨集團的影響。政治教育，主要是抓路線教育。講政治講那麼多，就是不講路線。把部隊作風帶壞了，要改變。軍隊訓練也有形式主義，訓練要嚴格要求，才能打仗。軍隊靠平時訓練，靠打仗。

談到老同志問題時，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整幾位老帥，是林彪搞的。陳毅在華東工作是很有功的。接著，毛澤東又對著葉劍英說：你們那時為啥不來找我嘛，你們寫寫，我寫上幾句嘛。整他們是林、陳搞的。

談到軍委辦公會議的工作時，毛澤東說：這次是叫改組，不是摻沙子。今後辦公會議要研究大事，過去批評黃永勝不管大事，一不參，二不謀。要接受他們的教訓。凡討論重大問題，要請總理參加。下達指示，要用軍委名義，不要用辦公會議。政治局討論的問題，是用中央的名義嘛。要好好準備，開次軍委全會，各大區同志來參加，徵求他們意見。

就這樣，「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迅速地把整頓軍隊、召開軍委擴大會議的任務提到了全軍面前，提到了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劍英面前。

「受任於平叛之際，奉令於整軍之時。」1972年1月17日，葉劍英在給毛澤東的信中這樣描述自己身上的重擔。的確，歷史又一次把葉劍英推到了革命鬥爭的最前沿。由於極左勢力的干擾和破壞，由於整個國家仍然在“文革”的軌道上運行，整頓工作是十分艱難的。軍委擴大會議雖然推遲了，但在葉劍英的努力下，軍隊的整頓工作仍然有了一定的開展。它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林彪“左”的錯誤，從而使部隊建設出現了新的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