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賀子珍沒對江青的垮台做什麼評論，只是對李敏說：「我可以干點工作了，哪怕是寫寫回憶。」1979年6月1日，新華社播發了賀子珍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消息。
揭秘：消失四十年 賀子珍在江青倒台之後
她沒對江青的垮台做什麼評論，只是對李敏說：「我可以干點工作了，哪怕是寫寫回憶。」1979年6月1日，全國政協第五屆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10日，新華社播發了賀子珍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消息，第二天，全國的各大報紙都刊登了這條新聞和賀子珍的照片。賀子珍還活著、還在人間的消息傳遍大江南北。這位消失了40年的賀子珍，一下子成了新聞人物，許多人都為賀子珍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而高興。
沒有對江青倒台做什麼評論
1976年10月，在毛澤東去世一個月後，一個驚人的消息傳來：江青等於10月6日被抓起來了!「四人幫」被打倒了。
江青一抓，籠罩在賀子珍心頭的陰霾一掃而光。但是，她還沒對江青的垮台做什麼評論，只是對李敏說：「我可以干點工作了，哪怕是寫寫回憶。」
此時的賀子珍，已經是滿頭白髮，她的身體非常衰弱，但是她那顆要為人民做一點事的壯志雄心，依然未減當年。
屈指算來，她已經閑散了20多年了，她無所事事，虛度了幾十年最好的年華。過著這樣無聊的日子，並非她所願，而是環境所迫。現在，江青倒台了，阻擋她工作的這塊大石頭已經搬去，她覺得，是到了讓她恢復工作的時候了。她完全忘了，此時自己已經是個67歲的老人了，早已過了離休的年齡，應該在家裏安度晚年了。
在1977年春天來臨的時候，賀子珍興沖沖地去了一次福建，看望了剛得到解放的哥哥賀敏學。
在福建，她和哥哥共同回憶起了十幾歲鬧革命的日子，一同回憶當年與毛澤東在井岡山的往事。兄妹倆互相激勵著，準備為黨和國家再貢獻力量。然而，賀子珍從福建到上海後，正當她滿懷希望嚮往著未來之時，新的不幸又降臨到她的頭上。一天上午她一覺醒來時，發現左手抬不起來，左腿也不聽使喚了。最後，醫生診斷為中風，她的左半身偏癱了。賀子珍很快就被送進了對她來說再熟悉不過的華東醫院，從此再也沒能站立起來。
接著，醫生又檢查出了她患有糖尿病。
賀子珍又重新陷入了異常的痛苦之中。
面對這接踵而來的不幸，賀子珍萬分痛苦，她並不是為自己忍受不了身體的病痛而痛苦，而是為不能為國家和人民再去工作而痛苦!
當選全國政協委員，一下子成為新聞人物
「四人幫」打倒了，共和國新生了，人民並沒有忘記曾為共和國的誕生出生入死、浴血奮戰過的人們。
1979年6月1日，全國政協第五屆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
10日，新華社播發了賀子珍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消息，第二天，全國的各大報紙都刊登了這條新聞和賀子珍的照片。照片上的賀子珍，滿頭銀髮，面頰豐腴，坐在輪椅上，正同她的外孫女孔東梅一起看畫報，神態沉靜安詳。
原來，在會議期間，賀子珍的老戰友們，向黨中央和全國政協提出建議：鑒於賀子珍是婦女界中參加革命最早，是曾參加井岡山武裝鬥爭的女紅軍戰士，又曾是毛澤東的妻子，很有代表性和影響性，建議增補她為全國政協委員。
全國政協第五屆二次會議採納了這個建議，決定增補賀子珍為全國政協委員。
那天，上海市委書記王一平到醫院來看望賀子珍，報告她這個可喜的消息：她被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增補為政協委員。賀子珍高興地對市委領導們說：「我的心情太激動了，感謝黨和國家，沒想到組織上還記得我!」
賀子珍聽到這振奮人心的消息，高興得像個孩子一樣熱淚盈眶。賀子珍在上海居住了近30年，上海市委從來沒有負責人來看望她，在毛澤東去世以後，上海市委也只派了一個小幹事來通知了一聲。市委領導來看望，這是第一次。
市委招待處派人給她獻上了鮮花，表示祝賀。
五顏六色的鮮花插在賀子珍床邊五斗櫥上的花瓶里，頓時給病房增添了熱烈喜悅的氣氛，鮮花散發著鬱郁清香，賀子珍那白凈微帶紅潤的臉上，露出了興奮的微笑。
王一平還對她說：「賀大姐，一會兒上級就要派人來為你拍照了，照片要同這個消息一起刊登。」
送走了王一平書記後，護士盧泮雲見賀子珍難得那麼高興，便說：
「姨媽，我們陪你到花園裏看看好嗎？」
「好!好!」她高興極了，
於是小盧扶她坐在輪椅上，沿著醫院南樓旁邊的水泥小道繞到後花園裏轉了幾圈。賀子珍饒有興趣地觀賞著競相開放的花兒，心情格外振奮，多少年了，她還從來沒有這麼用心地看這麼美的花兒呢。以前，她感到自己生活在陰影中，外界的一切對她沒一點吸引力，現在，她太高興了，於是她招呼大家說：
「我們拍幾張照片吧!」
賀子珍與大家在花園中照了兩張像。在風燭殘年的歲月，黨和人民給予她這樣的榮譽，對於在沉默中生活了幾十年的賀子珍來說，無疑是一件快慰的事。
這份遲到的殊榮，猶如春風細雨，滋潤了賀子珍已經乾涸的心田。賀子珍意識到，生活中並不只有哀愁，仍然存在著希望，她不能在哀愁中沉淪，而應該抓住希望，讓希望照亮她的生活。她又一次從痛苦中解脫出來，正視自己的疾病，同病魔展開了頑強的搏鬥，同命運展開了頑強的搏鬥。
她對身邊的醫護人員說：
「我還要工作，要為四個現代化出力。你們要幫助我恢復健康，我也要同你們一起努力把身體搞好。」
賀子珍在醫院裡，是醫生、護士公認的最聽話的病人，她服從治療，積極配合醫生的每一項醫療措施。要使癱瘓的肢體恢復功能，除了按摩以外，還要進行針灸和理療；這樣，每天的治療時間就要拖得很長，賀子珍也毫不猶豫地同意了。雖然她每天被折騰得很苦，但無怨無悔。
醫生還告訴她，為了使癱瘓的左腿恢復功能，需要進行適當的活動，她欣然同意了。每天吃中飯、晚飯之前，她都由護士們攙扶著，在病室里走上幾圈。由於左腿不聽使喚，她的步履艱難，常常全身冒汗，但她總是堅持著，一定要走完該走的路。
寫了不少文章，外國通訊社也迅速轉發了此類消息。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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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溝橋事變後，中國共產黨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倡導者和踐行者，走在了抗日的前列，成為抗日的先鋒，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
毛澤東指出，此後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要“動員一切力量”，就必須加強對外宣傳，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爭取全民族抗戰的勝利。
全面抗戰前
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了解有限
因為這樣無異於暴露中國共產黨。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雖然中國共產黨有了一定的公開性，國內影響也逐漸擴大，但當時的國共合作是以黨內合作的形式進行，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也制約了中共國際形象的建構。
大革命失敗後，中共開始將工作重心轉向農村，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地下鬥爭。由於中共建立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大多處於幾省交界的偏遠農村或大山之中，在國民黨的重重包圍下，中共與外界聯繫尤其是與國外聯繫極為不便。
和書籍中的形象，離被英美公眾認知，還有相當的距離。
1944年，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時，毛澤東接見外國記者。
20世紀30年代，中共在海外的報紙以《先鋒報》和《救國時報》為代表。這兩份報紙的受眾主要是當地處於社會中下層的華人華僑，內容主要是宣傳中共的政策主張，包括中國各黨派的抗日主張，揭露日軍侵華罪行，被譽為「西半球華僑愛國反帝的兩面鮮明的輿論旗幟」。
但當時華人華僑在所在國人口佔比不高，社會地位也相對較低，對華人華僑的影響很難轉化為西方主流社會的認知。
正是因為國際社會對這一時期的中共知之甚少，國民黨的封鎖也使在華外國記者和官員不易得到關於中共的第一手材料，關於中共的消息大多來自國民黨方面，中共被國際社會嚴重誤讀。
正如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所說，「在世界各國中，恐怕沒有比紅色中國的情況是更大的謎，更混亂的傳說了」。這句話形象地道出了當時中共在國際上尤其是在西方社會形象的真實狀況。
中國共產黨加強國際形象建構的努力
中國共產黨一直重視對外宣傳工作。大革命失敗後，由於受到國民黨的嚴密封鎖，對外宣傳受到極大影響。
1935年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後，逐漸明確並深化了對擴大中共國際影響的重要性的認識。
1936年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發出指示，「為加強對外聯絡、宣傳、外交等事宜」，“特在西北辦事處下設立外交部”。至全面抗戰爆發前，中共主要通過接觸在華外國記者等渠道，宣傳中共政策主張，塑造中共國際形象。
1936年7月，斯諾到達延安後，毛澤東多次同他談話，內容涉及蘇維埃政府內外政策、中國抗日戰爭形勢方針等問題。
1936年8月，為《長征記》徵稿事，毛澤東等發出信函指出其目的是「進行國際宣傳」和“在國內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擴大紅軍“國際影響”。
告延安，建議在紅軍中加強新政策的宣講；訓練一批接待人員；對重要地區加以整頓，以方便美國記者參觀攝影，擴大紅軍和蘇區的影響。
1937年3月，毛澤東在會見史沫特萊時指出，「我們主張中、英、美、法、蘇建立太平洋聯合戰線，否則有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
盧溝橋事變後，中共得到國際社會更多的關注，也更加重視加強對外宣傳，以塑造良好的國際形象。毛澤東要求搜集八路軍新四軍的英雄事迹並加以表揚，指出其對「對外宣傳與對內教育均有重大意義」。
1939年3月，周恩來在皖南新四軍軍部幹部大會上指出，「國際上也是極注意中國問題的」。
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宣傳部成立了國際宣傳委員會，主動向海外人士宣介八路軍、新四軍英勇鬥爭的事迹，及抗日根據地建設情況。
此後，中共中央創辦了外文對外宣傳刊物《中國通訊》。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組織海外工作委員會。
1944年4月，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專門發出通知指出，「望敵後各地區部隊首長及宣傳機關，注意指導並組織我軍的對外宣傳工作」。周恩來在陝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全體幹部大會上強調，對外宣傳工作要採取“宣傳出去”和“爭取過來”的方針。
有利於我們”。
1944年8月，中共中央又從國際統戰的高度發出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對國際統一戰線的中心內容、外交工作注意事項等進行了詳細闡述，指出國際統戰政策的實施成功，對中國革命的勝利「必增加許多便利」。
中共中央對對外宣傳工作的高度重視，對構建中共國際形象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導作用。中共國際形象的建構工作在大後方主要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具體負責。在中共中央領導下，南方局在中共國際形象建構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提供豐富的「原料」。國際形象建構的前提是讓國際社會了解該主體的作為，需提供全面而豐富的「原料」。南方局十分重視辦好《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畢竟“報紙、刊物、書籍是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最銳利的武器”。
抗戰時期，這兩大媒體充分發揮公開發行的優勢，刊登了大量介紹中共政策主張及八路軍新四軍抗戰業績的消息，成為大後方外國人士了解中共的重要窗口。
在南方局開闢的這些渠道中，大後方的英美記者，成為傳播中共相關事迹和信息的重要中介。這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其一，由國民黨封鎖帶來的中共一手信息的缺乏，激起了外國記者強烈的好奇心;其二，抗戰時期，大量外國記者來到大後方，其傳播到國外的信息量相應增加;
其三，外國記者的語言優勢及對外國讀者心理的把握，有助於中共相關事迹和信息在國外的傳播；
其四，在華外國記者特別是美國記者有與國民黨當局交涉的優勢，能夠突破國民黨對新聞記者的一些限制。
因此，大後方外國記者在抗戰時期中共國際形象的建構過程中才能發揮重要中介作用。
抗日戰爭中中流砥柱的作用
是形象成功建構的真正根基
通過各方面努力，中共打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向國際社會展現了自己生機勃勃、充滿希望的真實面貌，其政策主張和英勇抗戰事迹得到了國際社會相當程度的認可，抗戰之初中共國際形象缺失和被誤讀的狀況得到改善，隨著抗日戰爭的進行，中共的國際知名度也逐步提升。
報中指出，抗戰以來英美記者宣傳中共及八路軍新四軍的書籍不下二三十種，影響我黨信譽極大，並發生一些外交影響。至抗戰後期，英美記者宣傳中共的報道和書籍則更多。
另一方面，中共在國際社會的形象顯著提升。1944年七八月間美軍觀察組抵達延安。他們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比較客觀地反映了中共的方針政策和根據地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情況，承認中共已經得到敵後抗日根據地廣大民眾的支持。
如戴維斯指出，「共產黨的政府和軍隊，是中國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積極的廣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軍隊。他們得到這種支持，是因為這個政府和軍隊真正是屬於人民的」。
雖然中共加強對外宣傳及海外人士對中共有關事迹和信息的傳播，對中共國際形象的建構和提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這些只是手段和外因，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內因，即中共以自己的政治主張、堅定意志和模範行動，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內外因相互作用，相輔相成，才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宣傳是中共建構國際形象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但如果沒有實實在在的功績，宣傳最終也會是無本之木。
毛澤東在會見赫爾利時談到，「你看解放區為什麼這樣廣大，這就是八年來廣大人民艱苦戰鬥的結果」。
因此，無論是記者團還是觀察組，他們對中共的褒揚都是在其親身所見所聞的基礎上得來的。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共國際形象成功建構的真正根基所在。中共國際形象的改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國民黨的反共行為，為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提供了積極有力的外部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