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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要走出第三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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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要走出第三條路

2020年08月18日 18:10

昨天講到美中兩國作為世界第一及第二大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之中,恐怕最後注定一戰,除非如哈佛大學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主任阿利森(Graham Allison)所言,美國學會接受中國強大,否則戰爭難免。

昨日亦講到有學者認為習主席「敢於亮劍」,是導致中美惡化的主因。我認為這種觀點完全代入了美國的思維(特別是前特朗普時代)。猶記得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之際,民主黨的奧巴馬上台,曾邀請中國召開G2會議(兩大工業國),習主席婉拒參加。如果中國好大喜功,早就自命為G2了。

中國種種的策略,被美國說成侵略性,其實是防衛性的,從搞一帶一路要突破美國海路的能源封鎖,到南海造島要突破美國在「第一島鏈」的包圍,中國要防衛「修昔底德陷阱」的敗局。既然美國不會容忍一個是其經濟總量六成或以上的國家,認為這些國家會對她構成威脅,中國便不能排除戰爭,不能排除被美國碾壓的敗局。

1991年蘇聯解體時,莫斯科市委書記葉利欽(右1)走上街頭。後來他當上俄羅斯第一任總統,但未來阻擋俄羅斯的敗局。

1991年蘇聯解體時,莫斯科市委書記葉利欽(右1)走上街頭。後來他當上俄羅斯第一任總統,但未來阻擋俄羅斯的敗局。

觀乎世界歷史,特別是二戰之後的歷史,中美爆發衝突,只能有三種結局:

一、        蘇聯或利比亞式解體。蘇聯最後一個領導人戈巴卓夫,是西方主義信徒,推動改革,最後更主動解散蘇聯。這種被對方的意識形態感召的自毀行為,結果證明對自己國家是一場災難。解體後的蘇聯,不但完全失去了對東歐國家的控制,自己的國土亦四分五裂。蘇聯由世界兩強之一,變成俄羅斯之後,急跌到世界排名第11。

蘇聯式自毁還不算是最悲慘的,更悲慘的是利比亞的斬首模式。利比亞狂人領袖卡達菲過去曾與美國激烈對抗,到2003年美軍入侵伊拉克,推翻薩達姆政權之後,卡達菲和美國講和,承諾放棄研發大殺傷力武器,銷毀全部化武和核武原料。怎料其後突然爆發所謂的「阿拉伯之春」的亂局,美國180度變臉,把原來的盟友卡達菲變成擊殺的對象,卡達菲最後被叛軍捕獲,橫死街頭。早前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北韓領袖金正恩談判,金正恩著力要防止的,就是出現「卡達菲模式」,怕與美國談判成功之後,被美國斬首。與美國惡鬥的時候不死,向美國傾斜才是死亡之吻。

利比亞強人卡達菲,最後橫死街頭。

利比亞強人卡達菲,最後橫死街頭。

二、舉手投降,這是日本模式。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經濟成長到美國的六成,很多方面都開始超越美國。當時美國與日本也發生近似與中國的貿易糾紛,美國開始抵制日本貨,狙擊東芝。1985年,日本被逼簽署《廣場協議》,日圓大幅升值,令日本這個以出口為主的國家的繁榮,戛然而止。日本在二戰之後不能全面建構自己的軍事力量,所謂的軍隊也只是「自衛隊」,軍事完全處於美國的保護傘之下,根本無力與美國對抗。美國要日本跪低,日本只能乖乖照做。日本雖然未至於亡國,但經濟低迷了30年,而且看來永遠也無法真正復甦。

三、迎擊美國,走自主的路。事實上,中國很早便選擇了這條路,方方面面都朝向這個目標部署。上世紀60年代中國研發原子彈,當時中國外交部長陳毅說: 「不管中國有多窮,我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為此金庸在《明報》發表社論《要褲子,不要核子》,大力批評中國一窮二白還要造原子彈。

我年青時也很贊同金庸觀點,認為吃飯比較緊要,花那麼多錢搞原子彈,十分無謂。但長大了之後才明白,即使是窮國,如果沒有保障自己的武力,隨時會有滅頂之災。像中國入世之後,經濟快速發展,就像一個錦衣夜行的胖子,如果不帶槍在身,定要被人生劏。

我過去不明白中國為什麼不斷地要發展軍力,到如今中美擦槍走火開戰,已變成即時危險的時候,才知道中國發展軍力的必要。即使你不想亮劍,別人也會亮劍。如果你連劍也沒有,只能徒呼奈何,任人宰割。

中國已立定決心要走第三條路,當明知「修昔底德陷阱」不能避免,惟有把自己武裝到牙齒,讓對手明白,一旦開戰,對手也要付出沉重的代價。中文的「武」字很有意義,止戈為武。

大國博弈,如果不站到國家的位置去思考問題,永遠不會得到正確答案,只會拾美國之牙慧,人云亦云。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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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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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出奇蹟  其實是有需要的

 

香港立法會選舉在眾多困難中完成,不止過程順利,投票率更達到31.9%,超過上屆的30.2%。政府及社會各界都出盡全力,推動市民投票,可以說是大力出奇蹟,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第一、超額完成

在選舉過程中,發生大埔特大火災,大量選舉工程馬上叫停,6大商會原本組織配合投票的各種優惠活動,最後也取消了,加上災難帶來的悲傷氣氛,難免衝擊了投票意欲。

在決定如期選舉之初,有民調機構按民意推算,投票率只有28%。但最後經多方努力,仍然可以達到超過上屆的31.9%投票率,得到難能可貴的勝利。

這次投票率超額完成,包括眾多因素:一、政府改善了選舉部署,例如提早一個小時投票及推遲一個小時結束,大量增設邊境及公務員專屬票站等,方便投票。二、17萬公務員團結一致出來投票,對推升投票率有很大幫助。三、社會各界鼎力支持,很多工商機構提出員工投票可以補半天假或有其他優惠,大大提高投票意欲。四、中央全力支持,包括在尾段發現有境外勢力造謠唱衰的時候,約談外國媒體,阻止了謠言影響投票。試想如果在投票當日,有大量外國唱衰言論,甚至搞出匿名人士指控「投票無良」的話,的確會影響到選民投票的心情。選舉成功有賴各方努力,但特區政府的確應記一功。

第二、不搞不成

有人會說,政府花這麼大的力量來推動投票,是否值得?這讓我想起19世紀時美國作家瑪麗•道奇(Mary Mapes Dodge)在童書《漢斯•布林克或銀色溜冰鞋》中說的荷蘭民間故事《堵水壩的男孩》,話說一個荷蘭男孩在狂風暴雨之夜,經過堤壩的時候,發覺堤壩出現一個小小的破洞,他相信不堵住堤壩就會崩潰,馬上用手指塞進洞內,徹夜無眠,終於令整個地區免於洪水災難。

香港立法會選舉出的問題,就像堤壩上的洞,我們看沒有什麼大不了,境外勢力看到就會大加利用。他們在找每一個機會,唱衰香港。港人覺得政治平靜下來,投不投票沒有所謂,境外勢力會將投票率下跌,說成為市民否定本地制度,甚至是反抗中央的結果。從投票率可以推演至《國安法》,再從《國安法》推論香港如人間地獄,外國不應該來港投資,亦不要買香港的股票。千萬不要以為我無限上綱。2019年香港制定《國安法》後,美國就用這個理由發動商界抵制來港投資。撐住投票率,就是用一隻手指塞住堤壩上的破洞,不搞不成。

第三、頂住壓力成大事

特區政府過去以小政府自居,把做事看成「干預」,什麼也不干預,特別遇上政治壓力時,更加覺得少做少錯,要順其自然。以發展北部都會區為例,如果以過去的方式去做,順其自然,20年都未發展起來。但如果可以跳出盒子去思維 (Thinking out of the box),例如先訂出要將20年時間縮短到10年的目標,然後按照目標去研究,又是否真的沒可能呢?

就好像這次選舉投票一樣,本來覺得保持30.2%的投票率也沒有可能,特別在火災後更沒有可能。但當訂出目標,各方出力,所有人都以球員的心態落場踢波,而不是以觀眾的心態坐在場邊睇波,大家就想出各種可行的方法,將不可能變成可能。

猶記得在三年之前,當美國大力唱衰香港的時候,香港股市低迷,我跟朋友說起港股是有機會再搞起來。但當時多數人的反應是,外資對香港的信心這樣低,港股是沒得搞了。但如今現實告訴我們,的確有可能把香港股市搞活。

大力出奇蹟,前提是我們真的會去出大力。這次選舉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我們要做的事,就是將不可能變成可能。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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