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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要走出第三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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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要走出第三條路

2020年08月18日 18:10

昨天講到美中兩國作為世界第一及第二大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之中,恐怕最後注定一戰,除非如哈佛大學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主任阿利森(Graham Allison)所言,美國學會接受中國強大,否則戰爭難免。

昨日亦講到有學者認為習主席「敢於亮劍」,是導致中美惡化的主因。我認為這種觀點完全代入了美國的思維(特別是前特朗普時代)。猶記得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之際,民主黨的奧巴馬上台,曾邀請中國召開G2會議(兩大工業國),習主席婉拒參加。如果中國好大喜功,早就自命為G2了。

中國種種的策略,被美國說成侵略性,其實是防衛性的,從搞一帶一路要突破美國海路的能源封鎖,到南海造島要突破美國在「第一島鏈」的包圍,中國要防衛「修昔底德陷阱」的敗局。既然美國不會容忍一個是其經濟總量六成或以上的國家,認為這些國家會對她構成威脅,中國便不能排除戰爭,不能排除被美國碾壓的敗局。

1991年蘇聯解體時,莫斯科市委書記葉利欽(右1)走上街頭。後來他當上俄羅斯第一任總統,但未來阻擋俄羅斯的敗局。

1991年蘇聯解體時,莫斯科市委書記葉利欽(右1)走上街頭。後來他當上俄羅斯第一任總統,但未來阻擋俄羅斯的敗局。

觀乎世界歷史,特別是二戰之後的歷史,中美爆發衝突,只能有三種結局:

一、        蘇聯或利比亞式解體。蘇聯最後一個領導人戈巴卓夫,是西方主義信徒,推動改革,最後更主動解散蘇聯。這種被對方的意識形態感召的自毀行為,結果證明對自己國家是一場災難。解體後的蘇聯,不但完全失去了對東歐國家的控制,自己的國土亦四分五裂。蘇聯由世界兩強之一,變成俄羅斯之後,急跌到世界排名第11。

蘇聯式自毁還不算是最悲慘的,更悲慘的是利比亞的斬首模式。利比亞狂人領袖卡達菲過去曾與美國激烈對抗,到2003年美軍入侵伊拉克,推翻薩達姆政權之後,卡達菲和美國講和,承諾放棄研發大殺傷力武器,銷毀全部化武和核武原料。怎料其後突然爆發所謂的「阿拉伯之春」的亂局,美國180度變臉,把原來的盟友卡達菲變成擊殺的對象,卡達菲最後被叛軍捕獲,橫死街頭。早前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北韓領袖金正恩談判,金正恩著力要防止的,就是出現「卡達菲模式」,怕與美國談判成功之後,被美國斬首。與美國惡鬥的時候不死,向美國傾斜才是死亡之吻。

利比亞強人卡達菲,最後橫死街頭。

利比亞強人卡達菲,最後橫死街頭。

二、舉手投降,這是日本模式。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經濟成長到美國的六成,很多方面都開始超越美國。當時美國與日本也發生近似與中國的貿易糾紛,美國開始抵制日本貨,狙擊東芝。1985年,日本被逼簽署《廣場協議》,日圓大幅升值,令日本這個以出口為主的國家的繁榮,戛然而止。日本在二戰之後不能全面建構自己的軍事力量,所謂的軍隊也只是「自衛隊」,軍事完全處於美國的保護傘之下,根本無力與美國對抗。美國要日本跪低,日本只能乖乖照做。日本雖然未至於亡國,但經濟低迷了30年,而且看來永遠也無法真正復甦。

三、迎擊美國,走自主的路。事實上,中國很早便選擇了這條路,方方面面都朝向這個目標部署。上世紀60年代中國研發原子彈,當時中國外交部長陳毅說: 「不管中國有多窮,我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為此金庸在《明報》發表社論《要褲子,不要核子》,大力批評中國一窮二白還要造原子彈。

我年青時也很贊同金庸觀點,認為吃飯比較緊要,花那麼多錢搞原子彈,十分無謂。但長大了之後才明白,即使是窮國,如果沒有保障自己的武力,隨時會有滅頂之災。像中國入世之後,經濟快速發展,就像一個錦衣夜行的胖子,如果不帶槍在身,定要被人生劏。

我過去不明白中國為什麼不斷地要發展軍力,到如今中美擦槍走火開戰,已變成即時危險的時候,才知道中國發展軍力的必要。即使你不想亮劍,別人也會亮劍。如果你連劍也沒有,只能徒呼奈何,任人宰割。

中國已立定決心要走第三條路,當明知「修昔底德陷阱」不能避免,惟有把自己武裝到牙齒,讓對手明白,一旦開戰,對手也要付出沉重的代價。中文的「武」字很有意義,止戈為武。

大國博弈,如果不站到國家的位置去思考問題,永遠不會得到正確答案,只會拾美國之牙慧,人云亦云。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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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

歷史在不斷重覆。

在中美矛盾日益加劇下,中國開始強調以內循環為主的經濟,似在模擬萬一和西方斷絕關係下經濟如何持續。中國又開始反對浪費糧食,而且還在大力買糧,又似為萬一的情況作準備。在美國8月4日公布試射「民兵3」型洲際彈道導彈後,中國上周公布了軍演影片,只見陸基導彈車避過「核攻擊」後,發射東風-26型彈道導彈還擊。這一切都指向兩個字—備戰。

這讓我想起修昔底德陷阱理論(Thucydides's Trap)。哈佛大學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主任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在其著作《註定一戰:美國和中國能否擺脫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描述來自蘇聯的恐懼已經成為過去,現在是中國世紀。他滿懷無奈地指出「我們不必成為中國的奴隸,但我們必須學會接受其強大,否則中美之間必有一戰。」

阿利森(Graham Allison)在2017年完成經典著作:《註定一戰:美國和中國能否擺脫修昔底德陷阱》。

阿利森(Graham Allison)在2017年完成經典著作:《註定一戰:美國和中國能否擺脫修昔底德陷阱》。

阿利森是公共決策理論的大師,我們讀大學時,已為他描繪美國總統甘乃迪應對古巴導彈危機的著作而著迷。他在2017年提出的「中美之間必有一戰」預測,自然惹起震憾。但當日仍不如今天,覺得中美如此接近戰爭。

阿利森建構理論時提到的「修昔底德」,源自古希臘著名軍事家及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觀點。修昔底德認為,一個崛起的大國與既有的統治霸主競爭時,最後無可避免地會引發戰爭。修昔底德講的是公元前5世紀希臘和斯巴達之戰:「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是希臘雅典日益壯大,還有這種力量在斯巴達造成的恐懼。」

斯巴達和希臘原是兄弟之邦,她們面對波斯人入侵時,曾並肩作戰,成功將波斯人擊退。但進入和平時代,本身作為陸地霸主的斯巴達,面對希臘日漸崛興的勢力,坐立不安。兩國終於爆發了拖延30年的大戰,結局是兩國均遭毀滅!

阿利森借用修昔底德的觀點,演譯成為兩個大國博奕時,無可避免地要掉進去的「修昔底德陷阱」。

人們發現,自1500年以來,一個新崛起的大國挑戰現存大國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發生戰爭的就有11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德國。當年德國統一之後,取代了英國成為歐洲最大的經濟體。結果在1914年和1939年,德國的侵略行為和英國的反應,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當然戰爭打不成的經典,就是1985年日本經濟挑戰美國後,不戰而降,簽訂廣場協議,讓日圓大幅升值,自廢武功。

美國和中國,又會否無可避免地掉進「修昔底德式」的戰爭陷阱呢?

歷史又的確巧合地近相似。中美又如希臘和斯巴達那樣曾經友好,兩國在1972年開始聯手,對付蘇聯。但1991年蘇聯解體後,亦如波斯人戰敗那樣,兩國友好的粘合劑消失。

有學者認為,習主席的「敢於亮劍」,是導致中美關係惡化的主因。

對此我不敢苟同。修昔底德陷阱作為一種理論,重視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兩個大國競逐霸主的地位,必有一戰。若只講某一領導人的管治風格觸發衝突,相反地是在突顯歷史發展的偶然性。我年青時候好辯,偏愛偶然論。到觀察事物久了,卻發現歷史竟然不斷重覆。例如中國在南海吹沙造島,早在江澤民年代已經開始,二十年前,我都覺得中國不應搞這麼多事,但如今覺得「不搞就笨」。假如中國不在南海造島,美國就不會重返亞洲嗎? 不要傻了。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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