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資料圖）
１９５７年４月３０日，北京天安門城樓休息廳。
在這裏，毛澤東率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各民主黨派負責人歡聚一堂，座談共慶「五一國際勞動節」。其時，中國共產黨倡導的開門整風已進入高潮，毛澤東在講完了歡迎黨外人士提出批評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的中心發言後，突然話鋒一轉，第一次向黨外人士公佈了他不准備擔任下一任國家主席的想法，並拱手拜託在座的諸位在各自的範圍內透露這個消息，幫他“刮點小風”。此言一出，令剛剛還被毛澤東開誠佈公、虛懷若谷的講話感動著的民主黨派人士深感驚愕和意外，會場上一時竊聲陣陣，絲絲騷動。會後，他們其中的一些人“緊急密陳”，聯名致信中共領導人，懇請說服毛澤東收回成命，在當時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
毛澤東力辭國家主席
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國家主席。新中國設立國家主席一職也是他的首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祖國大陸還沒完全解放，處戰爭狀態。因此作為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象徵的國家元首——國家主席一職空缺，直至１９５４年９月。五年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一直代理國家主席處理國務，不是國家元首的毛澤東也不得不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行使國家元首的職權。隨著新中國外交局面逐步打開，一步步走向世界，毛澤東在日益頻繁的國務活動中越來越感到彆扭，覺得名不正言不順。新中國必須要有自己的國家元首——國家主席，儘快和國際接軌，這已成毛澤東和其它中共領袖的共識。
１９５４年，中國共產黨領袖們正在會同民主黨派人士醞釀製定新中國第一部憲法。毛澤東明確提出憲法要規定中國設立國家主席的制度，中國要有國家主席。為什麼要設國家主席？中國的國家主席應該是什麼樣？毛澤東有他獨特的見解。他說：
「為保證國家安全起見，設個主席。我們中國是一個大國，疊床架屋地設個主席，目的是為著使國家更加安全。有議長（毛澤東這裏指的是委員長，筆者注），有總理，又有個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於三個地方同時都出毛病。如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出了毛病，那毫無辦法，只好等四年再說。設國家主席，在國務院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之間有個緩衝作用。」
為了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元首（總統）區別開來，毛澤東特彆強調了我們國家的元首（國家主席）要有自己的特色，他說：「資本主義國家的總統可以解散國會，我們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相反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倒可以罷免主席。國家主席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來的，並服從於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國家主席這一條，是毛澤東提出並再三堅持的。
一可使中國有名正言順的國家元首，更好與國際接軌；二防萬一不測，保證國家政權的安全運轉；三可在政府與全國人大常委會之間牽線搭橋，又不至於使其凌駕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上。毛澤東設置國家主席理由之充分和近乎天衣無縫的解釋，得到了黨內外人士的一致贊同。
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７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撤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同時決定設立國家主席。毛澤東以其在黨內外、國內外獨一無二的歷史地位和無人可比的崇高威望，眾望所歸地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主席，而德高望重的朱德，則當選為副主席。
然而，就任國家主席兩年後的１９５６年夏，毛澤東就在北戴河的一次黨內會議上披露了他不想擔任下任國家主席的意思。此時他已是一身數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名譽主席），萬事纏身，已令他應接不暇，力不從心。現在又多了國家主席一職，必須經常拋頭露面，送往迎來，更分散和消耗了他的精力。還是在１９５６年新年伊始，毛澤東在回寄給宋慶齡的新年問候信中，就曾無奈地感嘆自己「吾衰矣」！作為國家元首，在國務外事活動中必須遵守的禮儀形式，令言談舉止待人接物向來豪放不羈，不喜循規蹈矩的毛澤東很是不習慣，不自在。這一切使毛澤東深感苦惱。從有了不想連任國家主席的想法後，他以後多次重申這個願望。１９５８年初在南寧會議上，他再次對與會人員說“去掉國家主席職務，專做黨的主席，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做一些黨所要求我做的事情。這樣對於我的身體狀況也比較適宜。”
長期同毛澤東朝夕相處、深知他的脾氣秉性，也同樣日理萬機的老戰友如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鄧小平等人，十分理解毛澤東的苦衷。他們在黨內進行了耐心細緻的說服和解釋工作，終於使黨內在毛澤東不連任國家主席的問題上取得了共識。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０日，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願，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作出了《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於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
黨外人士力勸毛澤東連任國家主席
毛澤東不打算擔任下屆國家主席的想法卻遭到了黨外著名民主人士的善意阻攔。這些人大都經歷晚清、孫中山領導的中華民國、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等朝代。他們在先追隨孫中山革命未果，後幻想國民黨救國破滅後，最後從中國共產黨身上看到了中國的希望，也找到了他們的歸宿。中國共產黨面對長期戰爭破壞留下的爛灘子，勵精圖治，團結全國人民，硬是在短短几年時間內恢復了國民經濟，創造了幾乎不可能的奇蹟，令他們折服；他們在新中國政府里紛紛擔任的要職中，深切感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真誠和寬廣胸懷。他們把這種對中國共產黨的折服和感謝集中在了毛澤東身上，為新中國有這麼一位領袖而驕傲自豪，真誠地希望他永遠當新中國的掌舵人，新中國永久的象徵。如今，聽說毛澤東無意當下一屆國家主席，有點接受不了。
就在天安門座談會結束當晚，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雙肩挑的陳叔通和黃炎培，受其它民主黨派負責人委託，進行了緊急磋商，聯名給全國人大委員長劉少奇和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他們認為，現在形勢「不可以說國家已經穩固了，況台灣尚未解放，國際兩大陣營尚在劇烈鬥爭」，“在短期過程中全國人民還認識不清楚，”因此，“集體領導中突出個人威信，仍是維繫全國人民的重要一環”，否則，“可能因國內人心的震動，而給以國際間推波助瀾的造謠的機會”。最後，他們乾脆“披瀝直陳”建議劉少奇、周恩來“及時邀請人大政協同志，就這一問題，交換意見，如大家都有上面所陳感想，即請轉呈毛主席”。他們希望通過劉、周力勸毛澤東收回成命。
事關重大，劉少奇、周恩來閱後立即直接轉呈毛澤東。
陳、黃的來信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關注。毛澤東心裏清楚，他們來信表達的意圖很有代表性，不僅黨外人士，連全國人民一時都接受不了，就是黨內也有相當部分人不贊同。如果解釋工作不做好，會引起人們思想上不必要的混亂，甚至誤會，好事反而辦成了壞事，於黨於國不利。總之，他當不當下任國家主席，不是他個人的事。認真看完來信後，毛澤東在信的末尾鄭重地寫了一段很長的批語，再次申明了他不擔任下屆國家主席的理由：
「第一任主席有兩個理由說清楚可以不連任：（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任期已滿八年，可不連選；（二）按憲法制定時算起，可連選一次，但不連選，留下四年，待將來如有衛國戰爭一類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時，再選一次。而從一九五八年起讓我暫時擺脫此任務，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問題（例如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員資格，在必要時，我仍可以作主題報告）。這樣，比做主席對國家利益更大。現在雜事太多，極端妨礙研究問題。……」
為慎重起見，毛澤東沒把對陳、黃信的批語直接交給陳、黃本人，而轉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彭真等人，特別指示他們「此件需經政治局同意，然後發出。請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１００人左右參加的政治局會議，展開討論一次，取得同意。」
要求政治局大張旗鼓地做工作，首先務必在黨內統一思想，這表明，毛澤東不再擔任下屆國家主席的決心是下定了。
西方的一些通訊社很快就捕捉到了毛澤東將辭去國家主席的信息。１９５８年６月，中國駐英國大使館代辦宦鄉不斷聽到毛澤東將辭去國家主席的傳說，並被西方政要和媒體記者頻頻要求予以證實。還沒有聽到國內正式傳達的宦鄉，便緊急向外交部報告了此事。
報後靈機一動，決定借力造勢，立即親筆回了一封電報，不僅要求宦鄉證實「所傳辭職事是真的」，還要求他“經過新華社記者在倫敦新聞記者中相機陸續放出一點空氣。以便逐步使人們不當作謠言，而當作事實”。毛澤東自己還親自“放風”。１９５８年１１月，毛澤東在訪問蘇聯期間，又專門把自己不連任國家主席的情況告訴了赫魯曉夫等蘇共領導人。
由於毛澤東的一再堅持，中央政治局在黨內外的廣泛「透風」和卓有成效的解釋工作，圍繞毛澤東不再擔任下屆國家主席這不大不小的風波逐漸平息。考慮到了黨內外人士的情緒，中共中央作出的《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於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特意作了這樣一些“緩衝”和“鋪墊”：
「毛澤東同志是全國各族人民衷心愛戴的久經考驗的領袖，在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以後，他仍然是全國各族人民的領袖。在將來，如果出現某種特殊情況需要他再擔任這種工作的時候，仍然可以根據人民的意見和黨的決定，再提請他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
不管怎樣，毛澤東的願望實現了。
朱德力薦劉少奇接替毛澤東
誰是第二任國家主席的人選，毛澤東沒推薦提名，只是說「讓別人干！」這個“別人”沒明確，又引來黨內外人士的猜測。毛澤東辭職風波仍未完全平息。
１９５９年４月２日，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全會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為即將召開的全國二屆人大定調子的，其中一項重要的議程就是向二屆人大推舉國家領導人的人選名單，而新的國家主席人選尤為受人關注。
在當時的中共高層領導中，可以作國家主席的人選應該說有好幾位，經過中央書記處的初步醞釀，最後集中到朱德和劉少奇兩個人的身上。
按照慣常的做法，毛澤東不連任，由上屆國家副主席朱德繼任是順理成章的事。事實上，在中共高層領導和黨外民主人士中普遍持這種觀點。
還在半年前，為準備召開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央組織部和統戰部受中央書記處委託，草擬了一份第二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國家領導人候選人名單，發給中央一些主要負責人徵求意見。在這份名單上，仍把劉少奇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人選，而沒有提國家主席候選人人選，這就透露出了一個明顯的信息：劉少奇仍將留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既然如此，國家主席候選人顯然就是朱德了。
朱德看了中央書記處送來的名單後，明白了中央的意圖。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２９日，朱德提筆給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寫了一封信，言辭懇切地要「小平同志轉書記處同志們：我提議劉少奇同志作為國家主席候選人更為適當……至於我的工作，歷來聽黨的安排，派什麼做什麼，祈無顧慮。」以後在一系列公開和私下場合，他多次說過自己比毛澤東年長七歲，由他接替毛澤東任國家主席不符合情理，更不利於黨和國家的事業發展，並再三堅持舉薦劉少奇。
中共中央接受了朱德的提議。至此，國家主席候選人已水落石出，非劉少奇莫屬，與會者無不心知肚明。但是，由於毛澤東始終未推薦提名，在全會討論提名國家主席候選人時，會場出現了少有的尷尬。這時，鄧小平站起來說：「都不提，我提，劉少奇！」話音未落，全場立即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於是，全會一致同意劉少奇為中共中央向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的國家主席候選人，而朱德為委員長候選人。
４月５日，鄧小平在八屆七中全會上代表政治局作了關於國家機構人事配備方案的報告。對於決定提名劉少奇為國家主席候選人，他作了這樣的說明：
「國家主席有好幾位同志可作，如朱德同志，如黨內幾位老同志，都可以作，但是大家考慮的結果，以劉少奇同志擔任這個職務，比較更為適當些。國家主席不單是一個很高的榮譽職務，而是有一些相當具體麻煩的事要做，例如出國、會談、接待等等。所以，以劉少奇同志的能力和資望，以他現在在黨內所負的責任，出而兼任國家主席職務，是比較好的。」
毛澤東對黨內一致認可劉少奇為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結果很是滿意，但黃炎培、陳淑通等黨外民主人士會不會還有其它想法？在緊接著召開的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又親自向參加會議的黨外民主人士解釋了國家主席人選方案。這是他最後一次以國家主席身份主持最高國務會議。他說：
「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劉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為什麼是這個，而不是那個？因為我們共產黨內主持工作的，我算一個，但我是不管日常事務的，有時候管一點，有時候不管。經常管的是誰呢？是少奇同志。我一離開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從延安開始就是如此，現在到北京又已經１０年了。以他擔任國家主席比較適合。同時朱德同志極力推薦少奇同志。」
從延安時期始，在中共黨內代理毛澤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只有劉少奇。中共歷史文獻中有過正式記載的，有三次，劉少奇都出色完成了代理任務。
第一次是在中共七大舉行後不久。１９４５年８月，毛澤東、周恩來飛赴重慶，同國民黨蔣介石舉行和談。毛澤東提議，在他和周恩來赴重慶談判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行前，毛澤東曾在黨內交代，我真要有個三長兩短，我不怕，有少奇同志嘛！萬一我回不來，你們就跟少奇同志干。當年在延安的很多老同志都聽到過這些話。
第二次是在建國之初，毛澤東出訪蘇聯期間。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毛澤東應邀訪問蘇聯。１１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在毛澤東主持下召開政治局會議，正式作出決定：在毛澤東出訪蘇聯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職務。毛澤東於１２月６日動身前往莫斯科，１９５０年３月４日回到北京。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三個月。
第三次是在１９５３年年底。這年年底，毛澤東到杭州主持新憲法的起草工作。在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２４日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特別作出決定：在毛澤東不在北京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劉少奇在毛澤東外出期間，受毛澤東委託主持召開了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順利地解決了高崗和饒漱石的問題，並在高饒問題解決後，配合在杭州起草新憲法的毛澤東，在北京主持了新憲法的修改和討論，為即將舉行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了準備。
毛澤東對過去劉少奇三次「代理」自己主持中央工作的經歷非常滿意，特別是對他出色的全局駕馭和獨當一面的工作能力更是讚賞有加。所以毛澤東這次在向黨外人士解釋國家主席候選人人選的談話中，專門提到在中共黨內“代理主持工作”一事，並把這件事作為劉少奇“比較適合”擔任國家主席的主要理由，要大家對劉少奇放心。毛澤東還特別提到了“我們的朱老總”，一再讚揚他“肚量大如海”，號召黨內外人士都要向朱德學習。
鄧小平，特別是毛澤東對新的國家主席候選人合情合理的說明解釋，徹底消除了人們在新的國家主席人選問題上的種種疑慮，增強了黨內外群眾對劉少奇的進一步了解和他出任下任國家主席的信心。１９５９年４月２７日，在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上，劉少奇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同時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主席，成為繼毛澤東之後中國第二任國家元首；朱德當選委員長。碰巧的是，毛澤東和劉少奇分別就任第一任第二任國家主席的年齡都剛過花甲之年，６１歲。
至此，圍繞毛澤東請辭國家主席的風波徹底平息。黃炎培、陳淑通等黨外人士，通過這場國家主席候選人「風波」，又一次親身見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的寬廣胸襟和堅如磐石的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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