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針對「四人幫」不顧國家和人民利益拋來的「洋奴哲學」大帽子，陳雲非常氣憤，拍案而起，堅定地說：「如果有人批評這是‘洋奴’，那就作一次‘洋奴’！」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
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對原來制定的一些政策有所變動，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相機而動，向他提出了解放大批老幹部的建議，得到逐步採納。一部分長期疏散在外地的老幹部的處境開始明顯改善。1972年4月，陳雲返回北京。
從1973年到1974年，陳雲協助周恩來進行了外貿工作的領導和研究。兩年多里，陳雲以他特有的領導藝術和豐富的經濟工作經驗，提出了一系列帶有真知灼見的戰略性意見，為我國70年代對外經濟工作的新開拓，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
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世界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方面，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面臨著一場大規模的經濟危機，商品積壓，工人失業，市場蕭條。另一方面，原來的社會主義陣營也四分五裂，1969年中蘇兩國發生珍寶島武裝流血衝突，蘇聯甚至威脅要用原子彈來對中國實施外科手術式的打擊；在東歐，蘇聯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了其他衛星國的極度不安，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紛紛向美國、西歐靠攏，抵制蘇聯。這樣，原有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實際已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日益增多的經濟貿易往來。
在江西兩年半之久，並未使陳雲成為桃花源中人，他敏銳地看到了世界形勢這一變化，同時思索著我國的應變策略。1973年6月7日，他在家中約見剛剛出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陳希愈、副行長喬培新及負責外匯資金的李裕民等人。陳雲說：「我是一天打魚一天曬網。」他把工作指作「打魚」，把休息指作「曬網」。陳雲既不喜歡打牌、打麻將，也不喜歡跳舞之類的娛樂，平日休息，主要是聽評彈錄音。陳雲問李裕民：「你多大年紀了？」李回答43歲。陳雲說：「聽了很高興，30多歲到40多歲，正是干工作的時候。」又問起在延安一起搞過財經工作的喬培新的年紀，然後感慨地說：「你也這麼大年紀了，也算老年了！你還可以活20年，我不行了，不過和資本主義打交道是大勢已定。」這最後一句話是指當時的國際形勢。陳雲說：「過去我們的對外貿易是75%面向蘇聯和東歐國家，25%面向資本主義國家。現在改變為75%對資本主義國家，25%對蘇聯、東歐。」他還說：「這個趨勢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們對資本主義要很好地研究。不研究資本主義，我們就要吃虧，不研究資本主義，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場中佔領我們應占的地位。」他幽默地說：「列寧講過：到共產主義時代，會用金子修一些廁所。我看，現在離那個時代還很遠。」
這些話，在改革開放進行十幾年後的今天看來，是毫無疑問的真理，然而，在當時，卻如石破天驚，振聾發聵。人們剛剛從一場「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批判資本主義道路」、「消滅資本主義尾巴」的狂風暴雨中走過來，外貿領域的幹部幾乎是談「資」色變。進口外國商品必須供批判用，出口商品必須支援世界革命。所以，外貿活動幾乎降到了最低限度，極左做法充斥其間，一年一度的廣州交易會雖然還在進行，卻是只邀請「左」派商人前來，交易之前，首先贈送毛主席語錄、像章，高呼革命口號，如果外國人能遵守這些政治要求，我方在交易中則可不計較價錢，甚至奉送，美其名曰「精神變物質」。有的狡猾商人來到中國，裝模作樣，好話說盡，騙得利潤到手，回去把中國貨上的工農兵商標換成大美人，加價拋向國際市場，大賺其錢。還有的外國「左」派自己就打成一團，乘坐同一架飛機來中國，一派從前門下，另一派從後門下，互不理睬，還要中國向他們做思想工作，促進「大聯合」。在這樣的形勢下，陳雲竟然提出要以資本主義國家為主要對象進行貿易，還要很好地研究資本主義，確實讓人為他的膽略感到欽佩，又為之捏著一把冷汗。
這次談話中，陳雲還提出了要研究資本主義的10個具體問題：如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發行量、黃金儲備量、美元分佈、基本建設投資總額、赤字等，並且要求銀行研究西方領導人尼克遜、康納利、德斯坦、舒爾茨等的講話、文章，以利用外資。有人擔心這樣做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針，是否符合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精神。陳雲尖銳地指出：「首先要承認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們就可以找出一個辦法，一個變通辦法來讓大家討論。」「要把一些界限劃清楚，如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方針同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至於這樣做是否符合那些「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極左教條，陳雲旗幟鮮明地說：“凡是存在的東西都有理由，是不是合法是另一回事。我們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東西束縛住，當然這可能會犯錯誤，但是誰不犯錯誤？”
從陳雲家中出來，陳希愈等人十分激動，決心以此為指導思想，打開利用外資的突破口。1973年，中國人民銀行積極開展了籌措外匯和利用外資的工作，一年中籌措到10億美元，這在今天來說只是一筆小數目，然而在當時卻是個了不起的成就。
站，武鋼一米七軋機，及透平壓縮機、燃汽輪機、工業汽輪機製造廠等項目。這是中國工業發展急需的一批關鍵設備，有的「文化大革命」前就準備進口，但「文化大革命」一來，江青一夥揮舞極左大棒，把進口設備批成“投降賣國”，無人再敢建議。直到林彪垮台後，有關部門才又舊事重提。但張春橋卻說：一米七軋機上海工人階級自己能造，不用進口。然而，上海“工總司”的王洪文、陳阿大等一群造反起家的打手們，根本不懂技術，又壓制技術人員，鬧了一年多，連個軋機的影子也沒見到，鋼鐵工業的發展被他們一誤再誤。於是，周恩來、李先念再次佈置國家計委申請進口，毛澤東很快予以批准。同年，還批准進口美國彩色顯像管成套生產線技術。江青等人又跳出來，橫加指責和破壞。
1974年2月，四機部有個技術員給江青寫信，「揭露」出國談判引進彩色顯像管生產線的中國代表團接受了美國康寧公司贈送的玻璃蝸牛禮品，是甘心讓外國人侮辱我們“爬行”。江青如獲至寶，氣沖沖地趕到四機部，發表一通講話，說美國康寧公司送玻璃蝸牛是“侮辱我們，說我們爬行”，要求退回，並強烈抗議。周恩來指示外事部門經過調查，弄清玻璃蝸牛是美國人常用的一種禮品，立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並通過決定，收回江青的講話。但經過「四人幫」的一鬧，這個彩色顯像管生產技術的引進被耽擱了好幾年。原本在引進報告上籤了字的王洪文，這時也隨著江青把臉一翻，說向外國買船是“迷信外國資產階級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義路線”。面對壓力，協助周恩來進行引進工作的陳雲沒有退讓，反而要求在引進軋機時把眼光放得遠一些，連同必需的附件、備件一起進口。他說：這套軋機“如果缺了零配件，國內解決不了，就要推遲投產，耽誤一年就少生產鋼板300萬噸，很不合算”。
在周恩來、陳雲和隨後復出的鄧小平的共同領導和努力下，1973年至1975年，我國對外經濟工作開拓出一個新的局面，形成了自1954年引進蘇聯156項援助項目後的第二次引進高潮。這一期間引進的重要成套設備，到1982年全部投產，成為80年代中國經濟大發展的主力軍。
但是，當時中國還沒有從「文化大革命」的陰雲下得到解脫，「四人幫」還控制著較大的權力，極左錯誤仍然佔據著統治地位。1975年11月，“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迷霧再起，於1976年達到高潮。鄧小平被迫離開了中央領導崗位，他和陳雲等人進行的糾「左」努力也遭到批判。張春橋、王洪文等人立即指使在人民日報社的爪牙，派出大量記者前往各個部門搜集材料，攻擊陳雲、萬里、胡喬木、張愛萍、周榮鑫等復出的領導幹部。張春橋說，陳雲主管的外貿部“問題嚴重”，“在外貿工作上執行的是一條賣國投降主義路線”。陳雲痛心地看著費盡心血才有所好轉的經濟形勢又毀於一旦，同時也作好了再次被送到基層去“蹲點”的精神準備。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與世長辭。「四人幫」更加肆無忌憚地把手伸向了最高權力。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人開始考慮除掉這個根植於「文化大革命」動亂的毒瘤。葉劍英請王震找陳雲商量。當時，可供選擇只有兩個辦法，一是召開中共十屆三中全會，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幫」搞下去；另一個是採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幫」抓起來。陳雲在家裏反覆研究十屆中央委員會名單，算來算去，覺得沒有完全的把握。葉劍英主張武力解決，並派人請陳雲前往他在西山的住所面談。當陳雲得知葉帥的堅定態度後，明確表示：這場鬥爭不可避免。
粉碎「四人幫」後，陳雲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不顧華國鋒設置的“兩個凡是”的障礙，堅決主張讓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以後，又在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了為薄一波、陶鑄、彭德懷等冤假錯案平反和清算康生罪行等關鍵性的意見。在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努力下，中國終於走上了重整河山的正軌。在歷史的激浪狂飆中，陳雲以他巋然不動的信念，給人們留下了中流砥柱般的高大形象。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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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九一三」事件的傳達按照由上而下、先黨內後黨外的順序陸續展開，林彪出逃事件向世人公開了。大約到國慶節前後，國內外就都知道中國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事變，林彪和毛澤東決裂，因發動政變不成，出逃中摔死了！
「九一三」時間後，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毀的林彪座機。
本文摘自《「九一三」事件考證》，張聿溫著，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林彪的出逃和256號專機的墜毀，是地地道道的突發事件，無論對於中國還是對於蒙古方面來說，都是出乎意料的。
當林彪的座機起飛後，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都不知道他的真實意圖和最終去向。周恩來只知道情況有異，問題嚴重，於是下令打開雷達，嚴密監視。飛機自北戴河起飛後，開始是向著北京方向飛的，但當14分鐘後飛機緩緩轉彎，然後向西再向北，情況愈發顯得不妙之後，周恩來果斷地向空軍司令部調度室發出命令：「請你們向256號飛機呼叫，希望他們飛回來。就說不論在哪個機場降落，我周恩來都到機場去接。」(邵一海：《“聯合艦隊”的覆滅》，春秋出版社1985年版，第291頁)然而256號飛機雖然開著無線電，聽到了地面的呼叫，但就是不肯作任何回答。
林彪的座機一越出國境，原本已有某種預感的周恩來所最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他氣憤地罵了聲「叛徒」，立即從人民大會堂驅車前往中南海，當面報告了毛澤東。隨後，兩人決定，向全國發佈禁空令：關閉所有機場，所有飛機一律停飛。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連夜召集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開會，宣佈林彪叛逃事件，主持研究應付各種情況的應急措施。
徹夜未眠的周恩來，親自給全國11個大軍區和29個省、市、自治區主要負責人打電話，通報林彪外逃的情況，要求各地堅決聽從黨中央、毛主席的指揮。出於保密的考慮，周恩來使用的是經過斟酌的語言：「廬山會議第一次全會上第一個講話的那個人，帶著老婆、兒子，坐飛機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國方向去了！你們要聽從黨中央、毛主席的指揮，從現在起，立即進入緊急備戰。」當有的受話人一時反應不過來，還要進一步詢問時，周恩來馬上打斷其話語，著急地反問道：“怎麼，你還不明白嗎？”(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1頁)
9月13日上午，周恩來召集軍委和總參有關領導開會，分析林彪外逃可能出現的軍事動向，研究內防政變、外防侵略的兵力部署。決定集中3個機械化師、2個坦克師、1個炮兵師、4個警衛師，共10個師的精銳部隊，由北京衛戍區統一指揮。京北南口，京東首都機場，京南保定以北，是重點防禦地區；防空降、防機降、防機械化部隊突襲，是主要作戰方式。當晚，各部隊進入了預定作戰區域。
中南海內加強了警戒，增加了警衛兵力，修築了掩體，架設了機槍和防空武器。毛澤東悄悄搬出了中南海原來的住房，來到人民大會堂118廳暫住。
林彪已到達某國某地；(四)暫不發表消息，以觀國內動態。會議分別討論了在上述情況下的對外交涉和如何表態問題。據說，針對第一種可能，還起草了《政府聲明》的稿子，以備急需。(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171頁)
這一切都說明，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對林彪的出逃頗感意外，都不知道林彪出逃後會採取什麼樣的舉動，中國所面臨的會是什麼樣的局面，他們作了最壞的打算。
最先得知256號三叉戟飛機墜毀消息的，是蒙古方面。不過，他們也不知道這是林彪的座機，他們根據飛機失事的殘骸判斷，這是一架中國的軍用飛機。
頭一周雙方外交部門的交涉，事後看來是戲劇性的。
9月14日上午8時30分，蒙古外交部副部長額爾敦比列格緊急約見新上任的中國駐蒙古大使許文益，通報說13日凌晨2時左右，在蒙古肯特省貝爾赫礦區以南10公里處，有一架中國的噴氣式飛機失事。飛機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的飛機，乘員9人，包括1名婦女，不幸全部遇難。他就中國軍用飛機深入蒙古領土提出口頭抗議，希望中國政府就此事作出正式解釋。
許大使聞訊大吃一驚，他不敢怠慢，立即將這一情況報告國內，請示如何處理。中午12時50分，駐蒙古使館的特急電報便送到了中國外交部代部長姬鵬飛手上。正在主持外交部核心領導小組會議的姬鵬飛看罷大喜，那顆原本極度緊懸的心隨即放了下來，向與會者說了這樣一句話：「機毀人亡，絕妙的下場！」並立即派人把電報送到人民大會堂，報告正在那裏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大約14時左右，已連續工作50多個小時沒有合眼、剛剛入睡的周恩來被緊急叫醒，首先看到了電報。他頓時異常興奮，連聲說：“啊，摔死了！摔死了！”顧不上換下睡衣，親自拿著電報快步前往118廳報告毛澤東。
這樣，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林彪出逃大約36個小時之後，知道了林彪機毀人亡的結局。他們舒了一口氣，因為人一死，此前許多迫在眉睫的擔心也就稍微可以放緩了。但他們依然決定，在沒有拿到林彪摔死的確鑿證據，沒有完全弄清事實真相之前，對內對外都要嚴格保密。於是，外交部指示駐蒙古使館繼續就飛機失事原因進行調查和交涉，並把進展情況隨時報告國內。
9月18日，在林彪出逃5天之後，中共中央發出了第一份通報林彪叛逃的文件。在這份著名的編號為57的文件中，劈頭一段就是：「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皇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
自此，對「九一三」事件的傳達按照由上而下、先黨內後黨外的順序陸續展開，林彪出逃事件向世人公開了。大約到國慶節前後，國內外就都知道中國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事變，林彪和毛澤東決裂，因發動政變不成，出逃中摔死了！
此後，國內外圍繞林彪座機的墜毀，出現了種種猜測和說法，概括起來有：
(一)西山遇害說
此說出自一本1983年在美國出版的英文新書，書名為《TheConspiracyandDeathofLinBiao》，作者Yaomingle。1983年6月，由台灣時事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譯成中文，書名譯為《林彪的陰謀與死亡》，作者譯為姚明理。1983年8月，香港遠東評論出版社也將此書翻譯出版，書名譯為《林彪之死——流產政變幕後秘辛》，作者則譯為姚明樂，並指出按中文諧音「要鳴了」的意思。
在這本書中，說林彪、葉群是在西山參加了毛澤東精心安排的晚宴後被火箭打死的，在溫都爾汗墜毀的三叉戟飛機是林立果乘坐的，中央文件所公佈的墜機現場的照片出於偽造。
書中是這樣描繪的：
林立果當上空司作戰部副部長之後，就刻意發展「上海小組」等秘密組織。有一天，他對周宇馳說，要準備暗殺並推翻毛澤東，要周起草武裝政變計劃，並強調這是他爸爸的意思。事隔不久，林彪叫吳法憲去，向吳交了底：“現在主席是決心要我在他之前死，他也要你們全部陪我到八寶山去”，因此必須“使用特別手段”，“迅速行動，控制情勢”，“毛澤東的旗子不必摘下，但他的權力要除掉”。之後，吳法憲獲知林彪已經同黃永勝做過類似的談話，很快也要同李作鵬、邱會作談。
林彪自己構想的「特別手段」，是與林立果的陰謀並行的另一套“宮廷政變計劃”，葉群和黃、吳、李、邱“一致讚許計劃精妙”。計劃的核心是製造中蘇衝突，同時藉機殺掉毛澤東。實施辦法一個是對蘇聯發動突然襲擊，另一個是事先同蘇聯秘密接觸，請蘇聯合作製造戰爭；戰爭爆發，就請毛澤東躲到“玉泉山的工事”自保，然後用毒氣彈把毛殺死，屍體燒成灰燼；達到目的以後，就同蘇聯“從戰爭轉為休戰，敵對轉為結盟”。計劃既定，林彪一夥就讓總參謀部的蘇軍情報處物色了一個兩面間諜吳宗漢，讓吳向蘇聯轉達他們的意圖。但是蘇方不相信，認為純屬開玩笑。
林彪和林立果的暗殺計劃，被周恩來從幾條途徑獲悉，周馬上通報給毛澤東和汪東興，建議即刻結束南方巡視之行，而且在抵達北京之前，要作出如何對付林彪行動的確切的決定。在毛澤東抵達天津的時候，周恩來通知毛，林彪意外地從北戴河回到了北京。
9月12日晚8時10分，林彪、葉群帶了海鮮和人蔘等禮物，抵達毛澤東在「玉泉山」的別墅。席間，毛澤東專門打開一瓶明朝的老陳酒招待林彪夫婦。毛先談到南方巡視的經過，以及旅途的愉快，後又談到關於長壽的研究，並和林彪相互夾菜，氣氛親切而熱烈。宴席也有江青、周恩來、康生、汪東興參加。晚宴結束，這幾個人提前告辭，主席又挽留林彪、葉群談了20分鐘。晚8時54分，林、葉正式告辭，毛澤東和汪東興目送他們上車。
晚11時整，毛的別墅內外都聽得見接連兩次巨大的爆炸聲。原來，是林彪的座車以時速15公里駛過別墅外曲折的小路，在拐彎處離路障七至八米處滑停下來。這時，埋伏在附近的8341部隊的爆破小組，看到發射火箭的信號發出來了，隨即扣動扳機，瞬間一聲震耳欲聾的爆炸聲，一枚40厘米火箭彈不偏不倚打到汽車後部，接著第二枚火箭彈射向汽車的中部，汽車有好幾部分在火焰里飛向空中。前座的兩個人被炸得粉碎，后座的婦女，腰以上被炸成一堆破布與骨頭，坐在她身邊的男人炸得只剩下半邊臉，但身體尚有部分完好無損。
這些照片與中央辦公廳公佈給高幹看的照片大不相同，後者是駐蒙古的中國大使館在飛機失事現場拍攝的。不用說，林彪躺在飛機殘骸里的照片，和葉群、林立果的照片一樣，都是經過改造的。
當時已到西郊機場的林立果突然之間變得不知所措，周宇馳叫他立即乘三叉戟飛機起飛。林立果問周自己怎麼辦，周說他可以乘直升機逃走，將在約定的地點會合。
周恩來找黃永勝談話，說林彪已供認了他的秘密活動，將聽候命令，接受審查。黃永勝感到已無迴避餘地，林彪屈服了，他只能跟著做。周令黃給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打電話，說他已認罪。這幾個人看到已別無選擇，也都俯首認罪。周要吳法憲到空軍指揮所去，向各軍區空軍和指揮中心發佈命令，禁止全國各機場起降任何飛機，並問他是否可以迫使逃走的那架噴氣式飛機下來。吳指示北京空軍司令李際泰，派4架殲7飛機，從楊村機場起飛，去內蒙古追那架三叉戟噴氣機。當那架飛機朝中蒙邊境飛去時，周問吳怎麼辦，吳主張將它擊落，周同意，吳就讓李際泰下令靠近邊界地區的3個導彈營發射地空導彈。那架飛機進入蒙古領空後，就從雷達屏幕上消失了。據空軍的攻擊效果分析報告認為，第一批導彈已將這架飛機擊中使其受傷，但駕駛技術高明的潘景寅，立即降低高度躲避雷達追蹤。
256號三叉戟飛機墜毀後，在烏蘭巴托的中國大使館派人到失事地點展開調查。大使館用電報傳回北京外交部呈周總理的秘密報告上，標有「81029號絕密文件」字樣，裏面說墜機的乘客年齡在20至50歲之間。大使館努力安排把屍體運回中國，但後來接到一項命令——事實上是毛澤東直接下達的——要把屍體就地埋在墜機地點附近。
蘇聯和蒙古均派技術人員對已埋葬的屍體進行檢驗，至少有一些蘇聯的驗屍人員不相信林彪是那次墜機而死的乘客之一。
此說純屬荒誕不經的惡意捏造。(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25頁)
(二)導彈擊落說
此說又分為兩個分支，一個分支是中國擊落說，另一個分支是蘇蒙擊落說。
所謂被中國擊落，是說毛澤東、周恩來見林彪叛逃，怕他逃往蘇聯後在蘇聯的幫助下打回來，或在外策動、指揮中國內戰，便下令解放軍用地空導彈將林彪的座機擊落了。
此說在林立果選中的「未婚妻」張寧的書中有過披露。張寧對林彪座機的墜落前後說法是不一致的。她在《張寧：自己寫自己》一書中寫道：“空軍司令吳法憲，12日當夜與周恩來一起監視雷達跟蹤情況，吳法憲與葉群關係密切，怕惹禍上身，主動建議道：‘要不要把它打下來？’周恩來當時是制止的。”(張寧：《張寧：自己寫自己》，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頁)但她在《塵劫》(張寧：《塵劫》，香港明報出版社，1997年出版發行)一書中，又借用第二炮兵一位轉業軍人的話說，飛機是被導彈打下來的。這位轉業軍人說：“當年出事時，我在基地當兵，我們接到開炮命令，不知道是什麼目標，以後聽到文件傳達，心裏才明白是林彪座機。”張寧問他是不是搞錯了，打的恐怕是周宇馳劫持的飛機。這位轉業軍人笑道：“打直升機哪用導彈？周宇馳的直升機是在北京郊區迫降的，根本沒用開炮。我們導彈發射的方向不是北京。我們用的是新式導彈，彈頭進去反向爆炸，當時打傷了飛機。”(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50頁)
所謂被蘇蒙擊落，是說林彪座機越過中蒙邊界後，由於事出突然，在蘇蒙警戒雷達上出現大飛機回波，蘇蒙方面以為是中國方面入侵的轟炸機，便發射地對空導彈，將其擊落了。
此說的背景是：當時中蘇、中蒙關係緊張，兩年前即1969年3月，曾發生過珍寶島事件，中蘇兩國邊防部隊在中國東北烏蘇里江上的珍寶島發生過武裝衝突，差點釀成大規模戰爭。有消息說，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元帥甚至揚言要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的威脅”。而蒙古追隨蘇聯反華，蘇聯在中蒙邊界陳有重兵，林彪座機進入的方向遠程警戒雷達、防空導彈陣地不少，離溫都爾汗不遠的軍用機場還駐有蘇聯的一個航空兵師。據林彪座機墜毀現場附近的蒙古老百姓稱，曾聽到一陣“難聽”的“嗡嗡聲”，看到“從西南向北飛過來一架冒著大火的飛機，飛得相當低，在巴圖腦爾布蘇木上空，繞圖門山轉了一圈，順著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飛行，聲音越來越大，大概不到20分鐘，在蘇布爾古盆地墜毀。當時沒有聽到大的爆炸聲，只看到現場大火連天”。據此揣測，很可能是林彪座機被蘇蒙導彈擊中而墜毀。
被導彈擊落的這兩種說法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導彈先將飛機擊傷，然後飛機在試圖迫降時墜毀，而不是被導彈打得凌空爆炸。
這種導彈擊落說還有一個重要根據：飛機機翼的翼根處，有一個直徑40多厘米的大洞。(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頁、第359頁)
(三)迫降失事說
此說是墜機現場中方勘察人員、軍內有關專家通過分析而得出的結論。
此說認為256號飛機的墜毀，是迫降失敗造成的。在漆黑的夜間，在異國不明的土地上，又是在沒有地面組織指揮的情況下迫降，是極其危險的。這一點，林彪座機的飛行員肯定清楚。但飛機之所以要實施迫降，也是萬不得已，原因是油料不夠，已經無法繼續飛行。三叉戟飛機加滿油為21噸，9月12日晚從北京西郊機場飛往山海關時，沒有加滿，只加了15噸油。而林彪從山海關倉皇出逃時，由於急促，沒有來得及加油。據估算，飛機從山海關機場起飛時，油箱存油12。5噸，從山海關到墜毀地點，共飛行約120分鐘，耗油約10噸左右，這樣，飛機存油量只有2。5噸左右，而這時油箱還有一部分油，因為油泵抽不上來，不能使用。這樣，飛機要為避開雷達繼續低空飛行，最多只能飛20多分鐘。儘管墜毀地點離溫都爾汗的簡易機場只有六七十公里，如果到那裏降落的話油量是夠的；但由於機上沒有領航員，地面沒有導航，夜間飛行員很難確定自己的確切位置，加上這是一條生疏航線，飛行員心情緊張——一則因為倉皇出逃，技術方面毫無準備；二則屬於偷越國境，擔心被蘇蒙防空部隊擊落，這諸多因素，決定了飛行員急於夜間迫降求生。正是由於地形複雜，心情緊張，機組人員不齊——專機機組原本9人組成：機長、第一副駕駛、第二副駕駛、領航員、通訊員、主管機械師、機械師、特設師和空中女服務員。但匆忙登上專機的機組人員只有4人：機長潘景寅和3名機械師——沒有地面導航，迫降動作又沒有做好，結果導致了飛機的失事。失事飛機的機頭方向，是往回飛的方向。
支持這一說法的還有時任蒙古人民革命黨政治局委員的莫羅扎姆茨對記者的披露：「我們最先發現飛機時並非是其正穿越我們的國境，而是它已經飛越了我國領土，它向蘇聯人表示：‘讓我們進入。’但蘇聯人拒絕了。我們得知如果此飛機繼續飛行，它將被擊落，這就是飛機當時為什麼會掉頭轉彎。」莫羅扎姆茨說，他是在飛機墜毀幾個月後，在一次與一位資深蘇聯軍官的偶然聊天中獲悉這一資訊的。
(四)機上搏鬥說
此說認為飛機的失事，是因為飛機上發生了搏鬥，導致飛機失去控制而墜毀。
說，他聽蘇聯人講，蘇聯專家把已經燒焦的林彪屍體整理出來，發現屍體上中了9顆子彈，呈蜂窩形。而在溫都爾汗的墜機現場，也發現了散亂的幾把手槍和多發子彈。這位記者和這家報紙的意思是想證明，機上有人得知林彪要叛黨叛國，於是向林彪開槍，引起混戰和搏鬥，導致飛機失去控制，從而機毀人亡。(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74頁)
(五)自殺殉職說
此說將矛盾的焦點集中在駕駛員潘景寅身上，基於對潘景寅是位優秀的忠誠於祖國的飛行員的分析而成。
此說認為，潘景寅原先並不知道林彪要往蘇聯跑，他以為林彪要連夜回北京，或者去大連、廣州。作為林彪專機的機長，無論從政治上還是從技術上講，都是經過嚴格挑選，忠誠可靠的。平時，潘景寅當然是絕對服從林彪、葉群、林立果命令的，林彪、葉群、林立果讓他往哪裏飛，他就往哪裏飛，不會打半點折扣。但當林彪、葉群、林立果命令他越過邊界，飛往蒙古、蘇聯的時候，他動搖了。他很明白飛出國境意味著什麼，很明白「蘇修」、“蒙修”都是中國的敵人，也很明白叛黨叛國這個罪名的極端嚴重性，那樣不但會葬送他本人的政治生命，還會連累他的家人，使他們一夜之間變成反革命家屬。況且，林彪的叛逃會在國內外引起嚴重後果，給祖國和人民帶來無法預料的災難。從黨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發，受黨教育多年的他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終於決定橫下一條心，不惜和飛機同歸於盡，也要粉碎林彪叛國投敵的罪惡陰謀。於是，他採取了看起來是因油料不夠而迫降逃生，實際上是用自殺殉職來報答黨和人民培養教育，用同歸於盡來中止林彪可能給國家帶來巨大災難的壯烈行動。
此說有鄧小平的一段話作根據。1980年11月15日，鄧小平在接見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談到「九一三」事件時說：“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因為有同樣一架飛機帶了大量的黨和國家機密材料準備飛到蘇聯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現問題後，經過搏鬥，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按照鄧小平的邏輯和推斷，既然“同樣一架飛機”的飛行員是個好人，可以英勇搏鬥，那麼256號專機上的飛行員也是個好人，也就不排除他採取自殺殉職行動的可能性。(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頁，以及1980年11月24日《人民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