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九一三」事件的傳達按照由上而下、先黨內後黨外的順序陸續展開，林彪出逃事件向世人公開了。大約到國慶節前後，國內外就都知道中國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事變，林彪和毛澤東決裂，因發動政變不成，出逃中摔死了！
「九一三」時間後，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毀的林彪座機。
本文摘自《「九一三」事件考證》，張聿溫著，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林彪的出逃和256號專機的墜毀，是地地道道的突發事件，無論對於中國還是對於蒙古方面來說，都是出乎意料的。
當林彪的座機起飛後，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都不知道他的真實意圖和最終去向。周恩來只知道情況有異，問題嚴重，於是下令打開雷達，嚴密監視。飛機自北戴河起飛後，開始是向著北京方向飛的，但當14分鐘後飛機緩緩轉彎，然後向西再向北，情況愈發顯得不妙之後，周恩來果斷地向空軍司令部調度室發出命令：「請你們向256號飛機呼叫，希望他們飛回來。就說不論在哪個機場降落，我周恩來都到機場去接。」(邵一海：《“聯合艦隊”的覆滅》，春秋出版社1985年版，第291頁)然而256號飛機雖然開著無線電，聽到了地面的呼叫，但就是不肯作任何回答。
林彪的座機一越出國境，原本已有某種預感的周恩來所最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他氣憤地罵了聲「叛徒」，立即從人民大會堂驅車前往中南海，當面報告了毛澤東。隨後，兩人決定，向全國發佈禁空令：關閉所有機場，所有飛機一律停飛。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連夜召集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開會，宣佈林彪叛逃事件，主持研究應付各種情況的應急措施。
徹夜未眠的周恩來，親自給全國11個大軍區和29個省、市、自治區主要負責人打電話，通報林彪外逃的情況，要求各地堅決聽從黨中央、毛主席的指揮。出於保密的考慮，周恩來使用的是經過斟酌的語言：「廬山會議第一次全會上第一個講話的那個人，帶著老婆、兒子，坐飛機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國方向去了！你們要聽從黨中央、毛主席的指揮，從現在起，立即進入緊急備戰。」當有的受話人一時反應不過來，還要進一步詢問時，周恩來馬上打斷其話語，著急地反問道：“怎麼，你還不明白嗎？”(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1頁)
9月13日上午，周恩來召集軍委和總參有關領導開會，分析林彪外逃可能出現的軍事動向，研究內防政變、外防侵略的兵力部署。決定集中3個機械化師、2個坦克師、1個炮兵師、4個警衛師，共10個師的精銳部隊，由北京衛戍區統一指揮。京北南口，京東首都機場，京南保定以北，是重點防禦地區；防空降、防機降、防機械化部隊突襲，是主要作戰方式。當晚，各部隊進入了預定作戰區域。
中南海內加強了警戒，增加了警衛兵力，修築了掩體，架設了機槍和防空武器。毛澤東悄悄搬出了中南海原來的住房，來到人民大會堂118廳暫住。
林彪已到達某國某地；(四)暫不發表消息，以觀國內動態。會議分別討論了在上述情況下的對外交涉和如何表態問題。據說，針對第一種可能，還起草了《政府聲明》的稿子，以備急需。(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171頁)
這一切都說明，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對林彪的出逃頗感意外，都不知道林彪出逃後會採取什麼樣的舉動，中國所面臨的會是什麼樣的局面，他們作了最壞的打算。
最先得知256號三叉戟飛機墜毀消息的，是蒙古方面。不過，他們也不知道這是林彪的座機，他們根據飛機失事的殘骸判斷，這是一架中國的軍用飛機。
頭一周雙方外交部門的交涉，事後看來是戲劇性的。
9月14日上午8時30分，蒙古外交部副部長額爾敦比列格緊急約見新上任的中國駐蒙古大使許文益，通報說13日凌晨2時左右，在蒙古肯特省貝爾赫礦區以南10公里處，有一架中國的噴氣式飛機失事。飛機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的飛機，乘員9人，包括1名婦女，不幸全部遇難。他就中國軍用飛機深入蒙古領土提出口頭抗議，希望中國政府就此事作出正式解釋。
許大使聞訊大吃一驚，他不敢怠慢，立即將這一情況報告國內，請示如何處理。中午12時50分，駐蒙古使館的特急電報便送到了中國外交部代部長姬鵬飛手上。正在主持外交部核心領導小組會議的姬鵬飛看罷大喜，那顆原本極度緊懸的心隨即放了下來，向與會者說了這樣一句話：「機毀人亡，絕妙的下場！」並立即派人把電報送到人民大會堂，報告正在那裏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大約14時左右，已連續工作50多個小時沒有合眼、剛剛入睡的周恩來被緊急叫醒，首先看到了電報。他頓時異常興奮，連聲說：“啊，摔死了！摔死了！”顧不上換下睡衣，親自拿著電報快步前往118廳報告毛澤東。
這樣，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林彪出逃大約36個小時之後，知道了林彪機毀人亡的結局。他們舒了一口氣，因為人一死，此前許多迫在眉睫的擔心也就稍微可以放緩了。但他們依然決定，在沒有拿到林彪摔死的確鑿證據，沒有完全弄清事實真相之前，對內對外都要嚴格保密。於是，外交部指示駐蒙古使館繼續就飛機失事原因進行調查和交涉，並把進展情況隨時報告國內。
9月18日，在林彪出逃5天之後，中共中央發出了第一份通報林彪叛逃的文件。在這份著名的編號為57的文件中，劈頭一段就是：「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皇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
自此，對「九一三」事件的傳達按照由上而下、先黨內後黨外的順序陸續展開，林彪出逃事件向世人公開了。大約到國慶節前後，國內外就都知道中國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事變，林彪和毛澤東決裂，因發動政變不成，出逃中摔死了！
此後，國內外圍繞林彪座機的墜毀，出現了種種猜測和說法，概括起來有：
(一)西山遇害說
此說出自一本1983年在美國出版的英文新書，書名為《TheConspiracyandDeathofLinBiao》，作者Yaomingle。1983年6月，由台灣時事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譯成中文，書名譯為《林彪的陰謀與死亡》，作者譯為姚明理。1983年8月，香港遠東評論出版社也將此書翻譯出版，書名譯為《林彪之死——流產政變幕後秘辛》，作者則譯為姚明樂，並指出按中文諧音「要鳴了」的意思。
在這本書中，說林彪、葉群是在西山參加了毛澤東精心安排的晚宴後被火箭打死的，在溫都爾汗墜毀的三叉戟飛機是林立果乘坐的，中央文件所公佈的墜機現場的照片出於偽造。
書中是這樣描繪的：
林立果當上空司作戰部副部長之後，就刻意發展「上海小組」等秘密組織。有一天，他對周宇馳說，要準備暗殺並推翻毛澤東，要周起草武裝政變計劃，並強調這是他爸爸的意思。事隔不久，林彪叫吳法憲去，向吳交了底：“現在主席是決心要我在他之前死，他也要你們全部陪我到八寶山去”，因此必須“使用特別手段”，“迅速行動，控制情勢”，“毛澤東的旗子不必摘下，但他的權力要除掉”。之後，吳法憲獲知林彪已經同黃永勝做過類似的談話，很快也要同李作鵬、邱會作談。
林彪自己構想的「特別手段」，是與林立果的陰謀並行的另一套“宮廷政變計劃”，葉群和黃、吳、李、邱“一致讚許計劃精妙”。計劃的核心是製造中蘇衝突，同時藉機殺掉毛澤東。實施辦法一個是對蘇聯發動突然襲擊，另一個是事先同蘇聯秘密接觸，請蘇聯合作製造戰爭；戰爭爆發，就請毛澤東躲到“玉泉山的工事”自保，然後用毒氣彈把毛殺死，屍體燒成灰燼；達到目的以後，就同蘇聯“從戰爭轉為休戰，敵對轉為結盟”。計劃既定，林彪一夥就讓總參謀部的蘇軍情報處物色了一個兩面間諜吳宗漢，讓吳向蘇聯轉達他們的意圖。但是蘇方不相信，認為純屬開玩笑。
林彪和林立果的暗殺計劃，被周恩來從幾條途徑獲悉，周馬上通報給毛澤東和汪東興，建議即刻結束南方巡視之行，而且在抵達北京之前，要作出如何對付林彪行動的確切的決定。在毛澤東抵達天津的時候，周恩來通知毛，林彪意外地從北戴河回到了北京。
9月12日晚8時10分，林彪、葉群帶了海鮮和人蔘等禮物，抵達毛澤東在「玉泉山」的別墅。席間，毛澤東專門打開一瓶明朝的老陳酒招待林彪夫婦。毛先談到南方巡視的經過，以及旅途的愉快，後又談到關於長壽的研究，並和林彪相互夾菜，氣氛親切而熱烈。宴席也有江青、周恩來、康生、汪東興參加。晚宴結束，這幾個人提前告辭，主席又挽留林彪、葉群談了20分鐘。晚8時54分，林、葉正式告辭，毛澤東和汪東興目送他們上車。
晚11時整，毛的別墅內外都聽得見接連兩次巨大的爆炸聲。原來，是林彪的座車以時速15公里駛過別墅外曲折的小路，在拐彎處離路障七至八米處滑停下來。這時，埋伏在附近的8341部隊的爆破小組，看到發射火箭的信號發出來了，隨即扣動扳機，瞬間一聲震耳欲聾的爆炸聲，一枚40厘米火箭彈不偏不倚打到汽車後部，接著第二枚火箭彈射向汽車的中部，汽車有好幾部分在火焰里飛向空中。前座的兩個人被炸得粉碎，后座的婦女，腰以上被炸成一堆破布與骨頭，坐在她身邊的男人炸得只剩下半邊臉，但身體尚有部分完好無損。
這些照片與中央辦公廳公佈給高幹看的照片大不相同，後者是駐蒙古的中國大使館在飛機失事現場拍攝的。不用說，林彪躺在飛機殘骸里的照片，和葉群、林立果的照片一樣，都是經過改造的。
當時已到西郊機場的林立果突然之間變得不知所措，周宇馳叫他立即乘三叉戟飛機起飛。林立果問周自己怎麼辦，周說他可以乘直升機逃走，將在約定的地點會合。
周恩來找黃永勝談話，說林彪已供認了他的秘密活動，將聽候命令，接受審查。黃永勝感到已無迴避餘地，林彪屈服了，他只能跟著做。周令黃給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打電話，說他已認罪。這幾個人看到已別無選擇，也都俯首認罪。周要吳法憲到空軍指揮所去，向各軍區空軍和指揮中心發佈命令，禁止全國各機場起降任何飛機，並問他是否可以迫使逃走的那架噴氣式飛機下來。吳指示北京空軍司令李際泰，派4架殲7飛機，從楊村機場起飛，去內蒙古追那架三叉戟噴氣機。當那架飛機朝中蒙邊境飛去時，周問吳怎麼辦，吳主張將它擊落，周同意，吳就讓李際泰下令靠近邊界地區的3個導彈營發射地空導彈。那架飛機進入蒙古領空後，就從雷達屏幕上消失了。據空軍的攻擊效果分析報告認為，第一批導彈已將這架飛機擊中使其受傷，但駕駛技術高明的潘景寅，立即降低高度躲避雷達追蹤。
256號三叉戟飛機墜毀後，在烏蘭巴托的中國大使館派人到失事地點展開調查。大使館用電報傳回北京外交部呈周總理的秘密報告上，標有「81029號絕密文件」字樣，裏面說墜機的乘客年齡在20至50歲之間。大使館努力安排把屍體運回中國，但後來接到一項命令——事實上是毛澤東直接下達的——要把屍體就地埋在墜機地點附近。
蘇聯和蒙古均派技術人員對已埋葬的屍體進行檢驗，至少有一些蘇聯的驗屍人員不相信林彪是那次墜機而死的乘客之一。
此說純屬荒誕不經的惡意捏造。(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25頁)
(二)導彈擊落說
此說又分為兩個分支，一個分支是中國擊落說，另一個分支是蘇蒙擊落說。
所謂被中國擊落，是說毛澤東、周恩來見林彪叛逃，怕他逃往蘇聯後在蘇聯的幫助下打回來，或在外策動、指揮中國內戰，便下令解放軍用地空導彈將林彪的座機擊落了。
此說在林立果選中的「未婚妻」張寧的書中有過披露。張寧對林彪座機的墜落前後說法是不一致的。她在《張寧：自己寫自己》一書中寫道：“空軍司令吳法憲，12日當夜與周恩來一起監視雷達跟蹤情況，吳法憲與葉群關係密切，怕惹禍上身，主動建議道：‘要不要把它打下來？’周恩來當時是制止的。”(張寧：《張寧：自己寫自己》，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頁)但她在《塵劫》(張寧：《塵劫》，香港明報出版社，1997年出版發行)一書中，又借用第二炮兵一位轉業軍人的話說，飛機是被導彈打下來的。這位轉業軍人說：“當年出事時，我在基地當兵，我們接到開炮命令，不知道是什麼目標，以後聽到文件傳達，心裏才明白是林彪座機。”張寧問他是不是搞錯了，打的恐怕是周宇馳劫持的飛機。這位轉業軍人笑道：“打直升機哪用導彈？周宇馳的直升機是在北京郊區迫降的，根本沒用開炮。我們導彈發射的方向不是北京。我們用的是新式導彈，彈頭進去反向爆炸，當時打傷了飛機。”(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50頁)
所謂被蘇蒙擊落，是說林彪座機越過中蒙邊界後，由於事出突然，在蘇蒙警戒雷達上出現大飛機回波，蘇蒙方面以為是中國方面入侵的轟炸機，便發射地對空導彈，將其擊落了。
此說的背景是：當時中蘇、中蒙關係緊張，兩年前即1969年3月，曾發生過珍寶島事件，中蘇兩國邊防部隊在中國東北烏蘇里江上的珍寶島發生過武裝衝突，差點釀成大規模戰爭。有消息說，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元帥甚至揚言要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的威脅”。而蒙古追隨蘇聯反華，蘇聯在中蒙邊界陳有重兵，林彪座機進入的方向遠程警戒雷達、防空導彈陣地不少，離溫都爾汗不遠的軍用機場還駐有蘇聯的一個航空兵師。據林彪座機墜毀現場附近的蒙古老百姓稱，曾聽到一陣“難聽”的“嗡嗡聲”，看到“從西南向北飛過來一架冒著大火的飛機，飛得相當低，在巴圖腦爾布蘇木上空，繞圖門山轉了一圈，順著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飛行，聲音越來越大，大概不到20分鐘，在蘇布爾古盆地墜毀。當時沒有聽到大的爆炸聲，只看到現場大火連天”。據此揣測，很可能是林彪座機被蘇蒙導彈擊中而墜毀。
被導彈擊落的這兩種說法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導彈先將飛機擊傷，然後飛機在試圖迫降時墜毀，而不是被導彈打得凌空爆炸。
這種導彈擊落說還有一個重要根據：飛機機翼的翼根處，有一個直徑40多厘米的大洞。(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頁、第359頁)
(三)迫降失事說
此說是墜機現場中方勘察人員、軍內有關專家通過分析而得出的結論。
此說認為256號飛機的墜毀，是迫降失敗造成的。在漆黑的夜間，在異國不明的土地上，又是在沒有地面組織指揮的情況下迫降，是極其危險的。這一點，林彪座機的飛行員肯定清楚。但飛機之所以要實施迫降，也是萬不得已，原因是油料不夠，已經無法繼續飛行。三叉戟飛機加滿油為21噸，9月12日晚從北京西郊機場飛往山海關時，沒有加滿，只加了15噸油。而林彪從山海關倉皇出逃時，由於急促，沒有來得及加油。據估算，飛機從山海關機場起飛時，油箱存油12。5噸，從山海關到墜毀地點，共飛行約120分鐘，耗油約10噸左右，這樣，飛機存油量只有2。5噸左右，而這時油箱還有一部分油，因為油泵抽不上來，不能使用。這樣，飛機要為避開雷達繼續低空飛行，最多只能飛20多分鐘。儘管墜毀地點離溫都爾汗的簡易機場只有六七十公里，如果到那裏降落的話油量是夠的；但由於機上沒有領航員，地面沒有導航，夜間飛行員很難確定自己的確切位置，加上這是一條生疏航線，飛行員心情緊張——一則因為倉皇出逃，技術方面毫無準備；二則屬於偷越國境，擔心被蘇蒙防空部隊擊落，這諸多因素，決定了飛行員急於夜間迫降求生。正是由於地形複雜，心情緊張，機組人員不齊——專機機組原本9人組成：機長、第一副駕駛、第二副駕駛、領航員、通訊員、主管機械師、機械師、特設師和空中女服務員。但匆忙登上專機的機組人員只有4人：機長潘景寅和3名機械師——沒有地面導航，迫降動作又沒有做好，結果導致了飛機的失事。失事飛機的機頭方向，是往回飛的方向。
支持這一說法的還有時任蒙古人民革命黨政治局委員的莫羅扎姆茨對記者的披露：「我們最先發現飛機時並非是其正穿越我們的國境，而是它已經飛越了我國領土，它向蘇聯人表示：‘讓我們進入。’但蘇聯人拒絕了。我們得知如果此飛機繼續飛行，它將被擊落，這就是飛機當時為什麼會掉頭轉彎。」莫羅扎姆茨說，他是在飛機墜毀幾個月後，在一次與一位資深蘇聯軍官的偶然聊天中獲悉這一資訊的。
(四)機上搏鬥說
此說認為飛機的失事，是因為飛機上發生了搏鬥，導致飛機失去控制而墜毀。
說，他聽蘇聯人講，蘇聯專家把已經燒焦的林彪屍體整理出來，發現屍體上中了9顆子彈，呈蜂窩形。而在溫都爾汗的墜機現場，也發現了散亂的幾把手槍和多發子彈。這位記者和這家報紙的意思是想證明，機上有人得知林彪要叛黨叛國，於是向林彪開槍，引起混戰和搏鬥，導致飛機失去控制，從而機毀人亡。(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74頁)
(五)自殺殉職說
此說將矛盾的焦點集中在駕駛員潘景寅身上，基於對潘景寅是位優秀的忠誠於祖國的飛行員的分析而成。
此說認為，潘景寅原先並不知道林彪要往蘇聯跑，他以為林彪要連夜回北京，或者去大連、廣州。作為林彪專機的機長，無論從政治上還是從技術上講，都是經過嚴格挑選，忠誠可靠的。平時，潘景寅當然是絕對服從林彪、葉群、林立果命令的，林彪、葉群、林立果讓他往哪裏飛，他就往哪裏飛，不會打半點折扣。但當林彪、葉群、林立果命令他越過邊界，飛往蒙古、蘇聯的時候，他動搖了。他很明白飛出國境意味著什麼，很明白「蘇修」、“蒙修”都是中國的敵人，也很明白叛黨叛國這個罪名的極端嚴重性，那樣不但會葬送他本人的政治生命，還會連累他的家人，使他們一夜之間變成反革命家屬。況且，林彪的叛逃會在國內外引起嚴重後果，給祖國和人民帶來無法預料的災難。從黨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發，受黨教育多年的他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終於決定橫下一條心，不惜和飛機同歸於盡，也要粉碎林彪叛國投敵的罪惡陰謀。於是，他採取了看起來是因油料不夠而迫降逃生，實際上是用自殺殉職來報答黨和人民培養教育，用同歸於盡來中止林彪可能給國家帶來巨大災難的壯烈行動。
此說有鄧小平的一段話作根據。1980年11月15日，鄧小平在接見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談到「九一三」事件時說：“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因為有同樣一架飛機帶了大量的黨和國家機密材料準備飛到蘇聯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現問題後，經過搏鬥，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按照鄧小平的邏輯和推斷，既然“同樣一架飛機”的飛行員是個好人，可以英勇搏鬥，那麼256號專機上的飛行員也是個好人，也就不排除他採取自殺殉職行動的可能性。(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頁，以及1980年11月24日《人民日報》)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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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林彪（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2年第11期，原題為：「毛澤東的‘老朋友’紀登奎」
在中共黨內，被毛澤東從基層破格提拔到中央重要職位上且顯赫多年的人物並不多，紀登奎就是其中一個——他與毛澤東風雲際會，在政壇上紅了20多年，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受到批評，十一屆五中全會批准他的辭職請求之後，才從政治舞台黯然退出。
【專列上的「六問六答」】
1951年春天，毛澤東乘專列沿京廣鐵路南下視察，途經許昌時停車聽取許昌地區負責人的工作彙報。這是時任地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的紀登奎第一次見毛澤東。在專列上，紀登奎扼要地介紹了許昌地區的歷史文化、鄉土風情、資源物產等概況，彙報了土改、治淮、抗美援朝、農業生產和宣傳等方面的工作。
彙報結束時，毛澤東突然問他：「你挨過整嗎？」紀回答：“挨過，挨過兩次。”
毛澤東說：「我挨過三次，比你多一次。」並說“挨點整，有好處。”接著提出二問：“人家整你，是整對了，還是整錯了？”
紀說：「整錯了。兩次都整錯了。」並簡略敘述了自己在冀魯豫兩次挨整的經過。
毛澤東三問：「那麼，你整過人么？」紀坦誠地回答：“整過。整人比我挨整要多。”
毛澤東四問：「整錯過沒有？」紀說：“有，也整錯過。”
毛澤東突然又嚴肅地第五次發問：「你殺過人嗎？」紀登奎一怔，隨即答道：“殺過人。剿匪，反霸，鎮壓反革命，殺了不少人。”
毛澤東第六次發問：「殺錯過人嗎？」紀答道：“也有殺錯的。”並解釋說“那是在情況緊急時發生的，沒有來得及做調查就把人殺了”。隨即檢討：“是我的工作沒有做好。”
毛澤東連續發出的六問，看似閑談，實則是對紀登奎的經歷、水平、膽識、人品等諸多方面進行的一次多方位、深層次的考察和面試。面對毛澤東的六問，紀登奎沒有張口結舌，沒有刻意迴避，沒有顧左右而言他，更沒有假言矇騙，而是在總體上做了實事求是的回答，毛澤東甚為滿意。
毛澤東離開許昌到了武漢，他要中南局負責人王任重派人調查、總結許昌地區宣傳工作的經驗。王任重找來中南局宣傳部宣傳處長郭小川，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要他去完成這個任務。郭小川馬上到許昌調查，很快寫出《中共許昌地委宣傳工作》一文，在1951年4月29日《人民日報》上發表。同日的《人民日報》還發表了《學習許昌地區經驗，做好黨的宣傳工作》的社論。這樣一來，許昌地區的宣傳工作引起全國的關注。5月，紀登奎應邀參加了全國第一次宣傳工作會議，並向與會代表介紹了許昌地區宣傳工作的經驗。毛澤東稱讚道：「我黨的宣傳工作有了新的發展。」
會議結束不久，年僅28歲的紀登奎被任命為中共許昌地委書記。
此後一直到「文革」前，毛澤東到河南十多次。每次去，毛都要把紀登奎找來，聽他彙報。由於毛的賞識和信任，也由於紀登奎的工作出色，到「文革」開始時，紀登奎的職務已是中共河南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兼省委秘書長了。不久他又被提拔到中央，一再委以重任——這一切，都起源於專列上的成功“面試”。
【「老朋友」的來歷】
毛澤東生於1893年，比生於1923年的紀登奎整整大30歲，應該說屬於兩輩人。然而，毛澤東卻公開稱紀登奎為「老朋友」，從此，「老朋友」就成了紀登奎的外號。這在中共黨內極為少見。
這個外號源於1967年，地點不是許昌，而是鄭州。在「文革」的高潮中，1967年9月22日，毛澤東在從南方返回北京的途中，經過鄭州時稍作停留，河南省黨政軍負責人劉建勛、王新、紀登奎應召登上毛澤東的專列。毛澤東見到紀登奎，高興地握著他的手說：“紀登奎，老朋友啦！”這就是毛澤東第一次稱紀登奎為「老朋友」。
毛澤東第二次稱紀登奎為「老朋友」，是在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主席台上。
1969年4月，紀登奎出席了中共九大。4月14日，毛澤東主持第二次全體會議。會議首先通過了政治報告和新黨章，然後是大會發言,先後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黃永勝、王洪文、陳永貴、孫玉國、尉鳳英、紀登奎 9人發言。輪到紀登奎發言時，毛澤東扭頭往身後的主席團成員席上掃視，沒有看到紀登奎，於是問身旁的周恩來：紀登奎同志在哪裏呢？周恩來指著前面的代表席，說：紀登奎同志在下面。這時，紀登奎從代表席上站起身，走向主席台發言席，當他走到毛澤東面前時，毛微笑道：請你講話。然後，毛澤東向大會全體代表說：他叫紀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長期在河南工作。
聽到毛澤東的公開介紹，容納1512名代表的會場頓時響起雷鳴般的掌聲。在這次大會上，紀登奎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九屆一中全會上，經毛澤東提議，紀登奎又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顯然，「老朋友」的稱呼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緣何獲得賞識？】
回到列車上的召見。據紀登奎晚年回憶，這樣的召見有13次之多。不少人據此認為紀之所以獲得毛的賞識，主要是由於紀幸運地到了專列。但是，光有機遇顯然不夠。毛澤東在河南曾同時召見紀登奎和路憲文，但兩人的表現和結果迥然不同——
「大躍進」期間，毛澤東南下的專列從鄭州開向信陽，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也曾應召登車彙報工作，但他總是說不到點子上。毛澤東興味索然，很快就讓他下車。而這時本該下車的許昌地委書記紀登奎，毛卻不讓下車。路憲文事後埋怨辦公室的秘書們“不會弄材料，還是人家老紀會說，毛主席聽得不讓走”。
原來，毛澤東問路憲文：你所管轄的地方既然有一個上蔡縣，理當還有一個下蔡嘍？路憲文緊張地說：報告毛主席，我學習得不好，不知道有沒有下蔡。毛澤東又問：你那個信陽州里，宋士傑告狀的文廟還在不在？路憲文又趕緊答道：報告毛主席，我學習得不好，不知道。毛澤東說，好了，你談談工作吧！路憲文就趕緊彙報說怎麼發動群眾，怎麼發明創造，過去蒸著吃的紅薯，現在可以蒸饃饃、包餃子、做點心……毛澤東終於不耐煩地說：你說了半天，不就是一塊紅薯么？！
後來，地委秘書們告訴路憲文：新蔡建縣時間晚於上蔡，地勢較低，應該就是「下蔡」了；地委辦公室後面的老古董房子，就是過去的文廟。路憲文惱羞成怒地說：你們給我準備的材料上有這些嗎？就是這個路憲文，在擔任信陽地委書記期間，急功近利，虛報浮誇，在1959年鬧出了震驚中外、餓死百萬民眾的“信陽事件”，被撤職查辦，落了個身敗名裂。
紀登奎就完全不同了。他工作比較深入、務實，掌握實際情況，善於搞群眾運動。早在1943年4月，冀魯豫邊區黨委書記黃敬主持召開大會，總結幾個月來的群眾運動。會議期間，二地委向黃敬彙報了紀登奎在鄄北搞群眾運動的做法，引起了黃敬的重視。他當即派人通知紀登奎參加會議，並要他在大會上介紹經驗。紀登奎從訪貧問苦、同吃同住、紮根串連、申冤訴苦，講到建立農會、成立支部、民選村長、整頓民兵、分半減息、二五減租，等等，講得有條有理，頭頭是道。與會聽眾稱譽他為冀魯豫邊區的「群運專家」。會後，邊區各地縣紛紛派人到鄄北參觀學習。黃敬對紀登奎倍加重視，經常通知這位年僅20歲的小夥子參加區黨委的有關重要會議。
在「大躍進」運動中，各地爭先恐後地“放衛星”，虛報浮誇盛行，造成嚴重後果。1959年廬山會議後，全國開展反右傾運動，使「大躍進」中的錯誤更加嚴重。紀登奎害怕把農村搞亂，但又頂不住上面的壓力，在不得不貫徹上級指示、集中各級幹部開動員大會時，他採取遲遲不散會的辦法，以延緩反右傾會議的精神傳達到基層。
「大躍進」期間，僅信陽一地非正常死亡就逾百萬，而洛陽地區基本上沒有餓死人的現象。1960年冬天，在河南考察的陳雲聽說這個情況，問紀登奎這是怎麼一回事。紀登奎說，我這個辦法叫兩本賬，上邊佈置那個往下壓的高指標、高徵購啊，我沒有辦法，我也接收，但是我得弄清楚實際情況，這是另一本賬。我得安排群眾生活啊。
除了工作實力，更重要的是紀登奎往往能準確地按毛的心理和思想回答提問。如1967年9月22日的專列召見。當時正是「文革」高潮，幾乎所有的領導幹部都受到衝擊，紀登奎也不例外。劉建勛對毛澤東說：登奎同志在河南可受鍛煉了，他在運動中被關了四個多月，挨批鬥，坐「噴氣式飛機」……
毛澤東看著紀登奎說：啊，真是多災多難。你說，這一點好處都沒有嗎？此時，精明過人的紀登奎沒有大訴其苦，發泄不滿，而是頗為輕鬆地說：大有好處，能夠鍛煉人。
毛澤東問：你挨了多少次斗？坐「噴氣式飛機」是什麼樣子？ 紀登奎回答說：挨斗不少，有幾百次。坐「噴氣式飛機」就跟割麥子差不多，還可以鍛煉身體呢！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他從椅子上站起身，學著坐「噴氣式飛機」的樣子，彎腰，低頭，把兩隻胳膊朝身後高高抬起，大家見狀都笑了起來。
這樣的氣氛，在毛和下屬的談話經驗里，應當是不多見的，也是受歡迎的吧。
【與張愛萍當面衝突】
紀登奎雖然在「文革」初期受到衝擊，挨批鬥，但很快就被結合進河南省革命委員會任副主任。被提拔到中央擔任重要職務後，他就一直是「文革」中的“紅人”。 位高權重的紀登奎跟著「文革」犯錯誤、說錯話、做錯事、傷害人，可以說是必然的。
據張愛萍將軍的兒子張勝寫的《從戰爭中走來》（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披露，1975年3月，經過葉帥的反覆動員，張愛萍重新回到國防科委系統，重點整頓230廠。他興奮地對孩子們說：「鄧小平出來了，說明毛主席回心轉意了。」這是他出山的前提。
其實，張愛萍判斷錯了。毛並沒有回心轉意，他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樣，重新工作後狠抓整頓的張愛萍必然在劫難逃。
1975年11月2日，被張愛萍趕出七機部的造反派頭頭舒龍山揭發張愛萍的告狀信遞到了毛澤東案頭。毛批示：「印發政治局各位同志，請總政酌處。此人是9?16左派。」
對張愛萍的問題，總政當然「酌處」不了。於是，由華國鋒出面主持，李先念、紀登奎、陳錫聯等大員召見張愛萍。規格如此之高，連國防科委政委陶魯笳也只能“奉陪末座”。
從張勝抄錄的會議記錄看，張愛萍的態度仍很強硬，不僅沒有認錯的意思，而且與紀登奎當面發生了衝突。
紀登奎：我問你，「今不如昔」這句話是什麼人說的？張愛萍：是右派說的。
紀登奎：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張愛萍：還用解釋嗎？告狀的人不是左派嗎？
紀登奎：那你到底說了沒有？張愛萍：還用我說嗎？七機部的問題你不清楚？
紀登奎：你看看你，講的話就有這麼厚厚一大摞！張愛萍：你都看過了？沒有看到你自己講過的話嗎？
紀登奎：你什麼意思？張愛萍：「九年無寧日」，就是你說的。忘記了？
紀登奎：你血口噴人！態度很不老實！
陳錫聯用腿碰碰張愛萍，悄聲說：「你承認了算了。」 張愛萍大聲問：“你們要我承認什麼？”陳錫聯：“承認犯了路線錯誤啊。我不也承認過嘛，也沒有把我怎麼樣嘛！”張愛萍大吼：“那是你！”
主持人華國鋒覺得會議開不下去了，宣佈：「這件事很突然，對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個理解和認識的過程。是不是請愛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張愛萍事後說：「華國鋒替我解了圍。」
張勝在書中寫道：「張愛萍解釋他當時的激憤心態：‘只是有些人品格太差，還坐在這樣高的位置。’」
紀登奎的兒子曾寫文章為父親叫屈。其實，「文革」結束了，紀登奎不下來，還能站得住嗎？
張愛萍比紀登奎大13歲，為革命出生入死，戎馬一生，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紀登奎對這樣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現代國防科技建設領導人上綱上線，後來又要張愛萍在批判大會上檢討，顯然是錯誤的、不明智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老幹部的嚴厲批評】
粉碎「四人幫」後，在「文革」中蒙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幹部對紀登奎不滿，是非常正常的。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不少歷經滄桑、劫後餘生的老幹部都對紀登奎展開了公開的批評——
萬里說：活著的個別領導人幹了錯事壞事，必須自我批評，不要欠賬。
呂正操說：你指的是紀登奎，說明白點。
萬里說：對，就是指他。
江一真說：紀登奎在1970年農林部成立時指出，要把農林部辦成農林政治部，又對農科院軍宣隊指示：「科研是依靠7500人還是依靠7.5億人?」紀還說“大學4年沒有招生，衛星照樣上天，農業還是豐收”。今年4月他還指示農林部給中央報告，認為當前主要傾向是對資產階級法權批得不夠。這次會議前，他又派人去安徽調查包產到戶和學大寨動搖的問題。段君毅說：群眾反映河南問題在上邊，上邊就是指紀登奎。「四人幫」倒台後，紀給造反派通氣，讓他們表態，河南人說“心有餘悸（紀）”。
許世友的發言更加尖銳：你是造反起家，進了政治局，官不小了，還搞什麼名堂，你基本是跟「四人幫」走的。
鄧穎超也不客氣地批評說：你的檢討很壞，避重就輕，應把10年來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風、立場上與「四人幫」是什麼關係說清楚。建議中央也要查清，一批二保三看。有同志說你是翻雲覆雨的政客，你今後還是政治局委員，希望警惕，不要利用權位報復我們。
廖承志說：外交部有反總理、反陳老總的逆流，捂蓋子，有你的賬，而且是相當大的賬。
程子華說：十一屆一中全會，我揭發了紀登奎等人，沒出簡報。前幾天，我批紀的簡報又有好幾天沒出，我問簡報組，說是送主席、副主席傳閱去了。建議給華主席寫一個報告，這樣做叫什麼民主。
譚震林、陳漫遠、姚依林等也都作了發言。出席三中全會的許多人都給紀登奎提了意見，有的意見還相當尖銳。紀登奎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評，並做了檢討。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對紀登奎提出批評的老幹部中，萬里、段君毅都曾在冀魯豫邊區時期擔任過地委書記，是紀登奎的老領導，對他都有過支持和幫助。在三中全會上，他們對紀登奎不僅當面提出批評，而且措辭頗為嚴厲，說明在「文革」中，位高權重的紀登奎沒能正確對待受難中的老領導、老幹部，他們對紀登奎是很有意見的。
【與「四人幫」之間：追隨和矛盾】
人所共知，「文革」中「四人幫」不可一世。作為「文革」中的“紅人”，紀登奎不可能超然物外，他與「四人幫」必然存在某些聯繫，乃至追隨。正因如此，許世友甚至說紀登奎是“造反起家”，“基本是跟‘四人幫’走的”。
據《話說紀登奎》（《貴陽文史》2008年第5期）披露，毛澤東在點名批評「四人幫」的同時，說過這樣的話：“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說，也不和總理講，卻是找江青、春橋講，政治局大多數，他都不講，不團結多數，只找少數人，這是什麼性質呢？一個政治局委員要和政治局，要和黨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和幾個人保持一致。”毛澤東的這段話說明紀登奎對「四人幫」確實有所追隨。
毛澤東雖然批評了紀登奎，但對他仍是信任的。紀登奎對主席的指示也仍是堅定不移地執行的。如1976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鄧」時，紀登奎說：“小平同志是舊病複發，沒有吸取1966年的教訓，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意見抓好革命的方方面面，而是繼續和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糾纏不清，以後，小平的問題升級了，也是由此而來的。”
紀登奎雖然有時緊跟「四人幫」，但和他們還是保持了相當的距離，特別是華國鋒被確定為接班人後，紀登奎表示擁護。在討論毛遠新的去留和江青的具體工作安排上，他支持了華國鋒，以致江青等人恨恨地說：“真是人走茶涼，主席屍骨未寒，連紀登奎都敢和我們頂嘴了。”
紀登奎在思想、品德、性格、作風等方面與「四人幫」確實有不同之處，後來「四人幫」也把紀登奎視為異己，有時不僅排斥他，甚至誣陷他。所以，有人說“紀登奎與‘四人幫’不是一路人”，此話是有一定道理的。正因為如此，在某些問題上，紀登奎與「四人幫」產生了一些矛盾。
1974年，緊隨「四人幫」的遲群和謝靜宜在清華大學“批林批孔”大會上講話時，除講了“批林批孔”，還強調批“走後門”問題，後來被毛澤東批評為「三箭齊發」。時任校黨委副書記劉冰不贊成這個講話，同時對遲、謝二人的一些不良作風不滿，矛盾很深。
紀登奎的一個女兒在清華大學上學，她關心政治，覺得遲、謝的講話與中央的8號文件有所不同，回家後就把遲、謝的講話內容向紀登奎說了，還問紀登奎：遲群、謝靜宜的講話和中央8號文件，哪個對？紀登奎立即明確表態：遲、謝的講話是錯誤的。他還告訴女兒：江青等人搞「三箭齊發」，毛主席已經批評。當時中央政治局開會要求將毛主席的批示下發，但江青、張春橋提出要保護青年幹部，文件不下發，只在中央8號文件中“點一下這個事”。紀登奎的女兒回學校後，把父親說的話告訴了劉冰。劉冰與遲、謝二人鬥爭的信心更足了。後來毛澤東批了劉冰，並由此發起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紀登奎雖然僥倖沒有挨批，但「四人幫」與他的矛盾進一步加劇了，甚至對紀登奎橫加誣陷。
吳德1993年在回憶中說：「1975年根據毛主席的指示，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批評‘四人幫’。從那以後，毛主席就很少見江青了。為了摸毛主席的情況，江青就不惜屈尊拉攏毛主席的秘書張玉鳳，給張玉鳳送禮，把張玉鳳請到釣魚台吃飯。席間，動不動就對人興師問罪的江青，竟忘乎所以地議論起政治局的同志，她對張玉鳳說：紀登奎是蘇聯特務，汪東興是個大特務，吳德是國民黨。」“張玉鳳回來就把江青的這些話向汪東興彙報了，她請示是否把江青的話上報毛主席。汪東興說這個事情不要彙報，有關中央負責同志的情況，不要聽江青亂講。”“對於這件事，汪東興曾經向我談過，提醒我注意。”
江青公然誣陷紀登奎是「蘇聯特務」，這個“帽子”的性質和後果是不言而喻的。這反映了江青對紀登奎的怨恨。紀登奎聽到這個情況後，與江青的矛盾自然進一步加劇。
1976年7月，毛澤東的病情加重，「四人幫」加快了篡黨奪權的步伐。由於紀登奎長期擔任河南省領導職務，到中央後又兼任一段時間的中共河南省委書記，所以他與河南省委的幹部常有接觸。紀登奎曾通過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向河南省委的領導幹部打招呼，讓他們注意「四人幫」，與「四人幫」劃清界限。
1976年10月6日晚10點多鐘，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葉劍英住地開會。華國鋒、葉劍英通報了抓捕「四人幫」的情況。大家發言時，紀登奎表示堅決擁護中央的這個決定。
儘管犯了某些「文革」錯誤，傷害了一些老幹部的感情，但紀登奎有時也冒著風險為老幹部說幾句公道話，甚至向毛澤東坦誠地提出自己的建議。
【在毛澤東面前的一次「唱反調」】
1980年春，紀登奎已受到批評，做了檢討，並辭去了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
就在紀賦閑在家、門可羅雀時，已獲平反的李雪峰登門拜望。李雪峰見到紀登奎，第一句話是：「紀登奎啊，你好大的膽子喲，竟然敢在毛主席面前唱反調！」紀登奎如何“膽大”？唱了什麼“反調”？
據紀登奎的兒子紀坡民《回憶李雪峰和我父親的一段往事》（《黨史博覽》2008年第5期）披露，「文革」前，李雪峰是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是黨的高級幹部。1966年5月，「文革」正式開始了， 6月1日，中央宣佈李雪峰取代彭真接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一度成為政治明星。“這意味著他是毛主席和黨中央非常信任的幹部，用那時的話來說，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可是不久，李雪峰卷進“路線錯誤”之中。當時，毛澤東對他還是眷顧的，所以李雪峰雖離開了北京，但幾經折騰，仍被“結合”為河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
九屆一中全會上，紀登奎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此時，李雪峰正面臨著一場「滅頂之災」。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發生了所謂「華北組簡報」事件。當時，陳伯達在華北組發表煽動性的講話。作為華北組的召集人，李雪峰簽發了華北組記錄會議發言的“簡報”。這本來是正常的工作，但兩天半之後，「華北組簡報」一下子成了嚴重問題。而且“上綱上線”說這不僅是一個“錯誤”，而且是“反革命簡報”。於是，李雪峰又一次陷身政治鬥爭的漩渦。
針對林彪集團，毛澤東採取「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腳”的“三大措施”，展開檢舉、揭發、批判、追查“華北會議”的問題，最後撤銷了李雪峰、鄭維山北京軍區政委、司令員的職務，改組了北京軍區。從此，李雪峰開始了他長達8年的牢獄之災。
廬山會議後紀登奎更受重用，中央任命他和李德生分別取代李雪峰、鄭維山擔任北京軍區政委、司令員職務。「九一三」事件後，紀登奎參加了對“林彪反黨集團”的專案審查，李雪峰的問題自然歸他管。1973年黨的十大前，林彪的專案審查工作結案，紀登奎和周總理、葉帥一道去向毛主席彙報。在談到林彪事件涉案人員的處理意見時，紀登奎向毛主席提議：“李雪峰、鄭維山兩位，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位大將的問題不一樣，處理上也應當有區別，建議不要開除黨籍了。”
毛澤東聽後，高深莫測地說：「紀登奎呀，你這個人啊，少兩根白頭髮。不像我們這些人。」紀登奎曾給兒子解釋說，毛主席這個話，聽起來好像是開玩笑，實際上是批評他閱歷太少，政治上幼稚、不成熟。而且，這番話，也就表示毛主席駁回了他的提議。就這樣，李雪峰和黃、吳、李、邱一起，被開除了黨籍。
也有資料說，十大前夕，毛澤東提出把李雪峰當作林彪的同夥處理，政治局討論時認為不妥，建議周恩來去向毛澤東反映，周恩來建議紀登奎去。紀登奎反映後，毛澤東表示不屑再考慮，只說「不能原諒他」，堅持將李雪峰開除出黨。
紀登奎的建議未被採納，但後來聽說了此事的李雪峰仍心存感激。當一個人在蒙冤負屈的困境中，人們紛紛遠避甚至落井下石的時刻，有人敢於說一句公道話，這是非常難得的。李雪峰的登門造訪，無疑使冷落在家的紀登奎感到欣慰。對當初李雪峰獲罪的「華北組簡報」，紀登奎說：“是啊，如果大家的發言講的是對的、革命的，‘簡報’自然不是反革命；如果他們的發言是反革命的，那麼‘簡報’就等於向中央檢舉了他們的反革命活動嘛，怎麼會是‘反革命簡報’呢？”
然而，紀登奎這番實事求是的話只是他後來回首往事時的「自言自語」。如果當時他敢於在毛澤東面前如此直抒己見，結局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1970年9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後，毛、林矛盾加劇，林的接班人地位發生動搖。毛澤東在與林彪的一次談話中明確提出：要培養接班人，我們都是60歲以上的人了，要培養60歲以下、30歲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紀登奎等人。這說明，毛澤東在考慮下一步由誰來接替林彪接班人地位時，確實曾將紀登奎納入視線——當然，毛澤東最終選定的接班人是華國鋒。
1988年7月13日，紀登奎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5歲。紀登奎的一生，折射出建國後20多年間中國政治舞台的風雲變幻，其進退沉浮的傳奇經歷，讓人至今思來仍感慨不已。
（作者系文史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