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跳交誼舞(資料圖)
自從毛澤東到達延安後，延安便成為閃耀著真理的光輝城堡，成為苦難深重的中國的燈塔和新時代的標誌。它像磁鐵一般吸引著大批的有志青年衝破重重封鎖，來到延安聖地，投奔中國革命。其中，也包括一些民主人士和同情中國革命的外國朋友。
毛澤東也是位好客的人。他喜歡與人交往，在交往中，獲取新信息，吸收新文化，開闊新視野，增長自己的知識和才幹。因此，別人慕名而來，他也樂於應酬，與他們交談。
1937年1月底，艾格妮絲·史沫特萊繼斯諾之後來到了延安，作為期7個多月的採訪。
影，與史沫特萊形影不離。平時偶爾和她們一起出現的還有濃眉大眼、最早奔赴陝北，被稱為文藝明星的丁玲。
史沫特萊和吳莉莉來到延安時，在革命隊伍里一直盛行著的娛樂節目是集體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萊不擅長唱歌，卻能跳舞。結果，她在延安掀起了一場交誼舞熱潮。
對此，她後來回憶說：
在延安召開的一次高級軍事幹部會議期間，我試著教他們一些人如何跳舞，他們勤奮好學，每事必問，不怕丟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開了交誼舞的場面。周恩來接著也跳了起來，不過他跳舞像一個人在演算一道數學習題似的。彭德懷喜歡作壁上觀，但不肯下來跳一次舞。賀龍在青磚鋪的地上隨音樂旋律一起歡跳，他是身上惟一有節奏感的舞師。
這就是延安早期的交誼舞，多是在高級幹部聚會的娛樂性晚會上作表演性節目。範圍不大，半隱蔽半公開。但是，交誼舞帶有濃厚的西方色彩，雖是表演節目卻非常具有示範性。很快，在鳳凰山下史沫特萊的住處，就出現了私人性質的交誼舞晚會。慢慢地，交際舞逐漸出現在延安公開舉行的晚會中了。
結果，越來越多的人對交誼舞感興趣，學跳交誼舞的人也越來越多，終於交誼舞會開始在延安興起來。每到周末和節假日的晚上，中共中央辦公廳大禮堂、魯藝大禮堂、自然科學院禮堂、王家坪八路軍總部大禮堂、女子大學禮堂、馬列學院大禮堂，幾乎都有文藝晚會或交誼舞會。
交誼舞當然少不了音樂和伴奏。各個舞會的音樂伴奏很簡單，多是些現場樂器演奏。什麼口琴、風琴、手風琴、小提琴，什麼竹笛、二胡，全都用上了，其中多數樂器都是臨時手工製作的；一部分人吹打彈唱，大多數人在黃泥土的地上翩翩起舞。
交誼舞給生活在黃土高原上的人們帶來了一股新氣息，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在舞場上，在灰色一片的制服中間，那些從大城市新近來到的女同志們將上衣腰身收緊，紮上皮帶，顯露出優美的身材曲線；有的甚至把津貼節約出來，買一塊白布或藍布，做成短袖襯衫，衣襟上還綉上一朵小花，顯得更加別緻。人們都把交誼舞會看成了時尚和社交的十分重要的場所。
在延安所有的舞場裏，王家坪和中央大禮堂舞場是政治級別最高的，經常有軍政首長光顧。
開始時，賀子珍和一些首長夫人對交誼舞感到新鮮，也去光顧。跳了幾次後，很快，她們發覺不對勁了，在她們看來，把頭髮梳理得漂漂亮亮是一種小資產階級情調的表現；並且因為跳舞，舞場時常演繹出許多愛情佳話，不時傳出「××」和「××」戀愛了的消息。漸漸，這些「老革命」把交誼舞看作是外國的「一種惡習」，大有上當的感覺，於是集體抵制跳舞風。
但是，毛澤東在工作之餘，也是舞場中的常客。對此，毛澤東後來曾風趣地回憶說：「在延安我們也經常舉辦舞會，我也算是舞場中的常客了。那時候，不僅我喜歡跳舞，恩來、弼時也都喜歡跳呀，連朱老總也去下幾盤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樣）。但是我那貴夫人賀子珍就對跳舞不喜歡，她尤其對我跳舞這件事很討厭……」
毛澤東的舞伴，多是史沫特萊的女翻譯吳莉莉。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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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針對「四人幫」不顧國家和人民利益拋來的「洋奴哲學」大帽子，陳雲非常氣憤，拍案而起，堅定地說：「如果有人批評這是‘洋奴’，那就作一次‘洋奴’！」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
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對原來制定的一些政策有所變動，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相機而動，向他提出了解放大批老幹部的建議，得到逐步採納。一部分長期疏散在外地的老幹部的處境開始明顯改善。1972年4月，陳雲返回北京。
從1973年到1974年，陳雲協助周恩來進行了外貿工作的領導和研究。兩年多里，陳雲以他特有的領導藝術和豐富的經濟工作經驗，提出了一系列帶有真知灼見的戰略性意見，為我國70年代對外經濟工作的新開拓，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
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世界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方面，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面臨著一場大規模的經濟危機，商品積壓，工人失業，市場蕭條。另一方面，原來的社會主義陣營也四分五裂，1969年中蘇兩國發生珍寶島武裝流血衝突，蘇聯甚至威脅要用原子彈來對中國實施外科手術式的打擊；在東歐，蘇聯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了其他衛星國的極度不安，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紛紛向美國、西歐靠攏，抵制蘇聯。這樣，原有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實際已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日益增多的經濟貿易往來。
在江西兩年半之久，並未使陳雲成為桃花源中人，他敏銳地看到了世界形勢這一變化，同時思索著我國的應變策略。1973年6月7日，他在家中約見剛剛出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陳希愈、副行長喬培新及負責外匯資金的李裕民等人。陳雲說：「我是一天打魚一天曬網。」他把工作指作「打魚」，把休息指作「曬網」。陳雲既不喜歡打牌、打麻將，也不喜歡跳舞之類的娛樂，平日休息，主要是聽評彈錄音。陳雲問李裕民：「你多大年紀了？」李回答43歲。陳雲說：「聽了很高興，30多歲到40多歲，正是干工作的時候。」又問起在延安一起搞過財經工作的喬培新的年紀，然後感慨地說：「你也這麼大年紀了，也算老年了！你還可以活20年，我不行了，不過和資本主義打交道是大勢已定。」這最後一句話是指當時的國際形勢。陳雲說：「過去我們的對外貿易是75%面向蘇聯和東歐國家，25%面向資本主義國家。現在改變為75%對資本主義國家，25%對蘇聯、東歐。」他還說：「這個趨勢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們對資本主義要很好地研究。不研究資本主義，我們就要吃虧，不研究資本主義，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場中佔領我們應占的地位。」他幽默地說：「列寧講過：到共產主義時代，會用金子修一些廁所。我看，現在離那個時代還很遠。」
這些話，在改革開放進行十幾年後的今天看來，是毫無疑問的真理，然而，在當時，卻如石破天驚，振聾發聵。人們剛剛從一場「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批判資本主義道路」、「消滅資本主義尾巴」的狂風暴雨中走過來，外貿領域的幹部幾乎是談「資」色變。進口外國商品必須供批判用，出口商品必須支援世界革命。所以，外貿活動幾乎降到了最低限度，極左做法充斥其間，一年一度的廣州交易會雖然還在進行，卻是只邀請「左」派商人前來，交易之前，首先贈送毛主席語錄、像章，高呼革命口號，如果外國人能遵守這些政治要求，我方在交易中則可不計較價錢，甚至奉送，美其名曰「精神變物質」。有的狡猾商人來到中國，裝模作樣，好話說盡，騙得利潤到手，回去把中國貨上的工農兵商標換成大美人，加價拋向國際市場，大賺其錢。還有的外國「左」派自己就打成一團，乘坐同一架飛機來中國，一派從前門下，另一派從後門下，互不理睬，還要中國向他們做思想工作，促進「大聯合」。在這樣的形勢下，陳雲竟然提出要以資本主義國家為主要對象進行貿易，還要很好地研究資本主義，確實讓人為他的膽略感到欽佩，又為之捏著一把冷汗。
這次談話中，陳雲還提出了要研究資本主義的10個具體問題：如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發行量、黃金儲備量、美元分佈、基本建設投資總額、赤字等，並且要求銀行研究西方領導人尼克遜、康納利、德斯坦、舒爾茨等的講話、文章，以利用外資。有人擔心這樣做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針，是否符合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精神。陳雲尖銳地指出：「首先要承認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們就可以找出一個辦法，一個變通辦法來讓大家討論。」「要把一些界限劃清楚，如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方針同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至於這樣做是否符合那些「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極左教條，陳雲旗幟鮮明地說：“凡是存在的東西都有理由，是不是合法是另一回事。我們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東西束縛住，當然這可能會犯錯誤，但是誰不犯錯誤？”
從陳雲家中出來，陳希愈等人十分激動，決心以此為指導思想，打開利用外資的突破口。1973年，中國人民銀行積極開展了籌措外匯和利用外資的工作，一年中籌措到10億美元，這在今天來說只是一筆小數目，然而在當時卻是個了不起的成就。
站，武鋼一米七軋機，及透平壓縮機、燃汽輪機、工業汽輪機製造廠等項目。這是中國工業發展急需的一批關鍵設備，有的「文化大革命」前就準備進口，但「文化大革命」一來，江青一夥揮舞極左大棒，把進口設備批成“投降賣國”，無人再敢建議。直到林彪垮台後，有關部門才又舊事重提。但張春橋卻說：一米七軋機上海工人階級自己能造，不用進口。然而，上海“工總司”的王洪文、陳阿大等一群造反起家的打手們，根本不懂技術，又壓制技術人員，鬧了一年多，連個軋機的影子也沒見到，鋼鐵工業的發展被他們一誤再誤。於是，周恩來、李先念再次佈置國家計委申請進口，毛澤東很快予以批准。同年，還批准進口美國彩色顯像管成套生產線技術。江青等人又跳出來，橫加指責和破壞。
1974年2月，四機部有個技術員給江青寫信，「揭露」出國談判引進彩色顯像管生產線的中國代表團接受了美國康寧公司贈送的玻璃蝸牛禮品，是甘心讓外國人侮辱我們“爬行”。江青如獲至寶，氣沖沖地趕到四機部，發表一通講話，說美國康寧公司送玻璃蝸牛是“侮辱我們，說我們爬行”，要求退回，並強烈抗議。周恩來指示外事部門經過調查，弄清玻璃蝸牛是美國人常用的一種禮品，立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並通過決定，收回江青的講話。但經過「四人幫」的一鬧，這個彩色顯像管生產技術的引進被耽擱了好幾年。原本在引進報告上籤了字的王洪文，這時也隨著江青把臉一翻，說向外國買船是“迷信外國資產階級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義路線”。面對壓力，協助周恩來進行引進工作的陳雲沒有退讓，反而要求在引進軋機時把眼光放得遠一些，連同必需的附件、備件一起進口。他說：這套軋機“如果缺了零配件，國內解決不了，就要推遲投產，耽誤一年就少生產鋼板300萬噸，很不合算”。
在周恩來、陳雲和隨後復出的鄧小平的共同領導和努力下，1973年至1975年，我國對外經濟工作開拓出一個新的局面，形成了自1954年引進蘇聯156項援助項目後的第二次引進高潮。這一期間引進的重要成套設備，到1982年全部投產，成為80年代中國經濟大發展的主力軍。
但是，當時中國還沒有從「文化大革命」的陰雲下得到解脫，「四人幫」還控制著較大的權力，極左錯誤仍然佔據著統治地位。1975年11月，“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迷霧再起，於1976年達到高潮。鄧小平被迫離開了中央領導崗位，他和陳雲等人進行的糾「左」努力也遭到批判。張春橋、王洪文等人立即指使在人民日報社的爪牙，派出大量記者前往各個部門搜集材料，攻擊陳雲、萬里、胡喬木、張愛萍、周榮鑫等復出的領導幹部。張春橋說，陳雲主管的外貿部“問題嚴重”，“在外貿工作上執行的是一條賣國投降主義路線”。陳雲痛心地看著費盡心血才有所好轉的經濟形勢又毀於一旦，同時也作好了再次被送到基層去“蹲點”的精神準備。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與世長辭。「四人幫」更加肆無忌憚地把手伸向了最高權力。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人開始考慮除掉這個根植於「文化大革命」動亂的毒瘤。葉劍英請王震找陳雲商量。當時，可供選擇只有兩個辦法，一是召開中共十屆三中全會，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幫」搞下去；另一個是採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幫」抓起來。陳雲在家裏反覆研究十屆中央委員會名單，算來算去，覺得沒有完全的把握。葉劍英主張武力解決，並派人請陳雲前往他在西山的住所面談。當陳雲得知葉帥的堅定態度後，明確表示：這場鬥爭不可避免。
粉碎「四人幫」後，陳雲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不顧華國鋒設置的“兩個凡是”的障礙，堅決主張讓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以後，又在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了為薄一波、陶鑄、彭德懷等冤假錯案平反和清算康生罪行等關鍵性的意見。在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努力下，中國終於走上了重整河山的正軌。在歷史的激浪狂飆中，陳雲以他巋然不動的信念，給人們留下了中流砥柱般的高大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