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資料圖）
文章摘自《共和國元帥：葉劍英傳》，《葉劍英》編寫組編著，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
話到醫院，詳細詢問病情。他同身邊工作人員和醫院的醫護人員談起周恩來的病情時，常常禁不住熱淚盈眶，有時竟痛哭失聲。
葉劍英眼見萬惡的癌細胞一天天地吞噬著周恩來的生命，心中非常著急。他深深感到，周恩來是一棵屹立於中華大地上的參天大樹，這棵樹一旦倒下，對黨、國家和人民將是巨大損失。而「四人幫」一夥則認為，一旦周恩來倒下，將給他們造成天賜的奪權良機。葉劍英預感到這一點，每次到醫院看望周恩來，只要見他精神稍好的時候，總是要向他彙報黨、國家和軍隊的大事。他們共同關心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四人幫」的鬥爭。
灼治療，取得較好療效。葉劍英為此感到十分欣慰。8月13日，葉劍英準備離京到外地視察工作前，特意親筆致信周恩來，信中說：「此次電灼，又取得一場大家慶祝的勝利，至為欣慰！惟對多發的頑疾，必須乘勝進剿，加以殲滅，否則任其循環往複，對體質消耗太大。」信中接著寫道：“繼續革命，國步艱難，千萬為黨珍重，為國珍重。敬祝早日康復！”信後又附言：“今天得到三○一醫院送來的藥方一份，請參閱。聽說吳階平同志正在研究。”一封短訊，寥寥數語，包含了多少深情和願望！周恩來對於“國步艱難”的情況，感受比誰都深刻。這難，來自諸多方面，但最大的難是來自「四人幫」的篡黨奪權陰謀。因此，周恩來在醫院同葉劍英的談話中，曾語重心長地告訴他，要注意鬥爭方法，無論如何不能把權落到他們手裏。這一囑告，使葉劍英在同「四人幫」的鬥爭中，更增加了勇氣和信心。
到了1975年11月，情況又起了變化。在「四人幫」的策劃、煽動下，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又開始在全國掀起，全面整頓的工作被迫陷入停頓狀態。鄧小平和葉劍英實際上再度被解除工作，黨和國家再次陷入混亂的漩渦里。葉劍英保持著冷靜、清醒的頭腦，在自己已經陷入困境的情況下，依然堅持與「四人幫」作各種形式的鬥爭，同時盡自己最大努力保護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他堅信，經過反覆的較量，最終勝利是屬於黨和人民的。一場更大的、更艱巨的鬥爭還在後頭。他全力以赴，去迎接歷史的抉擇。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與世長辭。
巨星隕落，江河嗚咽，大地哀號，舉國悲痛。
但是，江青一夥卻得意忘形，發出獰笑，極力貶低周恩來的光輝形象，壓制人民悼念領袖的活動。他們傳令，不准設靈堂，不准戴黑紗，不准發表懷念周恩來的詩文！人們感到巨大的壓抑。但人心是壓不服的。廣大幹部和群眾並不理會他們的那一套「禁令」，幾乎所有的單位都設了靈堂，幾乎所有的人都佩戴了黑紗！
此時此刻，79高齡的葉劍英在北京後海小翔鳳住地，也為周恩來總理佩戴了黑紗。
1月10日，葉劍英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同黨和國家的其他領導人一起向周恩來的遺體告別。11日，首都百萬群眾給周恩來送葬。這一天，天陰沉沉的。京城處處飛白花，風吹熱淚灑萬家。從北京醫院到八寶山，十里長街，萬人佇立，自發形成規模巨大而又秩序井然的送葬隊伍。靈車緩緩駛過，長安街被淚水淹沒。人們的抽泣和慟號組成了一支絕響的哀樂。這是對人民好總理的懷念，也是對萬惡「四人幫」的控訴！
習仲勛、葉劍英、許世友、楊尚昆
「四人幫」在粗暴干預和壓制悼念周恩來的活動的同時，變本加厲地打擊迫害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
在「四人幫」的眼裏，周恩來逝世之後，繼續妨礙他們奪權的，也是他們最害怕的，還有兩個代表人物：一個是代替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堅持實行“全面整頓”，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的鄧小平；另一個是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握有兵權的葉劍英。對於這兩個“眼中釘”，他們必欲除之而後快。他們緊鑼密鼓，異口同聲，在中央政治局攻擊鄧小平。這時，病中的毛澤東正在為國務院總理人選犯難。他既不滿意曾為他器重、復出不久的鄧小平，更不放心被他多次批評有野心的「四人幫」，最後選中了另外一個人。1976年1月21日，聯絡員毛遠新向毛澤東彙報，談到華國鋒、紀登奎等提出國務院請主席確定一個主要負責同志牽頭，做具體工作。毛澤東回答說：“請華國鋒帶個頭，他自認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專管外事。”2月2日，經毛澤東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發出中共中央“一號文件”，確定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被迫停止了中央的領導工作，只管外事。就在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文件”的同時，借口葉劍英健康狀況有變化，還附上另外一項重要“通知”：在葉劍英“生病”期間，由陳錫聯“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2月6日，在江青一夥策划下，中央軍委向毛澤東、黨中央報告，提出1975年7月，鄧小平、葉劍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兩個講話“有錯誤”，建議“停止學習和貫徹執行”，並且要求全軍積极參加“回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2月16日，經毛澤東批示同意，中共中央下達“三號文件”，批轉中央軍委2月6日關於停止學習貫徹執行1975年7月葉劍英、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報告和講話。在葉劍英處境困難時，許多老戰友、老部下來探望，給以寬慰。余秋里從廣州回來，勸他到南方去休養一段，葉劍英回答說，不，這個時候，我哪也不能去，要堅持斗下去！
「四人幫」在全國全軍掀起了更大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惡浪，誣衊鄧小平、葉劍英等“搞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鄧小平是“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資派”，葉劍英是“軍內資產階級”的“黑幹將”。他們氣勢洶洶地叫嚷“跟鄧小平性質一樣的有一層人，要揪各種各樣的走資派”，妄圖整垮從中央到地方到軍隊一大批老幹部。與此同時，他們動用竊取的權力和輿論工具，繼續破壞人民悼念周恩來的活動，並對剛剛故去的周恩來極盡造謠誣衊之能事。
是可忍孰不可忍！人民對周恩來總理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深厚感情豈容任意褻瀆！對於「四人幫」的倒行逆施，人們再也不能忍受了！長期蘊藏心底的怒火噴發了！
連日來，從全國各地彙集到首都的上百萬群眾走上天安門廣場，舉行悼念周恩來和緬懷革命先烈的活動，憤怒聲討禍國殃民的「四人幫」。4月4日，丙辰清明。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草坪圍欄上面，蒼松翠柏枝頭，擺滿了花圈，掛滿了悼念總理的潔白花朵。“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萬眾傳抄的一首首詩詞像匕首和投槍，直刺向「四人幫」，一幅幅輓聯像誓詞和號角，表達了人民要掃除奸佞，建設祖國的心聲。但是，這個活動在4月5日卻遭到「四人幫」的鎮壓。
在北京舉行悼念活動的同時，南京、杭州、鄭州、西安、太原等地也爆發了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據山西省委書記王謙回憶，當時在邊遠的太原城，廣大群眾不理「四人幫」那一套，紛紛設靈堂，送花圈，自發地悼念周恩來。一位農村的小腳老太婆走了很遠的路，顫顫巍巍，來到靈堂，哭著說：“我要進去，給總理磕個頭！”她的舉動代表了廣大群眾的心愿。在全國範圍內掀起的這場運動，反映了人民群眾擁護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的強大呼聲，成為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順應民意、剷除妖孽的堅強後盾和力量源泉。正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評價：1976年4月，“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這個運動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它為後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偉大的群眾基礎。”①(①《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載《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738頁。)
老一輩革命家的心和千千萬萬人民的心是息息相通的。葉劍英極為關注天安門廣場的悼念活動，不斷派人去了解情況，抄錄詩詞。他還曾親自乘車去天安門廣場觀看群眾悼念周總理的活動，了解事態的發展。②(②訪問馬西金和周美華等談話記錄，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悲壯場面、莊嚴氣氛深深地感染了這位老革命家。他堅信：黨心、軍心、民心是向著光明的，一切違背人民意志的行為終究是要失敗的。
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四五」運動，在陰霾籠罩的神州大地上，點燃了億萬群眾心底的憤怒火焰，化為巨大的震懾力量，使「四人幫」膽戰心驚，惶恐萬狀。他們瘋狂地進行破壞和反撲，追查運動的“根源”，妄圖迅速撲滅這場熊熊大火。
江青一夥顛倒黑白，無中生有，造謠說：「到天安門廣場鬧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鄧小平的笛音跳舞的」，鄧小平是“右傾翻案風”最大的“風源”。“集中代表了黨內外新生資產階級和地富反壞右的利益和要求”，要打倒“天安門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總代表”、“黑後台”鄧小平。這是多麼奇妙的“天方夜譚”！出人意料的是，在重病中的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竟作出了錯誤決定，撤銷了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四人幫」在瘋狂地迫害鄧小平的同時，把打擊矛頭進一步指向了葉劍英。他們製造事端，追查“天安門反革命事件”，一直追查到葉劍英頭上，誣衊他“保護鄧小平”，“緊密配合了右傾翻案風”，逼他“靠邊站”，妄圖完全剝奪他對軍隊的領導權。
「風雨如磐暗故園」。廣大幹部和群眾對「四人幫」的罪行極端憤慨。葉劍英的一位老部下李新在一首七絕《感時呈葉帥》詩中寫道：“當年抗日打紅旗，八路威名天下知。今日雄兵三百萬，豈無一個是男兒？”
在「四人幫」肆虐，鄧、葉遭難的日子裡，葉劍英還悄悄地去看望鄧小平，以後不能親自去了，就通過孩子們溝通聯繫，並竭盡全力保護鄧小平。
當時，毛澤東正處在重病期間，「四人幫」尤其是以“呂后”、“武則天”自居的江青，不斷從精神上和肉體上折磨他，使他的病勢日益惡化，生命危在旦夕。
在「四人幫」咄咄逼人的氣勢下，葉劍英和其他許多老幹部將個人榮辱進退置之度外，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憂心如焚。他們在思考和醞釀除害救國的良策。
久經沙場負有盛名的老將軍王震早在「九一三」事件之後，就受鄧小平、陳雲之託，常在老同志之間“串門子”，溝通消息。他非常尊重和信賴葉劍英，曾多次到他那裏反映“王、張、江、姚”的問題，並提出：“為什麼讓他們這樣猖狂？把他們弄起來不就解決問題了嗎？”葉劍英不動聲色，做了一個打啞謎的手勢：伸出右手握緊拳頭，豎起大拇指，向上晃了兩晃，然後把大拇指倒過來，往下按一按，不讓王震再往下說了。王震會意，要等待時機。葉劍英問王震首都附近有哪些熟悉的、可以信得過的人，要他同老部下保持密切聯繫，還囑咐他多到老同志那裏走動走動，聽聽他們的意見。王震自告奮勇當“聯絡參謀”，悄悄走訪老同志。有幾位老將軍在醫院裡，找到他，請他向葉老帥反映對形勢的看法。對於葉劍英交代的事，他都一一照辦，並把辦理的結果和了解到的情況、意見以及各方面的動向，隨時彙報。①(①訪問王震談話記錄，1989年9月。訪問王石堅談話記錄，1993年11月。)
王震
在此期間，聶榮臻從城內搬到西山，住在葉劍英附近。兩位開國元勛，在逆境險局中，朝夕相處，心心相印，無所不談。他們屏退左右，從天下事談到「上海幫」問題，甚為憂慮。他們多次議論：“這幾個東西鬧騰的不得了，一定要設法解決。”“投鼠忌器，不太好辦。但不解決也不行。得想個辦法。”②(②訪問周均倫談話記錄，1987年10月。)
葉劍英不只同聶榮臻等交談，也主動走出去，同其他人接觸，交換對形勢的看法。他利用自己尚未完全被剝奪的軍隊領導權，繼續與總部的一些重要機關部門保持聯繫，了解情況，並親自查看重要軍事設施，預防各種不測。他特意找《解放軍報》社長華楠了解情況，囑咐「班子要團結，頭腦要清醒，堅守輿論陣地。」③(③訪問華楠談話記錄，1986年9月。)他每天留心能看到的文件和報刊，還給秘書們打招呼，不但要注意國外的動向，更要注意國內的問題。他說：“不要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也不要只見森林不見樹木。”要求辦公室的每個秘書都能掌握國內外每天發生的大事。大事緊事要“隨到隨辦，不得延誤”！他不論工作怎麼忙，每天都要聽兩次彙報，做到全局在胸，了如指掌。有時邊吃飯邊聽彙報，有時半夜三更有了重要情況和文件，也要披衣坐起，親自處理。在他的床上放著一塊小木板，有了緊急公文就在床上墊著小板批閱。
災難不斷降到中國人民頭上。7月，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員長突然病逝。不久，唐山發生了亘古少有的大地震。在天災人禍的折騰中，毛澤東病重垂危。在彌留之際，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們守候在他的病房，排著隊走到病榻前，一個一個同他訣別。葉劍英走過來了。這時，毛澤東雙目微睜，看到了站在他面前的葉劍英，眼睛突然亮了起來，並且活動手臂，輕輕相招。可是，葉劍英只顧傷心，淚眼模糊，並未察覺。待他走出病房時，毛澤東忽又意識清醒，以手示意，招呼他回去。一位護士見此情景，馬上跑到休息室找到葉劍英說：「首長，主席招呼您呢！」葉劍英立刻轉身回到病榻前，聆聽最後囑咐，只見毛澤東睜開雙眼，嘴唇微微翕動，想說什麼，只是說不出來。葉劍英握著他的手，又急又悲，凝神注視，佇立良久，只好移動沉重的腳步，離開病房。他陷入了沉思：主席為什麼特意招呼我呢？還有什麼交代？……他的心情很沉痛。①(①葉劍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聯席會議上的發言，1980年11月29日。吳德回憶。)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與世長辭，舉國致哀。葉劍英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和全部精力投入到毛澤東的治喪工作。連日來，首都人民隆重舉行弔唁儀式，悼念這位為新中國的建立和富強而奮鬥終身的領袖。毛澤東作為新中國開天闢地第一代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人民群眾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高大形象和豐功偉績將千秋萬代永遠銘刻在中國的歷史豐碑上。葉劍英非常懷念和崇敬這位卓越的領導人，曾多次含淚談到毛澤東的光輝業績。他回憶自己的革命歷程，沉痛地說，我的事業做得少，如果不跟毛主席，很平庸，不過還在南洋做生意呀！在家裏教書呀！一想到毛主席一生，我就傷心。……現在有人批評毛主席，不能說他一無是處。我們還是要仰仗毛主席，沒有毛主席，我們中央開會，還要在法租界、英租界開呢。沒有毛主席，長征過不去，到陝北也站不住。後來，打日本，打蔣介石，沒有毛主席是不行的。沒有毛主席就沒有中國的今天和未來。……②(②葉劍英談話記錄，1982年4月16日。)
話，以中央辦公廳名義通知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有什麼重大問題直接向他彙報，妄圖架空中共中央，由他向全國發號施令。「四人幫」還把北大、清華以及上海師大、復旦當“窗口”，通過各種渠道，搜集情報。江青佈置清華、北大、新華社、人民日報社的親信直接給她送材料，凡是給黨中央的信件，都要送給她過目。她對毛澤東的治喪不感興趣，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大喊大叫：“要開除鄧小平黨籍。”她拚命拉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張玉鳳，軟磨硬泡，索要毛澤東的文件和檔案材料。一次，被她“借”去兩份機密文件，後來雖然被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追回來，但已經塗改。
江青一夥為什麼對文件如此感興趣呢？葉劍英看穿了他們的詭計。這夥人拚命搶文件有兩個用心：一是心虛，怕那裏有涉及他們歷史問題的致命東西。二是要整人，找打人的炮彈。很顯然，「四人幫」一旦把毛澤東的文件、檔案搞到手，就可以任意銷毀罪證，任意篡改“最高指示”，為所欲為。有鑒於此，葉劍英就給汪東興打招呼，提醒他注意安全，加強戒備，不要被江青奪了中央的權。他嚴肅地說，毛主席生前，你保衛了他的安全，主席去世了，請你看管好他的文件檔案，暫時來不及清理，也一定要好好封存起來，千萬不能遺失。這關係到黨和國家的核心機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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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成武(1914-2004)，又名楊能俊。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曾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原全國政協副主席、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將軍，早期曾在林彪領導下征戰，還寫過一篇《林彪軍團長教我怎樣當師長》的筆記：「文革」中，又遭到林彪、「四人幫」一夥的殘酷迫害，身陷囹圄長達6年之久，幾乎含恨九泉之下。在許多著名將帥作古後，當今既了解林彪歷史，又知其在「文革」中醜陋表演的人已屈指可數了，而楊老將軍就是其中之一，為此我們登門拜訪了他。
說明來意後，楊老將軍欣然允諾，並說這是一個很有內容的話題，許多鮮為人知的情況，過去很少談過，值得一談。於是，我們感到十分欣幸，談話就這樣開始了。
記憶深處的林彪
楊老將軍，紅軍時期和抗日戰爭初期，您曾是林彪的部下，能談談那時您與林彪接觸的一些情況嗎？
老將軍微閉雙目，沉思片刻後，便慢慢談了起來：我認識林彪是在1929年早春。毛澤東、朱德率紅軍東進閩西，我們從深山老林中出來，尋找紅軍時，第一次見到任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第1縱隊司令員的林彪。翌年，我們閩西紅軍編入紅4軍。此後，在中央蘇區的五次反「圍剿」中，在長征中，在到陝北後的東征中，在「紅大」學習期間，直到初上抗日前線時，林彪歷任軍長、軍團長、「紅大」校長、師長，一直是我的主要領導之一。1937年入冬後，我們各奔華北不同的抗日戰場，直到全國解放前夕，平津戰役期間，我們才再次見面。
應該說，那段時間裡，林彪給我的印象還是很深刻的。講幾件我記憶深處的事情吧。
1931年底，部隊整訓中，林彪給我們師團指揮員講了一堂戰術理論課。他讓幾個戰士做示範動作，講解了什麼叫「迂迴包圍」和“中間突破”，他深入淺出，僅用一個多小時，使大家耳聞目睹，很快就搞明白了。這是我第一次聽軍事理論課，從此便引起我學習研究戰略戰術的濃厚興趣。不久，在攻取漳州，以及仙人橋戰鬥、草台岡戰鬥中，我們都成功地運用了「迂迴包圍」和“中間突破”等戰術，取得作戰的勝利。
在長征中，林彪不只是給我們下達作戰命令，還經常告訴我們要認真分析敵情、地形，並作一些具體指示。在飛奪瀘定橋途中，林彪和聶榮臻派騎兵通信員給我們送來一晝夜強行240里的死命令，同時鼓勵我們說：「你們是火線上的英雄，紅軍中的模範，相信你們一定能夠完成這一任務！」在我們快走出茫茫水草地的時候，由於不了解敵情，有所不安。恰在這時，林彪和聶榮臻給我們發來《敵情通報》，講了薛岳、胡宗南、魯大昌、馬鴻賓和馬鴻逵等部的動向，使我們了解到草地外面的敵情，做到心中有數，以便進行必要的準備，不打盲目仗。在攻打臘子口之前，林彪也親臨戰場，和聶榮臻、陳光一起查看地形、進行部署，保證了我團戰鬥的順利進行。
抗日戰爭開始後，我率獨立團到達晉東北的大營鎮。在這裏，林彪進行了平型關戰鬥前的部署，我團的任務是隱蔽地插到腰站地區，阻擊淶源、廣靈兩個方向的日軍，保證平型關主戰場殲敵任務的實現。林彪還特別叮囑我：「如果不能把日軍的援兵擋住，平型關戰鬥就勝負難料。所以，你們必須全力以赴，死死地頂住敵人，絕不能放過來一兵一卒。」結果，我們在腰站地區斃傷日軍400餘人，遲滯了敵人的增援行動，保證了首戰平型關的勝利。
從平型關分別後，林彪即率八路軍第115師赴晉西南作戰。翌年9月他被閻錫山部誤傷後，經延安到蘇聯去了。這就是我記憶中戰爭年代的林彪。
林彪教我當師長
《林彪軍團長教我怎樣當師長》一文流傳時間很長，範圍也很廣，能談談您寫這篇文章的來龍去脈嗎？
楊老將軍首先糾正道，應該說，那不是我的一篇文章，而是林彪與我一次談話的筆記。爾後，侃侃而談起來：1936年12月，在我由「紅大」畢業、即將奔赴前線之際，突然聽說中央軍委準備讓我回到紅1師當師長。當時，我想自己過去一直當政委，還是干老本行吧。林彪和羅榮桓向中央反映了我的要求。但是，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還是確定我改任師長。林彪回來後，傳達了中央軍委的決定，並說：毛主席要我和你談一次話，讓我講一下怎樣當好師長的問題。關於這次談話，林彪是經過認真思考和準備的，我也很認真地作了記錄。談話時，羅瑞卿也在場。記錄稿曾先後送給羅瑞卿、劉亞樓、陳光等領導同志看過。
楊老將軍說著從文件袋裏取出一份材料，遞給我們，說：這就是那篇筆記的清印稿，你們可以看看。
我們把稿子拿過來翻閱著。這篇講話，共講了九個問題，約三四千字，主要是講當好指揮員的要訣。標題分別是：一要勤快，二要摸清上級的意圖，三要調查研究，四心中要有個活地圖，五要把各方面的問題想夠、想透，六要及時下達決心，七要有一個很好的、很團結的指揮班子，八要有很好的戰鬥作風，九要重視政治，親自做政治工作。
楊成武
我們正看著的時候，楊老將軍又接著講道：這次談話，對我改任師長，以及在抗日戰爭初期任團長、司令員，有一定的幫助作用。例如，林彪說，指揮員必須熟悉地圖，要經常讀地圖。熟讀地圖可以產生見解，產生智慧，產生辦法，產生決心和信心。在熟讀地圖的基礎上，要親自進行實地勘察，核正地圖，把戰場地形和敵我雙方的部署都裝到腦子裡，做到閉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鮮明的戰場圖景，離開地圖也能指揮作戰。從此，我逐步養成了讀地圖的習慣，只要有時間，我不是看地圖，就是去勘察地形，在作戰中獲益不淺。
楊老將軍還說：在這次談話快要結束時，林彪著重指出，當好師長最根本的一條，就是按中央軍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去指揮作戰、處理問題。並囑咐我把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講稿帶在身邊，經常讀、反覆讀，遇到問題就從那裏去找答案、找辦法。後來，在華北戰場轉戰的十幾年中，我一直把這份油印的秘密文件帶在身邊。直到全國解放、抗美援朝之後，軍事博物館徵集歷史文物時，我才把這本講稿捐贈出來。
難以尋找的轉折點
是否可以說，作為紅軍的師團級指揮員時，您曾得益於林彪的教誨，當時您對他也是很尊重的。那麼，從什麼時候起，您開始成為他迫害的對象，並欲治您於死地而後快的？
楊老將軍微微一笑，說道：是啊，事物的變化總是有個轉折點的。但是，林彪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加害於我的，我說不很清楚。恐怕只有林彪自己才能講清楚嘍！
建國後，我仍在華北軍區、北京軍區工作，與林彪接觸很少。1958年我調到總參謀部，主管作戰，長期在葉劍英元帥直接領導下工作。「文革」開始後，才又與林彪有所接觸，然而更多的時候是在毛澤東、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我逐漸對林彪有了某種感覺，也難免有所表現。因此，我也逐步成為他的眼中釘，並被列入被拔除的“黑名單”。
我第一次較明顯的感覺，是在處理青海省「趙永夫事件」過程中。那是在1967年2月的一天，林彪氣呼呼呼地對我說：“今後，軍委的文件，不要再送葉帥了。”當晚，我便請示周恩來怎麼辦？他思忖了一會兒，說：“你把那些無關緊要的文件，例如五一節、衛生工作之類的文件扣下來，重要的文件還要送。”事情就這麼辦了。過了些時候，我便把事情的經過報告了葉帥。
此後不久，關於幾句口號的提法，我也與林彪出現了不一致的情況。當時，林彪的黨羽周宇馳、劉沛豐和林立果炮製了一篇《以林副主席為光輝榜樣，永遠忠於毛主席》的文章。空軍政委余立金覺得還沒有人這樣提過，就把文章送給我看。我也認為不妥，並請他轉告吳法憲能不能換個題目。結果不但題目沒有變，還署名吳法憲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當時，我和余立金都不知道，這篇文章早已送葉群、林彪審定過了。
時隔不久，余立金又找到我，說吳法憲在空軍提出「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的口號。我說：“你告訴吳司令，這種提法中央從來沒用過，要慎重，搞不好要犯錯誤的。”吳法憲很快把我的話報告了葉群，並說我反對宣傳林副主席。第二天，吳法憲又讓余立金轉告我說：“這種提法沒有什麼問題，林副主席都同意了。”
話給周恩來，說：吳法憲不當組長可以，但要當第一副組長，而且要當副總參謀長。這件事雖然使我想了一些問題，也只能深藏在心底，但是萬萬沒有想到半年之後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更沒有想到幾年之後發生在林彪自己身上的事。
「7.20事件」發生後，我陪同毛澤東從武漢飛往上海。一個月後，毛澤東提出處理“王關戚”的問題。我飛回北京，報告周恩來後，他讓我再去向林彪彙報。我又飛到北戴河，還未向林彪彙報時，葉群就再次問我（在北京時，曾問過我一次）：“你隨主席出去，主席講過哪幾位的話（指對朱德、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人的評價）？講沒講過林總的什麼話？講沒講到過我呢？”我只能告訴她，毛澤東沒有講過。葉群臉上立刻露出不悅之色。實際上，毛澤東在上海不僅講了對其他老帥的看法，也講到對林彪提出「四個偉大」的看法。可是，毛澤東沒有授權我向他傳達，我怎好說呢？這次林彪對我的態度十分冷淡。
年底，葉群對我大發了一次脾氣。那是在京西賓館禮堂的一次文藝演出，我沒有通知向來不參加這類活動的林彪。演出結束後，葉群把我叫到一個房間裏，指著我的鼻子斥責道：「這樣重要的演出，為什麼不通知101（葉對林的習慣稱呼）？你楊成武眼裏還有一個林總嗎？你沒有看到羅瑞卿、肖華的下場嗎？你要走羅瑞卿、肖華的老路，小心我打斷你的脊梁骨！」葉群為什麼發這樣大的火呢？問題的實質不一定在是否看演出上，或許跟一次大會呼口號有關。
這次演出前不久，在總參召開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大會閉幕時，我講完話，有意只呼「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去掉了“永遠”兩個字。這是因為一次毛澤東對我說：什麼“永遠健康”，哪有不死的人啊。我想，別人怎麼喊我不管，但是我不能再那樣喊了。於是，激怒了葉群。散會後，她快步走到我面前，說：“楊代總長，你不喊永遠健康，他的內臟也是好的，他的身體也沒病。”說完，憤憤然走下樓梯。這時，我才意識到，她和她的丈夫，對這兩個字是看得很重的。
編者：林彪對楊成武的不滿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楊成武捲入了最高層也是最複雜的政治漩渦，他甚至直接聽到了毛澤東對如日中天的林彪的不滿。楊成武在陪毛澤東視察中，有一天，毛澤東與楊成武坐在沙發上，談到了「四個偉大」（指林彪為清華大學寫的題詞：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雪，毛澤東氣憤地說：“誰封我4個官呀？我不要這4個官，我不要！”
毛澤東越說越火，冒出一句：「永遠健康？永遠健康，還有不死的人啊！」楊成武一聽這是指誰，心裏再清楚不過。林彪也從別的渠道知道了這個情況。
話通知我，馬上到林彪住地，有要緊的事。來到毛家灣，走進客廳，林彪和葉群非常熱情，又讓坐、又端茶，我預感到可能是不祥之兆。林彪親切地說：「成武同志，今天找你來，不是什麼大事。」他看了葉群一眼，接著說：“最近有人寫信，說葉群是假黨員，還參加了國民黨，這都是造謠誣衊。現在，不少當事人都寫了證明材料，都證明她沒有問題。可是，他們的職位不夠高，影響不夠大。你是軍委常委、代總長，所以需要你寫個證明，現在就缺個主要領導同志的證明……”我想，建國前，我根本不認識葉群，1960年我們才第一次見面，叫我證明1936年葉群的情況，豈不是天大的笑話嘛！我沉思了一會兒，說：“林總，我和葉群同志認識很晚，這你是知道的。當年我們都在‘紅大’，她在天津、北京，我寫證明不好。別人寫了，就行了吧。”林彪站起來，走了幾步，說：“吳法憲同志寫了，你也寫一個吧。”當然，我無法答應這個要求。林彪的臉色驟變，半天沒說出一句話。隨後，便是逐客令了。
我真不明白，難道一紙假證明，對於他們就那麼重要嗎？還是他們有別的什麼意圖？有人說，這是林彪對我的最後「考驗」。從我擔任代總長以來，林彪就開始觀察我、考驗我。據說代總長的“代”字，就是林彪決定的，其目的在於他還需要時間來證明我對他的“忠心”。然而，他等到的卻是某種冷淡，感到需要對我採取措施了。於是，厄運在向我步步逼近。
重壓之下的署名
「文革」中，曾以您的名義，發表過一篇轟動全國的《大樹特樹絕對權威》的文章，請問這篇文章的發表與林彪有什麼關係嗎？
楊老將軍略理思緒後，對我們說：這件事也發生在1967年下半年。還是我在武漢的時候，那個軍委辦事組給各大單位下達了寫學習批判文章的任務。總參總政組織幾個人撰寫了一篇談領袖權威的文章，經李天佑、王新亭多次審定後，由朱欣秘書送到上海。交我審閱。這時，文章的署名是總參機關無產階級革命派，標題也不是「大樹特樹」。我想，談領袖權威問題，不是件小事，還是呈送毛澤東閱示比較妥當。三四天後，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從樓上下來，把稿子退給我。毛澤東的批示是：我不看了，送伯達、文元同志酌處。小吳還悄悄告訴我，主席隨便翻了翻，說：儘是吹我的。
回到北京後，陳伯達打電話給我，說那篇文章他已看過，也修改過了，認為應該用我的名義發表。我沒有同意。幾天後，葉群又給我來電話，說：「101讓我給你打個電話，陳伯達把總參的文章送到我們這裏來了。101的意見，還是以你的名義發表為好。」我頓時覺得很難辦，陳伯達沒有與我講通，又推到林彪那裏。而林彪的話對我來說就是命令，我是不能直接回絕的。於是，我對葉群說：“不行啊！文章引用了那麼多馬列的話，我都不懂，請你報告林副主席，還是不要用我的名義發表好。”過了一會兒，葉群又來電話說：“請示了101，101說就這麼定了，以楊的名義發表，楊是代總長，身份合適。”接著還講道：101講了，黨組織有權以一個黨員的名義發表文章；文章的提法沒有問題。101在講話中已經講了，並說歷史上這種情況很多，例如曾用譚政的名字，發表過西北高幹會議的政治工作報告；用江華的名義，發表過毛澤東親自修改的浙江農村調查的文章；以陸定一的名義，發表過毛澤東關於國際問題的一次講話等等。最後，這篇文章再次報送陳伯達、姚文元，由他們直送新華社、人民日報發表了。
兩天之後，即11月5日，毛澤東找康生和我在人民大會堂談工作時，說：成武，用你名字發表的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標題，沒有看內容。從標題看，就是錯誤的，是形而上學的。這是陳伯達的事。並指指我說：不是你的事。雖然，毛澤東這樣說，可是我心裏還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內疚。在中央小碰頭會上，康生和我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會後，陳伯達連連拱手，向我表示歉意：「楊代總長，我對不起你，請你原諒。我給你做錯了一件事。」
由於毛澤東的話沒有向下傳達，「大樹特樹」、“絕對權威”的提法，很快在全國流行起來。12月中旬，湖南省關於準備在毛澤東誕辰紀念日舉行慶典的請示報告中，多次提到上述詞句。為此，毛澤東於17日明確作了6點批示。第二天，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中央碰頭會上，再次嚴厲地批評了陳伯達。他說：書越讀越蠢，文章不是楊成武寫的，是你們叫人搞的，這不是整楊成武嘛！我只看了標題，沒有看內容。你不是中國的馬克思嗎？有些語言沒有從科學的辯證法去考慮，你們要執行奴隸制……列寧怎麼講的？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嘛！
四天後，在懷仁堂參加中央文革「天天讀」時，汪東興又傳達了毛澤東有關此事的一些指示。毛澤東說：不怪湖南嘛！湖南是個引子，也不是楊成武同志的問題，特別不是成武同志的事。……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是關係到全黨學習的問題。全黨都要學習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的多次批示，使我越發感到那篇文章錯誤的嚴重性，心情也更加沉重。22日晚，經周恩來同意，我在京西賓館向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及軍報主要負責人，傳達了毛澤東的幾次批示。散會後，我的心情平靜多了。然而，這件事到這裏並沒有完，在3個月後的所謂「楊余傅事件」中，又被林彪、陳伯達、江青等人作為我的一條罪狀重提了出來，非要置我於死地不可。
我「被捕」之後，在「3.24」大會上，陳伯達大撤其謊：“大樹特樹那篇文章狗屁不通。我根本沒看，居然能發表？……這篇文章其實是要大樹特樹楊成武的絕對權威，在軍事地位中要大樹特樹楊成武的絕對領導。”
林彪也玄而又玄地說：「……還有那篇大樹特樹絕對權威的文章，他拚命活動要登，後來登在《人民日報》二版上，他還不滿意。當天一版上登的是毛主席對教育工作的指示，他認為他的文章還應該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佔第一版。」這裏，林彪再次施展了“不說假話就辦不成大事”的故伎。
林彪「砍下第一刀」
聽說您的大女兒楊毅，是林彪一夥迫害致死的，能談談事情的經過嗎？有人把林彪一夥迫害楊毅看作是對您進行迫害的開始，或者是林彪最後下定決心拔除您這顆「眼中釘」的信號，您認為是這樣嗎？
提問刺觸到楊老將軍的心，引起他痛苦的回憶。看得出，他在盡量把自己的情緒穩定下來。幾分鐘後，他緩緩地長嘆一聲，敘述起我們早就想知道的真情：在林彪對我下毒手前幾天，我接到兩封匿名信，都是空軍機關幹部揭發林彪黨羽周宇馳、劉沛豐、於新野、王飛等人在空軍的種種醜行的。我在信上批示後轉給林彪。沒想到林彪竟派人把信送回空軍，交到信上所控告的那幾個人手中。他們像公安局查「反革命」信件一樣，在整個空軍機關核對筆跡。最後確定像余立金的秘書寫的。
因為信上有我的批示，他們為了報復，又聯繫到我的女兒楊毅。當時，楊毅在空軍報當編輯，與余立金的秘書認識。他們精心策劃後，由周宇馳找吳法憲說，余的秘書與楊成武的女兒亂拉男女關係，他老婆都看到情詩了，已告到黨委來啦！吳法憲叫人把秘書的妻子帶到辦公室，但卻一問三不知。在沒有任何事實的情況下，他們仍堅持「隔離審查」余的秘書，這個難題交到林立果手上。林立果回到家中一說，葉群便氣勢洶洶地給吳法憲下達了指令。
這時，我在病中也得到消息，氣憤至極。我的女兒還沒有談戀愛，就遭到如此的人身攻擊，當然不能容忍，便打電話給吳法憲，要他放人。同時，我的妻子趙志珍也到空軍去找吳法憲，沒有找到，就與余立金一起去毛家灣。葉群說：「哎喲喲，什麼事情值得你們兩個跑來呀！打個電話不就得了。」趙志珍說：“葉主任，我們是萬不得已才來找你和林副主席的。”葉群聽完他們談的情況，煞有介事地說：“好吧，我再派人調查調查，查清楚以後再向101報告，你們先回去吧。”隨後，葉群打電話給吳法憲，要他和他老婆一起找我談話，要“不認錯，不低頭、不讓步”。
幾天後，林彪勾結江青策划了「楊余傅事件」，把我打倒了，全家12口人都遭到監禁。我的大女兒楊毅先後被秘密關押在北京、四川、河南等地。她從四川被押到洛陽，與我們團聚於囹圄時，早已被打得遍體鱗傷，慘不忍睹。兩年多後，她又被秘密押往滑縣一個很偏僻的地方，進行所謂的“勞動改造”，身體被折磨得更加虛弱。
「9.13事件」後，楊毅從報紙上敏銳地感覺到，林彪出事了。生命已經非常微弱的大女兒看到了希望。出於對黨的信賴，她不怕威脅和迫害，給周總理寫信，揭發林彪一夥40多條罪行。不久，所謂的“中央專案組”派一個叫崔登龍的人，向她作了調查。但是，這個人剛走，她卻突然死去，而崔卻一口咬定她是“自殺”。那麼，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楊毅在那非人的待遇中，熬過了漫漫的四年，而在她看到光明，意識到希望的時候，卻去尋短見呢？
當「專案組」把此事報告到北京，並提出“馬上火化”時，周總理感到疑惑，立即指示：用棺木安葬。打倒「四人幫」後，空軍機關為楊毅召開了平反、昭雪大會。當人們取出她的遺骸準備火化時，卻發現她身上除多處傷痕外，單是肋骨就斷了6根。經鑒定，結論是：“外傷致死”。終於使所謂的“自殺”之謎大白於天下。
林彪、「四人幫」一夥還折磨死我的老母親和我的妻弟。在戰爭中，由於惡劣的環境和病魔奪去了我們3個孩子的生命，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林彪、「四人幫」一夥又奪去我們3位親人的生命，年近八旬的老母親臨死也沒讓我們看上一眼……說到這裏，楊老將軍的眼裏噙滿淚水，似乎思緒也凝固了。我們只能屏住呼吸，靜靜地在心底為老將軍的一家鳴不平。
林彪與江青導演的鬧劇
所謂「武裝衝擊釣魚台」，是林彪與江青勾結起來導演「楊余傅事件」的直介面實，請您談談事件發生的簡要經過好嗎？
楊老將軍說：董保存幾年前寫的《「楊余傅事件」真相》，和張子申寫的《楊成武將軍訪談錄》，兩本書基本上準確的，這個問題還需要再談嗎？
我們把一份小報遞給老將軍，說：最近，我們看到有的文章講到「武裝衝擊」事件時，很有舞台動作感，似乎是某位秘書的動作，引起了江青的疑惑、誤會。所以，我們想請您再談談。
老將軍沒有戴眼鏡，把小報拿得遠遠的看了看，嚴肅地說：所謂「武裝衝擊」事件，完全是江青的造謠、陷害，是政治陰謀，是林彪、江青一夥妄圖排擠異己，陰謀篡黨奪權的重要一步。我簡要講講事情的經過吧。
應該說，在「衝擊釣魚台」事件發生前，我早已得罪了林彪，前面講過了。也是在這段時間裡，我還不明不白地得罪了江青。因為江青聽說，上海一些人搜集了一批她30年代的材料，此事已被我知道，由於她心中有鬼，非說是我整過她的黑材料，一直糾纏不休。我想，也許是在林彪、江青正準備向我下毒手，而苦於找不到適當借口的時候，出現了毛澤東找丟失的魯迅手稿，找到江青頭上的醜聞。於是，江青便氣極敗壞地捏造了「武裝衝擊」的輿論，並進而與林彪勾結，共同策划了所謂「楊余傅事件」的大騙局、大冤案。這完全是林彪、江青勾結起來導演的一場大鬧劇！
話，肖力（李納）接的電話，傅說明已經知道手稿的下落，請她向陳伯達報告一下，隨後就到。到釣魚台門口後，又打電話給正在值班的陳伯達的秘書王保春，王答覆可以進來後，吉普車才駛入大門。傅崇碧等人下車時，正巧姚文元走過來，他們就一起走進會議室，還沒站定，已知道此事的江青推門進來，頓時大怒道：「傅崇碧！你要幹什麼？到這裏來抓人？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誰讓你來的？」“你們不經允許就來這裏，這還得了！”事後，江青找到周恩來以及中央文革、軍委辦事組成員，聲淚俱下地“控訴”：“傅崇碧的膽子好大，他帶了兩部汽車沖中央文革！”
江青與陳伯達、吳法憲、葉群緊鑼密鼓地策劃後，把我叫到釣魚台。葉群添油加醋地說：「他帶了兩部車，全副武裝，衝到這裏來了，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江青反覆說：“你是代總長，就是要你負責去批傅崇碧！”陳伯達、姚文元等人也指責我包庇傅崇碧。最後遵照周恩來的安排，我陪同謝富治到京西賓館，召集衛戌區師以上幹部，由我主持會議，謝富治講話，宣佈了這件事。會後，由謝去向周恩來、江青彙報。
從這天以後，我犯了病，直到我被抓起來，中間十來天的情況，我就不十分清楚了。6年多後，當我被解除監禁，回到北京之後，才陸續了解到這段時間的情況。
據說那次衛戍區師以上幹部會議後，江青與葉群又在一起密謀過。兩天之後，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衛戌區的司令員和政委，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員也都在坐。林彪說：「楊成武這個人不好，他排擠別人，抬高自己，想把那個代字去掉，他想當總長。」“楊成武到處散佈，說肖力要奪他的權。不可能嘛，肖力怎麼會去奪他的權？”接著提出：“總參不能讓他搞了，再搞要出問題。”還推出黃永勝作為新的人選。他們先後在毛澤東那裏“開了四次會”，經過他們多次誣陷之後，才定下來“楊余傅”的問題。
在抓我的第二天晚上，即「3.24」之夜，林彪、陳伯達、江青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駐京部隊師以上幹部大會。會上，他們竭盡造謠誣陷之能事。《聶榮臻回憶錄》是這樣記述的，林彪講：“楊成武同餘立金勾結要篡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奪北京市的權。楊成武的個人野心，還想排擠……黃永勝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
3月27日，在工人體育場召開的10萬人大會上，江青捏造了更為離奇的情節，說傅崇碧的秘書用皮包打她，要砸斷她的脊梁骨，她的腰一直在疼。還說「皮包里有手槍，後面的車裏最低限度有挺機槍」等等。
3年之後，在華北會議和其他會議上，江青渲染得更加駭人聽聞：說傅崇碧按「楊成武的命令」，“帶幾輛汽車，浩浩蕩蕩、全副武裝衝進中央文革的地點去抓人”。還說“一輛車上架自動武器”，“皮包里裝有4支槍”，“我有探雷器探出來了”等等。
林彪、「四人幫」一夥為了掃清他們篡黨奪權的障礙，還給我編造了“晉察冀山頭主義”，還有“黑後台”等罪名，把矛頭直接指向聶榮臻元帥。為此，聶帥於4月7日寫信給毛澤東，談了自己的看法。毛澤東在信上批了16個字：“榮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養病，勿信謠言。”不久，毛澤東又當面對聶帥講，如果講楊成武的後台，第一個就是我，第二個才輪到你。
話他不就來了。”
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林彪向我伸出魔爪
從「3.22」之夜，您和全家人便失去自由，深陷囹圄6年多，請談談您和家人被殘酷迫害的經過吧。
楊老將軍說：「3.22」之夜，林彪的魔爪終於伸向了我。那天晚上，先是發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吳法憲和林彪的秘書分別來到我家，說是來彙報和看望我的。時隔不久，余立金的秘書就打來電話說：“剛才吳法憲帶人把余政委銬起來了，請問問楊代總長，是怎麼回事？是不是吳法憲搞政變？”在我們還沒搞清發生什麼情況時，我的家已被幾十名全副武裝的軍人包圍起來。凌晨2時許，邱會作、李作鵬帶人衝上樓，闖入卧室。邱會作對我說：“林副主席請你去開會。”我說：“開什麼會？要你們兩個來請，啊？你們搞什麼名堂！”並轉身拿起紅色電話機，想問問周總理是怎麼回事。可是，電話線已被切斷。
我心想，莫非吳法憲搞政變了？我一邊跟他們向外走，一邊怒氣沖沖地對他們說：「你們到底搞什麼名堂？開會，開什麼會？不要當騙子！要有黨性！沒有黨性也得有點良心！」下樓梯的時候，我的心情很不平靜。幾天前，我的父親剛剛去世，77歲高齡的母親還沉浸在無限的悲痛之中，她經受得起再次沉重的打擊嗎？我盡量穩定自己的情緒，平靜地說：“媽媽，你們不用害怕，我沒有問題，要相信共產黨，相信毛主席。事情是可以搞清楚的。”母親大聲呼號：“我兒子從小跟著毛主席，不反對毛主席啊！”在兒女們的哭喊聲中，我被押上一輛黑色吉姆車，坐在邱會作和李作鵬中間，駛向人民大會堂。
我被帶到林彪辦公的會議廳，除了周恩來、汪東興、李天佑、王新亭等同志外，主要是林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康生、江青、陳伯達、姚文元、葉群等那伙人。林彪見我進來了，立即聲嘶力竭地說：「現在開會。我來宣佈中央的決定。一、楊成武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二、楊成武勾結餘立金，想奪吳法憲的權；勾結傅崇碧，想奪謝富治的權。三、楊成武整江青的黑材料，3次命令傅崇碧沖釣魚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還打了江青。」林彪惡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接著說：“楊成武你不當代總長了，黃永勝當總長。我再說一遍，不是代總長，是總長！”
林彪的話音剛落，江青跳起來吼道：「楊成武，你膽大包天，敢整我的黑材料！你要老實交待！」
緊接著，吳法憲大聲喝斥：“楊成武，你必須交待你的‘三反’罪行！必須交待你的黑後台！
康生也陰陽怪氣地說：「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撲！你要交待同那幾個老傢伙的關係，交待出你的黑後台！你和彭真什麼關係？和羅瑞卿什麼關係？」
陳伯達也不知羞恥地栽贓陷害說：「楊成武反對馬克思主義，寫大樹特樹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嚴厲批評，這賬是賴不掉的！」
葉群拚命叫喊：「楊成武3次命令傅崇碧沖中央文革的駐地，帶了槍，帶了子彈，還打了江青同志一皮包！這還得了嗎？中央文革還有沒有安全？毛主席還有沒有安全！」說著，她帶頭呼起口號：“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中央文革！”“打倒楊成武！”“打倒晉察冀山頭主義！”
剛開始，我還拿鉛筆在紙上記著，越聽越有氣，索性把手裏的鉛筆一扔，舉起手來：「我說幾句……」
江青把手一揮，說：「不要說了，散了！散了！」
人們紛紛站起來。周恩來擺擺雙手，示意大家坐下。他說：「毛主席那裏來電話來講，不要揪斗楊成武，楊成武有病，要他去休息。有錯誤可以檢查。」
江青再次站起來：「不開了！散了！散了！」
人們散去後，我問周恩來：「這是怎麼回事？」周恩來站起來，說：“不要著急，有病就好好休息。你的問題，是林副主席檢舉的，會搞清楚的。”
這時康生轉過頭來，用手指著我說：「不管你交待不交待，你為‘二月逆流’翻案，你的黑後台就是葉（劍英）、聶（榮臻）、陳（毅）、譚（震林）！」
我沒再說什麼，隨後就被押解到機場，那裏一架伊爾18型飛機正在等待著我。在這以後的6年多時間裡，我先後被秘密監禁在湖北的孝感、河南的洛陽和開封、山西的候馬等地，遭受著非人的待遇，受盡了各種折磨，但不管生活多麼艱難、精神多麼痛苦，我始終堅信黨、堅信毛主席，總有一天我的冤案會搞清的。所以，我先後給毛主席寫過20多封信。我在信中寫道：「毛主席，我有心裏話要同你講。如果不方便，可派個可靠的同志來，我同他講……」信尾，我還加上一句：“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在我被關押5年9個月之後，即林彪折戟沉沙於異國他鄉2年3個月之後，毛澤東於1973年12月21日對參加軍委會議的同志說，「楊余傅事件」搞錯了，這是林彪搞的。翌年7月，毛澤東親自批准為我和余立金、傅崇碧平反，並恢複名譽。1974年5月，我從山西侯馬回到北京。周恩來在明亮的客廳里召見了我。周總理第一句話便說：“你回來不容易啊，成武！”稍停又說：“如果不是毛主席，可能沒有你了！”
我點點頭。是啊，我心裏明白，康生一夥曾提議開設特別軍事法庭對我進行審判，毛主席沒有批准。如果這個提議被通過，我是必死無疑的。
接著，周恩來沉痛地告訴我，大女兒楊毅被殘害致死的經過。並安慰我說：「戰爭年代，你多次為黨和人民的事業流血。這次，你的親人又失去了生命。仇恨要集中在林彪一夥身上！」還說：“在我有生之年，要把你大女兒的問題處理好。”周總理說到做到，在百忙之中，先後批示過3個有關妥善處理楊毅問題的文件。最後一個文件，竟是在重病不能起身，躺在病床上，聽鄧穎超念給他聽後簽發的……說這幾句話時，楊老將軍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幾分鐘後，他的心情平靜下來，說：“這就是我幾十年中與林彪接觸、交往的全部經過。今天，我還是第一次這樣比較集中地談論林彪，不知你們還滿意嗎？”
我們對楊老將軍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誠摯的感謝後，便結束了這次收穫甚豐的採訪。
